小时候，我问父亲，上海是什么。父亲说，上海是个滩。长大之后，我又问父亲，上海是什么。我父亲还是说，上海是个滩。我本以为上海是个海，怎么上海是个滩呢？父亲的回答叫人琢磨不定，成为我心中最大的一个谜团。当父亲变成一个坟堆的若干年后，我来到了上海。
这天是十一月十七日。来了之后我才明白，十一月十七日是上海开埠日。一八四三年的这一天，上海道台在洋泾浜设立西洋商船盘验所，许多到洋泾浜的人都像我来的那天一样高兴。
从西向南行狭的列车到达上海是七点二十八分，我一下火车就赶上了上海新一天的开始。品尝一个城市的早晨是有味的，赶上一个城市的早晨是幸运的。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历来把经历中的第一次都看得比较重要。我把旅途上积累了三天的浊气一次排空，使劲吸纳上海的清爽与湿润。来车站接我的是小宋。那天她英姿飒爽打扮人时，看出是打土妹。小宋费头就是一句，你走財我姐说什么了？我说，你姐让我先行一步，说不准哪天她也会来的。她问我给她带什么来了。我说，只有你喜欢吃的霉豆腐。
我不像别人出远门带着豪华的密码箱。我只带了三个纸箱，里面装满了平时换洗的衣服和我特别喜欢喝的紫阳富硒茶。我一直把茶叶看成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它维持着我的生命与活力。纸箱在列车的行李架上特别显眼，就像小商贩从外地托运的小商品一样五花大绑地捆着。小心轻放的字样依然醒目。虽然有个纸箱的一只角已被划破，可我却非常珍视它。每次停车，睡在下铺的我都要不辞劳苦地抬头一望。据说卧铺上的小偷都是高手，尤其软卧，我担心遇上一位不识货的贼把我当成有钱人偷了我的茶叶。钱是偷不走的。我装在裤衩的口袋里，紧贴着我的小腹。那是我两本史学专著的大部分收入。看着小腹无端地突起，我联想到三十年代在体内插入金条出境的走私妇女。大宋授予我这个密招，使我对现代商人的赚钱方法感激不已。
我们单位是政企合一，按事业编制对待。门上挂了四块牌子，除办事处的行政牌子外，还有三块公司的牌子。总公司在办事处领导下，设商贸公司、建筑公司和开发公司。只要国家允许的，我们都干。各种营业执照标志着我们的合法性。这种单位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品种。王主任讲，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让我当办公室主任。现在不要急于上班，给我半个月时间让我从各方面了解一下上海。我听了很高兴。我觉得对我这样有能力的人应当重用。让我管人、管事、管钱。办公室是单位的中心枢纽，当主任的就成了中心人物。有利于各方面的联系。我很看重这个。这涉及到下海后的脸面问题。我们单位租用的是浦东一家事业单位楼上楼下两层空房，大约有七百平方米的使用面积。靠着浦东南路，离南浦大桥不远。旁边几座鹤立鸡群的高层建筑与陆家嘴遥相呼应。我常常花几块钱到南浦大桥上走一遭，在心旌摇摇的胆怯中领略黄浦江的万种风情。我没有对黄浦江的历史渊源进行过详细考察，但却有种没有黄浦江就没有上海的感觉。它给人们带来灵气带来吉祥也带来财富。我在桥上展开地图，俯视申江中间地带，突然觉得，上海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一样，早已置好了场景，以坦荡的姿态等待着我粉墨登场。我不知道我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不上班，我很逍遥。阅读上海和抚摸上海将填满我半个月的轻松时光。先到南浦大桥、东方明珠和外滩。这是上海的名片。应当先读。接下来，我很刻苦地在上海兜圈子，一张薪新的地图很快分崩离析。上海的路与我到过的其他城市大不相同，如同撒落一地的火柴棍一样横七竖八。我无法记住它们的确切位置。在挤公交汽车时，售票员地道的上海方言使我茫然不知所云。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我的工具不行。我无法使用上海人使用的工具。一句很简单的话也要让人翻译才行。不用翻译的只有笑。笑是好东西，是我唯一不感到障碍的表达方式。我使用的工具所有中国人都能用，而上海人的工具只有他们自己能用。他们的舌头硬硬地抵着牙床，我不明白怎么就发出了声音。小宋鼓励我，慢慢我就会习惯的。奇怪的是上海人骂人不像骂人，倒是像说气话。这使我无法从他们的口气中判断语言的善恶，假如不看他们表情的话。我第一次听到的粗话是“侬这只浮尸”，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实际上这句话撕扯着上海人身上的一块伤疤。这得追溯到一百二十年前的那场瘟疫。一个大雪和饥荒并发的大灾之年，难民如潮，瘟疫四起，黄浦江、苏州河、洋泾浜等大小水道都漂浮着一具具发胀的尸体。整个上海滩哀鸿遍地，臭不可闻。“浮尸”成了上海脏话中最恶毒的专用语言。相比之下“瘪三”、“十三点”就无足轻重了。谁挨上“浮尸”这个词，谁就可能成为一个最可恨的人。
我有一本明代风俗画册，是我一个史学界朋友送给我的。也是我带到上海唯一的书籍，里面有明朝画家沈士充的《峰柳图》，柳枝摇曳，小船悠悠，表现了青浦一带的湖光山色和风俗民情。我让我的朋友陈雪梅陪我到青浦，去寻找幽静的田园生活。可那里再也找不到明朝遗风了。厚厚的一层现代文明，淹没了首首古老的歌。
我对上海最感神秘的不是东方明珠塔，不是豫园和人民广场，而是十里洋场。来之前我就打定主意要去那里好好看看。因此我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走了一遭外滩。这很有点走马观花的味道。我在逛了青浦之后，便带着探究的目的来到了十六铺。隔河观望那个最早叫做李家场的地方。我的面前是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汇丰、海关、沙逊、百老汇、中国银行等一座座雄浑的高楼构成的万国建筑群，一字排开。无论是欧洲宫廷式的，还是古典派文艺复兴式的，都让我陶醉不已，禁不住心跳和喉管的蠕动。我到外滩公园，把自己置于一堆历史建筑中，站在音乐喷泉旁边凝视汇丰银行大厦，估摸着以前那块禁止华人入内的牌子就插在我的身边或离我不远的地方。物是人非的苍桑感笼罩着我。这时有两个法国女郎在哇哇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她们似乎在寻找过去租界的遗迹。我以此为起点，花了整整三天时间，信步闲游，走遍了十里洋场的大街小巷。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崛起和繁荣的基地，和远东经济中心的核心部位，我产生了一种自豪感、窥视感和敬畏感。我觉得我走在上海的心脏上、亚洲的心脏上。南京路、金陵路、淮海路和中山路就是心脏上的血管，我就像一滴血一样不停地流动。疲惫在我脚下流走，流在上海滩苍茫的夜色里。我每天很晚才回到办事处，便觉得一天非常满足地过去了。
我和上海滩一见如故，就像两个朋友的最初相识一样，陌生感很快就在交流中消失。我们宿舍在办公室楼上，从正面绕到后面再上楼去。后面是一个曲径通幽的住宅小区，宿舍正对着一片杂芜的树丛，那些参差不齐的树木我叫不出名字，好像不是人工着意栽植的，而是自生自灭的那种。我站在宿舍走廊上凭栏眺望，觉得那里应当栽上许多灌木才对。那里的视角方位特别好，白天可以看到小区里行色匆匆的人们，晚上可以听到树丛中簌簌的撒尿声，人们有意无意浇灌着这片肥沃的土地，使得那些树木矮小而不干瘦，苗壮地挺着风华正茂的枝杆。人们的随意并没有破坏我对上海的整体好感，相反，这片树林无人光顾，我会觉得少了什么重要东西。陈雪梅把它称为可爱的小树林。尽管我们单位有厕所，许多人在晚上也偶尔钻到树林里去。那多少有点享受和体验生活的味道，所以可爱。我站在楼上常常如痴如醉地望着它发呆，虽然它无法跟我们家乡的大森林相比，但也可以在大都市里窥视一线乡村风景，回味小时候山野牧羊的童趣。文人常说都市放牛，我看这里放放羊还是可以的。
我在休闲十五天之后正式上班。此前我没到办公室去过。第一次在上海上班，我稍稍对自己修饰了一下，有点雄赳赳。唯一携带的是一支笔和伴我许久的茶杯。办公室侧面墙上的挂历旁贴着一张行政值班表。排在倒数第二的李昂就是我。看到自己的名字贴在上海的墙上，我有点兴奋。我把杯子放下，王主任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了，给我交待工作。他说在我们业务中，建筑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商贸。我的任务是负责内部事务。对于建筑和商贸，我可以不深入，但要了解常识。文稿起草是刘山的事。上海跟内地不同，节奏要快，效率要高，干要像干，玩要像玩，日常工作要安排妥贴。王主任说得很慢，口音浓浑，有点斯文的官气，与他高大发胖的身躯很统一。叫人觉得他说话就应当那样。
王主任的办公室有张小桌，在他办公桌对面，被一块红绸遮盖着。红绸自然下垂，如一帘帐。他在外面办公室接电话时，我偷偷地撩开红绸看了看，小桌上竟是菩萨和财神。前面的香炉碗里有满溢出来的香灰。它给屋里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王主任爷爷的父亲是上海的猪仔，祖籍长安。一百多年前他与众多的难民一道来到上海滩，企图在上海摸出一条生路，但没想到却被一个洋人当成了猪仔。那一年人贩子异常猖獗。当他明白自己马上要出洋变成苦力时，已来不及后悔了。他和众多的猪仔被安排在马达轰鸣的洋船上，洋船已从外滩的码头离岸。他心里一急，就大呼小叫地闹着要下船。这个祖宗属于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种人，给他人血馒头也会吃的。之所以要下船，是看到老婆在岸上向他招手告别，他想这一走是活是死都难说，老婆孩子怎么办？便闹着要下船去。谁知他被一阵闷棍暴击后推下了黄浦江。在岸上的王主任父亲的奶奶差点没跳下江去，对着丈夫落水溅起的浪花绝望地张着大嘴。那年头上海滩死个人是常见的，满城难民风餐露宿，谁也说不准哪天会变成一具浮尸。所以悲伤就像打针一样瞬间即逝。他父亲的奶奶从此守寡，依靠乞讨回到了陕西，抚养家中两个瘦得皮包骨的孩子。于是就保持了王家种族的延续。我们单位所有人跟上海滩都没什么关系，就只有王主任跟上海有这么点瓜葛。论及起来，他父亲的爷爷应当算是中国打工族的先驱。所以王主任在谈及这桩古事时完全没有悲伤，而且多少有点自豪的成分。
这点“城南旧事”在我脑海里像根一样扎得很深，使我对外滩有了特别的关注。甚至有时也想，说不准我的祖宗也在上海滩泡过，或者做了一辈子洋人的苦力，只是我不知道罢了。实际上我们祖宗的许多故事都没给我们流传下来。如同现在我来上海滩，一百年后我的子孙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身上不一定有值得流传的东西。能够流传的东西多少得有点价值。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创造着能够流传的东西。
于是我很看重这份工作。我想从此开始，我的生活将打上上海的烙印，上海将在我的心目中得到最真切的感受。我向我的家人和朋友写信，告诉他们我已上班，我已告别了我向来珍爱的史学，我已一本正经地下海了。
我第一次到邮局寄信时，遇到了一位叫“高梁地”的陕西人。陕西人在上海的很多，引起我兴趣的是他的名字。他正在填写汇款单。我在寄信时忘了带笔，快件的尾部要写上寄件人名字的。我在向他借笔时看到了“高梁地”三个字。我们攀谈了起来。这位小伙子住在刘邦称帝的地方，在汉中南郑县。他以前是信用社会计，因经济问题受了处分，一气之下来到上海。他身上带着一万多块钱，是他参加工作以来的全部积蓄。家里有位退休的母亲。他尽管还没找到工作，但每个月照样给母亲寄五百元钱。一是要安慰母亲，让母亲放心；二是要表明他是个有能耐的人，到大上海照样能挣钱。每个月的五百元钞票艰难地支撑着他的面子。他信心很足地说，总有一天他会衣锦还乡的。
我将信将疑地笑了笑。分手的时候我给了他一张揉皱了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