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我们为何需要焦虑

第1章　焦虑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斯科特·帕拉津斯基博士和他的航天飞机机组成员在离开地球大气层的途中以每小时1.75万英里[1]的速度飞驰。他们的目的地是国际空间站，一个科学中心，一块探索太阳系的垫脚石，以及人类有史以来送入太空的最大建筑物。对许多人来说，国际空间站代表人类成就的巅峰。

2007年执行这项任务时，斯科特已经是有过4次航天飞机飞行和数次舱外活动（即太空漫步）的老手了。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退休后，他成了第一位既在太空飞行过又登上过珠穆朗玛峰的人。他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但在这次任务中却承受了额外的巨大压力。因“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航天器在重新进入大气层时解体并导致7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此任务已被推迟了3年。

然而，对斯科特和他的团队来说，这项任务值得去冒潜在的危险。他们要交付和安装国际空间站的一个关键部件，该部件将连接及统合在国际空间站内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空间实验室，为其提供额外的动力和生命支持，并显著地扩大其规模和性能。

新部件的安装与原有设备的常规维修进行了一个星期后，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斯科特和一位同组成员刚刚安装了两个巨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板首次被打开和伸展时，一根导线被卡住了，导致电池板上出现了两条大裂缝。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这种损坏使电池板无法完全展开，从而无法产生足够的能量来发挥功效。

为了让斯科特修复被撕裂的太阳能电池板，该团队不得不临时装配一条特别长的系绳，将斯科特悬吊在吊杆的末端，然后将他的脚固定在国际空间站的机械臂末端。他被吊在吊杆上，花了45分钟才沿着机翼移动了90英尺[2]，到达受损的面板。他竭尽所能切断了被卡住的电线，并安装了稳定器来加固结构，他以前做外科医生时掌握的技能起了大作用。

经过令人紧张的7个小时的修复，任务圆满完成。当修复后的电池板成功地全部展开时，国际空间站上的机组人员和地球上的团队爆发出欢呼声。一张斯科特像是飘在发光的橙色太阳翼上的照片，成为无所畏惧的太空探索的标志性形象。据说，他的这一成就，正是电影《地心引力》中主角不畏死亡修复航天器这一场景的灵感来源。

在他的这番著名壮举发生近8年后，我非常荣幸地与斯科特在纽约市鲁宾艺术博物馆《脑波》（brainwave）节目的舞台上进行了交谈。他身材高大、发色金灿、身强体健，看起来像一位典型的20世纪50年代左右的美国英雄。他也很有风度，面带轻松的微笑和真诚的谦逊。

我问斯科特，那天他是如何保持冷静的，在他与浩渺太空之间只有一件太空服。肩负着完成任务的使命，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他的答案是焦虑。

焦虑和恐惧

想必我不需要告诉你什么是焦虑。

焦虑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绪，自智人直立行走以来，它就一直伴随着我们。焦虑会激活我们的神经系统，使我们忐忑不安，感到紧张，胃里翻腾，心跳加速，思绪如潮。这个词（指anxiety）来自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意思是“窒息”、“痛苦地紧缩”和“不安”，这表明它不仅令人不快，而且伴有强烈的生理和情绪反应——我们如鲠在喉，身体僵硬，头脑迟钝，无法决断。直到17世纪，这个词才在英语中被普遍用来描述我们今天理解为焦虑的一系列想法和感觉：对结果不确定的情况的担忧、畏惧、忧虑和紧张。

通常情况下，你知道自己为什么焦虑：你的家庭医生打电话来，说要为你安排一次活检；你即将上台，在500个陌生人面前发表事关职业前途命运的一次演讲；你打开国税局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你他们正在审查你的纳税申报表。[3]其他时候，我们的焦虑更加难以捉摸，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或焦点。如同一个持续报警的警报器般令人抓狂，这种自由漂浮的焦虑感告诉我们有地方出问题了，但我们却找不到蜂鸣声的来源。

无论是一般的还是具体的，焦虑都是我们在坏事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时的感觉。它有两个关键成分：身体感觉（不安、紧张、躁动）和想法（忧虑、畏惧、担心危险即将来临）。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焦虑一词的词源是“窒息”。我该去哪里，我应做什么？如果我左转或右转，情况会更糟吗？如果我闭门不出或彻底消失，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体验到焦虑时，不仅身体上有感觉，而且认知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焦虑时，注意力会集中，变得更加专注并注重细节，往往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积极的情绪则恰恰相反：它们会扩大我们的关注点，使我们了解大致情况而非细节。焦虑也常会让我们的思维发生变化，担心出现不好的方面并准备应对。

虽然畏惧通常主导着我们的焦虑体验，但当我们有欲望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焦虑。我急切地想登上飞机，去享受久违的海滩假期，最好没有航班延误或下雨阻挡我！这种焦虑是对渴望的未来的兴奋战栗。然而，我并不急于去参加一年一度的节日派对，因为那里肯定有一帮常客在豪饮，我知道自己在那里不会玩得开心。但是，无论我们的焦虑是出于畏惧还是兴奋，我们只有当期待并关心未来的情况时，才会变得焦虑。

那么，为什么焦虑与恐惧不一样呢？我们经常交替着使用这两个词，因为二者都会引起不安，并引发或战或逃反应——肾上腺素飙升、心跳加速和呼吸急促。焦虑和恐惧都会使我们的思维进入类似的状态：注意力格外集中、细节导向以及随时准备做出反应。我们的大脑已做好准备，我们的身体也已经准备好迅速采取行动。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

有一天，我正在阁楼的一个旧箱子里匆忙翻找。我的手突然碰到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有温度，还在动。我以超乎自己想象的速度把箱子推开并向后跳了一步。对人类惊吓反应的研究表明，我只用了几百毫秒的时间就做出了反应。我的心在狂跳，出了一身冷汗，而且绝对比前一刻更清醒和警觉。结果发现，箱子里的生物是一只小鼠。

我对那只小鼠的反应是恐惧。

其实，我不害怕小鼠。我认为它很可爱，而且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认为小鼠会咬我，然而，我的恐惧反应并不在意这一点。恐惧反应并没有兴趣讨论小鼠的优点或可爱之处，以及我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快往后跳。但这是一件好事，如果箱子里的生物是一只蝎子，我的本能反应就会派上用场——就像我的手在触碰到一壶沸水后会本能地抽走，保护我不被进一步烫伤一样。

我的恐惧是本能的，就像那只小鼠一样，它也本能地在箱子里飞快地转圈，然后僵在角落里以免被发现。我和小鼠都绝没有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焦虑。危险就在眼前，所以我们都自动且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来应对它（尽管后来我承认了让一只啮齿动物在我的房子里乱窜给我带来的焦虑，并把它迁到了附近的田地里）。

当然，人类的情感生活远比本能的恐惧、愤怒、悲伤、高兴和厌恶复杂得多。情感科学将这些本能情感视为基本情绪。一般认为，这些情感源于生物性，其表达具有普遍性。动物像我们一样具有这些情绪，表明这些感受非常基础。

此外，还有复杂的情绪，包括悲伤、遗憾、羞愧、仇恨，当然还有焦虑。基本情绪是复杂情绪的组成部分，复杂情绪超越了本能；它们不那么自动，且我们更有望通过思考来战胜这些情绪。当我下次把手伸进阁楼的箱子里时，我可能会感到焦虑，会想我是否会碰到另一个毛茸茸的朋友，但我可以安慰自己这不太可能。动物可能不会像人类那样经历复杂的情绪，比如焦虑；小鼠没有能力去生动地想象，未来可能会有一只巨手毫无征兆地出现，把它从安全的巢穴中揪出来。假如它这样想了，那它简直是鼠中的让-保罗·萨特[4]，一边退回到它的独居箱中一边抱怨“他鼠即地狱”[5]，一边等待下一只手降临，一边与生存焦虑做斗争。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它再见到手，它会想起与我相遇时的恐惧，而一旦它逃到一个温暖、安全的角落，它将不再害怕。

恐惧是对当下真实危险迫切、确切的反应，威胁一旦过去，恐惧也就结束了。焦虑是对不确定的、想象中的未来的担忧，以及使我们保持高度戒备的警觉。焦虑发生在各种中间地带：在得知坏事可能会来之后、实际到来之前；在为了逃避危险而制订计划和无法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之间（至少动物还能做出或战或逃的行动）。我们只能等着收到自己的活检结果，看看国税局的审查人员是否发现了任何违规行为，或者听到自己的演讲后响起的是热烈的掌声还是漫不经心的掌声。焦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正被缓慢而无法阻挡地拉向一个可能快乐也可能不快乐的未来。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焦虑令人难以忍受。

不同程度的焦虑

日常的焦虑不足为奇，我们都经历过忧虑、担心，甚至有时会瞬间觉得惶恐不安。但焦虑不是一个二元命题，并非像一个或开或关的电灯开关。相反，你可以想象一个调光器在上下滑动，有时很快就亮了，其他时候几乎完全没有光。低水平的焦虑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注意到它。当我们开门迎接新老板时，或者当我们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却看到外面下起了雪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突然间，我们密切关注着一些自己很不愿去想的事情，但这种感觉一般也就持续一两分钟。一旦我见到新老板，我很快就能感觉到她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焦虑就消退了。当我开车回家时，看到道路仍然畅通无阻时，我的忧虑就减轻了。一旦我们感觉到事情将如何发展，我们的轻微焦虑就会消失，如同晨雾被太阳的温暖一扫而光。

当我们沿着焦虑的标尺从左向右移动时，焦虑感变得更加强烈，我们的注意力变成了隧道视觉，担忧真正开始了。让我们来看看那个“远古的恶魔”，即对黑暗的恐惧。这并非恐惧，而是焦虑。与夜行动物不同，人类对黑暗的反应是对可能埋伏的看不见的危险感到担忧。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是贯穿人类历史的最基本隐喻之一。我们可以想象，在史前时代，夜灯——比如小火苗——就可能是一种热门商品，因为我们对隐藏在黑暗中的危险非常焦虑。

当我们沿着标尺继续移动时，最常见的中度焦虑形式之一是社会性的，即害怕别人的评判和负面评价。听众会怎样看待我的演讲？我的员工绩效评价会顺利吗？人们会嘲笑我笨拙的舞姿吗？即使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我们中的许多人在上台前也会感到紧张。有时，当我们看向观众时，只会看到一个家伙在后面睡着了，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他人都在微笑和点头表示赞赏。

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内，我们可能会从轻微的担忧转为高强度的恐惧，然后再降至放松，甚至达到禅修般的平静。尽管高度焦虑会让我们感到无法控制，但它仍然只不过是标尺上的一个点，所以我们通常可以把它调回来，回到自己的舒适区。

这是因为焦虑本身（担心、恐惧和紧张，对不确定性的苦恼，甚至是过度的恐慌）并非问题所在。问题是，我们用来应对焦虑的想法和行为如果不当，会使它变得更糟。当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时，焦虑就会开始带我们走向焦虑症。但焦虑和焦虑症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焦虑和焦虑症之间最关键的区别被称为功能障碍，简而言之，即焦虑妨碍了生活。焦虑情绪起伏不定，有时难以察觉，有时令人痛苦。但是根据定义，焦虑症涉及的问题远非暂时的痛苦。对焦虑症患者来说，这些感觉会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感觉往往会越来越严重。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感觉常常干扰我们追求自己最珍视的东西，如家庭生活、工作和与朋友相处的时间。这种对我们日常活动和幸福感的长期损害是焦虑症的必要条件。

以尼娜为例。30岁时，她已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从事婚礼和肖像摄影。她早就知道，在镜头后而不是镜头前，看别人而不是被人看，她会觉得更舒服。然而最近，她天生的羞涩已经变得难以控制，使她无法接待新客户。她开始相信自己在人们面前笨手笨脚、浑身发抖、汗流浃背和反应迟钝，而她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是这样的人。当她开始无法正常工作并因此陷入经济困境时，她决定尝试治疗。作为治疗的一部分，治疗师让她参加一个实验，并用摄像机录制实验过程。

首先，尼娜要把治疗师看作一个正在寻找婚礼摄影师的潜在客户。治疗师要求她像对待一般新客户那样与自己交谈。在谈话过程中，她也要有意识地做一些她在面谈时通常会做的减缓自己焦虑的动作：低头并避免目光接触，同时紧紧握住她的相机或其他物品，以防自己发抖。

之后，尼娜和她的治疗师将重新开始面谈，但尼娜要做出一个关键的变化：这次不再低头，而是始终保持与对方的目光接触，并将双手放在膝盖上，而不是紧握着什么东西。

在开始实验之前，尼娜的治疗师问她，在0—100分的范围内，她认为她的发抖程度会是多少。尼娜认为是90。治疗师又问她觉得自己看上去会出多少汗，她听起来会有多蠢，尼娜再次肯定地认为两者都是90。她预料自己会精神崩溃，根本不会有人愿意雇用她来记录一个特殊的日子。

在表演了两个版本的对话并观看了录像后，治疗师问尼娜：在0—100分的范围内，她在镜头前的实际表现如何——她是否像她预想的那样发抖、出汗和愚蠢？尼娜惊讶地发现，虽然在实验的第一部分她看起来确实很紧张，但她完全没有发抖，也没有出汗，而且声音听上去很正常——也许并不完美，但绝对不愚蠢。当尼娜观看实验的后半部分时，也就是她与人对视并且没有紧握相机的部分，她不禁注意到自己突然显得十分专业与自信：她面带微笑，谈吐得体，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这并不是说尼娜不紧张。她的确紧张。但是，一旦她不再表现得像个废物，不再移开视线，也不再死死紧握住相机不放，她也就不觉得自己很没用了。这是因为她不再依赖那些无意中使她的焦虑加剧的应对方式。

如果改变几个关键的行为和观念确实有助于减轻焦虑的痛苦，甚至缓解阻碍型焦虑[6]，那么为什么焦虑症会是当今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为什么焦虑症明显地不断增多，迅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卫生危机？

如果这听起来像是夸大其词，那就看看统计数字吧。在哈佛大学进行的一项大型流行病学研究1，采用诊断性访谈和生活障碍评估相结合的方法，显示美国每年近20%的成年人——逾6 000万人——罹患焦虑症。每年约有1 700万人患有抑郁症（第二位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近一半的人也被诊断患有焦虑症。在一生中会患有一种或多种焦虑症的美国人的数量2跃升至令人震惊的31%——超过1亿人，其中包括青少年和儿童。许多人寻求治疗，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显示出持久的变化，即使在接受黄金标准治疗（如认知行为疗法）时也是如此。女性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一生中被诊断患有焦虑症的女性几乎是男性的两倍。

美国界定了9种不同的焦虑症3，这还不包括与创伤有关的疾病，如创伤后应激障碍，也不包括强迫性障碍，如强迫症。一些焦虑症，如恐惧症，主要涉及躲避害怕的对象和情况，如恐血症（害怕血液）和幽闭恐惧症（害怕在封闭的空间里）。其他类型的焦虑症涉及强烈的身体恐惧症状，如惊恐发作——一种突然发作的颤抖、出汗、呼吸急促、胸痛以及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即我们很多人认为心脏病发作的那种感觉。其他类型的焦虑症患者，如广泛性焦虑症患者，常常忧心忡忡，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注意力，也会回避过去喜欢的场合，并难以在工作中集中精力和好好表现。

卡比尔在15岁时第一次出现了强烈的焦虑迹象。起初，他只是害怕在课堂上发言。在一次演讲前的几天里，他一直担心，睡不着觉，也不好好吃饭。他担心得要命。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旷课的天数越来越多，成绩也越来越差。不久，这种极端和持续的担心甚至出现在校园以外的情况中，例如当他被邀请参加聚会或参加游泳比赛时。只过了几个月，他便不再做这两件事，并与他为数不多的朋友绝交。到了年底，他出现了全面的惊恐发作，心悸和窒息感非常强烈，以致他确信自己心脏病发作了。

根据诊断标准，卡比尔从高度焦虑情绪发展为同时具有社交焦虑、广泛性焦虑症和恐慌障碍。不管是什么标签，他被确诊不是因为他感到强烈的焦虑和担心，而是因为他不能再去上学、参加活动或结交朋友。他应对担心和焦虑的方式已经妨碍了他生活的能力。

对被诊断为焦虑症的人来说，关键问题不仅仅是他们体验到强烈的焦虑，而是他们所掌握的用来降低这些感觉的工具是无效的——卡比尔的情况就是如此，他通过吃不好、睡不好、待在家里不上学、放弃运动以及与朋友断绝来往这些行为来应对焦虑。他采取的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为了避免或抑制焦虑，最终只会使焦虑变得更严重。换句话说，尽管焦虑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有用的情绪，但焦虑症的症状比无用更糟糕，它们会严重妨碍你。

因此，我们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主题并不是焦虑，而是应对焦虑的方式。

可以把焦虑想象成一个烟雾报警器，警告我们的房子着火了。如果我们不跑出房子并给火警打电话，而只是无视警报，拆下电池，或者避开屋里警报最响的地方，那会怎样？我们不去理会警报器提供的关键信息——哪里有烟，哪里就可能有火，而是想象警报没有发生。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从警报中受益并将火扑灭，而只是在希望和祈祷房子不会被烧毁。这并不是说倾听焦虑总是很容易。强烈而持久的焦虑会压制我们的能力，使我们无法感知它可能为我们带来的有用信息。或者，反之，我们不去倾听它，因为我们已经断定，在生活中完成事情的唯一方法就是经常经历焦虑引发的肾上腺素飙升。然而，当我们相信焦虑是值得倾听的，当我们审视它而非排斥它时，我们就可以打破这种不健康的循环，并认识到某些应对焦虑的方式会把焦虑感降低，而其他方式——尤其是忽视它——则会把我们的焦虑情绪激发到应付不来的高度。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时，房子已经着火了。

当然，并不仅仅是应对焦虑的困难导致了阻碍型焦虑。在许多情况下，长期持续的压力和逆境的经历起着巨大的作用。生活有时并不轻松，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感到强烈的、无法遏制的焦虑。然而，说我们正处于如何应对焦虑的危机之中，并没有否定这一事实，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焦虑，能够换一种方式应对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倾听我们的焦虑——相信它告诉我们的东西可能有智慧——是找到解决方案的第一步。

相信我们的焦虑是值得倾听的，这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容易。想象一下，你正在竞选一个政治组织的主席。你的任务是发表竞选演讲。你有3分钟的时间准备你的发言，之后你将发表3分钟的演讲。你将在一组评委面前演讲，你的表现将被录像，并与其他候选人的演讲视频进行比较。

如果你被诊断出患有社交焦虑症，说明你生活在恐惧中，担心别人会如何评价你。你对自己已经很苛刻了，甚至试图想一想自己的优秀品质都会让你感到不舒服。所以，这整个经历听起来就像一种折磨。

当评委们注视着你时，他们什么都不做，只会皱眉，双手抱臂，摇头，并表现出其他令人沮丧的非语言反馈。在感觉像是永无止境的情况下，你的演讲终于结束了。当然，你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但你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你被告知要在同一组评委面前做一道棘手的数学题：你必须从1 999开始，说出每次减去13的差值，要大声数，越快越好。每当你停顿时，评委都会大声指出：“你数得太慢了。请加快速度。你还有一些时间。请继续。”每当你失败时，就有人说：“数错了。请从1 999重新开始。”即使是对自己的数学能力有信心的人也会感到紧张。

这场“小型酷刑”实际上是一项著名的研究任务，被称为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4。这项实验是在40多年前开发的，它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会产生压力和焦虑，但如果你正经历社交焦虑，这项任务则是一种尤其痛苦的经历——你的心脏会怦怦跳，呼吸会变快，胃里翻腾，语无伦次。有理由认为，这些迹象表明你没有很好地应对这一挑战。

但是，如果在做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之前，有人教你预测自己的焦虑反应，并告诉你，这些反应实际上是你精力充沛并准备面对未来挑战的迹象，那会怎样呢？你会被告知，焦虑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祖先生存而进化来的，将血液和氧气输送到我们的肌肉、器官和大脑，使它们以最佳状态工作。你如果还不相信的话，可以阅读一些相关的科学研究报告，其中记录了焦虑的众多积极方面的证据。

如果你在经历可怕的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之前就先了解到了这一切，你的处理方式是否会有所不同？

2013年，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回答了这个问题5。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社交焦虑的参与者了解到焦虑的好处，那么他们感觉到的焦虑程度更低，自信程度更高。他们对焦虑的生理反应的差异更是引人注目。通常情况下，当我们经历高度的焦虑和压力时，我们的心率加快，血管收缩。然而，一旦研究参与者认为焦虑给他们带来的生理反应是有益的，他们的血管就会更放松，心率也会更稳定。他们的心脏仍在怦怦地跳，因为无论你事先做了什么，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都是一种压力，但他们的心跳更类似于我们勇敢地迎接挑战、在任务上专注且投入时的健康模式。

这项研究表明，只要改变我们对焦虑的看法，认为它是有益的而非一种负担，我们的身体也会随之顺应并相信它。

问题和解决方案

在这个出现疫情、政治极化和灾难性气候变化的时代，我们许多人对未来感到焦虑不安。为了应对，我们已学会了像对待任何其他疾病一样看待焦虑：我们想要预防它，避免它，并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科学家们对焦虑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为什么对阻碍型焦虑——焦虑症——的预防和治疗没有跟上身体疾病预防和治疗的步伐？显然，数百本书、数千项严格的科学研究和30种不同的抗焦虑药物都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为什么我们的心理健康专家会如此失败？

事实是，我们的思路反了。问题不在于焦虑，而在于我们对焦虑的信念阻止了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处理好它，甚至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正如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实验中的参与者所了解到的那样。而当我们的信念使自己的焦虑更严重时，我们有更大的风险步入通往阻碍型焦虑甚至焦虑症的道路。

当斯科特·帕拉津斯基进入太空时，他全神贯注，意志坚定，正是焦虑让他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航天任务中是否真的会遇到危险时刻，他自己也不清楚，但焦虑使他在任务还没开始之前就做好了准备。他知道，失败的结果是可能的，胜利的结果也是可能的，因此他训练了几个月，提升了自己的技能，并加强了与他的团队间的信任。

焦虑可能是有害的、破坏性的，有时是可怕的。同时，它也可以是我们的盟友、有益的情绪和灵感的来源。但是，为了改变自身的想法，我们必须打破并重建自己对这种情绪的认识。这将需要一段旅程，从学术殿堂到世界剧院，从中世纪炼狱之苦的布道到疫情封控期间的生活，从我们对手机的不停滑动到我们的餐桌。

如果焦虑如此有益，为什么人在焦虑时会那么不舒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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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2]1英尺≈0.3米。——编者注

[3]美国国税局一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审查税表：随机选中，或者相关文件被发现有问题。大多数情况下税表是不会被审核的。因此，虽然可能只是被例行抽中而已，但也不排除是税表出了问题，可能会被罚款，所以会导致焦虑。

[4]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5]萨特的一句名言“Hell is other people”，大意是说他人的存在是自己存在的参照，正是因为有他人的存在，人才会不断地拷问自己，所以说“他人即地狱”。

[6]焦虑可分为促进型焦虑和阻碍型焦虑，前者使学习者产生动力，促进他们向新的学习任务挑战，并努力克服自己的焦虑情绪，而后者会使学习者逃避学习任务以切断焦虑的源泉[Alpert， R.， ＆ Haber， R. N. (1960). Anxiety in academic achievement situ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 207-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