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宗教改革者

比姆拉奥·拉姆吉·阿姆倍伽（Bhimrao Ramji Ambedkar，1891—1956）是印度宪法的起草人，重要的是，他也是贱民的领袖。1956年10月14日，他站在那格浦尔市（Nagpur）近50万人的人群面前，宣布放弃生来就信仰的印度教，改信佛教。现场大多数人效仿阿姆倍伽的做法，使这次集会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皈依活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300多万贱民通过皈依佛教，快速摆脱了把他们置于印度社会最底层的种姓制度。196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印度的佛教徒人数在10年间增加了1 671%。

在这个给世界贡献了佛陀（约公元前563—约前483年）的国家，到20世纪中期，除了遥远的佛教王国拉达克（Ladakh）和印度东北部的少数社区外，佛陀的追随者几乎灭绝了。阿姆倍伽在印度复兴佛教，这既是一种宗教和道德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皈依佛教之前，他发展了一种名为“中乘佛教”（Navayana Buddhism）的新教义，摒弃了弃世、重生和出家等概念，但保留了慈悲和平等的概念，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社会行动主义。

阿姆倍伽对佛教的改革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激进。当佛教第一次出现在印度时，它就是对严格正统的吠陀婆罗门教的一种反对。任何一个人，无论信仰、无论社会阶层、无论性别，都可以自由地追随佛陀。

佛陀本名乔达摩·悉达多，大约于公元前563年出生于尼泊尔南部的王室家庭，约80年后去世。佛教传说将佛陀的诞生归因于神的干预：他的母亲摩耶夫人（Māhāmāya）梦到一头象征着王室威严和权威的大白象进入她的身体。后来悉达多从她的右腋下降生，却被半人半神的提婆（devas）拉开的金网接住。他环顾四周，宣告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当被问及如何解释这一奇迹时，圣贤们发现了这个孩子的手和脚上有轮子的印记，并预言他长大后会成为一位强大的国王或伟大的宗教导师。

公元前1千纪的中期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期，不仅在印度，在其他文明世界也一样。在中国，孔子在阐明他的教导；在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正在探索真理的概念；而在近东，希伯来先知正在传播《旧约》的教义。

在印度，雅利安人的游牧、半游牧的部落社会正在让位于以城市为中心、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出生率飙升。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将印度描述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部落为中心的共和国和区域性王国开始出现。其中面积最大的是位于现代北方邦东部的拘萨罗王国（Kosala）和位于现在比哈尔邦的摩揭陀王国（Magadha）。通过向温顺的臣民征税，这些王国的统治者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和高效的国家结构。统治者的力量不再依赖于他的吠陀婆罗门顾问提供的超自然帮助，而是依赖于他的政治技巧和强大的军队。

新形式的异端也在深入人心，它们拒绝《吠陀经》的权威和婆罗门的社会支配地位。对于非婆罗门来说，印度教的很多内容都是不可理解的。《吠陀经》的颂诗很复杂，其教义与日常生活几乎毫无关联。吠陀诸神无法与当地的自然和生育神相竞争，这些当地的神长期以来被供奉在路边的小神殿里。祭祀仪式（尤其是那些涉及动物屠宰的仪式）被边缘化了，婆罗门教权威的基础也随之被边缘化了。种姓制度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受到质疑，地位较低的人涌向拒绝吠陀时期严格等级制度的新教派。

《奥义书》是公元前800—前300年编纂的一套吠陀文献，它提出了生死轮回（saṃsāra）的概念。《奥义书》曾宣扬灵魂转世的形式取决于个人的行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涅槃（nirvāṇa）可以使人从重生的循环中永久解脱。这样的想法催生了对救赎之路的必然追求。出家将成为一系列新宗教的基础，这些宗教对印度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寻求救赎，抵抗婆罗门的仪式主义和排他性，苦行僧和托钵僧在恒河平原的广袤森林中流浪。他们常常赤身裸体，头发乱蓬蓬的，比赛谁更能吃苦，同时在寻求新的皈依者时相互质疑对方的宗教资格。这种形而上的抗议和反抗文化催生了新的信仰，这些新信仰抛弃了婆罗门教的教义，并声称拥有神圣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