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一个男人为女性争取权利是件不同寻常的事。我知道这一点。与朋友交谈时，在社交场合，偶尔在专业会议上，我都能感受到这一点。我注意到人们脸上困惑不解的表情。有时我也会遇到他人的敌意，不管是公开还是暗地里。有些人觉得我的选择令人生疑，甚至是一种威胁。

我记得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在刚果和欧洲出席的宴会上，轮到我谈论我的工作时，我会解释说我是一名妇科医生，经营一家专门治疗强奸伤害的医院。我为女性权利而战。等我说完，整个餐桌都会安静下来，或者有人会礼貌性地问一个后续问题，然后便转换话题。

在这些尴尬的沉默时刻，我也能从其他客人眼中看到同情。我想象他们的心理活动：这是多么糟糕的工作，这得与自己的身份做怎样的抗争啊。我采取了一个策略，我会强调我的婚姻很幸福，我也有自己的孩子，仿佛这样会让我看起来更“正常”或更容易理解一样。

回去后，我会躺在床上或酒店房间里，怨恨自己竟然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护。那些因为出身、身份或自身经历而深感不“合群”的人，不会对这种感觉感到陌生。

有时候我周围的人会更直言不讳。我记得与一个老朋友的一次谈话，他是我同学，后来在我们省从政。许多年过去了，他的话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他曾经这么对我说：“我觉得自从你从事与性暴力有关的工作，你就开始像个女人一样思考问题了。”虽然这本该是句赞美的话，但说话人的意图并非如此。

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斯蒂芬·刘易斯[1]的著作，发现他从事的工作时，我感到的那种宽慰和亲切。刘易斯是一位加拿大外交官和活动人士，一直不知疲倦地为非洲艾滋病患者和女性权利奔走。他让我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别的男性与我志同道合。我现在把他视为一个亲爱的朋友。

你可能认为，在照顾和治疗性暴力幸存者20年之后，我不再需要解释我的选择了，但你错了。不仅仅是男人觉得这难以理解。

几年前，我在纽约与联合国一位高级官员会面。她同意接待我和在我的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从事妇女权利和解决冲突工作的一些活动人士。我们到了她所在大楼高高的楼层上，有人领我们去她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巨大的会议桌，从这里可以俯瞰东河（East River）到皇后区（Queens）和布鲁克林（Brooklyn）的非凡美景。

一个咄咄逼人的问题把我弄了个措手不及。“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刚果女性，来这里谈论刚果女性权利？”坐在桌旁的主人厉声问我，“难道刚果就没有女人为自己发声吗？”

我去那里正是为了请求联合国支持促进刚果女性发声的倡议。我的医院和基金会帮助幸存者们找到团结的力量，并支持个人发展公开演讲和倡导的技巧。在本书中，你会看到许多这样鼓舞人心的女性。

可能有人会说，这位联合国官员对一个试图为自己在一个属于女性的平台争取一席之地的男人保持警惕没有错。这个问题正当合理，我也一直乐于解答。

每当在晚宴上或联合国办事处有人质疑我时，我都会提及我的核心信念。我捍卫女性权利，是因为她们与我平等，是因为女性权利就是人权，此外，我对人类同胞遭受的暴力感到愤慨。我们必须共同为女性而战。

有些人因为被边缘化，没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的职责一直是让大家听到她们的声音。我站在她们身边，而不是站在她们前面。

你们将会在本书中读到，在很多方面，我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和活动家纯属偶然。我的人生道路没有什么是注定的。我的初衷是成为一名医生，这对一个出生在窝棚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远大志向了，当时的刚果还是比利时的殖民地。但我的生活受到了我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影响，尤其是受到1996年以来在世界各地冷漠的注视下一场蹂躏刚果特别是刚果女性的战争的影响。

时势迫使我成为一名治疗强奸伤害的专家。我遇到和治疗过的病人的故事促使我加入一场更大的斗争，去反对妇女遭受的不公和残酷的对待。她们对我基层活动的认可让我有机会写下这本书。

我的人生与饱受战争蹂躏的刚果交织在一起。刚果动荡不安、冲突不断的历史迫切需要被更广泛地理解。过去25年的动荡造成500多万人死亡或失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致命的冲突。自1996年以来，这场冲突一直在持续扩散，没有得到解决。我写下刚果的悲剧，希望西方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家们重新参与进来，为刚果人民迫切渴望的和平正义而努力。但我从未写过自传，更不用说一本试图全面解释刚果战争的书了。

这本书向所有女性力量致敬，尤其是抚养我、教导我、激励我的女性。正如你们将在第一章中看到的，我从最开始讲起，讲述那个冒着生命危险、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把我生下来，几天后又将我从病魔手中抢救出来的女人。我的母亲为了我们几个儿女操劳一生，她在生我时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敢更是无与伦比。她塑造了我的人生态度，推动我（有时也运用慈母的操控艺术）去追求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她是我的第一个英雄。

除了我母亲，书中还有许多女性，她们的勇敢、善良、坚韧和气魄都感动和鼓舞了我。她们中有活动人士、律师、学者，也有我的病人，还有我在刚果多年工作期间以及访问韩国、科索沃、伊拉克、哥伦比亚和美国等地遇到的性暴力幸存者。

这本书的背景可能有些黯淡，因为书中许多女性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一样，都被暴力的阴影所笼罩。但她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束光，都是鼓舞人心的力量，展示了人性最美好的本能——爱他人、保护他人、与他人分享——是如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她们是我坚持了这么久的理由，也是我没有失去信念和理智的原因，即使在我面对邪恶暴力的后果几乎招架不住时。

在进一步深入之前，我想解释一下我在本书中选择使用的措辞。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因为我们用来描述经历性暴力的人的术语和标签意义重大，但总是不完美。你会注意到，我用“病人”“受害者”和“幸存者”来描述本书中的许多女性。

“病人”（patient）一词最为中立，无须解释。我治疗过的每个人都是病人。

“受害者”（victim）这个词更麻烦，因为它与“软弱”联系在一起，容易引起他人同情。它会使主语听上去被动、脆弱，而且它与victor（胜利者）有相同的拉丁语词根，是victor的反义词。

“幸存者”（survivor）一词已经成为指代所有遭遇过性暴力的人的常用词。这个词更加主动、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然而，一些女权主义作家发现这个词也有问题，她们认为该词将强奸等同于改变人生的创伤性事件，比如谋杀未遂或飞机失事。它还强化人们的期望，使人们认为女性已经从这种经历和伤害中走了出来，而事实上她可能并不这么觉得。

我尝试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在感觉最合适的情形下使用这些不同的标签。我的很多病人来的时候都是受害者，她们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她们遭遇了最严重的性侵，而且常常差点丢了性命。在那些最初的时刻，似乎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那些被殴打、轮奸、枪击、致残或挨饿的女性。

但我们的目标是利用她们自身的内在力量，努力把她们变成“幸存者”——在这个词最准确的意义上。我们希望让她们感觉已经战胜了苦难。袭击她们的人可能想夺走她们的性命，或者毁掉她们的尊严，但我们尽一切努力帮助她们恢复身心健康。如果一个女人来医院时感觉自己是受害者，我们希望她离开时能带着幸存者的自信。这个过程是我们潘齐医院工作的精髓。

我花了数年时间与幸存者们交谈。她们对我表现出极大的信任，向我吐露她们经历的私密细节、她们的感受、她们的恐惧和希望。这常常是令人痛苦的工作，但作为一名活动家，驱使我前行的是这样一种信念：这一切苦难能带来一些积极结果。为了那些幸存者，也许我能为让世界成为一个对女性更安全的地方做出贡献。

关于本书中讲述的病人故事，病人的名字我几乎全部换掉了。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她们的隐私，另一方面是尊重医患保密协议，这是我身为医生的基本原则。

本书后几章从我作为一名在冲突地区工作的医生以及一名走遍世界各地倾听女性声音的活动家的角度，阐述了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方法。我鼓励大家去刚果这个有时仍被称为“世界强奸之都”的国家四处看看，把它作为一个了解全球性暴力灾难极端情况的窗口。性暴力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世界各地的家庭、企业、战场和公共场所都有发生。

经验告诉我，性暴力的根源及其后果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我们在种族、国籍、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远远不如我们的共同之处那么重要。

打击性暴力的斗争始于男女两性的大声疾呼。根据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的数据，全世界每三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曾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遭遇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近五分之一的美国女性在其一生中遭遇过强奸或强奸未遂。如果我们不公开承认这个问题的普遍性，我们就无法与之斗争。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这个问题上不再选择沉默，这还要归功于女权主义团体数十年来的努力，以及最近颇具开创性的#MeToo运动[2]。

然而，刑事司法系统让她们许多人感到失望。从对强奸犯罕见的成功起诉来看，即使是在资金充足、法律体系不存在腐败的国家，强奸罪的成罪率都极低。在冲突地区，士兵将强奸作为战争武器，更没有理由担心最终被关进监狱。

人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主要停留在纸面上，表现在更强有力的国内法律或旨在保护冲突期间女性的国际立法上。各地妇女在受到侵犯后仍然害怕去警察局报案，或者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我将讨论执法部门和决策者如何让女性放宽心，以及如何首先阻止强奸犯。

虽然这主要是一本关于女性的书，但它不仅仅是为女性而写。我热切希望所有性别的人都来阅读这本书，从中学习。我们需要更积极地参与争取两性平等的斗争。男人们站出来支持他们的姐妹、女儿、妻子、母亲、朋友和人类同胞时，不应该害怕不被他人理解，也不应该像我以前那样感到有必要为自己辩解。

单凭女性自己无法解决性暴力问题；男性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在所有国家，男人继续以压倒性的优势掌握着政治权力，不仅通过总统职位、总理办公室和议会制定我们的法律，他们的影响力还延伸到宗教团体高层以及社区层面的组织，这些组织对个人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往往比遥远的国家领导人还大。

为了减少性暴力，我们需要上至社会权力金字塔顶端、下至社会最底层的所有人都做出行动和承诺。除了探讨领导者的角色，我还将在后面一章中专门讨论我所说的“积极男子气概”和父母的重要性。我会解释为了避免延续性别关系的恶性循环，为了避免将女性视为二等公民，我们必须以何种不同的方式教育男孩。

我的工作是长期的，有时进展缓慢，令人沮丧。作为一名医生，我可以为患者做检查，诊断问题根源，然后通过治疗或手术来解决问题。作为一名活动家，我面临着改变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斗争。这不是一场与疾病或解剖学缺陷的斗争，而是一场与更加顽固的对手——歧视、无知和冷漠——的斗争。

我的成就感来自罕见但令人振奋的进步时刻。在我15年的活动生涯中，这些进步时刻对增进我们对性暴力的理解具有重大意义。

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推动过去一百年来最伟大的事业之一：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我们共同努力，就能让21世纪成为全人类更平等、更公平、更安全的世纪。

注释

[1]斯蒂芬·刘易斯（Stephen Lews），加拿大政治家、演说家、播音员和外交官，在20世纪70年代任安大略省新民主党的领袖。——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MeToo运动，美国反性骚扰运动，字面意思是“我也是（受害者）”，是2017年10月美国女星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lano）等人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nsten）性侵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的女性挺身而出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借此唤起社会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借由这场运动发声反抗，成为勇敢的“打破沉默者”，而#MeToo则是所有人团结一致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