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科技革命看金融、产业与科技的关系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世界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推动金融发展，是每一个金融机构必须回答的新课题。

金融发展和创新从来都不是独立产生的，而是与产业发展、科技进步息息相关的。其中，科技革命背景下的金融发展与产业变革更加生动直观地体现了金融、产业、科技三者之间的关系。系统地对前三次科技革命过程中金融发展、产业发展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回顾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第四次科技革命大背景下金融所处的位置，为金融“怎么做”这一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一、金融发展、产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辩证关系

金融发展、产业发展与科技进步之间通常呈现良性互动的关系（见图1-1）。就科技与产业的关系而言，科技进步会不断解放生产力，变革信息生产和传输方式，推动产业发展；同时，产业的不断发展也会反哺和推动科技进步，扩散科技创新成果。就金融与科技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科技进步通过改变经济发展范式间接影响金融创新，通过改变金融产品服务模式直接影响金融创新；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对科技发展乃至工业革命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就金融与产业的关系而言，金融促进产业发展，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激发金融创新活力。但是，科技进步、产业发展和金融危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因此需要政府及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各界各方与时俱进、审时度势，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一）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反哺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会不断解放生产力，变革信息生产和传输方式，推动产业发展。例如，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以瓦特成功改良蒸汽机为起点和标志。在第一次科技革命爆发时，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在原有重商主义的指导下拓展海外市场，以工业品的大规模输出塑造并维持其国际地位。与此同时，科技革命使英国的手工工场逐渐蜕变为工业工厂，采煤、冶金、交通等新兴领域获得极大发展，手工艺生产方式逐渐为机器大规模生产所取代。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创新成果不断扩散，人类步入蒸汽时代，工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始于20世纪中叶，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及应用为主要标志。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煤炭、石油等石化资源逐渐枯竭，可再生能源逐渐作为新能源登上历史舞台。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生产系统全面趋于信息化，并开启了部分数字化进程，以3D（三维）打印技术、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个性化、定制化新型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过去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方式也从集中生产、全球分销逐渐演变为分散生产、就地销售，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生产、管理、运输成本有所降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满足。

科技进步对产业的推动作用

科技进步对产业的推动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增强。以第一次科技革命为例，根据2021年尼古拉斯·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发表于《经济史评论》的论文《理解工业革命中的生产力增长》，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及之后的1770—1800年、1800—1830年、1830—186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26%、0.38%、0.76%。相比于英国从17世纪6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近百年里0.01%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前3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就已经增长了20多倍。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末期（1830—186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已经达到0.76%。这是因为新技术的推广使用一般是从有限的产业、场景开始，随着应用程度的加深和效益的提升不断扩展到各个领域。例如，改良蒸汽机在发明出来以后，并没有立刻实现大规模应用。这项技术成果的早期应用主要集中在棉毛纺织、钢铁、贸易和交通等行业，这些行业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中的贡献率近60%。直到1825年，英国蒸汽机总数达到约1.5万台，总功率达到约37.5万马力[2]，蒸汽机才被普遍应用到各个领域——英国工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进一步提升。

产业的不断发展也会反哺和推动科技进步，扩散科技创新成果。在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市场需求引发的技术创新机制带来了棉纺织部门机器生产的广泛应用、蒸汽新能源动力的利用，以及化工领域漂白、印染方法等的创新变革。[3]在第二次科技革命进程中，美国很多大公司成立了研究实验室以推动科技进步。其中，通用电气公司和杜邦公司成立的实验室成为现代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典范。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庞大的投资总额和巨大的社会需求提高了社会对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科研人员之间有了更多交流和反馈的机会，也让科技创新成果的承载物——产品行销各地，进而使科技创新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多层次上得以传播、交流、推广和应用，推动科技的持续进步。

（二）科技进步助推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推动科技发展

科技进步通过改变经济发展范式间接影响金融创新，通过改变金融产品服务模式直接影响金融创新。

一方面，科学技术（尤其是划时代的科学技术）通过改变经济发展范式来间接影响金融创新。例如，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改良蒸汽机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电力或许不会直接影响金融的发展，但是它们会引起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模式的变化，在解放全人类生产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金融看待产业的方式和服务对象，进而间接改变了服务模式。尽管有些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并不直接与某些技术有关，但是所有金融创新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技术因素的支持。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能够直接引起金融产品服务模式的变革。例如，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将金融产品服务从线下迁移到线上，金融电子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型业务模式不断涌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进程中，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改变了数据采集、整理、分析的方式和风险管理的思路，引起了风险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的变革。科技进步对金融的影响程度不一、影响范围也不相同，但总体来说，科技进步能够降低金融的交易成本，帮助金融不断打破空间和时间的约束，变革信息生产和传输方式。同时，科技进步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降低交易成本。金融业一直对交易成本有着极强的敏感性。技术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改变着金融业务的模式、流程和产品，改善了信息生产和传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对金融的创新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和杰戈·尼汉斯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认为，交易成本下降是金融创新的主要动机。

第二，摆脱空间和时间的制约。著名金融学家罗伯特·默顿和滋维·博迪认为，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资源。货币的价值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科技的发展往往伴随着通信工具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变化，从而压缩了时间和空间，降低了信息的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企业家要想得到金融贷款，就必须面谈面签，周期往往很长；而到了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电话和电报的发明与普及，允许金融贷款业务中的部分手续通过电话和电报办理；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大多数业务通过网络银行来办理；在此基础之上，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时期，通过智能分析等技术，客户还能够随时随地享受网络金融服务。

第三，变革信息生产和传输方式。金融的基本功能包括生产信息，而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引发信息生产和传输方式的变革。尤其是第四次科技革命，金融机构通过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海量、多维的产业企业数据进行采集、整理、分析，打开了企业生产经营的“黑匣子”，使这些数据更加真实可信且能够实时、动态地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态，带来风险管理和服务模式的变革。

第四，科技进步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技进步能够改变信息的生产、传输和分析方式，从而引起金融风险形态的变化，风险的突发性、隐蔽性、破坏性可能会更强，这些都对金融监管的实时性、精准性、可防范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当下，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发生，监管者需要树立数字发展理念，充分运用数字技术解决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投资者保护等一系列问题。

尽管科技进步对金融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是纵观科技的发展过程，金融发展对科技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科技创新具有投入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从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应用，再到市场开拓、产生效益和投资回报，每个阶段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金融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枢纽，既能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又能为规避化解创新风险提供金融工具和制度安排。因此，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的创新发展和助推，活跃的金融市场、畅通的融资渠道和良好的金融环境是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如果技术发明应用得比较早，但是没有适合的金融中介和金融服务，那么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就会推迟，技术甚至会成为资本的“玩具”。已经有研究证明，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成本及可能性的限制，金融在技术扩散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实际上，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前，蒸汽机技术就已经成熟。但是，如果将蒸汽机技术广泛应用于纺织、采煤、交通运输等领域，则必须等待英国商业银行体系建设完成后提供贷款投入。否则，第一次工业革命可能会推迟发生，或者在其他国家发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在其著作《经济史理论》中指出：“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三）金融促进产业发展，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激发金融创新活力

金融促进产业迅速发展。一方面，金融为产业发展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支持。金融作为储蓄和投资的桥梁，将小额的储蓄集聚起来，转化为规模较大、效率较高的投资，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金融创新丰富储蓄和投资的方式，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向有发展前景的产业项目。另一方面，金融创新优化资金配置，降低产业项目的运行风险。根据金融学家莱文·罗斯的观点，金融在投资贷款前会充分收集相关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专业的筛选、甄别和分析，使资金被分配到更有效率的生产环境中。在贷中、贷后阶段，金融对投资贷款的项目进行监督并影响公司治理，尽可能降低项目运行风险，充分发挥项目的价值。金融创新为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提供新的思维和工具，降低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实现金融发展和产业发展双赢。

纵观历次科技革命的发展进程，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产业企业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廉价资金扩展工业规模，于是商业银行体系逐步建立，以短期借款和“短贷长投”的方式为产业提供流动性资金和长期发展资金；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产业企业需要金融机构提供规模更大的长期资金为自身发展保驾护航，于是投资银行、全能型银行等新型银行逐渐兴起，通过拉近金融与产业之间的距离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释放更多的资金；第三次科技革命涌现出众多科技型创新企业，其高投入、高科技、轻资产的特征凸显，需要金融机构改变传统的服务模式和风险管理方式，于是以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为代表的创业投资体系得以建立；第四次科技革命数字经济兴起，数字经济下产业形态、模式等各异，产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周期、服务方式、组织架构等都发生了改变，金融需求更加多元，金融科技引领金融体系集成创新成为新时代金融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

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强化金融创新服务的信心和意愿，为金融按需提供定制化服务创造了更多条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够进一步打造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改善和优化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结构，进而使金融机构对产业发展形成正向的预期，降低金融服务风险，进而有更强的意愿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能够积累更多的数据要素，建立便于金融机构对接的数字化系统平台，能够使金融机构更好地理解产业企业的生产经营需求，进而按需提供定制化服务。

（四）科技进步、产业发展与金融危机

当然，金融发展、产业发展与科技进步之间并不都是这样的和谐关系，科技进步、产业发展和金融危机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科技进步会推动产业发展，产业部门边际产出上升，回报上升，经济不断发展。此时金融资本由观望转变为入场，投资新科技、新产业，继而经济进一步加快增长，进入繁荣期。达到极限以后，人们对新技术、新产业的预期利润下降，产出边际收益会递减，边际产量会下降，导致产业部门收益低于金融部门，经济进入衰退期。资本追求高收益的特性，导致其从产业部门流入金融部门，科技部门的投资也会回流，进一步加剧了产业部门收益下降，严重影响科技部门的研发活动，加速经济衰退。大规模资本流入金融部门，极易助长金融投机、加高杠杆，以及过度使用复杂衍生品，从而引发道德风险等，增加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特别是以超量增加货币供给甚至负利率等非传统方式来刺激经济发展时，金融不仅没能使“缺血”的实体经济获得资源补给，反而不断增加了自身养分。营养过剩尚是小事，催生经济泡沫继而泡沫破裂才是大灾。[5]当经济处于萧条期的时候，整个过程又会反过来，经济又会再度复苏。

历次科技革命都没有逃脱这个周期规律。自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来，英国经济走势呈现繁荣与萧条交替的特征。1815—1850年的30余年间，英国经济至少经历了4次程度不等的危机，每次危机都呈现价格下降、银行业和其他商业部门破产的状况。[6]第二次科技革命期间的大萧条、第三次科技革命期间的互联网泡沫，都是科技、产业和金融周期规律的表现。

每当遇到金融危机，政府及监管部门都会出台政策来缓解其破坏性影响，帮助经济尽快复苏。当前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时期，数字金融蓬勃发展。相较于传统的金融风险，建立在5G、物联网、产业互联网基础上的数字金融的风险传导速度更快，行业、区域跨度更大，复杂性、危害性更强，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数字时代的监管部门需要更加深入了解当前金融、产业和科技之间的关系，以数字思维和数字技术武装自己，做好预案和防范措施。

二、前三次科技革命中金融的使命与价值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发生的质变，引发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总的来说，历次科技革命都呈现出不同的产业、科技和金融特征（见表1-1）。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现代商业银行体系

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由英国率先发动，后来扩散到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这次科技革命以瓦特改良蒸汽机为起点，珍妮纺纱机、水利纺纱机、自动织布机、焦炉冶铁设备等发明应运而生，并在纺织、采煤、冶金、交通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手工业生产方式向机器生产方式迈进，现代工业兴起，蒸汽时代正式开启。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在第一次科技革命过程中建立，以提供短期贷款和“短贷长投”的方式让资金涌入工商业，借助信用中介不断提升风险控制能力，为推动第一次科技革命贡献了力量。

第一次科技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诞生与当时的产业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息息相关。在金融方面，第一次科技革命前夕的英国，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建立了实质上的金本位货币制度（法律上直到19世纪初才正式认可），英镑与黄金价格绑定，停止使用银币作为通货，结束了英国多年来实行复本位制造成的市场混乱局面，保证了市场的稳定。

其中，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发挥了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英格兰银行主要向英格兰政府提供利率不断降低的长期贷款，直到1750年，政府借款利率降至全社会最低水平，并长期保持在3%左右的低利率水平（同期法国高达8%），基准利率正式形成，为各类社会融资活动提供了市场化参考指标，降低了金融活动的交易成本。二是英格兰银行的金融功能逐渐演变为中央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建立运行以及《泡沫法案》出台的影响下，新型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初步形成了由英格兰银行、城市银行、乡村银行共同构成的银行网络，为科技革命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金融基础。据统计，城市银行的数量从1750年的30家增长至1770年的50家，乡村银行的数量从1750年的10家发展到1784年的120家。英国在发行国债后，还发展了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并成立了伦敦证券交易所等金融载体，为科技革命提供了廉价资金。

英国保险业的发展则略迟于银行业。1710年，伦敦保险人公司（后改称太阳保险公司）创立，接受不动产以外的动产火灾保险，业务遍及全国；10年后，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交易保险公司正式成为经营海上保险的专业公司——至此，英国的金融体系基本完善。“南海泡沫”之后，英国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更加守信誉，更加有效率。但是，地区性的资本市场在科技革命前依然是支离破碎的。[7]直到科技革命后，地区性的资本市场才逐渐统一起来。

在社会经济方面，深受地理大发现及后续商业革命的影响，英国迅速开展贸易活动，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日益增长。重商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挥作用，英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加快了资金流通，促进了资本积累。根据夏炎德在《欧美经济史》中的统计，英国对外贸易额从1700年的5 900万美元增长至1789年的3.4亿美元。18世纪初伦敦25%的劳动力受雇于贸易相关行业。[8]

圈地运动一方面使土地加快集中，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大批自耕农被迫涌入城市，推动了英国城镇化的进程，弥补了工厂的劳动力缺口。16世纪开始，由于人口增长、城市化的发展，英国所用的传统能源——木材供应日趋紧张。林木资源（木材）的需求快速增长，导致英国林木资源消耗严重，木材供需失衡，价格飙升。1500—1630年，英国木材价格上涨7倍（涨幅超过了一般物价上涨幅度的3倍），发生了能源危机。英国的煤矿储量非常丰富，因此转向大规模开采应用煤炭。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的煤炭应用快速增加，1560—1800年煤产量增长了66倍。煤的大规模开采及稳定供应使蒸汽机能够持续运转，因此手工业者有了更多技术观察、改良和推广的机会。

在前述的基础上，第一次科技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科技革命下，纺织、机械制造、冶金等新产业不断兴起，其研发成本、人力成本、厂房成本、设备成本等开支都十分巨大，对资本依赖性较强。早期的工厂位于乡村，规模小，单个家庭都有财力资助工厂建设，但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城市工厂规模如滚雪球般扩大，这就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

直到英国科技革命开始后，地区性的资本市场才统一起来，全国性的银行网络也因此得以发展。科技革命时期银行的主要业务是贴现票据和提供短期贷款（一般贷款期限不超过90天）。因为当时的金融系统并不发达，为了确保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满足储户随时可能提出的提款要求，银行很少提供长期贷款。另外，当时的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普遍不强，而出借大额长期资金所面临的风险较大，因此银行往往拒绝长期大额贷款的需求。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但是这类机构在当时的英国金融系统中并不重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对企业不提供长期资金支持。银行在很多时候会采用“短贷长投”的方式支持企业发展。当贷款到期的时候，如果经营景气，企业可以要求银行将贷款展期，甚至追加贷款。

早期的银行对企业家贷款的风险控制措施主要是要求其提供抵质押物和第三方担保，关系型借贷居多。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后，棉毛纺织、钢铁、贸易和交通等产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对于大规模资金的需求更加迫切。但是，随着产业规模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量互不相识的劳动力涌入城市工厂，建立在区域和熟人基础上的信用约束机制逐渐失效，其结果就是商业诈骗行为开始盛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信用中介机构在19世纪逐渐出现。1830年，英国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征信公司，其成立的初衷是向贸易双方提供对方背景和资信信息，防止交易双方相互不信任和诈骗行为，减少交易摩擦，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这家征信公司的模式相对简单，主要业务集中于贷前信用状况调查，并对工厂主个人的品行、社会关系以及工厂经营情况做简单的分析，但是不提供建议。1841年，世界上第一家信用评估机构在美国纽约设立，信用行业从单纯的调查阶段进入了信用评估阶段。1849年，约翰·布拉斯特瑞特（John M. Bradstreet）在辛辛那提注册了首家信用报告管理公司，并逐步发展成企业征信领域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并最具影响力的领先企业——邓白氏集团。

为了顺应科技革命后产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英国的金融系统不断根据经济的发展需求提升自身的经营能力，以提供短期贷款和“短贷长投”的方式让资金涌入工商业，借助信用中介不断提升风险控制能力，为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实现贡献了力量，使英国率先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成为世界工厂。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全能型银行和投资银行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在美国、德国的引领下爆发了以电力为主要动力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人们开始采用电力供能，电力、重化工、石油开采和加工、汽车制造、轮船制造、飞机制造等重工业相继出现——电力时代到来了。德国的全能型银行和美国的投资银行拉近了产业和金融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创新技术优化金融服务模式，为重工业发展提供了大规模资金，推动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展。

德国发展全能型银行。德国工业化完成于普法战争前后，那正是电力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期，因此德国占据了后发优势。统一不久的德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重视产业化的发展，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并且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国。德国把从法国索取的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投入工业，掀起了工业化高潮。同时，比利时、英国、法国、荷兰等外国资本也源源不断涌入莱茵区。德国全境竞相修筑铁路，对煤炭、铁轨、机车、车厢等产生了巨大需求，有力地推动了采煤、冶金、机器制造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扩建，掀起了创办企业的狂潮。几十家银行相继开业，股份制公司纷纷建立。在短短的20年里，仅普鲁士就出现了资本总额达24亿马克的295个股份公司。在普法战争结束后的最初两年（1871—1872年）里，多达726个股份公司成立，是战前80年平均数量的69倍。1871—1874年修筑的铁路、开办的工厂和矿场以及建筑业等比过去1/4个世纪还要多。[9]在此期间德国银行业不断发展，于19世纪进入繁荣期。

19世纪初期，德国金融体系以家族式私人银行为主，直到19世纪中叶，其银行体系才逐步形成。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德国银行业务经历了从聚焦特定的重点领域向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机构转变的过程。1870年前后，在普鲁士统一德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催化下，大量钢铁、煤炭、机械企业迅速扩张，对长期资金的需求增加。同时，《德意志帝国银行法》建立了中央银行制度，为银行机构的发展提供帮助与支持。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工业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以全能银行为载体的金融混业发展模式应运而生。银行对企业既发放贷款，也帮其发行股票、债券，甚至对其进行直接投资。这种银行制度允许银行业与工商业联合经营，形成了工业家担任银行董事、银行家担任工业公司董事的发展格局。[10]银行更懂产业发展，全面降低大规模投资可能导致的高风险，企业扩张也得到了雄厚的资金保障。著名的德意志银行主要资助德国工业，既经营政府贷款、铁路证券、社区贷款，也经营工业、保险业和建筑业。《德意志帝国银行法》《信用社法》相继出台，在法律体系得以完善的同时，信用社也向有组织的银行体系转型。

美国发展投资银行业务。随着经济扩张和技术进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及融资需求刺激了美国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后，为改善联邦政府脆弱的财政状况、偿还战争中欠下的2 700万美元债务[11]，美国财政部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统一发行新国债来偿还各种旧债，美国证券市场开始活跃，大量经纪人涌入市场从事国债承销。1811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建立，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美国资本市场真正形成。19世纪上半叶，巨大的铁路融资需求使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的主要投资品种之一，挂牌交易的铁路证券从1835年的3只增长到1850年的38只。1861—1865年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为军费融资，推动了证券市场空前发展。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需要筹集巨额资金。由于美国银行体系是单一制的银行制度，无力为工业化活动提供大规模的资金供给，这给投资银行提供了从事股票与债券发行、承销、交易、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投资分析、风险投资、项目融资等业务的机会，为电力、石油、铁路、汽车工业、钢铁等重工业的直接融资提供帮助。在此期间，诞生了一批兼营或专营投资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公司、摩根大通集团等。美国银行机构、保险公司纷纷涉足投资银行业务，促进了金融业与工商业集团的融合，共同为美国工业化提供融资服务。技术进步也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1850年电报的发明使报价信息几秒钟就可以传递到各个角落，强化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对其他地域证券交易所的影响力。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大西洋海底电缆投入使用，美国和欧洲市场之间的信息传递因此更加便利，与此同时也推出了股票自动报价器，促使资本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12]

无论是德国的全能型银行，还是美国的投资银行，都是为了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大规模长期资金需求，而加强金融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结。新型的金融服务模式将工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在此期间，电报、海底电缆等技术创新使金融机构更好地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去配置金融资源，使美、德等国家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强国。

第二次科技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英国

——基于金融的视角

19世纪70年代，美、德爆发了第二次科技革命，英国逐渐被美、德赶超，丧失了原有的绝对优势地位。英国的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870年的32%下降到1913年的14%，不再有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为什么第二次科技革命没有发生在英国，而是发生在美、德等国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英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创新，是英国被赶超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煤炭、钢铁、纺织等工业崛起并不断发展，在1880年前后，英国旧工业的生产率远高于德国，英国的旧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当时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和利用焦炭制造生铁的生产率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19世纪60年代后，第二次技术革命初露端倪，钢铁、电力、有机化学工业等逐渐成为新的主导产业。然而，英国长期秉承自由市场经济理念，银行家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英国长期居于世界垄断地位的纺织业，更愿意推动与纺织领域相关的技术创新，片面地攫取利润和剪息票，并不愿意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先进技术的创新应用，忽视了新技术对大规模融资的需求。由于电力、化工等新兴工业都存在规模经济，没有大规模且长期的资本注入很难生存下去，而英国的银行体系只愿意为产业提供短期贷款和以“短贷长投”形式发放的“长期贷款”，因此无法满足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兴起的电力、汽车制造等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而且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风险较大，传统的以“隔岸观火”形式（主要以简单的背景调查和关系网络为依据）进行的风险管理方法不能对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给予完整、准确的评估，因此信贷资金的额度无法提升。不同于英国，美、德等国家基于对经济和科技发展形势的研判，放弃了自由主义，采用国家制定战略规划引导的方式，重点建设全能型银行、投资银行等新金融主体，将新兴产业的发展与金融创新更加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匹配经济发展的大规模资金得以补位，从而实现了赶超。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

第三次科技革命始于20世纪中叶，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在此期间，以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为代表的创业投资基金兴起，新型的风险管理和服务模式被采用，不仅为创新创业型企业提供了资金，还提供了非金融服务，使科技创新、产业经济得到高速发展。

自19世纪起，美国的工业企业与教育机构联系紧密，并在工业行业中将理论训练、学术训练与实践问题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引导扶持、高校产学互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并衍生出集群创新的科技创新产业基地。产业集群化发展鼓励企业共享资源，进而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也加快了产品的更新换代。冷战开始后，美国加紧军事科技发展，将计算机、空间、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等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成为促进第三次科技革命发展的重要动因。

第三次科技革命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步伐，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逐渐超过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大批科技型创新产业涌现。同时，企业间竞合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从竞争对立关系逐渐演化为协作共赢关系。这些创新创业类企业的发展特征与前两次科技革命时企业的发展特征截然不同，其轻资产、高技术、高投入的特点，需要资本以更加长远的眼光、更加有效的手段来支持产业企业的发展。但美国资本市场机构早期投资动机不足，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面临融资困难，美国许多专家、学者呼吁政府重视新兴企业发展并实施直接帮助。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波士顿分行前行长拉尔夫·弗兰德斯和哈佛商学院教授乔治·多里特认为，建立私人机构以吸引机构投资者是可行的方案，不仅可为新兴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还可提供管理服务，更可培育早期投资群体。二人遂于1946年在高校林立的马萨诸塞州创办了AR＆D（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这标志着风险投资的诞生。1957年，AR＆D以股债结合的方式为DEC（数字设备公司）提供了约200万美元的融资（以不到7万美元持股77%，其余为贷款），1966年DEC完成IPO（首次公开发行），成为AR＆D第一笔成功的风险投资。1971年，美国成立了纳斯达克证券交易系统，与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一起为科技型创新企业提供了更丰富、更有效的融资途径。[13]以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为代表的新型产业投资体系由此开始逐步建立。风险投资主要投资中小企业的初创期和扩张期，私募基金则为企业提供期限相对较长的投资，二者均属于创业投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企业提供无抵押的股权投资。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创投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在这个过程中，《拜杜法案》的出台功不可没。1980年之前，专利的所有权和开发权是一体的，因此，企业如果需要购买专利，就必须为实验室及其全体人员付费，且费用极其高昂。1980年，《拜杜法案》出台，把专利的所有权和开发权进行了分割，高校一直拥有专利所有权，企业只需购买开发权。从理论上讲，企业家只要有近100万美元，就可以购买对自己有价值的专利开发权来进行生产开发，在产品上市后按照销售业绩给高校分成，一般是1%～2%，不会超过3%。创新成果转化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创投行业发展更加迅猛。20世纪80年代，风险投资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飞速扩张。1982—1987年，风险投资基金行业年融资额从1亿美元迅速增长至45亿美元，为美国第三次科技革命提供了重要支持。

以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为代表的创业投资体系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融资作用。创业投资体系汇集了金融机构、境外资本、保险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企业资金、富裕个人及社会闲散资金，凭借专家理财、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现代投资机制，协调了风险投资家、技术专家及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帮助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迅速成长壮大。红杉资本、软银赛富、凯雷投资集团、摩根士丹利等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既投资国际互联网、信息服务、软件、通信、网络技术以及生物工程等高科技领域，也投资电信、制造业、医疗设备、环境、能源等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

美国硅谷作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最成功的科技园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企业创新集聚地和最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群。自1965年以来，美国成立的100家最大的高新技术公司中有1/3在硅谷。硅谷的成功崛起主要得益于风险投资的帮助，美国有300多家风险投资企业总部设立在硅谷，成功地孵化出微软、苹果、惠普、朗讯科技、雅虎等世界知名企业，帮助高新技术实现了向资本化的转变，这是其他金融工具所无法代替的。1974—2014年，美国有1 339家上市公司成立，其中556家获得风险投资的支持，占比约为42%。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末，获得风投支持的上市公司总市值达4.136万亿美元，占在此期间上市公司总市值的约63%；研发投入达1 150亿美元，占全部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约44%。创投体系的支持不仅直接作用于被投资企业，企业研发创新的正外部性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活动。

二是非金融支持，包括运营辅导、战略指引、资源支持等。学术界普遍认为，风险投资具有筛选与督导两大功能。其中，筛选功能更多体现为投资机构挑选优秀公司的能力，督导功能则为投资机构对所投初创企业的非金融资源支持，这一功能会促进企业创新，并提升投资项目成功退出的可能性。[14]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创业投资体系是主角，但并不代表商业银行变得无足轻重。在科技的加持下，商业银行也在不断迭代自身的发展形态和模式，为产业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以美国银行业为例，20世纪70年代，商业银行利用数据通信和电子计算技术，改进会计核算系统，推出联机柜员系统，保证了资金转移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初步实现了前台业务和后台业务的电子化。80年代，借助新兴的信息传输技术、安全技术以及人机交互技术等，银行开发了以ATM（自动柜员机）和POS（电子付款机）为代表的自助银行业务处理系统，随后出现的电话银行、网络银行、手机银行更是极大地延伸了金融服务的物理边界，突破了时空限制。90年代以来，数据处理技术获得了新发展，它可以帮助银行从海量金融交易数据中挖掘有用的商业信息，为客户提供投资咨询、辅助决策等增值服务，创造了新的利润空间，同时还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改进传统的信用评估方式，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创新型解决方案。科技创新对金融机构业务的运作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辅助相关部门完成金融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等工作，还促进了金融业务创新和管理创新。在科技创新的助推下，金融机构实现了管理流程化、运营网络化、渠道电子化和业务多样化，极大地提高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科技创新已不再单纯止步于为金融部门提供便利的工具，而是表现为对金融系统的改造与再造，使金融的核心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当然，这个阶段的银行主要是应用科技创新成果提升现有流程机制运行的效率，并不对流程机制本身进行改革。

总之，以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为代表的创业投资体系的诞生和发展，为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涌现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带来了资金和管理指导，并采用最新的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这一阶段，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三、第四次科技革命下的金融创新

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端于21世纪，以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信息、材料、制造、能源等技术领域的系统性突破和交叉渗透，孕育了一批具有重大产业变革前景的颠覆性技术，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新一轮重塑，对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广泛、深刻、系统性的影响。第四次科技革命是2013年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率先提出来的，这个概念甫一提出就备受各国关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中提出，前三次科技革命分别以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及应用为标志；正在兴起的这场新科技革命，以人、机器、资源间实现智能互联为特征，由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融合发展并推动，正在日益模糊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产业和服务之间的界限，为利用现代科技实现更加高效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无限机遇。

（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颠覆性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但是没有一次科技革命会像第四次科技革命这样，能够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的发展历程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超越技术：不断变革的世界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2016—2045年新兴科技趋势报告》，明确提出第四次科技革命是数字和技术的革命，其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以及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三次科技革命所远远不能相比的。这次科技革命正在颠覆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行业，彻底改变整个生产、管理和治理体系，并且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黄奇帆、朱岩和邵平认为，信息是认识世界的钥匙，不同的信息形态和内涵所对应的现实世界也不一样，数字时代所对应的信息是“五全信息”。第四次科技革命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颠覆性，核心原因在于“五全信息”成为数字时代新的生产资料，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力，数字生产力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兴起。[15]

什么是“五全信息”

数字时代的数字化平台具有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五全”）的特征，在具有“五全”特征的数字化平台上产出的信息是“五全信息”。农业时代对应的是自然信息，工业时代对应的是市场信息，互联网时代对应的是流量信息，而数字时代对应的则是“五全信息”。

“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面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广泛地连成一体。

“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的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积累信息。

“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生活、工作中的所有行为场景全部打通。

“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

“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是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与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正是这种“五全”特征的基因，当它们与产业链结合时形成了全产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成为极具价值的数据资源。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一旦能够利用“五全信息”，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模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

“五全信息”具有五大特征，即结构型、动态型、秩序型、信用型、生态型。“五全信息”是结构型的信息。

数字时代所采集的“五全信息”是全样本的结构型信息，这些信息必须包含社会经济系统的各种结构性特征：产业系统要有关于产业的各种特征描述，社会系统要有社会运营的各方面数据。“五全信息”的结构性体现了“数字孪生”的概念，是对企业运营、产业生态和社会系统的全样本刻画。

“五全信息”是动态型的信息。具有“五全”特征的信息，是一个经济系统或社会系统运营的动态信息，每一条“五全信息”都有时间戳，体现事物某一时刻的状态，“五全信息”积累起来可以揭晓事物的历史规律，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五全信息”是秩序型的信息。某一个系统的“五全信息”，体现了这一系统的秩序。“五全信息”既包含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制度，也包含其运营规则。也就是说，“五全信息”来自系统现有的秩序，也会帮助系统构建新的秩序。

“五全信息”是信用型的信息。在以往的社会系统中，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全社会、全产业领域的信用问题。而进入“五全信息”社会，这些信息因为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基于新的信用体系，无论是金融还是其他社会经济系统都将发生更加彻底的革命。

“五全信息”是生态型的信息。“五全信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生态、产业生态之中，是描述特定生态里的特定状态。各类信息之间往往存在大量关联，并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展现。

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驱动下，随着数字化生产关系日趋成熟，数字社会将拥有越来越多的“五全信息”。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一旦能够利用“五全信息”，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在5G背景下，数字化平台将不断涌现，会进一步形成万物互联体系，数字社会将拥有越来越多的“五全信息”。例如，“五全信息”与制造业相结合形成智能制造、工业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相结合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16]

第四次科技革命不仅是能源的革命、生产方式的革命或者某些经济社会领域的革命，还是全方位、系统性、能够影响整个人类发展进程的革命，其影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与人类过去经历的三次科技革命完全不同。

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指出，“和前几次工业革命不同，本次革命呈现出指数级而非线性的发展速度，这是因为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包罗万象的世界，而且新技术也在不断催生更新、更强大的技术”。第一次科技革命中，纺锤从诞生到走向全世界花费了至少100年的时间。第三次科技革命中，随着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等的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互动交流的空间和时间不断被压缩，信息的传递和共享路径不断缩短，互联网从诞生到走向全世界只用了不到10年。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数字技术，5G、物联网、产业互联网等的发展再次压缩了时空距离；空间技术、数字技术等不同类型的技术不断融合发展，逐步实现物理空间、虚拟空间的可信映射，大大加深了各主体、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人类生活在一个高连接、低延迟、快反馈的数字环境中。英国未来学研究专家雷·库兹韦尔表示，在过去的100年里，一个人一生中至少能看到一次高新技术的巨大进步；而从21世纪开始，每3～5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人们逻辑思维能力的极限。科技革命的创新成果和应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全世界扩散，迅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广度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具有世界各国同频共振的特点。前三次科技革命都是以某个或者某几个国家为主导扩散科技革命的成果。其中，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以英国为主导国，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以美国和德国为主导国，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美国为主导国。而第四次科技革命首次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经历变革的奇迹，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跨越式增长轨道。[17]例如，虽然非洲没有跟上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步伐，但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火种已经在非洲地区种下。非洲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持续关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进展，并希望参与其中。从区域组织到地方政府，各层级的决策机构都在尝试出台扶持数字经济的政策，加大对新科技革命的投入。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明确提出非洲制造业和农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包括到2063年非洲制造业占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0%以上、吸纳5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18]尽管非洲的工业化进程比较缓慢，但是许多与数字化业务密切相关的非洲本土金融和科技企业，比如Cellulant、Jumia、Safaricom等正在蓬勃发展。[19]

二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具有多行业同时爆发的特点。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创新应用主要发生在某一个或某几个行业。第一次科技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业，第二次科技革命主要发生在电力、有机化学、钢铁等行业，第三次科技革命主要发生在信息行业。到了第四次科技革命，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在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科学等不同行业同时爆发，各类技术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各个行业交叉影响、互相碰撞，整个技术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改造具有同步性、系统性和整体性。

数字技术拥有极强的穿透力，随着其创新应用的不断深入，以低边际成本、规模递增的边际收益、快速的变革和高效的复制能力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演化发展。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基本已经达到“无经济不数字、无社会不数字”的程度。数字化生存成为现代人最普遍的生产生活方式。根据《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截至2021年底，全球上网人口达到49亿，约占全球人口的63%。其中，2020年全球网民增长率再次达到两位数（10.2%），为10年来的最高增速。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成为产业和商业企业发展的共识，拒绝改革或者延迟改革的产业和商业企业将无法在新时代立足。而且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信息技术只是对现有物理资料或流程机制的数码化、线上化，主要集中于对工具进行改良和完善，提升现有流程机制的运行效率。与此不同的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数字技术能够在此基础上实现价值创造模式的变革，对现有流程机制本身进行重塑升级，数据成为生产要素，能更好地驱动决策、创造价值。

（二）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变革

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将人类从工业文明带入数字文明，引起了技术范式、生产制造方式、产业形态、组织架构、商业模式与经营模式等全方位变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前三次科技革命相比，第四次科技革命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定制化等新特征。

科技革命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尤为突出。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技术范式的变革，在解决基础科学问题和现实技术应用问题等方面能够实现系统性、颠覆性创新，进而引起生产制造方式、产业形态、组织架构、商业模式与经营模式等一系列变革。

1．技术范式变革

每一次技术范式的变革都会引起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大变革，对人类的发展起到颠覆性作用。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范式变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原有领域技术的范式变革。例如，在能源技术领域，随着无碳技术、减碳技术和脱碳技术不断发展，能源范式逐渐从高碳技术范式向低碳技术范式演进。在空间技术领域，以“大智物移云”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不断导入，使问题导向的空间规划范式正逐步转向规律导向的空间规划范式（从挖掘空间规律出发），并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空间规划的理性范式。新一代技术的发展还将进一步推动空间、规划与技术的螺旋迭代提升，带来更大程度上的空间形态与规划范式变革。[20]而且，科技的研发突破不再集中于单个组织或个人的创新，重大科技创新多以技术群的形式出现。第四次科技革命出现了五大标志性的技术群，分别是以计算机与通信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能源技术，以数字化制造、3D打印、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智能制造技术，以新材料为核心的材料技术，以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为核心的生物技术。技术群将所有的创新要素和资源进行高强度的整合及挖掘，联结“政产学研企”资源，扩大技术创新的应用范围，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应用效率，全面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21]

二是不同领域技术融合带来的范式变革。科研活动中跨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新方式不断涌现，不同学科的理念、知识、方法、工具不断碰撞，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基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不再是从科学到技术这一固定的传导机制，而是二者相互融合，在解决基础科学问题和现实技术应用问题等方面实现了系统性、颠覆性创新。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地迭代创新，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第四范式”兴起。例如，化学、生物等传统上依赖实验数据的学科，逐步开始利用大数据和计算机仿真模拟进行研究，通过海量计算发现了在传统研究方式下难以发现的新规律、新现象。[22]

何谓科学研究的“范式”

“范式”英文为Paradigm，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和框架。在该体系和框架之内，该范式的理论、法则、定律都被人们普遍接受。到目前为止，科学研究已经经历了四次范式变革。

第一范式：经验证据。在数千年文明史中，人类绝大多数技术发展都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实验总结。

第二范式：理论科学。依赖观察和实验总结的第一范式做到了“知其然”，而第二范式的科学理论做到了“知其所以然”，对自然界某些规律做出了背后原理性的解释。

第三范式：计算科学。随着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越来越强大，它逐渐被用于科学研究等领域。与前两个范式不同，计算科学中诞生了一种崭新的技术工具，即计算模型与系统模拟。这一工具利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基于大规模并行的计算机体系结构、通过设计算法并编制程序来模拟复杂过程，如大气环流、核反应过程、病毒感染过程。在经济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缺乏简单直观的分析解决方案的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第四范式：数据科学。从基因测序仪、深空望远镜到覆盖全球的社交媒体，人类社会已经被深度数字化。在我们生活的数字地球上，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在这样一个数据爆炸的时代，基于数据的技术革命也正在发生，数据科学成为技术发展的前沿。以数据为中心的计算平台、数据加工、处理与分享工具、算法与模型库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方式构成了技术发展的第四范式。[23]

2．生产制造方式变革

高度智能化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特征。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不断创新，智能制造等新生产制造方式不断普及。智能制造产业链所涉及的主要细分行业包括工业机器人、3D打印设备、数控机床、工业物联网、工业软件等，近两年其产业规模实现了快速增长。根据《2022年全球智能制造行业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智能化将为制造业带来全新变革》，2021年全球工业软件市场规模初步统计达到4 619亿美元，工业物联网市场规模约达到767亿美元，全球数控机床产业规模约达到1 648亿美元。[24]定制化和绿色化生产制造方式正在逐渐普及。

一是定制化。随着智能软件、3D打印技术、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技术的出现，以及“以客户为中心”商业模式的确立，生产制造逐渐走向了大规模、大批量制造的时代，逐渐向定制化生产制造的方式转变。效率的提升不再仅依靠低成本、标准化大批量生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而是通过提高材料利用率、简化产品制造程序、缩短产品研制周期，高效且低成本地满足人们不断变化和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同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25]例如，双星集团建立了全球轮胎行业第一个全流程工业4.0的智能化工厂，可以实现轮胎的个性化定制，通过互联网，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及偏好个性化定制轮胎，如轮胎的尺寸、花纹、颜色等。[26]

二是绿色化。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气候变暖等问题日益突出，倒逼各国探寻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路径。数字化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精确性、时效性以及全流程系统性的优势，可实现工业能源管理关键数据的采集、处理、分析和专业应用，并保障数据获取与传输的高效性、准确性；可助力制造业实现“源头—过程—末端”的系统性全流程节能；可助力企业提升自主排放管理能力，是企业进行排放管理的行之有效的工具；可为各级政府监测企业能源消耗，乃至制造业整体运行情况提供大数据监测手段。当前，国际上已有借力数字技术加速绿色转型的研究和探索。根据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GeSI）的研究，数字技术在未来十年通过赋能智能制造、智慧能源等行业，可以减少全球碳排放量的20%。美国在推进净零排放目标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包括发布数字化方向排放标准、为开发节能模型提供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政策工具。[27]

3．产业形态变革

数字技术是一项溢出效应较强的通用技术，能够渗透到产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变革的发生。通过对数字技术全面和深度的应用，能够实现数据从设备到企业再到产业的生产、流通、加工、分析，并从产业企业本身的发展特点出发改革生产运行模式，提升决策能力，改变各环节、各领域流程机制，优化各产业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中的生态关系，实现数据驱动、生态协同，建立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管理决策机制。在此基础上，各产业企业全面升级，演化为智慧农业、高科技制造，三次产业融合加速，跨界创新层出不穷，催生出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数字金融等新兴产业形态。另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制造企业通过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可以把产品制造向下游的服务端延伸，从而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服务产品内容推广和社群运营的数字内容、数字社群产业应运而生。

4．组织架构变革

组织架构逐渐从“机械型”转变为“生态型”。此前金字塔型、层级化、职能化的复杂组织架构具备较强的稳定性，能够保证产品标准化、规模化的产出，是适应竞争战略的必然选择。数字时代的VUCA特征明显，要求各行各业的组织架构必须以开放的姿态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各产业企业的组织架构会逐渐从金字塔型、层级化、职能化的组织体系向扁平化、融合化、柔性敏捷的业务单元集合转变，原先独立的、封闭的组织形态将得到扬弃，以数据为媒重塑自身与外部生态的关系，在客户协同、产业链协同、平台协同、生态协同的过程中实现赋能于人又受人赋能的价值创造。以海尔集团为例，海尔内部的创新型小微企业、转型小微企业和外部的创新型小微企业共同构成多元化的创新主体，它们都可以凭借订单调动平台资源，相互协调，直接创造用户价值。同时，海尔借助数字技术以及非线性管理的小微创业平台，为小微主体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有效赋能小微业务，最终使每个人和组织都是开放网络体系上的节点，通过“人单合一”制度形成平台上小微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5G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对内对外的管理成本、沟通成本显著降低，组织架构变得更加灵活，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快速调整。虚拟企业、数字服务社区、网络型组织等新型组织形式也因此成长起来，这些组织的经营管理紧紧围绕着核心产品服务战略展开，以低成本、敏捷化、柔性化的形式开展业务，尤其是网络型组织的经营管理不再局限于一个企业的组织框架之内，而是可扩展至多个区域、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并在全球价值链框架内实现分工协作。[28]

5．商业模式与经营模式变革

商业模式逐渐从“竞争战略”转变为“生态战略”，从“以企业为中心的价值创造体系”转变为“以共同创造价值为中心的价值创造体系”。与之前时代以物理资源为主要生产资料不同，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在分享融合中创造价值的特殊属性，意味着对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的需要；数据的连接和融合也重塑了经济社会的存在形式。市场各方如企业与客户之间、企业与第三方机构之间，不再是价值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形成了同频共创、彼此赋能的价值共同体。由此，以协同共赢为特征的“生态战略”应运而生，成为企业适应并拥抱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战略。经营模式逐渐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变为“以客户为中心”。之前时代“以产品为中心”的经营模式能够使企业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强化自身竞争优势。发展至数字时代，多样化、个性化、动态化的金融需求被激活，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以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为特点的“以产品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要。幸运的是，数字技术在带来变动性的同时，也赋予了企业以数为媒，敏捷联结客户，动态、实时、精准捕捉客户需求的能力，从而使“以客户为中心”的高频、多中心、短链路的敏捷经营制成为可能。

（三）数字时代的金融创新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爆发，数字时代到来。数字时代具有万物互联、VUCA、数据驱动、生态融合和价值共生的特征，产业金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数字时代的特征

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的演变带来了经济范式的革命性转变，包括金融机构、科技企业和产业企业在内各个部门的发展都需要尊重数字时代的客观规律，适应数字时代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的新特点。具体来说，在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数字时代有以下五个主要特征。

一是万物互联。产业互联网、物联网、5G等创新技术所连接的广度从人与人拓展到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所连接的深度纵深到每一类主体的内部结构，高带宽、低时延地实现大范围信息数据交互共享，使所有能够“发声”的单元获得更强、更好的感知能力、感应能力和处理能力。

二是VUCA，即世界越来越具有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万物互联以数据为媒，不仅能够进行数据信息的高速传输，还能够使隐藏在数据背后的感知、情绪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全世界，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变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以往，在过去行之有效的经验逐渐无法应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越来越少。因此，传统的“先看后走”的模式得以颠覆，数字世界需要人类在不断接收新的信息过程中快速决策，“边看边走”。因此，VUCA环境要求我们有主动拥抱变化、快速灵敏响应的心态和能力。

三是数据驱动。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决策主要依赖人的经验判断。但是到了数字时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作为底层技术支撑，以“数据+算力+算法”作为新的运作范式重新定义和理解世界，并基于该运作范式实现描述、诊断、预测、决策等功能，可以更精准、即时、大尺度地应对VUCA环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四是生态融合。数据驱动能够帮助我们即时描绘现实、诊断现实、快速判断、即时决策，而数据要素只有在分享、流通、融合中才能实现这些价值。工业经济时代，物理世界的生产资料具有稀缺性和排他性，所以主体之间的关系相对更加原子化，保护自己的生产资料、争取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是时代发展的主题。但是到了数字时代，数据要素的稀缺性和排他性大幅降低，越融合、越分享，价值创造越大。各生态方从竞争对立的“零和博弈”转变为合作共赢的“正和博弈”，各生态方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五是价值共生。当万物数字化后，以数为媒的生态融合系统会加速生成，数据要素在分享融合中才能创造价值的特殊属性，将市场各方的关系从价值创造者和使用者演变为同频共创、彼此赋能的价值共同体。在数字时代，企业价值链不断开放，各类专业服务深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共同创造价值，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

2．数字时代的产业金融生态体系

在传统的产业金融生态中，科技、产业、金融是三个既相互联结又相互独立的世界。金融机构、科技企业、产业企业之间通过有限的业务而发生联系，彼此缺少深入合作。但随着数字时代的不断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在数字经济下，传统的金融业务链条不断被细化，一些业务环节开始被金融机构通过数字技术外包出去，以达到更合理的分工和更有效的社会合作。金融机构在平衡隐私、安全和价值创造的过程中，逐步将自身业务、交易系统、底层账户数据开放给第三方。[29]第三方科技公司在金融机构和产业客户同意的情况下，将其专业化的数据采集能力、分析能力和建模能力不断渗入金融机构的前台、中台、后台，形成了与金融机构的新型合作关系。金融机构通过第三方科技公司的专业化服务能够“看见”“看懂”“看透”产业企业的发展情况，而产业数字化发展能够透明化产业企业的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反过来为金融机构理解其发展需求、提供精准服务带来了更多机会。在此基础上，科技、产业、金融三个相互独立的世界逐渐从有限的业务联结转变为无限的生态联结，生态融合、价值共生的价值创造体系得以建立。

3．数字时代的金融创新

金融的创新发展必须与时代发展的大势相融合，数字时代的金融创新也是如此。数字时代的产业金融生态正在改变，金融机构需要及时转变发展理念，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发挥数据要素的倍增作用，将数据要素注入金融服务全流程，将数字思维贯穿业务运营全链条，强化金融创新的科技武装、数据加持，全面加快数字化转型，重点推动战略理念与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组织架构变革。

第一，战略理念与商业模式变革。金融机构要加快从“竞争战略”到“生态战略”，从“以企业为中心的价值创造体系”到“以共同创造价值为中心的价值创造体系”的转变。金融机构必须摒弃工业经济时代的“竞争战略”“零和思维”“以企业为中心的价值创造体系”，以互利共赢、融合赋能的开放心态，锻造自身与客户、产业链、科技公司、政府等生态相关方的快速联结能力，实现向“以共同创造价值为中心的价值创造体系”转变。同时，加快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不断培养引进金融数字化人才，建立基于数据驱动的机器决策、产品/服务设计及交付机制。

第二，服务方式变革。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催化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时代万物互联、VUCA、数据驱动、生态融合、价值共生等特征日益凸显，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传统产业加快了转型升级步伐，具有线上化、轻资产化等特征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这要求金融必须改变看待产业发展的方式，更深入地理解产业运行的逻辑。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为金融提供了深入理解产业发展的“眼睛”，数字技术为金融提供了提升风险管理的能力、创新服务模式的手段。

第三，组织架构变革。金融机构应推动组织架构往“生态型”方向转变，重点加强业务部门与技术、合规等部门的融合联动，增强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创新产品服务和持续迭代优化的能力；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打通银企之间的联结，组织形式根据产业企业的需求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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