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那口从中国带来的雕花桃花心木箱，依然立在爸妈家的客厅里。爸妈家在康涅狄格州，那所房子是我长大的地方。箱子又黑又亮，上头刻的一只虎爪紧抓地面，在摆着由埃姆斯和勒·柯布西耶设计的家具的客厅一角，对我频送秋波。我走向箱子，把玩箱上繁复的铜件，再阖上厚重的盖子。箱里什么都有：中国的秘闻，樟脑的气息，以及在另一个时间地点穿着的衣物，其中有奶奶的绣花丝袍，爷爷的无尾晚礼服、白色晚宴外套和马裤，阿嬷[1]许妈针脚可爱的围裙，妈夏天到香港买的几件修身高领开衩旗袍。我迅速翻弄这些衣服，对它们如数家珍。我不假思索地将它们折了又叠，这是从小做惯的事。爸教过我怎么折旗袍，折时要注意领子，那是旗袍最重要的部分。我还记得自己曾因爸这么懂女人的衣服而感到尴尬，但他告诉我，那是小时候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

此刻，我发现了我要找的东西，是一件黑旗袍，姑婆张幼仪——晚年的她是我的明镜与良师——开的云裳服装公司里曾卖过的那种款式。从小，我就拥有这件衣裳，有一天，它从爷爷奶奶自上海带来的家当里冒出来。虽然衣服上没贴标签，但一天午后，我们在家中的箱子里翻翻寻寻时，幼仪一眼就认出了它。“这是我店里来的。”她说。那高兴的口气，仿佛遇见了老友。打从那天起，我就把这衣服当作幼仪的，而且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存在，就像接受她晚年对我的馈赠一样。是这件衣服把我们牢牢系在一块儿，载着我们跨越了岁岁年年。

家里大部分亲戚，我似乎生下来就认得，但认识幼仪姑婆的情况却不一样。我清楚记得初见面的情景。那是1974年，当时我九岁，我们张家人一如往常，在四姑婆位于中央公园西路（Central Park West）的公寓聚首。四姑婆自1954年移民纽约后，一直是位成功的服装设计师。她穿着剪裁考究的旗袍，头发用假髻绾得高高的，脸上抹得苍白，还搽了鲜红的唇膏。

我最怕到她家聚会。她老是把哥哥、姐姐和我叫到房间，问我们为什么没变胖些、瘦些、聪明些，或是手脚怎么没变麻利些，嘴巴没变甜些；当我们回答得结结巴巴时，她就用上海话笑我们。在四姑婆面前，谁都不许戴眼镜，连妈也包括在内，她受不了别人这副丑样子。

初遇幼仪那晚，我和家人一起被引进四姑婆的客厅，一眼就注意到有位戴副大眼镜的陌生人坐在四姑婆坐的双人椅另一头。她仪态端庄，没有架子，和雍容华贵的四姑婆似乎截然不同。我很诧异这陌生客竟被允许不摘眼镜。

爸向我们几个孩子宣布：“这是你们的二姑婆，也就是张家二姐，刚从香港到这儿。”

我羞怯地靠近幼仪，在郑重与她握手之时，目光穿透那副眼镜，直入她的双眸。眸中闪着熟识的光芒，好像她自某个遥远的地方就将我铭记在心似的。我记得自己当时立刻有种可以信赖这位女士的感觉。

她住在曼哈顿北部东区的一所公寓里，第二任丈夫过世后，才从香港搬来。张家人给她起了个诨名叫“亲伯伯”，显然是调侃她有几分男子气。我注视着她的短发和深色裤装，喜欢从她身上传出的信息：我讨厌裙装，过去人家老喊我“野丫头”。虽然爸妈从未提起，但我从同辈堂亲和姑姑们那儿听过她离婚的暧昧传言，他们用一种暗示着丢脸、可悲的口吻，谈论她离婚的事。我直视她的脸，想要搜寻“丢脸”或“可悲”的信息，却只看到平静和智慧。初次相见的那晚，我并没有和她说上几句话。虽然我经常在后来的家族聚会中看到她，但直到五年以后，才开始与她交谈。

1979或1980年的夏天，爸打电话给幼仪，邀她来康涅狄格小住数日。他俩显然在之前的一次家族聚会上讨论过这趟远行的可能性。1940年出生的爸，从孩提时代就和幼仪很熟，那时爸家住上海，转角就是幼仪家。1949年以后，爸和家人便辗转到香港、东京、巴西圣保罗，然后到美国。幼仪也在同年离开中国内地，前往香港，在那儿认识第二任丈夫，一直住到他去世之后。

初访康州的幼仪带来了粽子的食谱和制作材料，妈和我在幼仪监督之下，把肉馅和糯米准备好，然后将大片竹叶放在水里泡软待用。第一个粽子包出来以后，幼仪宣布我们的努力成功了。此后每年夏天，幼仪都会带份新的食谱来，有一年是饺子，还有一年是虾酱。她会在我们准备做菜时仔细监工，然后给我们的成品打分。我喜欢她那种从容不迫、细心周密的方法。我们煮东西时，她就夹杂着英语和中文告诉我中美与古今之别。我在家是讲英语长大的，读高中时才开始学中文。幼仪与我交谈时，从来不讥责我太美国化，或是用我不可能了解她所说的中国的口气。张家这边的亲戚中，没有人是以这样轻松的态度和我说话的，连我自己的爸和爷爷奶奶都一样。

当时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我，正陷入强烈的认同危机。身为张家第一代在美国出生的人，我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却不知如何取舍。身为华裔美国人的我，渴望拥有可以让自己认同的国家，想要追求一个和自己的过去毫不相干的未来。我热切盼望了解自己的出身，却又对自己的传承感到羞愧。

1983年，我开始在哈佛大学就读，由于东亚研究系声誉卓著，便选为主修科系。本想借此达到了解中国的目的，却因为要系统分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困惑。令人气馁的是，我所学的东西并未引起我的共鸣，而主修其他学科的同学却暗示我“天生”就应该具备有关中国的知识，也让我深恶痛绝。如果我对中国的了解比不上我的同窗（他们大都是美国人），那我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我不够中国？我经常如此戒慎恐惧。

那年在研读“中国史概论”这门课（同学都戏称这是“稻田课”）时，无意中在一些课文里发现张家人的名字，他们经常被与“五四”时代（约1919至1926年）相提并论。这个时代见证了传统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引领风骚之下所经历的剧变。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拥护民主的示威活动，“五四”之名由此而来。这个时代的贡献之一，是产生了新文体和新文学。我的两位伯祖张嘉森和张嘉璈[2]，也就是张家人口中的“二哥”和“四哥”，因在政治界与银行界的成就而为人所褒奖。我自小就认识二伯祖与四伯祖，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过世后，每次我去旧金山探望爷爷奶奶，都会到他们位于加州一座山边的墓地致敬。

令我惊讶的是，姑婆张幼仪也因为和徐志摩离婚而被提及，后者是将西方诗律引进中国现代诗，并协助创办影响文坛的《新月》月刊的浪漫诗人，名噪一时。他们的离婚事件常被称为“中国第一桩现代离婚案”。

大学第一个暑假自校返家后，我热切等待幼仪来访。她在我眼中是位值得尊敬的长辈和不谙世故的移民，这位女士和我在阅读课本时所想象的女中豪杰会是同一个人吗？她到访的第二天，我便拿出提到她名字的书本，央求她从头告诉我她的故事。

[1] 即奶妈。——译者注

[2] 即张君劢和张公权。——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