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

我在一九九六年为三部托马斯·曼的传记写了评论。我了解他的作品，但在读这些传记以及曼的日记之前，我对他的个人生活知之甚少。我发现他一直在思考一种他得不到的性生活。托马斯·曼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最有名望的德国人，也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一九一二年《死于威尼斯》出版时，没有人想到它来自真实的欲望和真实的事件，那发生在前一年他和妻子的威尼斯之行时。

后来我读了曼的妻子卡提娅所写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并不是长期受同性恋男人所苦的妻子，而是一个对丈夫了如指掌的人。她回忆了一九一一年旅居威尼斯期间，曼对酒店中一个客人的痴迷之情，她明确写道，她的丈夫“把他从这个迷人的男孩身上得来的愉悦感，转移给了阿申巴赫（小说主人公），并将之风格化为强烈的情感”。

正如曼把他的生活运用到小说中，我也把我所了解的威尼斯的地点运用到我笔下的曼家夫妇之旅中。我把他们放在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中，观赏提香的《圣母升天图》，然后带他们去斯拉夫的圣乔治会堂，那里挂着卡尔帕乔的画。我让曼站在我站过的空间里。我用切实的回忆来支撑写作。

一九一一年托马斯和卡提娅行走于威尼斯时，不可能预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希特勒的崛起、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于威尼斯》似乎对未来一无所知，但字里行间我们能听到一种病弱而优美的音乐、一种渴望感、一种腐朽的气息，以及南北欧之间的鸿沟。这些要素都将在后来的悲剧中发挥作用，在这场悲剧中，世界以托马斯和卡提娅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科尔姆·托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