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吕贝克，一八九一年

用人取走客人的大衣、围巾和帽子，这时他的母亲还在楼上。等所有人都被请到客厅时，茱莉娅·曼还待在她的卧室里。托马斯和他的哥哥海因里希，妹妹卢拉、卡拉在第一个楼梯平台处张望。他们知道母亲很快会现身。海因里希得告诫卡拉，让她别出声，否则他们会被勒令去睡觉，从而错过这一刻。他们的弟弟维克托还是个娃娃，正在楼上房间里睡觉。

茱莉娅走出卧室，她的头发被仔细地束在脑后，扎着彩色的蝴蝶结。她的连衣裙是白色的，黑鞋是特地从马约尔卡品牌店定制的，款式像舞鞋一般简洁。

她带着一丝不情愿的神色来到众人中间，仿佛她之前一直独自待在一个比节庆期间的吕贝克更有意思的地方。

茱莉娅走进客厅，环顾周围时，她会在客人中间看到一个人，他通常是个男人，一个不太可能会来的人，比如克林胡森先生，他既不显得年轻也不显老；又如弗朗茨·卡多维斯，他眯眼看人的样子与其母一脉相承；或如奥古斯特·莱韦尔库恩法官，他有两片薄嘴唇，胡髭修得整整齐齐。这样一个人会成为她的焦点。

她的迷人之处来自其异域气息，以及从魅力中透出的脆弱感。

但当她问起客人的工作、家庭以及消夏计划时，她明亮的双眸泛起柔波。说起消夏，她会想知道特拉沃明德各家酒店的舒适度，接着会问一些远方城市的大酒店，比如特鲁维尔、科利尤尔那些地方，或是亚得里亚海的度假酒店。

很快她会问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她会问对方对他们熟人中的某位普通的或有身份的女子有何看法。弦外之音是镇上的体面人士对这女子的私生活有所非议。比如小斯塔文西特夫人、麦肯敦夫人，或老迪斯特尔曼夫人，或是某个更低调的隐退人士。如果这位困惑的客人说他觉得那女子挺好，除了泛泛之言别无可谈，那么托马斯的母亲便会这样表达她的意见，说他们谈论的对象在她审慎的想法中是个出色的人物，亲切可人，吕贝克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位女性。她的口气像是在透露一桩眼下需要保密的私闻，甚至连她的议员丈夫都不知此事。

次日消息便会传开，他们母亲的仪态举止如何，她又评论了什么人，最后海因里希和托马斯会从同学那里听说这些，仿佛这是一场刚刚在汉堡上演的摩登剧。

在傍晚，如果议员去参加会议，或者等托马斯和海因里希练完小提琴，吃完晚餐，换上睡衣时，母亲便会向他们讲起她的祖国巴西。她说那地方非常辽阔，没人知道那边有多少人，他们长什么模样，说什么语言，那个国家比德国大很多很多倍，那里没有冬天，没有冰霜和真正的严寒，那条亚马逊河比莱茵河长十多倍，宽十多倍，有很多小河汇入，那些河流来自丛林深处，那里的树木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树长得更高，那里的人谁都没见过，也不会见到，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熟悉丛林，一旦有人闯入，他们立刻隐藏起来。

“跟我们说说星星吧。”海因里希会说。

“我们在帕拉蒂的房子是建在水上的，”茱莉娅会说，“可以说它就像一条船，和水融为一体。晚上我们能看到星星，它们很亮，低低地挂在夜空。这里北方的星星又高又远。在巴西，星星和太阳一样，白天也能看到。它们自己就是小太阳，发着光，离我们很近，尤其是住在水边的人。我母亲说你有时晚上可以在楼上的房间里看书，因为映在河上的星光如此清澈明亮。你得拉上百叶窗挡住光线，否则就睡不着。当我还是个小女孩，在你们妹妹的年龄时，我真的相信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我在吕贝克的第一夜，吃惊的就是我看不到星星。它们被云遮蔽了。”

“跟我们说说船吧。”

“你们该去睡觉了。”

“说说糖的故事吧。”

“托米，你知道糖的故事。”

“那就再讲一小段吧？”

“哦，吕贝克生产的所有杏仁糖里用的糖，都来自巴西。正如吕贝克的杏仁糖很有名，巴西的糖也很有名。所以当吕贝克的有钱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圣诞夜吃杏仁糖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吃巴西的一部分。他们吃着为他们漂洋过海的糖。”

“我们为什么自己不生产糖呢？”

“这个你得问你父亲。”

多年后，托马斯寻思，他父亲当初决定娶茱莉娅·达·席尔瓦-布鲁恩斯——而非一个来自当地海运老板或传统商贸、银行家庭的呆板的女儿，是否就是曼家家道中落的开端。众所周知，茱莉娅的母亲有南美印第安人的血统。从此，对新鲜感的渴求进入了家族精神，而之前这个家族感兴趣的仅是体面的，并能产生持续回报的事。

在吕贝克人的记忆中，茱莉娅的母亲过世后，她是和姐姐、三个哥哥一起来的，当时她还是个小女孩。他们被一个叔叔抚养。他们刚来城里时，一句德语都不会说。城里有些人心怀疑虑地盯着他们，比如老奥弗贝克夫人，她出了名地坚守改革派教会的教条。

“有一天我看到这几个孩子经过圣马利亚教堂时为自己求福，”她说，“和巴西做生意也许是必要的，但我知道吕贝克的上等人从未娶过巴西人，绝对没有。”

茱莉娅结婚时年仅十七，她生的五个孩子都有议员家后代的高贵气质，但还多了一种骄傲和自我意识，吕贝克人从未见过这种自我标榜的样子，奥弗贝克夫人和她圈子里的人希望这不会风行起来。

议员比他的妻子大十一岁，因为这一不寻常的结婚决定，他被投以惊愕的目光，仿佛他投资了意大利油画或罕见的锡釉彩陶，要满足一种议员和他的祖辈们一直引而不发的兴趣。

曼家的孩子在星期天去教堂之前，都得接受父亲的严格审视，而他们母亲总是在楼上更衣室里试帽子，换鞋子，让他们等。海因里希和托马斯得保持一脸严肃，做个好榜样，卢拉和卡拉则努力站得笔挺，一动不动。

维克托出生时，茱莉娅就不太在意丈夫的苛刻规矩了。她喜欢女孩们扎彩色蝴蝶结，穿彩色长袜，也不反对男孩们把头发留长，行为举止更加宽松。

茱莉娅去教堂时穿着优雅。她经常只穿一种颜色，比如灰色或深蓝色，鞋袜颜色配套，只有帽子上的红色或黄色箍带才显出别致。众所周知，她丈夫的服装是在汉堡定制的，剪裁合体，他的亮相总是无懈可击。议员每天换衬衫，有时一天换两件，他的衣柜是加大的。他的胡髭修理成法式。他一丝不苟的外表代表了家族商行百年来坚守卓越，秉持精英的态度。但他豪奢的衣柜体现了他的个人观念：吕贝克的曼家不仅意味着金钱和贸易，还有审慎得体的风范。

令他感到可怕的是，在从贝克格鲁伯的曼家到圣马利亚教堂的短短一程路上，茱莉娅不时和人打招呼，愉快而随意地叫出他们的名字，这种事在吕贝克星期天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这让奥弗贝克夫人和她的老闺女越发相信，曼夫人在内心深处仍是一个天主教徒。

“她又蠢又爱炫耀，这就是天主教徒的特点，”奥弗贝克夫人说，“她帽子上的箍带太轻佻了。”

当一大家子一起出现在圣马利亚教堂中，茱莉娅的肤色显得特别苍白，衬着栗色的浓密头发和神秘的眼睛，有种奇特的魅力。这双眼睛落在牧师身上时，隐隐流露嘲讽之意，当她丈夫的家族以及他们的朋友一脸肃然地参加宗教仪式时，这种嘲讽便格格不入。

托马斯发觉，父亲不爱听他妻子讲巴西的童年往事，尤其是当女孩们在场。但父亲很乐意被托马斯问起吕贝克的历史，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家族商行如何从罗斯托克白手起家。父亲似乎很喜欢托马斯在放学回家路上去他办公室，坐下来听有关船舶、仓房、银行合伙人和保险的事，托马斯还会记住他听到的内容。

就连远房表亲都认为，海因里希像母亲，满脑子梦幻、叛逆，总是一头扎在书堆里，而小托马斯少年老成，将来能把家族商行带入下一个世纪的非他莫属。

当女孩们长大后，如果父亲出门去俱乐部或去见人，所有的孩子都会聚到母亲的更衣室，茱莉娅会继续讲她的巴西故事，说那里的人穿的衣服如何洁白，洗衣如何费事，所以每个人看起来都特别而美丽，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黑人还是白人。

“那里不像吕贝克，”她说，“没人觉得必须一本正经。那里没有噘着嘴的奥弗贝克夫人，没有永远满面愁容的埃斯库切斯一家。在帕拉蒂，如果你看到三个人，那么一定有一个在说话，另两个在笑，而且他们都穿白衣。”

“他们在讲笑话吗？”海因里希问。

“就是在笑。他们就是那样。”

“可是笑什么呢？”

“宝贝，我不知道。但他们就是那样。有时候晚上我还能听到那种笑声，从风里传来。”

“我们能去巴西吗？”卢拉问。

“我觉得你父亲不会让你去巴西。”茱莉娅说。

“等我们长大了呢？”海因里希问。

“我们永远不知道长大后会发生什么，”她说，“也许你到时能去任何地方。任何地方！”

“我只想待在吕贝克。”托马斯说。

“你父亲听到这个会高兴的。”茱莉娅说。

和哥哥海因里希、母亲、妹妹们相比，托马斯更是活在自己的梦中世界。就连和父亲讨论仓房，也像是一个梦幻世界的延伸，他时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希腊神，或是童谣故事里的人物，或是他父亲挂在楼梯墙上的油画上的女子，表情热切、焦急、期待。有时他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比海因里希小，不及他强壮，不确定自己是否每天像大人一样和父亲去他办公室，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马蒂尔德——她是母亲的用人，掌管更衣室，确保母亲的鞋子成对摆放，香水瓶永远不空，秘密物件永远放在正确的抽屉里，不被他查探到。

当他听人说他将在商界大放光彩，当他因为知道即将抵达的货物、船只和远方港口的名字而令客人们刮目相看时，他心怀忧惧地想到，如果这些人得知他的真面目，就会对他观感大变。如果他们能看透他的心思，知道他在晚上甚至在白天把自己想象成楼梯井油画上的渴盼的女子，或是一个仗剑放歌、行走江湖的人，他们就会摇摇头，觉得他很有心机，把他们都蒙在鼓里，还骗取了父亲的赞赏。他是个谎言师、欺诈者，不能被信任。

海因里希当然了解弟弟的真面目，对弟弟的梦中人生一清二楚。他不仅知道托马斯的梦想比他自己的更辽阔宏伟，还警告过他，他装假的能力越高超，被揭穿的危险就越大。海因里希和弟弟不同，他在家中毫不矫饰。他长到十几岁时，对海涅、歌德、布尔热、莫泊桑极为热衷，对船舶、仓房毫无兴趣。他觉得后者无聊，无论如何劝告都无法阻止他对父亲表明心迹，说他不想与家族事业有任何瓜葛。

“我看到你吃午餐时在模仿一个小商人，”他对托马斯说，“所有人都被你骗了，除了我。你打算何时告诉他们你是在装假？”

“我没在装假。”

“你一句真话都不说。”

海因里希彻底地从家族要务中脱身而出，父亲只好不管他，转而盯着次子和两个女儿，纠正他们仪态举止上的瑕疵。茱莉娅试图培养海因里希的音乐兴趣，但他不想再练钢琴和小提琴。

托马斯想，海因里希若非深爱妹妹卡拉，早已彻底和家庭断绝关系。他和妹妹相差十岁，对她更像是父亲而非兄长。卡拉还在襁褓中时，海因里希就抱着她在房子里游荡。等她长大了些，他教她纸牌，和她玩只有他俩参与的简单捉迷藏游戏。

海因里希对卡拉的爱让别人都称赞他温柔细心。他也有朋友，也参加男性活动，但他总是殷切地照顾卡拉。如果卢拉嫉妒海因里希对妹妹如此上心，海因里希也会带她一起玩，但她不久就自觉无趣，因为妹妹和大哥彼此间聊天和嬉乐的样子，似乎不容别人插足。

“海因里希人很好，”一个表亲说，“如果他能实际些，家族的未来就有保障了。”

“不是有托米吗，”伊丽莎白姑妈转身看着托马斯说，“托米会把商行带入二十世纪的。这不就是你的计划吗？”

托马斯觉察到她语气里的轻嘲，他勉强一笑。

虽然人们相信，海因里希的顽固得自母亲，但他逐渐长大后，就不爱听母亲的故事了，也似乎没有遗传她精神里的脆弱和对奇巧事物的兴趣。海因里希谈论诗歌、艺术、旅行，但他直率、决毅的气质却令他违背自己的意愿，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纯粹的曼家人。事实上，当他走在吕贝克街头，伊丽莎白姑妈总爱说他像极了他的祖父约翰·西格蒙德·曼，他稳重的步伐让她怀想起吕贝克的旧时光，他深思的语气是遗传了他父亲。可他对商贸毫无热情，这太遗憾了。

托马斯很清楚，这个商行迟早会交给他掌管，而不是交给他哥哥，这栋祖父母留下的房子最终会成为他的领地。他想，他可以在房子里装满书。他想象着自己把楼上的房间重新装修，把办公室搬到其他地方。他会像父亲从汉堡订购衣服一样地订购书籍，也会从更远的地方购书，如果他学会法语，还能从法国购书，等他的英语更为流利，伦敦也行。他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生活在吕贝克，巩固商业只为了给他的其他兴趣提供资金。他想，他会娶一个法国妻子。她会为他们的生活锦上添花。

他想象着他和妻子装修完蒙斯特劳斯街的房子后，他母亲来做客，欣赏他们所做的一切——新买的钢琴、来自巴黎的油画，还有法国家具。

海因里希个头长高后，对托马斯更清楚地表明，弟弟是在努力做个曼家人，但这只是表面功夫。当托马斯读的诗越来越多，再也无法隐藏对文化的兴趣，当他有时在客厅里拉小提琴，让母亲在那架贝希斯坦钢琴上为他伴奏时，这种表面功夫便摇摇欲坠。

时光流逝，托马斯对船舶、商贸的兴趣终于装不下去了。当海因里希坚定明确自己的理想时，托马斯却闪烁其词，但他已无法掩饰自己的改变。

“你怎么不去你父亲的办公室了？”母亲问，“他说了好几次。”

“我明天就去。”托马斯说。

但在放学回家路上，他却想着在自己房子里能拥有的轻松自在，他可以找个地方避开所有人，读读书，或者只是做做梦。他决定过几天再去父亲的办公室。

托马斯记得有一天在吕贝克的家中，母亲在弹钢琴，他在拉小提琴，这时海因里希毫无预兆地出现在门口，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托马斯继续拉琴，但他很在意海因里希的存在。他们曾有几年合住在一间房间里，但当时已不在一起住了。

比他年长四岁、肤色更白皙的海因里希，已长成一个英俊男子。托马斯注意到了这点。

海因里希当时十八岁，很清楚自己正被弟弟注意着。有那么一会儿，他一定发觉这种注视的目光含有一种不安的欲望。托马斯记得那是一首舒缓的、不难演奏的曲子，或许是舒伯特某一首早期的钢琴小提琴协奏曲，或是某个歌谱。母亲的注意力全在乐谱上，没有留意两个儿子彼此注视的方式。托马斯觉得她都不知道海因里希来了。托马斯因哥哥的洞悉而感到窘迫，他红了脸，慢慢转开目光。

哥哥离开后，托马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他竭力拉琴，想要配合母亲。但他们最终停了下来，他犯了太多错，没法继续下去。

类似的事没再发生。海因里希已经让他明白，他的灵魂被看透了。就这样。但这份记忆留了下来，那间屋子，透过长窗的光线，钢琴前的母亲，站在母亲身边拉琴的孤独感，以及他们演奏的音乐，那柔和的声响，接着是突如其来的视线交汇，然后一切恢复正常，或是在外人看来似乎正常的状态。

海因里希愉快地离开学校，去德累斯顿的一家书店工作。他走后，托马斯变得更梦幻了。他无法专心学习，不注意听老师讲课。背景里浮现着一个不祥的念头，如雷鸣般轰响：等他长大成人，他将一无用处。

事实上，他将表现出堕落。堕落是他拉小提琴时发出的每一个音符，是他读书时念过的每一个字。

他知道自己正被观察着，不仅在家族中，还在学校，在教堂。他喜欢听母亲弹钢琴，跟着她去她的起居室，但也喜欢在街头被人指出，作为议员的好儿子而受到尊重。他习得了父亲的自负，也吸纳了母亲的艺术禀赋和异想天开的性情。

有些吕贝克人认为，这对兄弟不仅代表了他们自家的衰微，也象征了整个世界趋向疲弱，尤其是以男性气概自矜的北德国。

于是众人开始指望他们的幼弟维克托。他出生时，海因里希十九岁，托马斯将满十五岁。

“头两个男孩都迷上了诗歌，”伊丽莎白姑妈说，“我们只希望新来的这个会喜欢账簿和会计册。”

到了夏天，一家人到特拉沃明德的海边进行为期四周的度假，学校、老师、语法、比率，以及可怕的体育课都被抛诸脑后。

在这家瑞士风格的海滨酒店中，十五岁的托马斯在一间摆放老式家具的整洁的小房间里醒来，听到园丁在波罗的海夏日早晨的清澈天空下耙砾石的声音。

他和母亲、母亲的女伴伊达·容曼一同在餐厅的阳台上，或是在外面那棵大栗树下用早餐。他们后面是矮平的草地，更远处是高高的海岸植物和沙滩。

他的父亲似乎喜欢指摘酒店的小缺点。他觉得桌布熨得不仔细，餐巾土气，他无法容忍奇怪的面包和金属材质的蛋杯。茱莉娅一边听他抱怨，一边平静地耸耸肩。

“等我们回家，一切就完美了。”

卢拉问母亲，父亲为何极少和他们一起去沙滩，她笑了笑。

“他喜欢待在酒店，不想去沙滩。我们又何必勉强他呢？”

托马斯和兄妹们跟着母亲和伊达去沙滩，窝在酒店员工摆放好的长椅上。两个女人不停地小声聊天，只在有人过来时才停下，坐起来看看是谁来了。好奇心满足后，她们会接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很快在她们的催促下，托马斯穿着泳裤朝波浪一步步走去，他先是怕冷，碰到小浪就跳起来，接着投入大海的怀抱。

在漫长的下午，有时他们待在露天音乐台，有时伊达在酒店后面的树下给他读书，然后他们会坐在围墙尽头，在暮色中朝来往的船挥手帕。接下来到了晚餐时间，他常去母亲房间看她梳妆打扮，之后她会去酒店玻璃顶棚的檐廊餐厅与丈夫一起用餐，周围的家庭有来自汉堡的，也有来自英国甚至俄国的。这时托马斯已经准备睡觉了。

下雨天，西风倒吹着海水，他就在大厅的立式钢琴上消磨时间。这架钢琴演奏过大量华尔兹音乐，已经磨损，他弹不出家里那架三角钢琴的丰富音调和低音，但它别有一种滑稽、喑哑、咕叽咕叽的调子，他知道等假期结束后，他会怀念这个调子。

去年夏天，父亲回了吕贝克几天，说是有紧急工作。但他回来后，不再和他们一起用早餐，无论天气多好，他都待在起居室里读书，身上盖着一条毯子，像个病人一样。因为他不再和他们一起出门，他们就当作他还没回来。

一天傍晚，托马斯去找母亲时，在父亲的房间找到了她，这时他才注意到父亲躺在床上，张着嘴，盯着天花板。

“可怜人，”他的母亲说，“工作把他累坏了。度个假，他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母亲和伊达一切照常，一字不提她们把议员单独留在他房间的床上。当托马斯问母亲，父亲是否病了，她提醒他，议员数月前动过一个膀胱小手术。

“他还在恢复中，”母亲说，“不用多久他会奔向海水的。”

托马斯想，奇怪的是，他几乎不记得父亲在初夏的假期中游过泳，躺过沙滩。他只记得他在檐廊下的长椅上读报，旁边桌上放着他的俄国烟，或者就是晚餐前茱莉娅在房间里出神地打扮时，他等在外头。

一天他们从沙滩回来时，母亲让他去父亲的房间，说如果父亲提出要求为他读书，那就读。托马斯不乐意，说他想去听乐队演奏。她一定要他去，说父亲盼着他去。

在房间里，父亲坐在床上，脖子上围着一块挺括的白布，酒店理发师正在为他刮胡子。他朝托马斯点点头，示意他坐在窗口的椅子上。托马斯看到一本打开朝下摊放的书，他翻了翻，觉得是那种海因里希会读的书。他希望父亲不会让他读这个。

他被理发师缓慢细致的修理方式吸引了，先是用剃刀大幅地刮几下，接着是细微地修理。理发师修完一半脸后，起身检查他的工作，然后用一把小剪刀开始清理鼻子周围和嘴唇上方的小毛发。父亲直着眼看着前方。

理发师继续工作，把剩余的肥皂泡沫擦掉。完工后，他拿出一瓶古龙香水。父亲皱了皱眉，但他大方地喷了几下，满意地拍了拍手。

“这会让吕贝克的理发师都感到羞愧，”他说着，一边取下白布叠好，“人们会冲到特拉沃明德来找最好的理发师。”

托马斯的父亲躺在床上。他的条纹睡裤被熨烫得平平整整。托马斯看到父亲的脚指甲被精心修剪过，但左脚小脚趾的指甲因为卷曲而没有修剪。他很想拿把剪子来把它修整齐。但接着他意识到这个想法很荒唐。父亲是不大可能让他为自己剪指甲的。

他手里还拿着那本书。如果他不赶紧把书放一边，父亲可能会看到，然后就让他读书，或者问他有关书的事。

很快父亲合上了眼，像是要睡了，但他又睁开眼，茫然盯着对面的墙壁。托马斯寻思这时是否应该问问父亲有关船的事，哪些船要到港了，哪些船要出发了。如果父亲话多起来，那么再问问谷物价格的变动，或者提一提普鲁士，让父亲可以抱怨普鲁士官员缺乏礼数教养，吃饭习惯粗俗，即便是那些自称上等家庭出身的人。

他又朝父亲看了一眼，发觉父亲已经睡着了。片刻后他发出鼾声。托马斯想他现在可以把书放在床边桌上了。他起身走到床前。刮过胡子后，父亲的脸显得苍白而光滑。

他不确定自己应该待多久。他希望酒店有人来换水或换毛巾，但他又觉得这些都已备妥。他觉得母亲不会来。他知道她让他来这间屋子，是为了自己能在酒店花园里放松一下，或者和伊达、他的两个妹妹，或和维克托、用人一起去沙滩。他确信如果自己踏出这间屋子，母亲就会知道。

他走了几步，摸了摸刚洗好的床单，但他担心会打搅到父亲，便又退开了。

父亲发出一声喊叫，这声音非常奇怪，一瞬间托马斯以为是别人在屋里。但接着父亲喊出了几个字，虽然意义不明，但这是托马斯熟悉的声音。父亲捂着肚子从床上坐起来。他挣扎着想站到地上，但又虚弱地倒回床上。

托马斯第一反应是吓得后退。父亲躺了回去，闭着眼呻吟，双手仍然捂着肚子。托马斯走过去问是否要他去找母亲来。

“不用。”父亲说。

“什么？我要去找母亲来吗？”

“不用。”父亲又说了一遍，睁开眼看了看托马斯，脸痛苦地扭曲着。

“你什么都不知道。”父亲说。

托马斯冲出房间。他在楼梯上发现自己多跑了一层，又返回大厅，找到服务台，服务台叫来经理。他正在对这两人讲述发生了什么，母亲和伊达出现了。

他跟着所有人去房间，只见父亲安宁地熟睡在床上。

母亲叹了口气，小声地为这一场惊惶道歉。托马斯知道向她解释自己目睹的事是无用的。

他们回吕贝克后，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但还是拖到了十月份。

他听伊丽莎白姑妈抱怨说，议员临终之时飞快地说了句“阿门”，打断了牧师的祷词。

“他从来都不好好听人说话，”她说，“但我以为他会听牧师的。”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海因里希似乎知道如何与母亲相处，但托马斯不知该和她说什么。她拥抱他时，把他抱得太紧，他觉得自己想要挣脱的企图令她不悦。

他听到伊丽莎白姑妈在对一个表亲悄声说父亲的遗嘱，他先是漠不关心地走开，然后又悄悄折回，刚好听到她说不能给茱莉娅太多职责。

“还有男孩，”她说，“那两个男孩！这家现在完了。我觉得以前在街上朝我点头的人，现在都会嘲笑我。”

她还在说，那个表亲注意到托马斯在听，便碰了碰她。

“托马斯，你去让你的妹妹们把衣服穿对，”伊丽莎白姑妈说，“我看到卡拉穿的鞋子很不合适。”

葬礼上，茱莉娅·曼对来安慰她的人报以淡淡的微笑，但不鼓励他们对她说更多的话。她退回了自己的世界，她让两个女儿待在身边，让儿子们作为家庭代表，在必要时回应前来吊唁的人。

“你能让这些人离我远点吗？”她问，“如果他们问是否需要帮忙，你能不能求他们别用那种悲伤的眼神看我。”

托马斯从未见过她如此奇异、难以捉摸的格调。

葬礼后一天，茱莉娅带着五个孩子在起居室里，她看到她的小姑子伊丽莎白正在海因里希的帮助下搬动长沙发和一把沙发椅。

“伊丽莎白，别碰这些家具，”她说，“海因里希，把沙发搬回原处。”

“茱莉娅，我觉得沙发应该靠墙摆放。它周围有太多桌子。你总是有太多家具。我的母亲常说……”

“别碰这些家具！”茱莉娅打断她说。

伊丽莎白昂首挺胸走到壁炉前，姿势夸张地站在那儿，像是某一出戏里受到伤害的女人。

当托马斯发现海因里希准备陪母亲去法庭参加遗嘱宣读，他想为何没有叫他也去。但母亲忙得不可开交，他便决定不提此事。

“我一直讨厌在这里公开露面。他们当众宣读遗嘱，这太野蛮了！整个吕贝克都会知道我们的事。还有，海因里希，如果你能让你的伊丽莎白姑妈别在离开法庭时搭着我的胳膊，那我就太感激了。如果他们希望在宣读后把我烧死在广场上，那么告诉他们，我三点钟有空。”

托马斯心想现在谁来继承家业。他想象着父亲会指定某些德高望重者来监督一两个职员，让他们处理事务，直到这家人做出决定该怎么办。在葬礼上，他感觉到自己被注视着，被人指着说重担将会落在次子的肩上。他走进母亲的房间，在全身镜中看着自己。如果他站得笔挺，他便能看到自己每天早晨去上班，对下属发号施令的样子。这时他听到一个妹妹从楼下叫他，他离开镜子，觉得自己一下子缩小了。

海因里希和母亲回来时，他在楼梯顶端听着。

“他改了遗嘱，为的是让别人知道他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茱莉娅说，“而他们都在场，那些吕贝克有头面的人。现在他们不能烧巫婆了，就把寡妇拖出来羞辱。”

托马斯下楼到大厅，看到海因里希脸色苍白。当他触及哥哥的眼神时，他意识到发生了糟糕的、意想不到的事。

“你带托米去起居室，关上门，”茱莉娅说，“把事情经过告诉他。要不是邻居会闲言碎语，我就要弹钢琴了。现在我要去我房间。我希望遗嘱的任何细节永远不会在我面前提起。如果你的伊丽莎白姑妈胆敢打电话来，就告诉她我因为悲痛而突然病倒了。”

关上门后，海因里希和托马斯开始读这份海因里希从法庭带回的遗嘱复印件。

托马斯看到，遗嘱的日期是三个月前。遗嘱开头指定了一位监护人为曼家孩子的未来指引方向。接着议员表明，他对他们评价甚低。

“应当尽一切可能，”他写道，“反对我的长子的文学爱好。在我看来，他缺乏必要的教育和知识。他的这一爱好基于幻想，缺乏规训，他对他人不以为然，也许是出于轻率的个性。”

海因里希连读两遍，大笑起来。

“再听听这个，”他继续，“这段是关于你的：‘我的次子性情很好，他将会从事实务。我能指望他成为母亲的支柱。’所以这是你和你母亲的未来。你还会从事实务！谁以为你性情很好？那都是你装出来的另一面。”

海因里希对他读起父亲对卢拉的告诫，说她感情用事，又说卡拉是继托马斯之后家中第二个性情沉静的孩子。关于幼子维克托，议员写道：“晚出生的孩子往往发展得很好。这孩子的眼睛不错。”

“越来越离谱了，听听这个！”

他用浮夸的腔调高声宣读。

“‘我的妻子应该对所有的孩子态度坚决，并让他们都依赖于她。如果她有所疑虑，那么就读一读《李尔王》。’”

“我知道父亲小心眼，”海因里希说，“但我不知他如此记恨。”

海因里希用冷峻的官腔告诉弟弟，父亲在遗嘱中做了哪些安排。议员留下指示，家族商行将被出售，房产也会出售。茱莉娅将继承一切，但他指派了两个吕贝克最好管闲事的公众人物——也是茱莉娅一直很鄙视的人——来裁决她的经济事务。还指定两位监护人监管孩子们的成长。遗嘱还规定茱莉娅每年四次向薄嘴唇的奥古斯特·莱韦尔库恩法官汇报孩子们的情况。

伊丽莎白下一次来访时，没人请她坐下。

“你之前知道我丈夫的遗嘱吗？”茱莉娅问她。

“没人问过我的意见。”伊丽莎白回答说。

“我问的不是这个。你知道遗嘱的内容吗？”

“茱莉娅，别在孩子们面前谈这个。”

“这事我一直不吐不快，”茱莉娅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说了。我就要在孩子们面前说。我从来都不喜欢你。很遗憾你母亲没活到现在，否则我也会当着她的面说。”

海因里希想阻止她，但茱莉娅把他推开。

“议员写这份遗嘱就是为了羞辱我。”

“你自己无法掌管商行。”伊丽莎白说。

“我本来可以做决定。我的儿子和我都可以做决定。”

对吕贝克人而言，对那些茱莉娅曾嘲弄过，或在她丈夫家的聚会上轻视过的人而言——男人如克林胡森先生、卡多维斯先生，女人如小斯塔文西特夫人、麦肯敦夫人，或者对那些一直注意着她，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捶胸顿足的女人而言——如奥弗贝克夫人及其女儿，茱莉娅在遗嘱宣读后不久做出的决定无疑是极为乖张的。她带着三个幼子幼女去慕尼黑居住，让托马斯寄宿在廷佩博士家，完成最后一年学业，并鼓励海因里希去旅行，在文学世界中闯荡一番。

假如曼议员的遗孀决定搬去吕讷堡或汉堡，吕贝克的头面人也许会认为这只是因为她不可靠而已。但托马斯知道，在当年对汉萨人而言，慕尼黑代表南方。他们不喜欢也不信任南方。那城市是天主教的，放荡不羁，缺乏坚实的品质。他们如无必要，绝不会在那里久留。

吕贝克的焦点落在他母亲身上，尤其是当伊丽莎白姑妈私下告诉人们，茱莉娅对她如何粗鲁，如何玷污她母亲的形象。

有段时间，在他们的圈子中，唯一的话题就是议员的遗孀在葬礼上以及在不明智的决定上有失稳重。无人想到，就连海因里希也未曾想到，托马斯因为家族商行没留给他而深受打击，哪怕商行只是暂由他人监管，待他成年再交给他也是好的。

托马斯明白自己被剥夺了在他的一些梦想中认定非自己莫属的东西，他处于震惊之中。他知道经营家族商行只是他为自己将来做的若干打算之一，但父亲肆意的决定令他愤怒。他闷闷不乐地想到父亲早已看穿他的幻想，只是不知这些幻想常常对他十分真切。他后悔没能向父亲展示足够多的证明，让他留下更为慷慨的遗嘱。

然而，父亲斩断了家族的缆绳。议员自己时日不多，便让其他人也不好过。托马斯内心有种持续而深切的悲哀，吕贝克曼家的一切努力如今皆化为泡影。他的家族的时代结束了。

无论他们去往世界何方，吕贝克曼家再也不会像议员在世时那般声名显赫。这似乎并没有困扰海因里希和妹妹们，也没有困扰他的母亲。他们有更实际的考虑。他知道伊丽莎白姑妈也感觉到家族的地位一落千丈，但他无法与她谈说此事。他只能独自思考这些。如今家族在吕贝克被连根拔起。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