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乎平静的两年

二〇一二年五月六日到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差不多是两年多的平静时间！这是从一九九九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从未发生过的。那场选举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我从戴高乐派运动的主席位置上卸任。

自二〇〇二年起，我就从未停止领导职务和竞选活动。我担任了四年的内政部长、快一年的财政部长，五年在爱丽舍宫，还两次参与对最高权力的竞逐。无疑，我应该歇一歇。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不善于聆听自己和他人的意见令我身心俱疲。让我疲倦的不是过多的工作，也不是过多的领导责任，而是那些无处不在的攻击、批评，大大小小、消磨士气的残酷暴戾。我不是想抱怨，民主自有其规则，权力会带来很多后果。我很明白这一点，且已做好充分准备。除非我是那种木讷的怪物（我远非如此），否则就不可能撇开整个环境。就如同家庭会无可避免地因你受到牵连，你也同样会因为家庭而受到牵连。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重返政坛的问题上犹豫再三。我有没有权利再次对他们发号施令？我始终没有确定答案。

这是一个无法逾越、具有毁灭性的恶性循环，没有人可以有效控制，甚至可以说无法控制。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尽量尝试建立一个任谁都无法接近的气泡，虽然仍会受到“好人”的不断冲击，那些“好人”怀揣世上最真、最善的意图，却会让你见识你避之唯恐不及的最卑鄙龌龊的勾当。

从这个角度看，我去职后的两年是幸福的。在任总统时的风暴、泛滥的危机和战争的创伤之后，我总算迎来了一段平静时期。败选的事实要求我往后退一步，这种退后并非忍辱负重。数周后，我感觉重拾了力量，仿佛涅槃重生。对长期害怕失败的我而言，我现在必须直面它。它不再让我感到恐惧，因为它就在那儿。我当时害怕不从政以后的生活，我甚至怀疑它是否存在。现在我知道，它是存在的，毋庸置疑。我必须承认二〇一二年的败选让我安定下来，在自己身上寻找很多之前未曾发掘的可能性，并让我摆脱了许多无用且卑微的烦躁。

我把家庭列为优先，它也值得我这么做。我亏欠它太多，我也非常需要它。它在我生命中如此重要。我不喜欢寂寞，家庭是我的力量，同时也是阿喀琉斯之踵。那些想伤害我的人知道哪里是我的要害。我从来没有掩饰这些想法。我无法忍受钟爱之物受伤所带来的痛楚。自孩提时代以来，我长期因为缺乏一个梦寐以求的家庭而感到痛苦，以至于我时刻准备舍身保护自己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在二〇〇八年我想要那么快迎娶卡拉。之后的事情已经表明，将伴侣带进爱丽舍宫而不明媒正娶在法理上是说得通的，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但在人之常情上却是一场灾难。她深陷攻击且毫无还手之力。我不认同大家把瓦莱丽·特里埃维勒视作一个理想的替罪羊，由于她身处的境遇并不牢靠，明哲保身几无可能。

我知道，以前许多人无法理解甚至觉得我“对婚姻大事操之过急”。这反倒是最光明正大的做法，避免了让卡拉陷入在我看来是“官方情妇”的不伦状态中。很多人因为我说了“和卡拉在一起是认真的”而嘲笑我。但也因为这样才能避免那些私照流出，闲言碎语，还有其他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事儿。一位社论作家甚至这样写道：“晒出个人幸福，在法国人看来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法国人嫉妒心重。”这丝毫不影响这位记者在几个月前对我家庭生活的不如意指指点点，甚至把它们公之于众。我始终不相信这个关于法式嫉妒的无稽之谈。法国人民厌恶虚伪、谎言和遮掩。他们尊重真爱。当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一九九四年被《巴黎竞赛报》爆出私生女马扎里娜以及双重家庭的时候，我对此深信不疑。那时，法国人民被这位父亲为女儿的骄傲所打动，尽管他身居总统之位。在这位前总统大殓时，当达尼埃尔·密特朗将马扎里娜揽入怀中那一刻，我和全国人民被深深打动。

我的家庭就是我的力量。我对西恩·潘在《荒野生存》中的最后一句话感同身受：“幸福只有在分享的时候才是真实的。”我不想谈论权力，而是幸福，对，就是它。读一本书，看一场电影，听一段音乐，和心爱的人过着平淡日子，在我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的呢？在我的眼里，没有。生命是用来爱的。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冷血动物”，我需要做一些事情！这大概就是八年以来，即使我经历权力的残酷，以及失利后遭人冷眼，也从未感到孤单的原因。我和我的亲友分享了快乐，多亏有他们，我才能承受一切。

我知道共和国总统一职和其他职业是多么不同。我首先花了很长时间来理解它，然后经历它。因为任职总统就意味着走进了法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对于某些人而言，他们的孩子出生于我当选的那天；对其他人而言，他们在我进入爱丽舍宫的那天结婚或者为新生儿洗礼。在全家福合影里，这些回忆会略带怀旧感，甚至当权力不再，它能够瓦解批评的声音。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相较于在任时，所有的前任总统都在卸任后变得更受欢迎。和雅克·希拉克不同的是，我不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做任何事”，而是因为他们存在于国民的归属感中，甚至仍在家国记忆中扮演着角色。

我喜欢和人接触。我喜欢讨论、劝说、论辩。我的好奇心永不满足。我从未因为政治需要出席无数应酬而感到疲倦。很久以来，哪里有人群、公众和人头攒动的会堂，我就往哪里走。在走上舞台发表演说或者更常见的即兴演讲之前，我从未有过一丁点疲倦。看见人群，和他们对话，看着他们生活，无疑是我生命中的最大动力。我还在孩提时代时，就幻想遇到我的英雄们：歌手、运动员或是明星……我在外省小旅馆的门口花几小时守候，只为让他们在一张纸片上签下名字，然后把它视作宝物带回家。时至今日，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一个合影和签名要求，哪怕对任何一个天真地崇拜我的小朋友都是这样，因为我曾经和他一样。然而，在当时想象生活和命运会留给我什么，是多么遥不可及。我幻想过成为名人，但没想到如此之高、如此之快、如此之强。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一点惆怅。我深知自己运气不错。在我印象中，我从未对任何人怀有持久的仇恨。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尝试忘记也不理睬那些过激的言论。我是一个斗士，我会战斗到底。我甚至认为我喜欢争斗，但我从不会带有任何失败或者成功的痕迹。我翻过了这一页，不带追忆，没有一丁点复仇的想法。对任何人，在任何场合，于公于私，这种心态我都一以贯之。

同平日读到看到的相反，我对我的继任者一视同仁。我从未对他有过敌意或是厌恶。我未同他算过账，也没有复仇的意思。信不信我不重要，但这就是事实。当然，我尝试保持清醒。我了解他操纵和下套的能力。我也知道，他和他的朋友如何掩人耳目，虚张声势，甚至搬弄是非。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但我需要重申，我对他丝毫没有恶意。此外，最高级别的政治责任要求每个人都严守岗位，体现包容。这意味着要做到不动声色，否则会耗费个人精力、尊严，尤其是影响仕途。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讨厌”过一些人。在六十岁的当口，这有点孩子气。我还要加上一个词：无用。因为仇恨和嫉妒的情感是无法扑灭的。人永远不知足。人最好别去喝“仇恨”这口水，否则要冒着自溺的危险。我回归政坛没有任何复仇的打算，更不是出于对于我的“地位”的担心。我没有任何官职可守，更不需要对它有任何要求。我比外界想象的更加自由，他们在我身上想象出了太多野心。我完全有能力过另一种生活，但我无法接受法国的国格受损。

当过总统不会拥有任何特权，但对所有前总统而言，仅凭这一点就已经和法国人民建立起了特殊的联系。不论是友谊还是同情，该联系一直存在。正是这一点赋予了总统独一无二的地位。我们的每一名同胞对爱丽舍宫的前主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逸闻、批评、回忆或者厌恶。可以确定的是，存在一种由怀旧和公共记忆构成的情感纽带。宏大的历史就像燧石一样和个人的小故事擦出火花。成为总统，即成为法国人生命中的一部分，风雨同舟。成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不是偶然，这只能是长期以来念念不忘所结成的果实，其漫长的过程包含着无数磕绊和考验。想要得到就必须受到伤害，有时伤害还会很深。我在年轻时，也就是青少年时代的后期，便已下定决心。从那时起，我就全身心投入其中。很久以来，法兰西就主导了我的生活，调动了我所有精力，让我魂牵梦绕。我确实无法不去这么做。我真切地感觉到我是法国人，这一点上我无需思考。法兰西在我的血液中流动，让我看得更远更高。我曾放弃过诠释这种情感。时至今日我只需坦承这个事实并且接受它。我生为法国人，死为法国鬼。我喜欢在法国生活，用法兰西的方式思考，并成为法国的一部分。我甚至觉得这不是一个选择，而是拥有这种身份的必然结果。我大概就是为了这全部的政治责任而生！

我的叙述从“（几乎）平静”的两年半开始。没错，但时间过得有些快。在这段平静、远离经纶世务的时光里，我时时刻刻都在面对司法事件。谈论这些事情没那么容易，也让我不那么自在。我觉得去想这些事情很傻。作为一名受到严重伤害的人，我说什么都无法让人相信。我只想在无可辩驳的现实前保持立场，描述我经历了什么，尤其是学到了什么。

实际上，这是任何想要担负起权力责任的人都需经历的试炼过程，无论其所言所为，他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猎物”，在某一刻成为负罪者，他一定是有罪的。我已经受教良多，因为我在这些事情里所受的非难难以想象。我首先深深地感到冤枉，我想把它不加保留地表现出来，其中还夹杂着愤懑和怒气……我是那么想反抗，没有什么能够让我的心情平复。然后，有意思的是，我居然真上了当，居然还寻思是否真的问心无愧。

让人惊恐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负罪感会将你慢慢吞噬。必须集中精力，尽最大努力来还原事情真相，不辞疲倦地解释，在清白中找到说服别人的力量。因为今天，在众目睽睽的媒体审判下，展示的已不再是控诉的罪行，而是用来辩驳的清白。一七九三年，令人生畏的圣茹斯特在众人面前振振有词，他执意实行那套让人恐惧的原则：“证明您的品行，不然就进监狱。”毁谤就是这样出现的。那句老话所言不虚：“无风不起浪。”我讨厌这个说法，从这以后我在所有被告身上都看到了可能被隐藏的清白。我理解那些受害人因为害怕司法谬误而流露出的恐惧。我痛恨这种狂暴。我看不起那些好为人师之徒。我感觉自己同这些受伤的受害者站在一起。我决定远离那些自认为是正义之徒的喧哗。

二〇一二年总统大选时，机缘巧合，我被指控利用一个老妇人，并从二十世纪初最臭名昭著的独裁者那儿得到资助。我一开始没有在意，因为这事儿对我来说太莫名其妙了。但后来发生的事儿表明是我失策了。关于“贝当古事件”，三年调查，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讯问和无数交锋，四次提堂，波尔多法院两次开庭，以及数千份几乎可以确定我有罪的文件，那些思路敏锐的左派判官对我进行的百般羞辱……我最后免于出庭。埃里克·伍尔特最后也没有事。可以这么说，这就是为审而审。但这一切都太容易了，人们讨论了一整天我没有出庭的事儿，然后一切都被遗忘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三年，每当麦克风出现的时候，我就要解释我没有非法收受贝当古家族的献金。

关于“卡扎菲事件”，我因身陷新一轮疾风骤雨而感到无助。因为我最后在五十多个国家的帮助下领导了利比亚的解放战争。它持续了数月，如果卡扎菲有任何对我不利的证据，为什么他活着的时候不用呢？为什么要等他死后才编造出一个煞有其事的献金事件，而且恰恰在总统大选之时爆出？正义会让这些指控无影无踪，我一点都不怀疑。但这得花上多少年的时间呢？我到底做了什么，竟受到如此控诉？诚然，我不是左派，我也不想成为左派，但这是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这个满嘴“人权”“法治国家”“透明度”“标兵”的左派在面对一个右派人物（尤其是我）的时候仿佛忘记、否认，甚至横加践踏这一切。无罪推论变成了有罪推论。我是不会要求我的亲信如此对待我们的对手的。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不会让任何人得益，相反，它只会降低每个人的身价，摧毁法国人民对政治和政治家必要的信心。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我们在“卡于扎克事件”中“独善其身”。一些选民指责我们，因为我们在他们看来太过软弱。而其他人，比如一些报章主编就把这种“独善其身”归因于我们和他们是同犯，就好像我们所有人都在瑞士开了账户一样！

我没有任何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一直确信政治斗争不可能确立并允许一切。我从未有过编造阴谋的想法。我始终厌恶这种做派，并厌恶所有诉诸它的人。

在此我不会一一列举所有的“事件”，这既不适合本书主题，现在也并非最佳时机。我只想说以下三点，在我看来，它们对未来非常有用。

首先，我经常觉得，根本无需动用二十个大法官、几十个警察和特殊技术手段来全天候地应对这些对法国来说不见得多么严重的违法行为。它们把我的公家和私人生活折腾得千疮百孔。数月以来，我的电话遭到监听；数周以来，我的定位遭到监控。有位马赛的法官甚至怀疑我参与了一起将可卡因贩卖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生意。为了反对我，确实还有一条“珍贵”的线索，我的确在几个月之前“不小心”乘坐了一班飞机，它与贩毒者搭乘的航班同属一家航空公司！这也给你们提了个醒：在上出租车之前，要好好查一下之前的乘客是不是好人。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了，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只有简单的一点，那就是我成为了调查的主角，而这明显违反了常识……

在指控我企图“贿赂”最高刑事法院一事上，我还需要证明我的清白。我又一次被监听了，这次的内容是我和我律师的对话。除此之外，被侵犯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制根基，这不重要。被传讯的最高刑事法院法官确认没有和吉尔伯特·阿兹贝尔有过联系，这不重要。所有摩纳哥的负责人都证明我和他谋得国务资政一事没有任何瓜葛，这不重要。两位主审法官中的一位是法官工会成员，这不重要。虽然众所周知，自“傻子墙事件”起，他们是怎么看待我的。

最后，我还要跟“比格玛利翁事件”撇清关系。人们可能难以相信，但我要再一次对这个不可辩驳的真相发誓：在这件丑闻爆发之前，我对这个公司一无所知。当年党内管理层为了编辑党内集会所需的声音和图像而选择了这家公司。在比格玛利翁公司和人民运动联盟之间发现了假发票系统，我的竞选被视作是其借口。我的竞选主任纪尧姆·兰伯特从未隐藏，更未开具过任何假发票，我和比格玛利翁公司之间也从未有过任何会谈。有人说二〇一二年我是竞选狂人，但我用以下数字向他澄清：在二〇〇七年，我举行了六十七场大集会，二〇一二年是四十八场。我哪儿狂了？

从所有这些角度看，我对社会的危害未免有些特别。在法国政坛，谁能有这番待遇？不用找了：没人。有朝一日我们是不是也要对这些不曾有结论、也不会有结论的徒劳调查算一笔账，好对纳税人有个交代？谁会意识到这些调查浪费了多少精力、金钱和程序？最糟糕的是，每当我被证明是清白的，总有东西留在那里，因为毁谤无法停下脚步。没人能容忍它，但也无法阻止它。

第二点看法事关我和司法体制间的关系。不知道有多少次别人对我说：“尽管他们做了太多事来反对你，但你也别把他们比作‘小喽啰’，他们会报复，这就是人性。”让我们说说法官的“复仇”，这很有意思。我希望，我也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至于如此，因为这与伸张正义、界定责任所需的平心静气完全背道而驰。而我要在他们工具化的语境下自我辩解，即便我相信他们并不比我幸福多少。

我在重回最高法庭的第一天就对他们说了这番话。可能是我没留心眼，我想对他们解释为什么我选择拉希达·达蒂作为司法部长。她父亲是阿尔及利亚人，母亲是摩洛哥人，任命这样一名年轻的女法官，在我看来是双重的幸福象征。首先这意味着无论一个人出身如何，都可能成为部长，所有人都可以拥有平步青云之梦。其次，我对所有那些处在犯罪边缘的年轻人说，在法国只存在一种正义，原则上不分种族和社会。我做结论时提到了法国的多样性，认为法官招募也需要符合这种多样性，法官不应该都像是……你们都知道下文了。我又一次毒舌了，估计以后不会再说这话了，但我的初衷是高尚甚至公正的。

结果就是，很多法官被伤害了，拉希达·达蒂不满自己因为出身而被迫“降格”。更严重的是，我想捍卫的正义事业再次遭人误解。说到底，我大错特错。这完全是一个错误。

但这些年，在对大环境敬而远之的同时，我仍旧信任司法体制。不仅因为这话出自前总统之口，作为总统不能胡乱批评一个对于社会平衡如此重要的体制。而且，这种信任也建立在我见过的很多法官给我的感觉之上，他们对某些过激行为的反应以及对社会契约的责任让我感同身受。在见了范·鲁伊贝克法官之后，这个想法尤其强烈。不能说我们之间的交流在原则上就应该于我有利，因为“清泉门事件”中，我受到过一些态度的伤害，我认为那也是他的态度。

去年春天，他传讯了我。那天是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他问了关于我在二〇一二年总统竞选中的违规事件。该事件由制宪委员会做定论，其主席让-路易·德布雷对我的厌恶众所周知。在经过六个小时刨根问底的盘问后，他结束了庭审，并要求休庭一刻钟。当时其同事勒内·格鲁曼就在他身旁。时间一到，我就回到他办公室。他站着直视我的眼睛，丝毫没有绕弯子：“您将不会受到审查，您说服了我们。”我如释重负，倒不是因为这件案子不再让我担心，而是因为我能够证明，说服一个法官是有可能的。我还证明了该审判结果并非基于我所代表的势力，或是我的身份。它基于事实，且仅基于事实。对于旁观者而言，这好像很正常，而对于我，这堪比雪中送炭。我终于有了在被审判之前辩解的权利。我本来不相信这些了，但经历此事后，我重新开始相信法官刚正不阿。我可以想象范·鲁伊贝克法官在司法上不再对我“落井下石”所需要的勇气，因为许多人正翘首以盼，等着看我好戏。

除去少数判例和人治的必然缺陷之外，法官的政治化和工会化仍将是一个重要问题。从赤贫者到名流，人人都期待着裁决能够摆脱政治干预，这同真正的民主制度无法相容。禁止八千名法国法官参加任何有利害关系的组织是不切实际的，这也是他们的合法权益。问题不在于工会化，而在于这些工会的政治化。前面提到的“傻子墙事件”让法官工会闻名于世，我在这“墙”上占了一个位置，他们不仅在总统大选投票中呼吁投左派，还使用了那些众人皆知的粗话来反对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法官工会的成员既负责裁决，又时刻与我作对，我们如何相信他们能够做到刚正不阿？我这么说并不是想质疑整个体制，也不想质疑法官的专业性，而是想诉诸理智。诚然，我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也不能任其碾压！

法官工会可以存在，但要对它们的政治化说不。它们应被禁止参与政治，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

我必须承认工会组织的政治化问题不仅仅涉及司法领域。每次工会像政党一样行事，它就一定会僭越其首要职能，即服务法国的雇员和公务员，而他们理应受到更好的代表和保护。

人们经常批评政治民主的运作。但更糟糕的是社会民主，所有实践需要被重新审视，我在下文还会谈及这个话题。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气质，关于对透明度的幻想，关于对毁坏所有有效的、成功的，以及正在运作的机制的妄想。在这大规模的乱枪扫射中，第一个中枪的就是民主本身。我们不知道还能信任谁，相信谁。在日常媒体的海量信息中，事实已不再重要，评论也不再重要，因为唯一的指标就是“喧闹”与否。请理解这样的乱象：从消息产生的那一瞬间起，无论是真是假都会成为谈资。记者总担忧没有最新消息，他们宁愿犯错，也不愿做一丁点儿验证真伪的工作。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LCI电视台在二〇一五年三月宣布：“我们的老板过世了。”而马丁·布依格当时正在海边惬意地度假。这事儿完全是个插曲，因为在TF1和LCI中至少有二十来号人知道马丁·布依格的手机号码！记者对法新社宣布其去世的电讯的真实性加以核实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

上一届环法大赛的电视评论正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缩影。最新潮流是谈论放在自行车手车架里的“电动马达”。没人见到过！连证据的由头都没有找到，但每个人都觉得要把它说出来，抒发自己的看法。三人成虎，谣言成了事实，事实成了辩论话题。新科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弗洛姆也因此被嘘声盖过。

我有幸跟随年轻的天才罗曼·巴代一起从阿尔卑斯山到圣-让-德-莫立安村，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近距离看到了他唯一的引擎，那就是他的双腿、才华，还有勇气。

我们无需妄自菲薄，当然这不是胡乱否认媒体调查的权利，更不是在质疑我们作为责任人的义务。但要注意的是，不要激发负能量。尽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绪，它仍会带来伤害。谁会在乱泼脏水中受益？谁会在相互仇恨中活到最后？我们正在建设何种社会？

就我个人而言，应该逆潮流而行，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身秘密，它们可以是宝藏，也可以是缺陷。成为一名公众人物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也不意味着什么都是对的。我认为私人生活必须受到极大的尊重。

有些人对别人的习惯和财产细节吹毛求疵，我承认对他们极其厌烦。托比拉女士在她的财产声明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大秘密”——她有一辆自行车。由此我们可以确信，法国社会秩序井然。这个逻辑的结果就是，细节成为了最重要的东西，而最重要的东西成为了谈资。

此外，我很确信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讨伐的对象，也不是一切都值得这么做。奇闻逸事向来无法代替关于愈加复杂的社会挑战的深度辩论。我们的民主不应仅仅是隔靴搔痒般关心问题表面。我们的社会不能只建立在过度的平均主义、无限的窥视欲或是肆意拉低下限的想法之上。

这个人人相互憎恶的险恶过程最后落下深深的病根。如今，许多法国年轻人感受到了这种病态，他们怀疑是否还能期待在自己的国家获得成功。

二十年前，加拿大魁北克的年轻人梦想来法国学习。而今情况反转，法国的年轻人去蒙特利尔、纽约、伦敦、上海的学府深造。这个反转让我们警醒。不用到远处找原因。这既非技术问题，亦非组织或者大学学科细分的问题，而是我国年富力强的人群对于我国社会同野心、钱财、成功、回报和工作之间恶性关系的拷问。

如果最终只是让自己和家庭成为谈资，那人们为何要更努力工作呢？如果人们付出的努力被忽视，甚至还要遭受社会、政府和各个机构监督者的蔑视，那么在社会和职场上寻求晋升还有何意义？

二〇〇六年六月，弗朗索瓦·奥朗德郑重表明他不喜欢有钱人。在他看来，有钱人的标准是月收入四千欧元及以上。我不认为一个月收入超过四千欧元的法国人会自认为是“有钱人”。我再深挖下去。首先，批判一个社会群体是种歧视。当一个人想成为总统，他就要仔细考虑、尊重并关心所有人。我也曾经犯过大错，我在农业展时对一个冒犯我的人说：“滚开，傻×。”我犯了错，因为他有权思考他所说的东西，即便他没这么跟我说。但我却和他一般见识了，我悔不当初。我这样做确实降低了总统的格调。即便作为正常人，我的反应还是显得不合时宜。我懂得了有性格不代表可以为所欲为，我为此付出了代价。

奥朗德作为候选人，其姿态中最让人瞠目的一点，在于传达了一种和金钱的极度不健康的关系。弗朗索瓦·密特朗曾说“金钱带来腐败”，这回轮到他说了。左派知识分子对金钱习惯性的厌恶同他的生活习惯背道而驰，这让他气急败坏。视金钱如粪土和拜金殊途同归，即把钱置于一切的核心。不过钱只是一种工具，它和卑贱或尊贵无关。想赚更多钱并非失衡的标志。为家人谋取更多物质收入的想法再正常不过。总统本人也得承认这一点。国家元首的歇斯底里会对社会情绪产生影响。我向图尔宽的一名年轻医生询问他每天接待多少病人，他跟我说“三十来个”，还说不是为了赚更多钱。面对我的惊讶，他笑了起来，补充道，他忘记了他“面对的是我，而不是其他人”。我很愿意相信这个富有爱心的男人。但有必要花大力气将诸如多赚钱养家这样再自然不过的道理反复说明吗？谁可以对其加以指责呢？

我跟金钱的莫须有关系总是受到调侃。《新观察家》杂志维护人权，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但它居然在我任职总统期间发表名为《萨科齐和金钱》的文章。奥布里夫人在这段时间把我视作政界的“麦道夫”，还强调我胳膊肘朝美国拐。这种构陷就是这样设计的。我感受到了法国人对于金钱的普遍厌恶，我联想到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的形象：爱钱如命，一心只为“敛财”。

而真相恰恰相反。如果我视金钱为动力，我就不会把我的生命奉献给政治事业。我私下里有很多机遇，不光可以领导别人，也可以创办我自己的企业。一九九五年，大银行家安托万·贝海姆就向我提议同他一道创建一家新的商业银行。二〇一三年，我曾尝试创建自己的投资基金，但想法没有落地。每次有别的机会出现，我都婉言拒绝。人是否真诚在于行而不在于言。我的行为无疑表明，赚钱、追求财富和堆积物质的想法从来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尽管我承认并且要求自己不同于许多其他政治人物，但我不觉得自己和经济界，尤其是企业界的人物见外。我没有上过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也不在意高级公职人员的利益，我从未属于过这个群体，但我热爱并喜欢那些实干家。我喜欢和那些不光有想法还有践行能力的人为伍。我承认在白手起家的人面前感到惭愧。但我不嫉妒，我不停地追问这些创业经济的弄潮儿出于何种原因且通过何种方式成就了自己。

我打心底里欣赏那些把我无法做成的事成功实现的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永葆好奇、海纳百川、思维活跃、低调谦卑。吸引我的不是金钱，而是无论男女，都具备想要实现儿时梦想的深层动力。我喜欢实干家远胜于那些成天空谈想要行动却没有意志落实的人。

最后，我想要谈一下我受邀参加的“有偿讲座”。我承认自己可能太过天真，但我从未想过这些讲座会引起哪怕一丁点儿争议。我已经不是总统了。邀请我的机构都属于私人领域，没有公共资金牵涉其中。我已经谨慎到只接受法国本土以外或是外国机构的活动邀请，以免有任何利益冲突之嫌。但这种谨慎于事无补。从第一场讲座开始，我就成为被攻击的对象。那些从未受邀参加此类活动的人急不可待地表现出独善其身的姿态，仿佛这是一块贞节牌坊。然而要拒绝参加一场没有受邀的活动的确相当困难。

二〇一二年六月，重要的国际讲座联络中介商“华盛顿演讲家组织”邀请我开启新的生涯，即进入国际演讲家的行列。我很感兴趣，但是深感怀疑。在我离开爱丽舍宫六个月之后，还有人会对我感兴趣吗？彼时，我的英语水平让我仍很难和只懂这门语言的人进行交流。于是，我立刻着手补上这块短板。最后，我的付出不见得都有了回报，我没有达到“完全fluent(1)”，但令人欣慰的是，我可以理解并使用莎士比亚的语言交流。这算是我卸任后自鸣得意的一点。彼时，我懂得保持“年轻”的唯一手段，就是继续努力学习，这和哪种文化背景无关。我始终保持着这种不懈的渴求。

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在新工作中找到了兴趣、快乐和效率。邀请函接踵而至。我有幸在首尔、圣保罗和上海等地面对韩国人、巴西人和中国人演讲。在世界各个角落，我有机会接触很多人。我承认，我为自己能够站在国际听众面前发言而感到自豪。政治生活的过渡因此变得平稳。当然，这和政治大集会时的血脉偾张无关，而是让我和更多听众建立起联系的喜悦。说服别人的激情从未离我远去。这一点无可厚非，也并非不道德。已经有人在我之前做过：克林顿、布莱尔、阿斯那尔、施罗德。对于我这么一个政治生活作风十分法国化的人而言，这既是荣誉也是惊喜。诚然，我从中获利，但我没偷没抢，且依法纳税，不耗费纳税人一分一厘，为何还有这种争议呢？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党对金钱以及所有诠释金钱之物的污名化，而我则首当其冲。

我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重申政治人物在政治生涯结束或者中断时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挣钱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的公共管理者可以在私有领域一展身手，可以知道客户的“要求”是什么，理解商业行为中的不确定性，知道业绩并非无中生有，而是需要通过奋斗来获得并把它保留下来。法国的政治模式不能只围绕单一的行政层面。如果我们完全忽略私有领域的话，它如何获得自己的位置？我还要补充的是，经济独立赋予了我在政治上从未有过的自由。如今，我有了选择。我不再有任何立法或者市政任期，我出任共和党主席一职也是完全出于志愿服务的理念。我想要重申在主席任期的第一年，我从没让我的党派担负过任何一次工作午餐或晚宴的花销。我没从中拿过任何好处，死抠细节的好事者倒从中获得不少口实。

最后我还要说，那些自视清高、好为人师之徒每每谈到民意代表、议员、参议员或者市政长官的时候就摆出这种可悲的论调，我一点都看不上眼。倘若一个国家想要最优秀的政治阶层，那么一定要吸引最优秀的年轻人，尤其是来自私人领域，没有任何私人产业的人，因为政治生活应该让以此为生的人有能力让其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不然的话，政治家将无一例外都是公务员，在他们在任或者退休之后都可以靠俸禄生活。那么，当法律偏向公共领域，而非私人领域时，我们也别太过抱怨。

我斗胆表达一下我对大众推崇的单一职务持有的反对态度。倘若我们都支持“工作更多”，为什么要让政治家工作更少呢？大家是否觉得，只要禁止民意代表身兼二职就可以让他们在单一职务里找到身兼二职所没有的想象力和能量了吗？只要想想我们参众两院里有的尽是那些没有地方职务的立法委员，他们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只是为了给新法律投票，这简直是场噩梦。我们得承认现在面临立法院的冗员问题。鉴于地方治理不尽人意，倘若地方民意代表进入议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地方领导力将会式微。我所重视的农村计划，谁还能把它做好呢？没人可以。法国就是这样，在巴黎，部长和长官无暇理会一位没有议会职务的市长，哪怕是中型城市的市长，更遑论操心他们的事。最后你们还会觉得，一人一职可以增加管理者的数量吗？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法国政治阶层的人太多，尤其是议员。

减少后者的数量势在必行。六千六百万人口的国度有一千名欧洲议员。太多，实在太多。民众听不到最高议会的声音。砍掉至少三分之一的议员，同时重新允许议员身兼二职，这将会让法国民主体制重获生命力和可信度。

回首这两年半，我获得了不曾有过的距离感，它让我反思所犯的错，我终于幡然醒悟！一些人会说，是距离产生了美。

我本应从政治生活中隐退，而不是像我的诸多同事一样热衷于政治生活的每一朵浪花，不肯放过任何细节，实际上也并未带来任何改变。仿佛政治事件的重要程度和它能引起的兴奋成反比。我越来越认为应该转换职业选择，即先经历一段私人生活、社团活动，甚至是海外游历，然后重新投入高强度的政治活动。

我得承认，退出公众活动从来不意味着对它失去兴趣。我对它持另外一种看法，但始终是一种热烈专注且积极的看法。我扪心自问，我确实把政治这一页翻过去了吗？我这样说过、这样想过、这样努力说服过自己，但是我真这样想吗？我不确定。

当我在妻子的演唱会上为她鼓掌时，我为她感到高兴，我为这个艺术家所呈现的表演感到自豪。但平心而论，我不会对公众对我表现出的热情和善意无动于衷。事实上，我身上仍留有政治生活的气息。当我们举家去饭馆时，耐心和热情的人在出口等着我们，他们展现出的仍是对“总统”的鼓励，甚至依恋。

我怎么可能对这种热情、友谊和忠诚无动于衷？我怎么可能对所有法国人说他们已不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怎么可能翻过这一页？当然，我不能，我也不想。所以我回来了。

我这样做首先是为了他们，当然，我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为了我自己，因为这最终是我要过的生活。我有意无意间留存了这朵火苗。不管怎样，它深埋于我的内心深处，远未熄灭，因为于我而言，一切与法兰西共生，一切也与它俱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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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