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自1914年黄侃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学科搬上北大课堂及今，现代意义的“龙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1949年后，大陆的“龙学”研究日趋兴盛，成果丰硕，与“红学”“选学”“甲骨学”“敦煌学”等并为显学。台湾“龙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后不断发展，成果辉煌，亦为岛内显学，堪与大陆比肩[2]。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两岸暌隔，交流不多，更缺乏比较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日渐频繁，学人往来与日俱增，《文心雕龙》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两岸“龙学”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对海峡两岸“龙学”的研究状况、发展大势、内容特点、学术交流以及经典个案等，进行梳理分析，概括彼此的风格特色，总结各自的得失经验，从而取长补短，增进了解，就显得越发重要了。

一、共同的学术事业

罗宗强说：“如果要说二十世纪古文论研究的成就的话，《文心雕龙》的研究应该说是首屈一指。去掉《文心雕龙》的研究，古文论的研究成果就去掉了近四分之一的份量。”[3]《文心雕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典，作为诗文评的龙头和古文论的界碑，它兼容并包，出入经史，旁涉道玄，最后归宗文学，是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学术价值，故能成为海峡两岸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无论大陆学界还是台湾学界，《文心雕龙》研究都非常兴盛，堪称两岸共同的显学。

《文心雕龙》的元典性品质和世界性地位，是生成现代“龙学”的根本，而海峡两岸“龙学”的发展和兴盛，又使《文心雕龙》成为传统文化研究与复兴的一个典型。杨明照说：“《文心雕龙》问世一千四百多年了。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完整、真知灼见之往往间出，是独树一帜，寡二少双的。不只是我国的珍贵遗产，同时也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近些年来，由于海内外学者的各奏所能，多方参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被誉为是崛起于当代的显学——‘龙学’。”[4]《文心雕龙》全书结构严谨，体大思精，共十卷五十篇，上篇二十五篇为总论和文体论，下篇二十五篇为创作论与批评论。关于基本内容和结构安排，刘勰在《序志》做了明确说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5]

唐宋以来，《文心雕龙》独特的内容、形式和巨大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宋代学人孙光宪、明代文人胡应麟等，都对《文心雕龙》的内涵、特点、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清代激赏《文心雕龙》的学者更多，孙梅结合陆机《文赋》与萧统《文选》，评论《文心雕龙》的价值：“士衡《文赋》一篇，引而不发，旨趣跃如。彦和则探幽索隐，穷神尽状；五十篇之内，百代之精华备矣。其时昭明太子纂辑《文选》，为词宗标准。彦和此书，实总括大凡，妙抉其心。二书宜相辅而行者也。自陈、隋下讫五代，五百年间，作者莫不根柢于此。呜呼盛矣！”[6]黄叔琳视《文心雕龙》为“艺苑之秘宝”，亲为之校注并序曰：“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秘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7]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对《诗品》与《文心雕龙》的特点和成就做了比较：“《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纵六艺溯流别也。”[8]谭献更是从子书的角度，论述了彦和之书独一无二的本质特点：“顾千里传校《文心雕龙》十卷，盖出黄荛圃。荛圃则据元刻本、弘治活字本、嘉靖汪一元刻本，朱墨合校，足为是书第一善本。彦和著书，自成一子。上篇廿五，昭晰群言；下篇廿五，发挥众妙。并世则《诗品》让能，后来则《史通》失隽。文苑之学，寡二少双。立言宏旨在于述圣宗经，此所以群言就冶，众妙朝宗者也。”[9]

古代学者常常从纵向角度，结合刘勰前后及同时期的文论作品，评价《文心雕龙》的本质和特点；现代学者则更多地从横向角度，联系西方的文论或美学名著，分析《文心雕龙》的价值和意义。鲁迅说《文心雕龙》可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10]王元化也认为《文心雕龙》可与黑格尔的《美学》相比肩：“关于文学理论或美学的体系，我觉得有两位理论家的论著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一个是黑格尔的《美学》，一个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两部著作都可以称得上具有自己理论体系的著作。”[11]台湾学者纪秋郎则说：“在我个人所阅读的范围中，愈发觉得《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在西方的文论中，能够拿来和《文心雕龙》做比较的几乎没有，即使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也没有这样周全的考虑，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可以放在世界文论的金字塔顶。”[12]日本学者国原吉之助也有同样的看法：“我无法忘记刚开始翻阅《文心雕龙》时所感到的惊讶。与之相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等西欧古代文艺批评或文学理论著作顿时黯然失色。”[13]

正是《文心雕龙》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巨大的学术价值和显赫的历史地位，使“龙学”成为海峡两岸学界共同关注的学术事业并发展成为显学。两岸学者都以高度的现实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凭着对学术的热忱和对刘勰的敬意，从中华文化传承之大业出发，本着古为今用的学术愿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埋首故纸，勤搜遗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龙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相济的发展态势

20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龙学”虽然都处于兴盛发达的显学状态，但是各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发展历程也不尽相同。具体而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台湾在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后不久，国民党当局退居岛上，经济萧条，教育落后，学术环境可谓满目疮痍。当时大学只有唯一的一所：台湾大学[14]。台湾师范大学，初期只是国语专修学校，后改为省立师范学院，中兴大学的前身是台中农学院，成功大学的前身为台南工学院。而当时的大专院校真正设有中文系的，仅限于台湾大学和师范学院两所而已。台湾的“龙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起步的。1951年，台大中文系开宗名师戴君仁（字静山），发表了台湾地区首篇“龙学”论文[15]。台大廖蔚卿和师院潘重规，分别在两校中文系和国文系开设《文心雕龙》课程，廖女士1953年、1954年连续发表三篇“龙学”论文，给台湾初期的《文心雕龙》研究带来了一线生机。经过近十年的艰苦积累和奋力开拓，台湾“龙学”终于在60年代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于70年代取得辉煌灿烂的成就。然而，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繁荣，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增强，文化学术遭受着商业的侵蚀，导致台湾“龙学”发展不仅趋于平缓，而且暴露出诸多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大陆“龙学”和台湾“龙学”一样，也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当时经济上一穷二白，千疮百孔；军事上还在进行剿匪，解放大西南、海南岛等行动；政治上社会治安紊乱，敌特破坏活动时有发生，人心思治。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巩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文化学术活动尚未提到重要议程上。另一方面，随着政权的更替，意识形态的转换，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1949年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了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这也是为什么1949年至1955年，大陆没有一篇《文心雕龙》研究论文发表的原因。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随着新生政权逐渐巩固，社会经济稍有好转，大陆的《文心雕龙》研究也略有起色。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降临，不仅使社会经济生产陷入停顿，而且使文化学术事业遭受严重创伤，“龙学”自然也是名存实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过渡复苏阶段，大陆“龙学”终于在80年代进入迅猛发展的繁荣时期。不过，进入90年代中后期，大陆“龙学”也面临着疲软乏力、后劲不足的问题。

20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龙学”发展情况，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总体上呈现出相互激励、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两岸“龙学”由于各自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在50年代初期都面临起步艰难的问题。而两岸“龙学”在克服了物质上的重重困难，经过学者的不懈努力后，于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大陆“龙学”由于有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积累，并且占据高校众多和队伍庞大的优势，因此在总体上又领先于台湾“龙学”。

此后则出现了不同的境遇：台湾“龙学”乘势而上，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兴盛状态，直到进入80年代，发展才趋于平缓；大陆“龙学”则因“文化大革命”而处于停滞状态，且许多学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致使研究队伍元气大伤。这样，台湾“龙学”六七十年代的繁荣发展，可弥补大陆“龙学”因“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空白状态；而自80年代起，大陆兴起的“龙学”研究高潮，又可以充实台湾“龙学”因处于发展的高原所产生的不足。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大陆“龙学”的繁荣，除了自身的原因外，多少也得益于台湾“龙学”的刺激。

台湾“龙学”在80年代进入高原期，大陆“龙学”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十余年的飞速发展之后，进入9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海峡两岸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对台湾“龙学”出现的问题，王更生说：“我们虽然处在研究高原而出现平缓的现象，但只要保持信心，锲而不舍，必能继近期（一九七一至一九八〇）的辉煌成就更上层楼。今后我们的做法，最好在思想观念、研究内容、科际整合、人才培养、组织计划、资料搜集等六方面彻底检讨改进，则山穷水尽之时，又何尝不是柳暗花明之日呢。”[16]针对大陆“龙学”出现的问题，也有学者提出如下建议：首先，要注意培养后续力量，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研究队伍，才能提高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其次，注意更新研究方法，寻找新的研究角度和切入点，这样研究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三，致力于创造一种良好的学风，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避免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第四，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龙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港台及海外学者一些好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的思维，当然也有助于我们把“龙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17]。

海峡两岸学者在“龙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困境，寻求新的发展、新的突破方面，有不少共同的看法和相近的意见。因此，20世纪9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解禁，海峡两岸“龙学”交流日渐频繁，由过去的敌对、隔膜、平行状态，转向交融、共享与合作的新型关系。接下来，海峡两岸学者应该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疲软乏力问题，一起谋划21世纪“龙学”发展的宏图愿景。

三、不同的研究特色

海峡两岸同胞同祖同宗，海峡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文心雕龙》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民族文化遗产，两岸学界的“龙学”发展，当然也是一脉相传，两岸花香。然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海峡两岸长期处于隔绝对峙的状态，两岸“龙学”在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也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在指导思想、宗旨目的、研究路径、方法手段、人才培养以及组织架构等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大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唯物与唯心二分为研究路径，重思想属性与身份地位的认定，一度参照苏联模式。在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下，大陆学者努力加强思想改造，竭力摆脱旧社会的影响，即使在学术研究活动中，也尽可能地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与唯心主义保持距离，经常援引经典作家的语录。就“龙学”而言，在有关刘勰的身份地位、思想属性，《文心雕龙》的内容形式、创作方法等问题的研究上，“主要朝着‘集体化’和‘信仰化’的方向前行。所谓‘集体化’不专指五六十年代以后文学史著的集体编写热潮，其深刻的表现更在于重要议题的界定和力求论定的过程，这种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形式规划，直接导向政治道德的严格标准化。所谓‘信仰化’指的是议题讨论往往被导引至更宏深的叙述架构，而由此到彼的过程中间的许多空隙，往往由信念（faith）而不是具体论证填补。在一个‘集体规范’底下，论述的活力只限于相同的架构之内”[18]。例如，王利器在《文心雕龙校证·序录》中，判断刘勰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兼官僚”，他“是一个没落的地主阶级”，他的思想方法是形式主义等等，都打上了“集体化”和“信仰化”的烙印。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反苏防修”运动兴起，大陆学界在否定苏联模式的背景下，开始重视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强调以批判继承为方法，以古为今用为宗旨，建设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学。于是，《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典型，又受到了人们的青睐。粉碎“四人帮”后，大陆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在思想解放的洪流中，《文心雕龙》研究在坚持马列主义指导思想和古为今用学术宗旨的前提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龙学”家从中外比较文学的角度，从民族文学的意象说、情志说角度，甚至从文艺心理学、美学角度，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讨，使大陆“龙学”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

退守岛上的台湾当局，为了在思想上与大陆抗衡，积极倡导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学术研究的宗旨目的，使得学院派的文学批评工作，多局限在传统国学方面，“在学院内部，中文系传统上都只是国学系，辞章、义理、考据三分天下，而且精神上以义理为尊，方法上以小学考据着手，文学辞章，殊非所重。现代文学研究尤其不受承认。因此，在学院内，文学批评这门学问或具体的文学批评工作，活动之空间其实极为狭隘”[19]。以此为背景，台湾学界在《文心雕龙》研究上，形成了“尊经重史”的指导思想，延续着传统国学的研究路径，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从而与大陆学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强调唯物辩证法，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宗旨和学风，形成对照。

与大陆在社会意识形态和学术指导思想方面的高度统一性不同，台湾学界在受保守主义思想支配，文化上倾向传统国学的同时，还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文化上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潮，由此形成台湾“龙学”的又一特色。在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台湾学者致力于探索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学思潮和研究方法如潮水般涌入，一部分学人开始在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探讨中西如何会通，尝试建立新的比较文学理论。刘若愚的《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袁鹤翔的《他山之石：比较文学、方法、批评与中国文学研究》、叶维廉的《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思维习惯》、郑树森的《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研究》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探索成果。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科学意识膨胀、科学主义盛行之际，部分学者开始思考并探索文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探讨文学的规律与特性。柯庆明的《文学美综论》、高友工的《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曾昭旭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哲学考察》、龚鹏程的《试论文学史的研究》、叶嘉莹的《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等等，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受此影响，台湾学者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或就抒情传统的特点，或据情境美学的理论，对《文心雕龙》展开研究，创获颇多。

此外，海峡两岸“龙学”在人才培养和组织架构方面也各有不同。台湾地区的“龙学”，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普及程度很高，中小学及一般专科院校教师中，也不乏“龙学”爱好者和研究者[20]；不仅大学中文本科及国文研究所普遍开设《文心雕龙》课程，《情采》篇还入选了中学语文教材。在这样的氛围中，硕、博研究生以“龙学”为学位论文选题的比例，远远超过大陆。不过，台湾“龙学”虽然有学校教育作为基础保证，但是民间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社团组织和研究机构，除了古典文学研究会外，没有成立《文心雕龙》研究会，所以研究者大多各自为政，处于散兵游勇状态[21]。大陆则在1983年成立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有力地促进了“龙学”事业的发展。正如张文勋所说：“1979年以来的十年间，《文心》研究工作以‘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出现了崭新的局面。1983年《文心雕龙学刊》创刊，更有效地促进了《文心》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文心学’显示出其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蓬勃生机。”[22]

四、有益的文化交流

海峡两岸人民都是“龙”的传人，两岸民族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有一峡之隔，但是《文心》之“龙”就像一条强有力的纽带，联结在两岸之间，使两岸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台湾人士马英九曾将海峡两岸之间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军事冲突时期（1949—1978）；（2）和平对峙时期（1979—1988）；（3）民间交流时期（1989—）。由于两岸文化是一个整体，即便有政治上的隔阂，也无法从文化上割裂。对此，台湾学者有清醒的认识：“因为两岸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之联系，使得我们自觉与大陆在文化上应该是一体的。但这一体文化因政局之变化而分裂了。分裂的文化情境，遂形成我们内在深切的不安，只有缝合这道裂痕，才能使我们恢复文化整全的感觉。而且现今匮乏有缺缝的文化，亦需透过两岸文化交流来弥补。”[23]因此，即使在军事冲突时期，台湾的“龙学”也无法脱离大陆的母体。

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一些著名学者的“龙学”著作纷纷问世，如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等。这些“龙学”名著，不仅为20世纪下半叶大陆的《文心雕龙》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对台湾的《文心雕龙》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陆“龙学”家牟世金曾说：“在范文澜、杨明照的注本问世之后，无论港台或大陆，近三十年来的注本，无不以范杨二家为基础。”[24]台湾“龙学”同行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台湾多校、注兼行，且是在黄注纪评《文心雕龙辑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与《校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与《校注拾遗》、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等基础上展开的，除综辑上述诸家说法外，并有进一步的校证与注评。”[25]王更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其代表作，该书1976年初版，1979年重修增订。王氏为写作该书，搜集了很多大陆的“龙学”资料，充分地吸收和利用。例如：“有关《文心雕龙》的版本、著录，刘勰年谱等，显然吸收了杨明照等人的成果；‘自然之道’的论述，采用了陆侃如的观点；文字的解释，则引用郭晋稀等的译注等。另一方面，也就向台湾读者介绍了一些大陆的《文心雕龙》研究情况……所以，王更生对大陆研究情况虽然所知有限，或时有误解，但于沟通海峡两岸之学术研究，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26]

军事冲突时期，海峡两岸的“龙学”，虽然也有交融的痕迹，但是明显带有隐秘、被动的特点；而受两岸冲突的紧张气氛的影响，台湾的“龙学”著作也含有对大陆学者的攻击色彩。张立斋的《文心雕龙注订》（1967年）是台湾地区第一部“龙学”专著，书中对大陆学者范文澜、杨明照、王利器等“龙学”成果的批评和指摘，多有不实之辞，其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学风暴露无遗[27]。王更生作于冲突时期的《文心雕龙范注驳正》，对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求全苛责，厚诬前贤，其书并非为求学术之真，而是有着一定的时代政治背景，在其批评驳正的话语背后，显示出两岸政治冲突的时代烙印[28]。值得一提的是，王氏发表于1974年的《近六十年来〈文心雕龙〉研究总结》一文，不仅分析了自黄侃以来现代“龙学”的发展状况，而且对1949年后两岸“龙学”情况分别做了梳理和总结，对大陆“龙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强调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研究风气，有充分的认识[29]。

进入和平对峙时期，海峡两岸的“龙学”交流也由隐秘被动走向积极主动。两岸学者多能从中华文化的整体着眼，超越政治的歧见，以整体文化观念处理学术问题，走出学术研究孤立、封闭、狭隘的误区，以“龙学”为突破口，助推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国良，在编著《刘勰文心雕龙研究论著目录》时，就着眼于全中国整体来搜集材料，“采取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的态度”[30]。此外，王更生选编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粹》，1980年由台湾育民出版社出版，除选录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学者的“龙学”论文外，也收录了大陆学者黄海章、刘绶松、寇效信、郭预衡、杨明照、陆侃如、王元化、刘永济、佩之、吴林伯等人十余篇论文，系首次兼收两岸“龙学”研究成果的论文集[31]。而王文进、李正治、蔡英俊、龚鹏程等台湾青年才俊，则将大陆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和《文心雕龙选译》重新编辑，合为一书，并增补译文，由里仁书局出版[32]，作为20世纪80年代台湾一些大专院校讲授《文心雕龙》的教本，“这个本子非常简略，析义亦不深入，但便于教学”[33]。

这一时期，大陆学者也开始关注宝岛台湾的《文心雕龙》研究情况，并在学术研究中给予高度重视，或充分吸收台湾地区的“龙学”成果，或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詹锳1983年去美国讲学期间，看到了大量的台湾学界的“龙学”专著和论文，而这些资料当时大陆很难见到，于是就在其《文心雕龙义证》中大量征引，显得非常的珍贵。《义证》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吸收台湾“龙学”成果，借以丰富完善其书内容，使大陆学者了解台湾学者的“龙学”观点，不仅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同时也促进了《文心雕龙》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牟世金1983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文心雕龙》考察团访日，其间看到了较多的台湾学界的“龙学”著作，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回国后就一直设法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并于1985年出版了《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对台湾三十余年的《文心雕龙》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介绍和深入细致的分析，使大陆学者对于台湾学界的《文心雕龙》研究，第一次有了概貌式的认识，对于加强两岸“龙学”的交流、增进两岸学者的了解，功莫大焉。

然而，由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封闭对峙状态，学界之间暌隔已久，缺乏交流，导致大陆学界对台湾的学术发展情况不熟悉，台湾学界对大陆的学界状况亦不甚了解，而解禁开放以来，双方仅凭有限的资料和少数人士的交往，略窥学术发展之大势，结果不仅不能符合实际情况，而且还经常出现常识性错误和误解。就“龙学”而言，大陆的《文心雕龙》研究，学术争鸣情况比较普遍，学者之间常常因为不同的观点主张，展开激烈的学术论争。台湾学者则将大陆不同观点之间的学术论争，视为对某人的批判或攻击。如说张启成、龚仁贵、子贤、谢祥皓四位《关于〈文心雕龙〉的道的讨论》一文，是“针对陆作（陆侃如《〈文心雕龙〉论道》——引者注），大施批判”；郭绍虞的《答毛任秋关于刘勰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简直是向毛氏宣布无条件投降”[34]。还有，台湾一些出版机构和学者，在翻印编辑大陆学者的“龙学”书籍和文章时，往往采用一些技术手段，改头换面，以致造成不必要的硬伤。如翻印大陆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时，或省略作者姓名，或将作者印作“王理器”；印制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时，抹去作者范文澜的名字，版权页“选注者”竟是刘勰；编选大陆学者的“龙学”论文时，也将寇效信、许可、陆侃如、黄海章等作者，称为“寇某”、“许某”、“陆某”和“黄某”[35]。

大陆学者在分析研究台湾“龙学”时，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也曾闹出笑话，甚至出现硬伤。如误以为廖蔚卿、唐亦男为男士，论廉永英则以为是女士，似乎也不知思兼就是沈谦。在翻译日本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史》时，彭恩华和曹旭均将台湾地区学者张立斋的《文心雕龙考异》译作《文心雕龙校异》[36]。林其锬将徐复观的《〈文心雕龙〉文体论》与李再添的《〈文心雕龙〉之文类论》等同视之，一起归入台湾学者对《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的研究[37]，实际是“不了解台湾《文心雕龙》研究在‘文体论’方面有名同实异的两种情形”[38]。按照徐复观论文的观点，《文心雕龙》全书都是“文体论”。另外，海峡两岸学术界长期阻隔，造成研究资料严重匮乏，导致大陆“龙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编选的两部《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39]，都没有选录台湾学者的“龙学”论文，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倒是稍早前，毛庆其选编的一部《台湾学者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收录了王更生、沈谦和齐益寿三位学者的“龙学”论文[40]。

有鉴于此，海峡两岸应该加强学术交流、增进人员往来，提升彼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促进两岸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自1949年后，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中断了将近四十年。1982年，《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其后两岸关系相对缓和。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对大陆的禁令，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开启了民间探亲往来。然而，从开放到交流要有一个过程。台湾当局1987年的政治解严，是在原来的政治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开放民间探亲活动。“如此开放，显然不具有心灵开放的意义。而是一种单向、有限度的行动，向大陆输入人员和‘台湾经验’。”[41]两岸“龙学”交流活动中的一件憾事，就是在这样的“开放”背景下发生的。

1988年11月，由暨南大学主办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珠岛宾馆举行。当时已身患癌症的大陆“龙学”家牟世金，为晤见应约前来的台湾“龙学”家王更生，在夫人的陪同下抱病与会。王更生回忆说：“我本拟与会，并写了一篇《台湾文心雕龙学的研究与展望》准备发表；想不到当时台湾方面尚未开放到可以赴大陆从事学术交流的程度，以至事到临头，未能成行。事后……才知道世金先生偕夫人赵璧清女士抱病赴会。终于因为我的缺席，使原本期盼已久的二龙珠岛之晤未能实现。”[42]1989年6月19日，牟世金因病逝世。王更生得知消息后，于1990年2月6日，远从台湾专程到山东济南牟世金家中，吊祭这位志同道合永未谋面的知音：“当时白雪映窗，落叶打阶，朔风伴着酷寒，面对遗照，抆泪相视，真有百感交集，莫知所云之痛！”[43]

然而，开放的闸门一旦打开，交流的浪潮便无法阻挡。一方面，台湾“民众并不满足于只开放探亲，他们希望全面开放经商、旅游、讲学等一切活动”；“另外一方面，大陆的物品、人员、资料等，欲进入台湾地区之压力也日益增大”[44]。在此双重压力之下，台湾当局逐渐放宽限制，出台各项政策保障海峡两岸正常的经济文化往来活动，从而使两岸学术交流化暗为明，由隐至显，不断提升，也使两岸学者得以往来互动，共相切磋，取长补短。

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如火如荼的形势下，两岸的“龙学”交流与合作更是一马当先。1988年广州会议上，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决定编辑出版《文心雕龙学综览》。全书分“各国（地区）研究综述”“专题研究综述”“专著专书简介”“论文摘编”“学者简介”“索引”六个专栏，还有一个“附录”。这是在学会组织领导下，由全球《文心雕龙》研究者通力合作而完成的一部“龙学”大型工具书。其中，台湾“龙学”家王更生也积极参与其事，共襄盛举，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国（地区）研究综述”栏，有王氏撰写的《文心雕龙学在台湾》；“论文摘编”栏，有王氏执笔的两篇“补遗”，为台湾“龙学”单篇论文摘要。此外，书中“学者简介”栏，介绍了台湾两位著名“龙学”家李曰刚和王更生。这也是台湾学者首次参与大陆《文心雕龙》学会组织的“龙学”研究工作，成为两岸“龙学”家通力合作、共研《文心》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随着海峡两岸“龙学”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两岸“龙学”的交融也开始呈现出由隐至显的发展趋势。大陆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两部《文心雕龙研究史》[45]，都自觉地将两岸“龙学”视为民族文化的整体，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两岸《文心雕龙》研究的主要成果，揭示两岸“龙学”的发展规律。张少康编选的论文选《文心雕龙研究》[46]，作为陈平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之一种，本着照顾到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国外的《文心雕龙》研究的原则，选入台湾地区学者潘重规、王更生、王梦鸥、徐复观和沈谦的五篇论文，充分展示了台湾地区“龙学”在20世纪《文心雕龙》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两岸有限度地开放出版物的进口，版权意识得以加强，此前台湾大量盗版、翻印大陆“龙学”著作的情况得到遏制，出版机构开始以版权转让、正式签约的方式，正规合法地出版两岸《文心雕龙》研究图书。这当中主要是大陆学者的“龙学”著作在台湾出版和再版，台湾学者的“龙学”著作在大陆出版的比较少。在两岸文化学术交流活动中，有几套大规模的全书、宝库、丛刊和丛书的出版值得注意。《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1983年至198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立即据以缩印，使大陆学者得以一睹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文心雕龙》的原貌。80年代，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中国历代经典宝库”（六十部），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买下版权在大陆出版。不久前，北京九州出版社又再次以精装本出版这套宝库。这就使大陆“龙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可以轻易地读到宝库中由台湾著名学者王梦鸥编撰的《古典文学的奥秘——文心雕龙》一书。八九十年代，台北文津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一套“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共计三十二种。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咏明的博士论文《刘勰的审美理想》（1992年）就是其中一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一共七十种，其中包括陆侃如与牟世金的《刘勰和文心雕龙》。台湾《国文天地》杂志社取得版权后，于1990年重新编排出书，借以对岛内推广古典文学的工作做出贡献。

两岸文化交流日渐深入的同时，人员往来也日益频繁。在通行政策较为宽松的基础上，两岸学者的交往也由过去的“神交”，转而进入“面议”阶段。90年代以来，两岸“龙学”家的学术交流开始正常化，大家可以共同参加“龙学”会议，坐在一起发表看法、讨论问题、交流心得，共商“龙学”发展的大计。先是1991年5月，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召开“国际《文心雕龙》研讨会”，大陆及台湾地区的“龙学”家和日本、韩国的学者共聚一堂，展开热烈的讨论。两岸“龙学”家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讨论交流“龙学”问题，是1995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地区有二十多位代表与会，这是台湾代表首次参与大陆举办的“龙学”会议，心情非常激动。来而不往非礼也。1999年5月，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在台北举办台湾首次“《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大陆十六位学者参会，其中不少大陆学者都是第一次赴台参加学术活动，情绪十分高昂。次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在江苏镇江又举办了“《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龙学”界再次派出二十多位代表参会。王更生动情地说：“回顾过去，我们海峡两岸‘龙学’研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展望未来，我们更应该携手并进，共同努力，使‘龙学’研究再上新台阶，多出新成果。”[47]

20世纪80年代初期，牟世金在撰写《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时曾预言：“我相信两岸龙学家坐在一起共同研究这一祖国宝贵遗产（《文心雕龙》——引者注），已为时不会太久了。”[48]果然如其所言，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海峡两岸“龙学”家，通过参加在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举办的《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以及各类庆典纪念活动，有效地强化了两岸之间的学术对话，增进了两岸学者之间的联系和友谊，这不仅对两岸“龙学”来说是一大发展，而且对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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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牟世金概括“龙学”的特点及诞生的标志时说：“《文心雕龙》研究发展成一门有校勘、考证、注释、今译、理论研究，并密切联系着经学、史学、子学、佛学、玄学、文学和美学等复杂系统的学科，是有一个过程的……这说明从黄侃开始，《文心雕龙》研究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龙学。”（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2] 台湾学者刘渼说：“台湾近五十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起步甚早，研究风气鼎盛，成果斐然，成为‘显学’，在世界龙学史上有其重要特殊的地位。”（刘渼：《台湾近五十年来“〈文心雕龙〉学”研究·自序》，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1页）

[3] 罗宗强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后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79页。

[4] 杨明照：《在镇江历史文化（《文心雕龙》专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5]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27页。范注有多个版本，以下省略出版信息的均为1958年人民文学版。

[6] 〔清〕孙梅著，李金松校点：《四六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626页。

[7]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清〕纪昀评：《文心雕龙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页。

[8] 〔清〕章学诚著，叶英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59页。

[9] 〔清〕谭献著，范旭伦、牟晓明整理：《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10] 鲁迅：《题记一篇》，《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

[11] 王元化：《文艺理论体系问题》，王元化：《文学沉思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页。

[12] 纪秋郎：《文心雕龙研究的检讨与展望·欧美部份》，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文心雕龙综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477页。

[13] 〔日〕国原吉之助：《司马迁与塔西佗》，日本《世界古典文学全集》月报1970年4月。

[14] 台湾大学的前身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于1928年。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台北“帝国大学”改制更名为台湾大学，由罗宗洛博士担任首任校长。

[15] 戴君仁：《〈答李翊书〉的养气和〈文心雕龙〉的养气》，台湾《大陆杂志》1951年第11期。

[16] 王更生：《文心雕龙新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305页。

[17] 参见李平：《〈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5期。

[18] 陈国球：《明清格调诗说的现代研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主编：《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6—147页。

[19] 龚鹏程：《文学散步》，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第365页。

[20] 详参刘渼：《台湾近五十年来“〈文心雕龙〉学”研究》，第54页。

[21] 王更生不无遗憾地说：“《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治学要想避免孤陋之病，必须‘就有道而正焉’。更何况现在是个崇尚团队精神的时代，一盘没有组织的散沙，便很难希望有甚么具体成就。学术研究固然需要个人的孜孜矻矻，勤勉不懈，但如何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为共同的理想努力，使零散无绪的研究，作有计划的分配，某种专业性的问题，作有计划的指导，人才的发掘与鼓励，作适时的培植，这一切均有赖于组织的领导，和周详的计划。但是台湾对《文心雕龙》研究垂四十年，从来没有一个类似的组织来团结学者。年长的先进们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自不愿多惹是非；目前正在从事研究的，又因自顾不暇，更不想俗物缠身。所以《文心雕龙》的研究，就在这种毫无组织的情况下，像散兵游勇似的单独作战了。”（王更生：《文心雕龙新论》，第310—311页）

[22] 张文勋：《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回顾》，杨明照主编：《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23] 龚鹏程：《两岸文教交流之现况与展望》，台北：“行政院大陆委员会”，1992年，第308页。

[24] 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25] 刘渼：《台湾近五十年来“〈文心雕龙〉学”研究》，第158页。

[26] 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第78页。

[27] 详参李平：《试论〈文心雕龙注订〉对“范注”的订补与因袭》，《中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28] 详参李平：《王更生〈文心雕龙范注驳正〉之驳正》，《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5辑。

[29] 详参王更生：《近六十年来〈文心雕龙〉研究总结》，《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4年第7卷第3期。

[30] 王国良：《文心雕龙研究的检讨与展望·台湾地区：从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文心雕龙综论》，第468页。

[31] 王氏编选的大陆学者的“龙学”论文，多从香港龙门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论文集·文心雕龙研究专集》和香港汇文阁书局出版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中转引。

[32] 详参周振甫注，周振甫、王之进、李正治、蔡英俊、龚鹏程译：《文心雕龙注释（附今译）》，台北：里仁书局，1984年。

[33] 龚鹏程：《研究〈文心雕龙〉的故事与启示》，曹顺庆主编：《文心永寄——杨明照先生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352页。

[34] 参见王更生：《近六十年来〈文心雕龙〉研究总结》。

[35] 参见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文心雕龙新书 附通检》，宏业出版社1983年出版《文心雕龙新书》，维明书局1983年出版《文心雕龙注》，王更生编纂《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粹》（育民出版社1980年）。

[36] 彭译题目是《文心雕龙小史》，见王元化选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0页；曹译见〔日〕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37] 林其锬：《把“文心雕龙学”进一步推向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在海外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文心雕龙研究》1995年第1辑。

[38] 刘渼：《台湾近五十年来“〈文心雕龙〉学”研究》，第17页。

[39] 甫之、涂光社主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1949—1982）》，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选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40] 王更生的《刘彦和文学创作的理论体系》，沈谦的《〈文心雕龙〉论文学风格》，齐益寿的《〈文心雕龙〉与〈文选〉评文标准的比较》。

[41] 龚鹏程：《两岸文教交流之现况与展望》，第192页。

[42] 王更生与牟世金都出生于1928年，属龙，故曰“二龙”。

[43] 王更生：《雕龙后集·序》，牟世金：《雕龙后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页，

[44] 龚鹏程：《两岸文教交流之现况与展望》，第193页。

[45] 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46] 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7] 李金坤：《镇江〈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48] 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