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苏轼赣州年谱

景祐三年

景祐三年，丙子（1036），一岁。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生。南宋谢维新在《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中记：“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南宋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记：“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记：“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足以证明苏轼是天上星宿下界，在人间暂时作客而已。”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行九二，号东坡居士、老泉山人、铁冠道人，又称玉局、黄冈翁、坡仙等。南宋孝宗乾道六年赐谥文忠后，人复尊称以文忠公。

庆历七年至八年

庆历七年，丁亥（1047），十二岁。是年苏轼祖父苏序卒，苏洵自虔州游学归。苏轼听苏洵介绍在虔州天竺寺所见白居易诗。苏轼《与曾子固书》云：“祖父之没，某年十二矣。”在虔州作《钟子翼哀词》云：“某年十二，先君宫师归自江南。”

苏轼2岁时，苏洵29岁，首次出蜀，赴京就进士试。景祐五年三月与欧阳修、司马光等同时参加本年礼部试，未中。苏轼4岁（宝元二年，1039年）时，31岁的苏洵始游学，同乡好友史经臣（彦辅）、陈公美皆为旅友。史经臣长苏洵11岁，《三苏年谱》载：“与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学能文。”苏轼七岁（庆历二年，1042年），《三苏年谱》载：“轼始读书。”苏轼10岁（庆历五年，1045年），苏辙《轼墓志铭》载：“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同行者仍为史经臣，留在家中的苏轼、苏辙兄弟由母亲程氏（天圣五年嫁与苏洵）“亲授以书，以气节勉二子”。苏轼12岁（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十一日，苏洵之父苏序卒”，外游三年的苏洵七月在虔州得到消息，急促归蜀。之前，苏洵应制举试不中，与史经臣同游庐山逾月，识得圆通禅院讷禅师、景福顺公、可倦禅师等；独游虔州数月，识得钟棐兄弟，游天竺古寺等。在虔州时，苏洵本欲往庾岭游，《三苏年谱》载：“五岭在前，欲登玩其间，未遂其愿”，“中途，逢史经臣（彦辅），同行回蜀”。

庆历八年，戊子（1048），十三岁。《三苏年谱》载：返蜀后，“苏洵居丧及居丧后近十年，不尝习琴出蜀，教二子”。这一年，“苏轼兄弟亦尝师事乡人史清卿”。

皇祐二年

皇祐二年，庚寅（1050），十五岁。“洵幼女适程之才。”苏轼的小姐姐嫁舅家表哥程之才（程正辅），不料仅两年便遭夫家之虐而死，苏轼一家遂与程之才生嫌隙，直到四十二年后，南谪惠州时苏轼与程之才才冰释前嫌。这一年的苏轼，表现非凡，《三苏年谱》载：“轼奋厉有当世志”“轼好书画笔砚，尝手抄经史”“轼少知种松，接花果，读医药书”“轼尝习琴”。

嘉祐元年至八年

嘉祐元年，丙申（1056），二十一岁。《三苏年谱》载：“正月，苏洵作《张益州画像记》，颂方平治蜀之绩”；“春，苏洵至益州，上张方平书，求汲引二子轼、辙”；“苏洵携二子轼、辙至成都，将赴京师。张方平撰书荐洵于欧阳修以六科勉轼兄弟”。张方平成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入仕引荐人。

嘉祐二年，丁酉（1057），二十二岁。嘉祐二年春，苏轼与苏辙兄弟俩同科进士及第。《三苏年谱》载：“轼、辙应省试，轼所撰《刑赏忠厚之至论》无所藻饰，一反险怪奇涩之‘太学体’。梅尧臣得之以荐，欧阳修喜置第二。省试时并作杂策五首、诗一首。辙同中第。”此后，与苏轼交往者有章衡、曾巩、曾布、曾肇、章惇、叶温叟、林旦、晁端彦、苏舜举、萧世京等。苏轼南谪惠州时，萧世京为广州路转运使，其弟萧世范时为虔州通判。同年“四月七日，洵妻程氏卒”，“苏洵父子三人仓惶返蜀”。

嘉祐四年，己亥（1059），二十四岁。苏氏父子三人在家乡眉州守制三年满。《三苏年谱》载：“眉州离成都二百里，轼、辙往成都见抃，或有洵之意。”当时眉州属益州，依惯例，苏轼、苏辙当拜访地方主官。嘉祐四年十月，苏轼兄弟二人往成都拜访益州路转运使赵抃。赵抃长苏洵一岁。嗣后，赵抃向朝廷积极推荐苏洵，成为苏门十分尊敬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两年后，赵抃赴虔州任知州。

嘉祐五年，庚子（1060），二十五岁。《三苏年谱》载：“八月甲子（初八日），苏洵为秘书省试校书书郎。以赵抃等之荐也。洵以书谢”，“辙谒赵抃”。《栾城集》卷二十四《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辙昔少年，始见公于成都，中见公于京师……”京师时，苏轼当与苏辙同谒赵抃。

嘉祐六年，辛丑（1061），二十六岁。《三苏年谱》载：“苏轼入三等，三介为四等。轼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知制诰王安石作制。”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充与苏轼。冬，“轼辞父离京师赴凤翔任。同行者有马正卿（梦得）。”当时宋选为凤翔府知府，对苏轼甚厚。此行，标志着苏轼正式走入宦途。

嘉祐八年，癸卯（1063），二十八岁。《三苏年谱》载：“宋选罢知凤翔府任，陈希亮代。”“陈希亮以乡严著，有能名，然以乡里长老自视。其始，轼与希亮不甚叶，作《客位假寐》。”苏轼不喜陈希亮的态度，两人生隙。然而苏轼却与其子陈慥（季常）交好，终身为友。

治平元年至三年

冶平元年，甲辰（1064），二十九岁。《三苏年谱》载：“正月十三日，轼与章惇同游仙游潭，为文记之。时惇与苏旦、安师孟来访。因与惇游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是为三游终南山。惇别去，有诗。”苏轼与前商洛县令章惇从此开始交往。十一月，“陈希亮招饮凌虚台，苏轼赋诗，前嫌已释”。

治平三年，丙午（1066），三十一岁。《三苏年谱》载：“四月二十五日，苏洵卒。”受轼、辙兄弟之请，司马光为苏轼、苏辙的母亲程氏作墓志铭，欧阳修为苏洵作墓志铭，张方平作墓表（即墓碑），曾巩作哀词。曾公亮、欧阳修、韩琦、郑獬、张商英、蒲宗孟等一大批当时有影响力的人物均有挽词、祭文。郑獬，虔州宁都人氏，状元及第，赣州历史上四名状元之首。张商英，蜀州新津人，官至为相，号无尽居士，曾游居虔州通天岩。蒲宗孟，苏轼的堂兄苏不欺的妻之弟，与虔州隐士阳孝本有密切交往，在《祭苏洵文》中有“年二十七，始就琢磨，闭户读书，不知其他”句，或为南宋《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句子的源头。“洵临终嘱轼完成《易传》。”苏轼遵父命，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流贬时陆续完成父亲临终之嘱。

熙宁元年至十年

熙宁元年，戊申（1068），三十三岁。《三苏年谱》载：“春，轼致书曾巩，求为祖父序作墓志铭。”曾巩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江西抚州人。

熙宁二年，己酉（1069），三十四岁。《三苏年谱》载：“从赵抃（高斋先生、清献公）游，为本年至明年四月以前事。”《苏轼文集》卷七十一《书士琴·赠吴主簿》也有载：“谓昔从赵抃游。”同年年末，“轼始识孙立节（介夫），立节不肯继弟辙为条例司属官”，故而得罪王安石。

熙宁三年，庚戌（1070），三十五岁。四月，《三苏年谱》载：“赵抃罢参知政事，知杭州。苏轼尝与弟辙论抃于王安石初进用时所行事。尝应抃之请，为其乡人处士之居绿筠亭赋诗。”同年，“三月壬子（二十一日），赐叶祖洽进士及第第一。苏轼尝奏欲别定等第，不许”。这年科举考试，李才元、苏轼定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二。但最终受上面干扰，擢祖洽为第一。显然，叶祖洽因此怀怨在胸，故苏轼北归途经南昌时，时任洪州知州的叶祖洽讥笑岭海归来的苏轼。

熙宁四年，辛亥（1071），三十六岁。《三苏年谱》载：“孔文仲过杭，与轼与倡酬。”时苏轼在杭为通判。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被誉为“临江三孔”，孔文仲为孔氏三兄弟中与苏轼最早会面之人，三兄弟与苏轼、苏辙兄弟之后多有交往，元丰三年（1080）孔平仲还在虔州做过知州。

熙宁五年，壬子（1072），三十七岁。《三苏年谱》载：“在京师时，轼尝晤惟湜于净因。”南谪、北归时，在虔州苏轼与惟湜多有交集。“乞外补。六月，轼除杭倅。”苏轼要求下派，出任杭州通判。“孙立节（介夫）使其子勰（志康）来贽所业，苏轼使与迈同游。”孙立节，时为镇江军掌书记，虔州宁都人氏，为人刚直，为阻新法公然得罪王安石，苏轼南谪北归时为其作《刚说》。苏轼倅杭州时，其子孙志康、孙志举拜苏轼为师。孙苏两代人多有交集，孙勰的墓志铭即由苏过撰。同年，“轼复自湖至秀，晤钱顗（安道），赠诗并寄其弟惠山老。尝为顗甥李巨山之女题领巾诗”。钱顗，常州无锡人，《宋史》卷三百二十一有传。时以金部员外郎、监秀州税为屯田员外郎，也曾在虔州赣县做过知县。惠山老为其弟钱道人。秀，即秀州，包括旧嘉兴府（除海宁外的今嘉兴地区）与旧松江府（上海直辖市的吴淞江以南部分），钱安道曾知赣县。

熙宁六年，癸丑（1073），三十八岁。《三苏年谱》载：“六月六日，轼为蒲宗孟（传正）所藏燕公山水作跋。”这年，通过李师中，苏辙认识了吴复古（子野）。“李公人豪也，于民少所屈伏，儿与子野书云：‘白云在天，引领何及。’”吴子野，广东揭阳人，是苏轼、苏辙落难时的密友。苏辙谪高安、龙川，苏轼谪黄冈、惠州、儋州，均往之探视。苏轼北归时同行，至清远峡山寺而逝。同年，《三苏年谱》载：“沈括察访两浙，轼与论旧。括还朝，奏苏轼近作诗皆讪对。”此事成为后来乌台诗案的潜在起因。

熙宁七年，甲寅（1074），三十九岁。《三苏年谱》载：“轼晤孙立节（介夫）”，“吾时通守钱塘，往来常、润间，见君京口”。同年，“见钱公辅子世雄（字济明，号冰华先生），轼应请为公辅作哀词”。苏轼与钱济明关系甚密，苏轼北归滞虔州期间，钱济明在常州为苏轼寻房而奔波。这一年，“王朝云来归苏轼”，她时年十二岁，杭州人，在苏轼南谪时一路陪伴，最终病逝于惠州贬所。“九月，轼移知密州。吏民惜其去。”“十二月三日，轼到密州任上，上谢表。”苏轼知密州期间，孔平仲为密州教授。

熙宁八年，乙卯（1075），四十岁。《三苏年谱》载：“稍葺所居园北旧台而新之，弟辙名之曰超然，作赋。自作记。”明嘉靖年间，为纪念苏轼南谪、北归经南安军，大庾城内筑超然台，与同时期所筑纪念周敦颐的吟风弄月台、纪念本邑出身的明代名臣刘节的拟星台（王阳明题字），合称“南安府城三台”。后毁圮，2021年大余县重建超然台。

熙宁九年，丙辰（1076），四十一岁。苏轼在密州。《三苏年谱》载：“八月十五日，轼饮超然台，次韵孔宗翰（周翰）题诗，时宗翰乞密州。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兼怀弟辙。辙亦赋。”孔宗翰嘉祐末年曾知虔州，筑石楼，绘南康八境图。有意迁移密州，欲与苏轼会面。《明月几时有》一词，在绍圣元年苏轼南谪经虔州时重书并序。随后，“孔宗翰（周翰）将就知密州新任，荆林马上寄诗，苏轼和之”。“十二月，孔宗翰来代。轼罢密州，作诗留别。”苏轼与虔州前太守孔宗翰交接，孔宗翰呈南康八境图与苏轼阅赏，并求苏轼题诗。嘉祐末，孔宗翰曾知虔州，建石楼。

熙宁十年，丁巳（1077），四十二岁。四月，苏轼赴徐州太守任。《三苏年谱》载：“青州道上大雪，轼怀密州园亭，寄诗孔宗翰（周翰）。”四月二十一日，“同日，轼到徐州任”。到徐州后，苏轼与孔宗翰多有诗书往来。“轼和密州孔宗翰、赵庾诗，叙密州时事。宗翰求书与诗，答以诗；为宗翰作《颜乐亭诗》”。这回，孔宗翰为颜乐亭求诗。八月，“孔宗翰（周翰）寄诗与苏轼，轼和之”。孔宗翰将密州静观堂、邸园之五言诗寄与苏轼，苏轼作《和孔周翰二绝》。八月，“孔宗翰为京东路提刑，宗翰尝奏乞召还苏轼，处以禁近”。即八月罢密州知州，孔宗翰以尚书都官郎中提点京东路刑狱，期间向朝廷上书请求召苏轼入京。是年冬，孔宗翰再次致信苏轼，恳请苏轼为南康八境图题诗。苏轼以《答孔周翰求书与诗》婉拒。八月中秋，“十五日，轼赋《水调歌头》，轼次韵。辙、轼同观月”。兄弟中秋观月的情景令苏轼难以忘怀，十四年后，苏轼在南谪途中的虔州郁孤台上想起当年这一幕，再发感慨。是年十月，“朝廷应知杭州赵抃之请，作表忠观，表彰故吴越国王钱氏。苏轼作《表忠观碑》，王安石赞其文”。此乃苏轼与赵抃的又一次工作交集。

元丰元年至七年

元丰元年，戊午（1078），四十三岁。《三苏年谱》载：“孔宗翰罢京东路提刑后知陕州，轼有诗送行。为宗翰赋《虔州八境图八首》。”送行诗乃《送孔郎中赴陕郊》。《虔州八境图并序》，乃“前年离密州时宗翰求之，今为作”。

元丰二年己未年，44岁。《三苏年谱》载：“赵抃加太子少保致仕。轼上贺启。”《栾城集》卷五十中“辙有贺启”，云“荣归故里”。同年六月，“轼寄题赵抃（阅道）衢州高斋”。赵抃致仕后，居故里衢州，作别馆于东南山麓，名高斋，不与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时至，以二净人、一老兵为役。“高斋”名取自钱塘州治有高斋也。

同年，“五月，蔡挺（子正）卒”。蔡挺，《宋史》卷三百二十八有传，嘉祐五年（1060）知南康军，后改任知南安军，七年（1062）二月又升为提点江西刑狱，提举虔州盐。从大庾岭以下南到广州，驿路荒远，罕有人烟，往来无所庇护。蔡挺兄蔡抗时为广东转运使，兄弟俩合谋，教导百姓在道路两旁种植松树，修缮古驿道，在庾岭之巅筑关楼。绍圣元年九月初，苏轼南谪时过关楼，感叹人生，发出“浩然天地间”的感慨。

同年，“乌台诗案”案发。七月，御史台遣人“二十八日，中史皇甫遵到湖州勾摄苏轼前来御史台。罢湖州。先是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言苏轼谤朝政，御史台检会送到《钱塘集》，乃诏知谏院张璪及李定推治以闻”；“就逮。轼与妻子诀别，留书与弟辙，处置后事。郡人送者雨泣。陈师锡出饯，王适、王遹兄弟送家人赴南都弟辙处”，“轼八月十八日，赴台狱”，“辙上书乞讷在身官赎轼，不报”。苏轼蒙冤，弟苏辙愿以官职保之，朝廷不准。“十二月庚申（二十六日），责授苏轼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除苏辙外，张方平、范镇等皆上书救之，不报。仁宗之的慈圣光献曹氏及王安礼、吴充尝言于神宗，宜释苏轼。章惇亦救之。至是得释。”“辙贬监筠州盐酒税。”孔平仲将苏轼在湖州被御史台差役逮之落难经历记载于笔记中。这年，孔平仲以都骑尉（四品）身份赴任虔州知州。孔平仲治虔期间，祈水东嘉济庙有灵。

元丰三年，庚申（1080），四十五岁。《三苏年谱》载：“正月初一，轼离京师赴黄州。”苏轼的第一次贬谪生涯开始。这年，在黄州的苏轼作书《与王定国》。其中《苏轼文集校注》中《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六中言及“人皆言西江渐近上水石湍激，崄恶不可名”，第一次提及赣江十八滩之险。同年，孔平仲知虔州。

元丰四年，辛酉（1081），四十六岁。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苏轼获东坡之地，《三苏年谱》载：“轼营东坡，马正卿为经纪之，作《东坡八首》。自是始号东坡居士，盖慕白居易而然。”十二月，“轼为陈慥作《方山子传》。慥父《陈希亮传》。当作于是岁前后”。《陈希亮传》中提及陈在虔州知雩都时的事迹。陈希亮还是苏轼之父苏洵的老友，眉州青神人，长苏洵9岁，卒于治平二年四月，《宋史》卷二百九十八有传。这年，苏轼与黄庭坚、孔平仲也多有诗往，时黄庭坚在江西太和（今泰和）任知县，孔平仲任江州钱监。黄庭坚知太和县期间，往南安军督试，途经虔州、南康县、大余县等地，留有诗篇。

元丰五年，壬戌（1082），四十七岁。《三苏年谱》载：三月，“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轼乃舂为饭；或杂以小豆，妻王氏谓之‘新样二红饭’”。三月，“官制将行，神宗有意用苏轼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为王珪所沮。”王珪，时为左相。同年七月，作《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十月，“十五日夜，轼复游赤壁之下，作《后赤壁赋》。从游者有道士杨世昌（子京）”。

元丰六年，癸亥（1083），四十八岁。《三苏年谱》载：“王巩南迁初归，赋诗。次其韵。”受苏轼牵连，王巩同罪南迁宾州，今年始归。“十月十二日夜，至承天寺，与张怀民游；同夜，视故人风疾，慨叹酒色害人。”苏轼散文名篇《记承天寺夜游》问世。十月，“神宗有旨起苏轼知江州，为王珪所沮”。

元丰七年，丁丑（1084），四十九岁。《三苏年谱》载：“（正月）二十五日，神宗手札移苏轼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苏轼移汝州途中，游庐山，宿当年父亲在庐山游学时居住过的圆通禅院，游云居山真如禅寺，往苏辙贬谪地筠州高安探望，往龙泉（今遂川县）访黄庭坚之兄、龙泉县令黄大临。龙泉县与虔州赣县山水相依，互为邻县。这趟龙泉之行，溯赣江而行，为绍圣元年南谪的苏轼提前做了一次地理功课。从筠州折返时，苏轼又游庐山白鹤观、庐山瀑布等景观，写下诸多诗篇。同年八月，《三苏年谱》载：“二十六日，赵抃卒，苏轼尝为抃之像作赞。”同年，“轼买庄田于宜兴，赋《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十二月，“再上《乞常州居住表》”，此举决定了苏轼北归的最终去处常州宜兴。北归滞虔州时，苏辙邀苏轼往栾城去，苏轼最终选择的仍是宜兴，毕竟苏轼庄园、田产在宜兴。十月，“轼回常州”。苏轼弟弟苏辙自筠州至南昌，游孺子亭、滕王阁，作《徐铉墓表》，恰逢孔宗翰知洪州，密州时孔宗翰与苏轼关系亲密，苏辙上书孔宗翰，“以修治徐铉坟域为望”。十二月，“辙过都昌，题清隐禅院。晤长老惟湜”。苏轼、苏辙南谪北归时，往返路过虔州，惟湜长老均在虔州，彼此见面，多和诗。

元丰八年，乙丑（1085），五十岁。《三苏年谱》载：正月，“十四日，辙应南康太守徐师回（望）之请，作《南康直节堂记》”。南康，指南康军，在星子县。苏轼南谪时也经南康军境。“九月己酉（十八日），苏轼以朝奉郎除礼部郎中。”十二月“上旬末，轼抵京师，就礼部郎中任。秦观有贺启”。标志着苏轼乌台诗案结束，重返北宋政治中心。

元祐元年至八年

元祐元年，丙寅（1086），五十一岁。哲宗新位之年。轼在京城。四月，黄庭坚以秘书省校书郎入京师。《三苏年谱》载：“轼始与黄庭坚相见。”黄庭坚曾在虔州慈云寺住过，作有《次韵君庸寓慈云寺待韶惠钱不至》。绍圣元年八月苏轼南谪过虔时先住郁孤台官驿十日，继而移住慈云寺。同年，《三苏年谱》载：“王巩（定国）席上，轼赋《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赠其侍儿寓娘。”王巩与寓娘从岭外归来，阐发“此心安处，便是吾乡”理念，感动苏轼，也影响苏轼晚年贬谪岭海的心态。“丙午（十八日）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状谓惇行巧智欲坏差役，以害国事”。辛亥（二十三日），“同日，章惇罢知汝州”。或许后来章惇复出后，狠整苏氏兄弟与此有关。“九月初一，司马光卒。”“朝廷命程颐主司马光丧事，颐泥行古礼，苏轼每戏之，结怨。”虔州及南安军，乃程颐受教于周敦颐之地，由于苏程关系搞僵，苏轼在南谪北归时，均未访濂溪祠。苏轼与程颐关系紧张，与苏辙降程颐官也有关系，元祐七年，苏轼弟苏辙执政，《三苏年谱》载：“程颐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辙言臣入朝未便。颐旋奉祠。”

元祐二年，丁卯（1087），五十二岁。《三苏年谱》载：“同日，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程颐，少年时曾随任南安军通判的父亲程大中在南安军，随司理参军周敦颐学习。“癸亥（十四日），知泉州林颜知濠州。辙草制。”林颜知虔州时，与隐士阳孝本交往密切，两人多有诗和，但朝廷对林颜评价不高，知泉州、知濠州，苏辙代拟的两次诏书中均对其有严厉批评。十月，赵抃卒三年，其子请碑于朝，哲宗命苏轼为文，“轼奉命撰赵抃神道碑”。同年十二月，“轼与刘安世（器之）有交往，安世尝箴苏轼之过”。《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刘器之与东坡元祐初同朝，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东坡至发怒曰：‘何处把上曳得一‘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则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变乱典常，则不可。’又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东坡在广坐作色曰：‘《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器之曰：‘某初不闻其语，然立贤无方，须是贤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东坡默然。安世盖谓苏轼有‘浮华豪习’。”绍圣元年九月，苏轼在南谪途中遇刘安世，两人同往粤境去，过往嫌隙尽释。在北归途经南安军时，在感叹刘安世贬谪过程中经历了诸多苦难后，苏轼赞之“真铁人也！”

元祐三年，戊辰（1088），五十三岁。孙勰登李常宁榜进士。孙勰，宁都人，孙立节之子，年幼从苏轼学，虔州境内唯一正宗苏轼弟子也。同榜进士中还有周敦颐的小儿子周焘。周焘，出生在虔州，时周敦颐为虔州通判。同年，《三苏年谱》载：“彭汝砺（器资）为中书舍人，轼有启来，答启为贺。”苏轼北归时为孙立节作《刚说》，彭汝砺后为之作跋。“是岁，李公麟（伯时）作《西园雅集图》，绘苏轼等有姓名者十七人雅集西园之状，米芾记之。”自此，后世文人雅士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寿苏诗会，在苏轼寿诞之日开展纪念活动。

元祐五年，庚午（1090），五十五岁。苏轼知杭州期间，《三苏年谱》载：“方勺来杭应举，得苏轼荐送。”为此，方勺很是感激，毕其一生精力以记录苏轼事迹为事功，著有《泊宅编》《青溪寇轨》。《泊宅编》卷一便详细记载了此事：“元祐中，东坡帅杭，予自江西来应举。引试有日矣，忽同保进士讼予户贯不明，赖公照怜，得就送，遂获游公门。”方勺，浙江金华人，寓湖州乌程泊宅村，号泊宅翁，徙西溪，名其居曰云茅庵。《宋史翼》卷三十六有传。

元祐六年，辛未（1091），五十六岁。“轼与钱勰、江公著（晦叔）、柳雍同访龙井元净（辩才），题名。公著知吉州，有送行诗词。”江公著，治平四年进士，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归时接霍汉英虔州知州，与北归的苏轼多有交往与诗和。同年，“轼作《书浑令公燕鱼朝恩图》诗。《东坡集》收诗止此。《东坡集》苏轼在世时已行世。”苏轼生前身后均被朝廷禁毁过书版诗碑，但苏诗已然行世，为人钟爱，怎是几道禁令便毁得了的。

元祐八年，癸酉（1093），五十八岁。《三苏年谱》载：“十九日，轼辩黄庆基弹劾上劄子。”“丙申（二十日），董敦逸知临江军，黄庆基知南康军。”无疑，双方互相弹劾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在董敦逸、黄庆基等人的弹劾下，苏轼于次年放逐岭海，董敦逸、黄庆基当年便从朝廷下放到了临江军、南康军。黄庆基如此厌恶苏轼，两人自成政敌，次年苏轼南谪路上，便是在经过南康军时被夺舟的。同年，《三苏年谱》载：“刘安世（器之）是岁举王发贤良。苏轼称发之文。”刘安世举王发贤良，苏轼称赞王发文章，亦即此时刘苏二人关系开始缓和。十月，苏轼去定州赴任，“过真州，晤刘安世”。宋代从汴州（今开封）至幽州（今北京）官马大道所经州县依次为：河南封丘、滑州（今滑县）……汤阴、相州（今安阳）、河北临漳、磁县、成安、邯郸、永年、沙河、邢州（今邢台）、内丘、临城、柏城、赵州（今赵县）、栾城、真定府（今正定县）、新乐、定州、莫州（今任丘）、雄州（今雄县）、白沟、涿州、幽州。苏轼过真州晤刘安世，紧跟着，十一月“二十四日，轼致知真定府刘安世（器之）启”，新旧党交替之际，刘安世与苏轼都有被政敌打压的可能，惺惺相惜，苏轼主动缓和关系。去定州前，“轼与蒲宗孟（传正）简，以俭、慈为劝”，“轼此简箴疑失”。《佚文汇编》卷四中有载：“过孟讲奉养，性侈汰。”《宋史》卷三百二十八《宗孟传》亦如是说。

绍圣元年

绍圣元年，甲戌（1094），五十九岁。青年皇帝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新党。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入相，开始对旧党分子进行疯狂的报复与迫害，苏轼等三十几个旧党分子成为第一批遭到被降职或贬谪的处分之人。《三苏年谱》载：“四月壬子（十一日），轼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同时，范纯仁上疏乞货苏轼，不听。时宰有加害意。”“甲寅（十三日），轼复降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胡宗愈继知定州。”“闰四月三日，除命下，轼罢定州任，责任英州。进谢上表。”闰四月，连续三道贬令发下，苏轼启程南行。苏轼《与友人简》：“某旦夕南迁，后会无期，不能无怅惘也。”并作《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苏轼一再提及“南迁”；启程之初，往途中庙宇祈祷，作《定州辞诸庙祝文》，第一次以“岭表”之词提及即将远赴的岭南、庾岭；闰四月初三日，在河北邢台临城，幻想如韩愈那样很快得到返归的命令，作《临城道中作（并引）》，引言中又一次提及“南迁”；六月初七日，苏轼在金陵蒋山，遇雨，作《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诗中再次提及“岭表”。

五月，《三苏年谱》载：“知润州张耒（文潜）遣兵王告及顾成奉事轼路途。”王告、顾成一直护送苏轼至惠州。后来王告还不远万里再次受遣往惠州探望苏轼。

六月，时在金陵、南康军途中。《三苏年谱》载：“六月甲戌（初五日），来之邵等疏苏轼诋先朝，诏谪惠州。”此乃第四道贬令。途中，苏轼作《忆中和堂》诗，其中提及“六月舟行赴岭外”；六月，入南康军境后，见湖口县李正臣藏石“壶中九华”，苏轼作《壶中九华诗（并引）》，其中提及“五岭莫愁千嶂外”，表达对将要翻越庾岭的忧愁。

七月，“或谓轼在都昌遣侍妾碧桃……”《三苏年谱》认为此说无据。七月一个整月在苏轼诗文中被忽略，实属罕见。十八日，“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苏辙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苏轼弟苏辙也受牵连贬谪筠州。

《三苏年谱》载：“八月初，轼渡彭泽湖，至吴城望湖亭，有题。旋至豫章。了元（佛印）遣书追至。”《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七《跋顺济王记》载：“东坡昔自定武谪英州，夜宿分风浦，三鼓矣，发运司知有后命，遣五百人来夺舟。东坡曰：‘乞夜橹于星江就聚落买船可乎？’使者许诺。即默祷顺济王曰：‘轼往来江湖之上三十年，王于轼为故人，故人之失所，当哀怜之。达旦至星江出陆至豫章，则吾事济矣。不然，复见使至，则当露寝溆浦。’言未卒，风掠耳，篙师升帆，帆饱，炊未及熟，已渡杨澜，泊豫章，日亭午。”杨澜在南康军浔阳门外，吴城山在隆兴府（今南昌）北一百八十里，山有龙王庙，即顺济王庙。

“轼行豫章、庐陵间，赋《江西》。”后来，苏辙有诗和。“八月七日，轼初入赣，过惶恐滩。”苏轼以此为诗名。《鸡肋编》载：“吉州万安县至虔州，陆路二百六十里，由赣水经十八滩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赣石，惶恐滩在（万安）县南五里。”“惶恐滩”一名，并非得名于此诗，而更早得名于嘉祐六年至七年知虔州的赵清献之诗，后因苏轼名头更大而落移到苏轼的名下。八月七日，当为苏轼入虔时间。入虔前，与虔州知州黄元翁有简。

“九日，轼评孔融（文举）、陶潜（渊明）诗。”当夜，“宿万安县造（皂）口，闻夜雨，轼赋《木兰花令》寄弟辙及张庭坚（才叔）”。造口，乃后来辛弃疾作《书江西造品壁》处。在今万安县西南六十里，有皂口溪，水自此入赣江。

八月十日，过黄泉滩与石人滩时，经过赣县湖江下釜古村。当代邑人戚齐杰《客家人南迁第一站——深邃的夏府》中有苏轼《戒珠寺》诗。

八月十一日，苏轼抵达虔州。居郁孤台驿馆十日。其《郁孤台》诗中有“故国千峰外，高台十日留”之句。

八月十五日，苏轼在郁孤台，中秋夜。苏轼作《重书彭城观月诗》，并跋记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子由（弟苏辙字）观月彭城（徐州州治），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方迁岭表，独歌此曲，以识一时之事，殊未觉有今夕之悲，悬知有他日之喜也。”

八月十七日，苏轼往天竺寺游。《三苏年谱》载：“十七日，游天竺寺，书白居易诗赠韬光禅师，轼并赋诗。”清代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集成总案》中有注：“十七日，书白居易寄韬光诗。”即这一天，苏轼访天竺寺，既书白居易原诗，且题《天竺寺》诗并引：“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涕横斜。”后人镌石刻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江南西道六·虔州》中有载：“天竺山，在县西四里。唐元和初，僧韬光自钱塘天竺卓锡于此，故名。”（天竺山在北宋时或位于“县西四里”的山林中，南宋或元代毁圮后迁往水东，如此才符合当天游过天竺寺即往通天岩访阳孝本这一情况。）

八月十七日，往通天岩晤阳孝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学士阳公玉岩像赞》拓本中有载：“道不二，德不孤。无人所有，有人所无。世之所宝者五……绍圣元年八月十七日，翰林学士苏轼书。”

八月十九日，苏轼与虔人同游石楼（八境台），重书《虔州八境图诗》，并作《八境图后序》记之：“……时孔君既没，不忍违其请。绍圣元年八月十九日。”清代方于谷则亲眼见过八境台上的“东坡石刻”。《苏轼书法史料集》一书中收辑了《稻花斋诗抄》卷二中的《登八镜（笔者注：当为“境”）台读东坡石刻》诗。《三苏年谱》也载：“十九日，应虔州士大夫之请，书旧作《虔州八境图》八首，以便刻石，轼为跋。”

八月二十一日，有虔人来郁孤台访苏轼，互有诗和。苏轼作《郁孤台》诗：“八境见图画，郁孤如旧游。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八月二十一日，时在郁孤台驿馆寓居满十日，苏轼一行迁居慈云寺。慈云寺，今章贡区厚德路小学，仍存北宋慈云塔。

八月二十二日，“轼与顾临（子敦）简”。《三苏年谱》载：《郁孤台法帖》卷六有“子敦龙图兄阁下。八月廿二日”。法帖虽仅存此一行字，但也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八月二十三日，与阳孝本、李存等同游祥符宫乞签。《记真君签说》（又名《题虔州祥符宫乞签》）：“八月二十三日过虔州，与玉岩翁同谒祥符宫。”二十三日夜，与阳孝本在廉泉夜话，留《廉泉》诗。

在虔期间，《三苏年谱》载：“在虔州，轼自题出颖口初见淮山诗”（诗见《佚文汇编》卷五）；“在虔州，轼作《马祖庞公真赞》”；“在虔州轼与通判俞括入崇庆禅院，晤惟湜，观宝轮藏。括以诗文求教，答简论为文之道”。苏俞两人游崇庆禅院后，苏轼《答虔倅俞括奉议书》：“……资深使君阁下。前日辱访，宠示长重笺，及诗文一编，伏读数日，废卷拊掌……”；“与方子容（南圭）相遇赣上”。《晚香堂苏帖》：“《与方南圭》：废逐之余，始获倾盖赣上，欢逾平生。”稍后，方子容也移惠州任职。陈川云的《苏轼交流定量分析》一文中也记载了俞、方与苏轼会面事。

八月二十四，苏轼离开虔州城。《三苏年谱》载：“八月二十三日，轼尚在虔州。自以下八月二十八日轼与仙尉叶君简‘野次窜逐’句言之，简作于离虔州途中（年谱分析是在虔州到惠州途中），作简之地距离虔州当有一二百里或略多。如此种推测尚能成理，轼离虔州约在八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今姑据此系之。”笔者认为，《三苏年谱》关于苏轼离虔时间与地点的推算或有误，不应该是八月二十五或二十六日，而当是八月二十四日离虔；不是离虔后往惠州去的路上，而是往上犹小逻口去——八月二十八日与叶君告别，如此有整整四天，正好够得去小逻口一个来回，具体分析见下面八月二十七日条述。

八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三苏年谱》载：“轼过上犹，传赋诗。”此出处或依清康熙三十六年《上犹县志》，其中有载苏轼随阳孝本同往阳孝本之家乡上犹县小逻口（今安合乡莲花井村）一事。即苏轼八月二十四日离开虔州后，即往上犹小逻口去了。清乾隆年间，邑人刻立苏东坡小逻口垂钓碑。

八月二十七，返至南康。过南康，经田氏水阁，题独秀峰。过浮石，食贤女铺，访显圣寺。清同治《南安府志》载：“银渡馆，在县西三十里……银渡，似即今贤女潭。”

八月二十九日，舟溯章江，继续南下，至南安府城。

九月上旬，寓居在宝界寺，游历了观音寺、千佛阁、东山真觉寺等名胜处。依同治《南安府志》卷七记载：“宋刘器之先生安世，忤章惇谪置南安军，奉母、夫人寓寺中。”即先行贬知南安军的刘器之一家也在宝界寺寓居过。另，《三苏年谱》中载“道经南安，传于一寺壁作竹石”，此点有误，北归时苏轼才在南安城作画。

九月上旬，离开南安城，《三苏年谱》载：“过大庾岭，轼题诗龙泉钟上。”苏轼过梅关，留《过大庾岭》诗：“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度岭，传轼访二道人。”据《清波杂志》卷五载：“东坡南迁，度岭次于林麓间，遇二道人，见坡，即深入不出。坡谓押送使臣：‘此中有异人，可同访之。’既入，见茅屋数间，二道人在焉，意象甚潇洒，顾使臣：‘此何人？’对以苏学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道人相视而笑曰：‘文章岂解能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坡曰：‘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

九月十二日，入英州境，游圣寿寺，遇刘安世，同游。

九月十三日，经清远，游峡山寺。九月二十六日，至罗浮，游罗浮山。

十月二日。苏轼一行抵达惠州。

绍圣二年

绍圣二年，乙亥（1095），六十岁。是年，苏轼在惠州。

上年末或本年初，俞括来信，苏轼复之，作《与俞奉议》。五月，俞括辞官，病逝于归途中。

正月，《三苏年谱》载：“二十四，轼与儿子过、赖仙芝、王原、僧野颖、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罗浮道院及棲禅精舍，次过韵，并寄迈、迨。原、仙芝自虔州来。”即二十四日之前，虔州赣县鹤田（今田村）秀才王原（字子直）、道士王正彦、布衣赖仙芝三人来到惠州苏轼寓居的寓居嘉祐寺松风亭，共留七十余日。

三月，《三苏年谱》载：“四日，轼应（惠州知州）詹范请，与王原、赖仙芝游白水山佛迹寺，和陶《归园田居》；接陈慥书，答之。”同行的还有博罗知县林天和。苏轼有诗《题白水山》。

四月，《三苏年谱》载：“四月初，王原（子直）归。轼赠诗。赖仙芝或同归。”在惠州七十余日后，王原、赖仙芝返虔。已移住合江楼的苏轼来到嘉祐寺松风亭为之告别。有《别王子直题嘉祐寺》：“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不远千里，访予于此，留七十日而去。”《斜川集》中也有苏过《赠（王）原诗》。

寓惠期间，苏轼听赖仙芝说黄损的故事，笔录下《黄仆射得道》：“虔州布衣赖仙芝言……”。

五月二十七日。南谪惠州期间，苏轼得知虔州俞括弃官，“卒于道”，作《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追记相游崇庆禅院之事：“……俞君博学能文，敏于从政，而恬于进取……绍圣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记。”《三苏年谱》载：“二十七日，轼作《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恐为误。

八月一日，苏轼妻子王闰之祭日。三儿子苏过为其母手书《金光明经》四卷，苏轼为之作跋《为幼子过书金光明经后》：“……‘故亲书《金光明经》四卷，手自装治，送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中，欲以资其母之往生也’……过再拜稽首，愿书其末。绍圣二年八月一日。”

绍圣三年

绍圣三年，丙子（1096），六十一岁。是年，苏轼在惠州。

正月，《三苏年谱》载：“二十三日，轼与方子容（南圭）简。时子容将知惠州。”绍圣元年八月，在虔州见过方子容，两年后，方子容将赴惠州知州任。苏轼简曰：“轼启。使至，伏辱赐教，眷待有加，感慰无量，仍起居清胜。治行有日，并增欣抃。轼蒙庇如昨，既获所依，愿受一尘而氓矣。余非面莫究。渐暄，万万若时自重。谨奉手启上谢，不宣。轼再拜南圭使君阁下。二月廿三日。”

六月，《三苏年谱》载：“六月八日，轼与方子容（南圭）简，企望来惠。”同月，“轼长子迈授韶州仁化令，拟九月或冬中挈家来”。苏轼得知长子苏迈授仁化县令职，早早便在筹划入惠之事。

八月，《三苏年谱》载：“方子容来惠，詹范罢。”新朋友詹范将离，老朋友方子容又来。

绍圣四年

绍圣四年，丁丑（1097），六十二岁。是年，苏轼在惠州。

正月，《三苏年谱》载：“月末，迈自宜兴挈两房赴惠，抵赣上。过往循州相迎。迈之来，为就仁化令任。”

二月，苏轼写信给博罗知县林天和，说及大儿子苏迈一行将于闰月上旬到此。《与林天和长官》：“承问贱累，正月末已到赣上矣，闰月上旬必到此也。”“儿子往循州已数日，贱累闰月可到此。”其实，苏迈一行三月还才至虔。

二月，《三苏年谱》载：“与虔州通判萧世范（器之）简，轼求借白直数人助子迈运送家人及什物。”时苏迈率两房大小二三十口将到惠州，计划是到了虔州换小舟，然后溯桃江经龙南至方口上岸。为此，苏轼一方面派小儿子苏过去循州接应，一方面与虔州萧朝奉去信，请他帮忙安排舟船送行方口事。《与萧朝奉》：“儿子迈般挈数房贱累，自虔易小舟，由龙南江至方口出陆至循州，下水到惠……”白直，唐代用词，泛指官府的额外差役，在官当值无月薪的小吏。萧世范接苏轼信后，十分上心，特意安排了数舟，及数十人做纤夫，一路溯贡水、桃江至龙南方口，才与苏过交接。

同时，苏轼还与广州知州王敏仲写信，告诉他二月十四已迁白鹤峰新居。苏迈已到虔州，到了惠州后，将来广州拜访他。《与王敏仲》：“长子迈将家来，已到虔，近遣幼子过往循迎之。”

谪惠期间，江西诗人谢民师（又名谢举廉，宋政和年间，出任南康知县）改苏轼诗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为“来年好景君须记，还是橙黄橘绿时”，并致信苏轼，自此苏、谢二人订交。

谪惠期间，虔化（宁都）人孙志康（孙志举之兄）与苏轼多有书信往来。苏轼复之，作《与孙志康三首》。

绍圣四年（1097），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元祐党人。闰二月，“十九日，轼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苏辙则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

四月，《三苏年谱》载：“十七日，轼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告命。惠守方子容告命来。”而就在前一日，与苏轼交好的吕大防在南谪路上，病逝于虔州信丰境内。“十九日，轼与过离惠，与家人痛苦诀别。李思纯之子光道送行。惠人盛赞苏轼浩然之气。”

五月，《三苏年谱》载：“五月十一日，轼与辙相遇于藤州，自是同行至雷。在藤，为江月楼题榜。共食汤饼。”“六月五日，轼与辙同至雷州。”“辙子迟远同行至雷。至雷后，迟北归，远留。”这是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最后一次相聚。

元符三年

元符三年，庚辰（1100），六十五岁。是年，苏轼由儋州北归。

二月，《三苏年谱》载：苏辙“量移永州安置”，“是月，以徽宗登极恩移轼廉州安置”。四月，“庚戌（十四日），徽宗元子生。辛亥（十五日），赦天下”；“丁巳（二十一日），以生皇子恩，诏授轼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同日，授苏辙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苏轼、苏辙的厄运有所改变。

苏辙离开循州后，经梅岭至虔州，又得新命。《三苏年谱》载：“辙归至虔州，被岳州新命，有谢表。”《栾城集》卷十八《移岳州谢表》：“臣辙言，昨于虔州，准告授臣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苏辙南谪，与其兄苏轼一样，两次过虔州。期间与钟子棐一家及惟湜禅师多有交往。

六月，苏轼与苏过，以及前来报讯的吴子野一并渡琼州海峡北返。《三苏年谱》载：“离儋，儋人至馈，轼不受。遂与过及吴复古行。父老送于舟次。”

六月，“至雷州，轼晤秦观、欧阳献（元老）”，“二十五日，轼与秦观别。观自作挽词”。七月，“十二日，秦观卒于藤州”，“至白州，得秦观凶问”，“轼作《追荐秦少游疏》”。

十月，在广州与从惠州赶来的苏迈、苏迨所率的全家人聚合。《三苏年谱》载：“至广州，轼与迈、迨及孙箪、任等会。得钱世雄（济明）简”，“时程怀立约以转运使摄知广州事，王进叔为部刺史，孙鼛（叔静）为广南东路提举常平，萧世范（器之）为广州通判”，“与鼛及萧世范有唱和”；“谢举廉（民师）来见，轼有诗示之。子过有次韵举廉诗”。

十一月，在英州得到提举成都玉局观诏命。与老友写信《与孙叔静》，书中提及将“渡岭过赣”（岭，指庾岭；赣，指虔州）。

十二月，在南雄过除夕。

《三苏年谱》载：“北归途中，与孔平仲（毅夫）相遇。”哲宗末，孔平仲也受罚，“责惠州别驾、安置英州，徽宗立，复朝散大夫，召为户部、金部郎中”。相比苏轼、苏辙兄弟，孔平仲此回的命运相对更好，朝廷安排了一个实职。北归途中，苏轼与孔平仲多有书简。

建中靖国元年

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六十六岁。是年，苏轼北归。

正月四日，过梅岭。《三苏年谱》载：“轼发南雄州，至大庾岭，抵龙光寺，留诗珪首座。赠岭上老人诗。岭上梅已开过，赋诗。”“《总案》以至大庾岭为四日事。”“至岭巅，轼次前所题龙泉钟韵，寓召用之望。过岭，作诗。弟辙、李之仪、张耒、道潜有诗。”苏轼过庾岭有诗《过岭至南安作》（又作《过岭》《南还》）《赠岭上老人》《度梅岭寄子由》《北归度岭寄子由》《予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岭上红梅》等。

次日，《三苏年谱》载：“五日，至南安，轼书《石钟山记》之末。苏轼入南安府城。全家人仍寓居宝界寺。南安军司理参军吴君有访，展其收藏的苏轼旧作《石钟山记》，苏轼题《跋石钟山记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初五日，自海南归，过南安，司法掾吴君示旧作所《石城山记》，复书其末。’”

《三苏年谱》载：“七日，轼赋诗。”卷四十八《雅安人日次旧韵二首》，“雅”乃“南”之误。次旧韵者，次《诗集》卷四十三《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之韵也。

正月初九日，苏轼走访常乐院，作《南安军常乐院新作经藏铭》。

《三苏年谱》载：“在南安，轼遇刘安世（器之）。时已精力不济，鬓发尽脱。”依据《施谱》：“正月，先生自韶至南雄，度岭，经行南安，与刘安世器之之遇。”两家人相携北归，滞虔期间，“约刘安世（器之）山行访玉版长老，至廉泉寺食烧笋，轼作诗戏安世”。其诗《器之好谈禅，不喜游山。山中笋出，戏语器之可同参玉版长老，作此诗》。

南安军停留期间，《南安府志》记载，苏轼登楼，写梅，画竹，作铭。在谯楼，苏轼题“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联，淳熙年间改建谯楼时，以此句为联镌刻于楼；苏轼在宝界寺壁题有“铁人”二字（清《南安府志》作“铁汉”，《苏轼文集》作“铁人”），以赞刘安世；在千佛寺画竹石图。

正月初十日，或之后某日，苏轼离开南安军，顺章水北归。《三苏年谱》载：途中“简陈缜（公密），轼报“已度岭”。

正月十四日，大庾县至南康县途中，清《南康县志》载：“至浮石，轼留题显圣寺。重经田氏水阁，望独秀峰，留诗。”在南康境内的浮石贤女铺，苏轼上岸，再访显圣寺，会住持元师禅师，共饮蕉溪茶，留诗《留题显圣寺》（又名《舟次浮石》：“浮石已干霜后水，焦坑闲试雨前茶。”期间，访贤女祠。南康现仍有小地名“苏访贤”，数年前尚有一“苏访贤公路收费站”。在南康城，苏轼再访田氏水阁六经堂，仍不见田辟，在壁上题《独秀峰》诗并引：“予初谪岭南，过田氏水阁，东南一峰，丰下锐上，里人谓之鸡笼山，予更名独秀峰。今复过之，戏留一绝……”并作诗《过访田氏园林不遇》。后人把“六经堂”称作“苏步坊”，旁边那口古井称作“苏步坊井”。明代列南康县八境时，为“苏步名坊”。随后，苏轼离开南康城，继续北归，

正月十二、三日，孙志举自虔化县来虔州候苏轼。

正月下旬，苏轼一家至虔州。《三苏年谱》载：“下旬，轼抵虔州。以赣水不足，乃少留。与钱世雄（济明）简，商议于常州买房或僦房。”《赣州府志》：“轼自南海至虔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余。”苏轼《与林天和长官》书曰：“……正月末已到赣上矣。”因赣水涸滞，苏轼在虔州实际逗留时间两月有余。苏轼一家三十余口寓居在当年父亲游虔时的水南钟家。《三苏年谱》载：“晤父洵之友钟棐（子翼）之子志仕等，轼为棐作哀词。”即《钟子翼哀辞》也。

正月下旬，苏轼与孙志举见面。苏轼赠诗《和犹子迟赠孙志举》《用前韵再和孙志举》。遇孙志举外甥崔甲，赠诗《崔文学甲携文见过，萧然有出尘之姿。问之，则孙介夫之甥也。故复用前韵赋一篇示志举》。孙志举代兄孙志康共请为己父孙介夫撰写传记。

正月底，尚未离任的太守霍汉英与许朝奉请东坡燕集（宴饮聚会）郁孤台，苏轼“答所和”。苏轼留《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复次前韵》《用前韵再和霍大夫》《用前韵再和许朝奉》诸诗。热情之极的许朝奉，盛邀苏轼共游尘外亭，夜月而归。并题诗《尘外亭》。此诗被山人镌刻在石上，直至清代尚存。后人从《尘外亭》诗中撷取“一憩”“云端”“马驹”（转化成驹岩），用来命名新建成的亭子。

二月，《三苏年谱》载：“登郁孤台，轼赋诗。知虔州霍汉英（子侔）、虔倅许朝奉有和，复次前韵。”苏轼再登郁孤台，又作《郁孤台》（又名《郁孤台，再过虔州，和前韵》）诗。二月，老友江公著接任虔州太守，苏轼与之多有唱答。作《次韵江晦叔二首》《次韵江晦叔兼呈器之》。

二月二十四日，《三苏年谱》载：“孙勴（志举、志同）来访，轼为其父立节（介夫）作《刚说》。和侄迟赠勴诗，并有其韵赠立节甥崔甲。”苏轼在虔州见孙志举及崔甲，孙志举恳请苏轼为其父孙介夫作文。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二十四日之间，苏轼完成《刚说》一文，赠与孙志举。

二月二十八日，《三苏年谱》载：“王箴（元直）自蜀远道来访，卒于夔州途中。”苏过在《斜川集》卷五《王元直墓碑》中有云：“先君（指苏轼）之迁于南也，平昔亲旧，屏迹不敢问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奋不顾身，曰：‘公盛时在朝廷，典方面，则往见之，今厄穷瘴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无一人。遂独浮江而下，将自洞庭、桂岭而南。会先君有诏北还，而舅氏遇疾于涂以卒。卒年五十三。”

二月底，《三苏年谱》载：“与苏坚（伯固）简，轼报弟辙已归颖川；报江公著（晦叔）为虔守，云《春晖亭记》未作。有《寄题潭州徐氏春晖亭》《次韵江晦叔》。”

三月，《三苏年谱》载：“三月一日，轼书苏庠（养直）《清江曲》，赞其诗有太白风。苏轼尝赠庠端砚，并为铭。”

三月，《三苏年谱》载：“四日，轼作《南安军学记》。同日寒食，与刘安世（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有诗。”正月在南安军学参观后，南安学子一路追随求书，至此方成。

在虔州期间，《三苏年谱》载：“在虔州日，轼常漫游市肆、寺观，施药于人，并为人书字。”《赣州府志》载，苏轼从水南“入郡城携一药囊，遇有疾者，发药并疏方示之。每憩寺观，好事者多设佳楮墨叠置案上，楮尾各书姓名，拱立以俟。公笑视，略无所问，纵笔挥染，随楮付人，至笔倦，则笑谓曰‘日暮矣，恐小书不能竟，或作斋名及佛偈，幸见语也’。人人欣跃谢去”。

在虔州期间，约二、三月间，《三苏年谱》载：“廖正一（明略）来简戚戚于既往，轼答简以复见天日为幸，广其意，赞其守常政绩。”答简见《苏轼文集》卷五十三，有二简。元祐六年，廖正一充馆阁校勘，通判杭州，之后十年苏轼未见廖，遂有“俯仰十年”一说。

在虔州期间，《三苏年谱》载：苏轼“游景德寺湛然堂，为僧荣显赋诗。”苏轼见显荣大师，作《书赠荣师》，并留《虔州景德寺荣师湛然堂》诗及《灵感观音偈》。《舆地纪胜》卷三十二《赣州》谓景德寺乃虔州当时第一大刹，堂在寺内。

在虔州期间，《三苏年谱》载：“晤王原（子直），轼作诗留别。过慈云寺，戏赠长老明鉴。吕倚（梦得）借示古今画一轴，作诗代跋，燕示明鉴。”“虔人王正彦馈茗布领抹，轼简谢。”惠州一别，苏轼父子与赣县道士王正彦又见于东胜禅院。王正彦送衣物与苏轼一家日用。苏轼有诗《答虔人王正彦》。

在虔州期间，《三苏年谱》载：“江淮荆浙发运使程之元（德孺）专使馈时服寝衣，轼简谢。南华明老专使来，答简。”期间，苏轼与李之仪（端叔）简，得知秦观之逝的消息；与黄师寔简，得知章惇贬雷州事。

在虔州期间，《三苏年谱》载：“赠阳孝本（行先）诗。轼尝访孝本，为号曰玉岩居士，作真赞。孝本尝以《登真隐诀》见借。”笔者以为，苏轼与阳孝本早在绍圣元年便有见面，还一同游祥符宫乞签。北归时苏阳再见，真赞或此次作，书或此次借。

在虔州期间，《三苏年谱》载：“苏轼作诗，赠术士谢晋臣。”苏轼在虔州遇算命先生谢晋臣，拒绝卜卦，反有诗《赠虔州术士谢晋臣》。

在虔州期间，苏轼遇逸士吕倚。《三苏年谱》载：“苏轼作《画车》诗，盛赞所画运水入城之车。”赠并诗《虔州吕倚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不已，好收古今帖，贫甚至食不足》。见吕倚《瑞金东明观图》而作诗《瑞金东明观》。

在虔州期间，苏轼再往崇庆禅院，与惟湜长老多有诗和。《三苏年谱》载：“乞数珠崇院，轼赠长老惟湜诗，惟湜和不已，复作。为惟湜作真赞及《清隐堂铭》。”苏轼为惟湜赋诗及赞、铭、诗七则：《长老真赞》《乞数珠赠南禅湜老》《再用数珠韵湜老》《明日，南禅和诗不到，故重赋数珠篇以督之，二首》《南禅长老和诗不已故作六虫篇答之》，另为崇庆禅院作《清隐堂铭》。

在虔州期间，“苏轼用和犹子迟孙勴（志举）韵再和虔守霍汉英（子侔）”；“苏轼用《郁孤台》韵再和许朝奉”；“苏轼用和犹子迟赠孙勴（志举）韵再和勴”。“在虔，作水陆道场，荐孤魂滞魄，轼作疏。”即《虔州法幢下水陆道场荐孤魂滞魄疏》。

在虔州期间，苏轼发明赣州名菜“炒东坡”、玉版（竹笋）。

在虔州期间，《三苏年谱》载：“苏轼与朱服（中行）简，报二月末乃发虔州。”“宋子房（汉杰）来简话旧，轼答简。”宋子房乃宋选之子，宋选乃苏轼初入仕时的风翔知州。此外，苏轼与友人李之仪、钱济明、南华寺华明长老、李亮工、黄师寔、程德孺等均有书简往来，说明已到赣上、正在候水与求舟，或商议其他事宜。

在虔州期间，苏轼又遇秀才王子直。赠诗《王子直去岁送子由北归，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赣上，戏用旧韵，作诗留别》。

在虔州期间，苏轼与孙志举多有书信往来，作《与孙志举三首》，其中一简邀孙志举来吃素食羹及分享好茶。三月下旬，《三苏年谱》载：“将发虔州，轼简孙勴（志举、志同）。”苏轼明确表示，不同意孙志举随舟送行；分别时，来舟边告别即可。

三月二十一日，在虔州听得供奉官侬沔诵读秦少游当年过虔州时写的词后，苏轼作《书秦少游词后》。

三月下旬。《三苏年谱》载：“轼与刘安世（器之）发虔州。遇谢举廉（民师）舟中。”江中两家舟船联锁，以保持稳定。舟中苏轼写信给借了舟船的漕使钱志仲，作《与钱志仲二首》，说明赣江水涨，一路平安，并说及将尽快完成钱志仲要的乌丝栏书道。遇谢兴廉于舟中或不准确，更多史料表明谢举廉是在苏轼游南塔寺时出现的。当是从广州罢归的谢民师先行回故里，得知苏轼离虔时间，特意从从吉州来南塔寺作途中迎的。过吉州永和镇清都观，刘安世取道湖南赴新任而别。观中有谢道士自言丙子生九十岁，求诗，为赋一首，及为作赞，并写“清都台”三字。

四月初，过吉州、豫章。与刚刚分手的刘安世写信，与之商量给钱志仲写乌丝栏书，究竟写什么内容一事。《三苏年谱》载：“至南昌，轼晤叶祖洽。”叶祖洽时为洪州知州，乃章惇死党，怀恨苏轼，见面时戏谑苏轼怎么还在人间。在南昌，苏轼没有留下诗文。

四月八日，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间。《三苏年谱》载：“得孔平仲（毅夫）寄到弟辙家讯并平仲简。轼答简赞刘安世（器之）为铁人。”苏轼《答孔毅夫二首》中，说自虔州、吉州、江州，一路尽是孔平仲的旧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谏议刘公》引《言行录》：“昔有与苏子瞻论元祐人才者，至公，则曰：‘器之真铁汉，不可及也。’”苏轼赞刘器之为铁汉或铁人，或始于北归南安时，或始于北归豫章时。

四月，在南康军境，《三苏年谱》载：“钱彀（志仲）以乌丝栏求书苏轼，轼乃书《广成子解》以报，简刘安世（器之）服其事。”

四月，在南康军境，作《与程德孺运使书》，感谢之前在虔州时收到其送来的衣物等资助。

五月初一，至金陵。过真州。

六月初三，苏轼患急性痢疾。六月十二日，至镇江。六月十五日，至宜兴顾塘桥畔的孙氏馆寓所。（苏轼曾在此置洗砚池一方，又于馆内东北隅亲手栽下一株紫藤和一株海棠，孙氏馆因此得名“藤花旧馆”。）

七月二十八日（公历8月24日）卒于常州。遵兄苏轼之遗命，苏辙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栾城集》卷二十二）苏轼的门人李廌在祭文中云：“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苏轼病逝的消息传到虔州，景德寺显荣禅师开设祭坛，供虔人祭之。

绍圣四年（1097）三月，白鹤峰新居成。绍兴初（具体指1132年），虔寇谢达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荡无遗，独存公故居，烹羊致奠而去。（《夷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