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在前线》：新的磨难

施罗德上校以一种幸灾乐祸的神情望着卢卡什上尉那副苍白、眼眶深陷的脸庞，而卢卡什上尉在这种如此尴尬的情景下，竭力避开了上校的视线，而像在研究某种东西似的偷窥着营地部队布置图，那是上校办公室里仅有的一件装饰。

施罗德上校面前的桌子上摆了几份报纸，报上有些文章用蓝色铅笔圈过了。上校把它们又看了看，然后抬头望着卢卡什上尉说道：

“这么说，你已经得知你的勤务兵帅克给关了起来，而且很可能会押解到师部的军事法庭去喽？”

“是的，上校长官。”

“显然，事情不会就这么了结，”上校很开心地望着卢卡什上尉那苍白的面孔，意味深长地说，“毫无疑问，牵涉到你的勤务兵帅克的这桩案子激起了当地的民愤，而这件丑事还和你的名字牵扯到一起，上尉君，师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材料。我这里有几份对本案做了报道的报纸。劳驾了，那就请你大声地念给我听听。”

施罗德上校把登有用蓝色铅笔圈出的文章的报纸递给了卢卡什上尉，上尉则像给小孩子朗读语文课本那样用平淡而单一的声调念了起来：

“蜜比糖更富有营养和易于消化。”

《我们前途的保障在什么地方？》

“是《佩斯使者报》上的那篇，对吗？”上校问。

“是的，上校长官。”卢卡什上尉回答，并接着往下念道：

为了打仗，奥匈帝国的一切阶层理应精诚团结。我们若要维护我帝国的安全，各民族必须互助合作，而帝国的前途的保障正在于各民族由衷之尊重。倘若国内互不团结；倘若在后方我军听任存心破坏帝国统一，恶意败坏整个帝国威信、制造帝国境内各民族的纠葛与分裂的分子潜伏，那样，我已开赴前线并不断向前推进之英雄军队就不可能承受重大的牺牲。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决不能沉默，势难容忍地眼看着极少数人试图从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出发，来破坏帝国各民族为严惩非法侵犯我国，并企图毁坏我全部文化与文明成就的匪帮所进行的正义斗争。面对那些企图瓦解各民族心中的精诚团结的丧心病狂的歹徒的卑劣行径，我们决不能沉默。本报曾数度指出，捷克部队中的极少数人不顾该部队之光荣传统，违背整个捷克民族之意志，在我们匈牙利城市中胡作非为，军事当局不得不严加制裁。此事自然不能归咎于整个捷克民族，它正始终不渝地捍卫着我帝国的利益，许多优秀、卓越的捷克军士将领，如著名的拉德茨基元帅以及其他一大批奥匈帝国的捍卫者都证明了这一点。与这些光辉人物相对立的只是区区几名捷克籍的流氓、无赖，他们趁世界大战之机混入军队，其用意只在帝国各民族之间制造纠纷，破坏各民族的统一战线，并发泄他们的私欲。本报曾向读者指出××团在德布列岑的胡作非为，指出该团的捣乱行为已遭到布达佩斯议会的议论甚至抨击；其后，该团的团旗又在前线……（此处被删）谁该对这一卑劣行径负责呢？……（此处被删）该把捷克士兵驱赶去……（此处被删）在我们匈牙利祖国大地上的一些外来分子的胡作非为达到了何等猖獗之程度！发生在利塔河畔匈牙利的基拉利希达城的事件，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驻扎在利塔河畔布鲁克城的士兵，即袭击、殴打该城商人卡柯尼先生的士兵属哪个民族呢？地方当局责无旁贷，应当调查这一罪恶行径并向师部进行咨询。想必师部已对这一案件进行研究：在这次针对匈牙利王国臣民之史无前例的恫吓行为中，卢卡什上尉扮演了什么角色？据我报当地一通讯员称，城内人士曾指明卢卡什的名字与最近发生的这件丑事有关。该通讯员搜集了大量材料，这一丑事在当前这一严重时刻甚为引人注目。《佩斯使者报》的读者对本案的调查进度无疑将十分关注。对此重大案件本报定将予以详尽报道。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军方提供有关殴打匈牙利居民的基拉利希达暴行的消息。我们相信，布达佩斯议会也将查处这一事件，使广大群众皆知，假道匈牙利王国开赴前线的捷克士兵，不得将匈牙利圣·斯特凡王国的领土视为他们占领的租借地。假如该民族的某些人，即在基拉利希达城相当出色地表演了奥匈帝国各民族的“通力合作”的某些人，至今尚未认清形势的话，那就让他们保持冷静吧，因为在战争中，炮弹、绞索、监狱和刺刀会教会他们怎么服从我们共同的祖国的最高利益。

“文章是署谁的名字，上尉君？”

“鲍拉巴什贝拉。他是个编辑、议员，上校长官。”

“一条臭名昭著的恶狗！可是这篇文章在《佩斯使者报》登出之前已经在《佩斯新闻报》上发表过了嘛。现在麻烦你把《绍普朗记事报》上那篇官方文章念给我听听。”

卢卡什上尉大声念了起来。作者在文章里拼命重复一些小题大做的词句。什么“国家英明的命令”啦，“国家秩序”啦，“人类的堕落”啦，“人的尊严与感情惨遭蹂躏”啦，“兽欲之发泄”啦，“荼毒生灵”啦，“不法之徒”啦，“幕后指使”啦，等等。再往下读，好像匈牙利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成了最受迫害的人了；好像捷克士兵一来，就将这位编辑打翻在地，再用穿着高筒靴的脚踩踏他的肚子，使他疼得狂呼乱叫，于是有人就将他的喊叫声用速记法记了下来一样。

《绍普朗记事报》哀泣着说：

对一系列最重要之事实，我们总是持慎重又慎重之沉默态度，什么都不写。大伙都知道，驻扎在匈牙利和上前线去的捷克士兵是些个什么玩意儿。其实，众所周知，捷克人干了那些个勾当，他们的行为又是怎么样的，他们之间是个什么情况，谁是这些事件的肇事者。诚然，当局的警惕性被另一些重大的事件所吸引，但当局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将此案与对全局之关注紧密结合起来，使之近日在基拉利希达发生的事件不致重演。本报昨日发表的那篇文章被删去有十五处之多。因此我们不得不向读者宣布，由于技术原因，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过多地对基拉利希达事件详加评论。不过本报特派记者从现场倒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当局对全部事件表现出了真正的关切，并迅速展开了调查。唯一使我们感到的怪事是此次暴行的若干参与者至今仍逍遥法外。这牵涉到一位十分特别的先生，据说，他至今仍佩戴着“学舌团”[1]的领章在兵营中未受到任何惩罚。他的名字已在前天的《佩斯使者报》和《佩斯记事报》上公开过。他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捷克沙文主义者卢卡什，有关他的恣意横行，代表基拉利希达州的我们的议员萨尼克·杰佐将在议会中提出质询。

“齐唱同一种悦耳的声调，上尉君，”施罗德上校的声音响起，“基拉利希达出版的《周刊》和普列什堡的一些报纸也是用这种悦耳的调子写你的，你肯定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因为那都是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从政治角度上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均属奥匈帝国的公民，不管是德国人也好，捷克人也好，跟匈牙利人比我们是优越得多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尉君？这里显然反映出了一种倾向。也许你对《科马诺晚报》上的一篇文章会更感兴趣些，该报硬说你在饭厅里用午餐的时候，企图当着她丈夫的面要强奸卡柯尼太太，说你用马刀恐吓她丈夫，强迫她丈夫用餐巾堵住他妻子的嘴，免得她大声叫嚷。这是有关你的最新报道，上尉君。”

上校笑了笑接着说：“当局有所失职。当地的报刊检查权又掌握在匈牙利人手中。他们对我们简直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我们的一名军官面对这头匈牙利普通编辑猪猡的侮辱毫无任何保护。直到我们提出强烈的意见，师部军法处发出通电，基于此，布达佩斯国家检察署才开始采取措施，在所有与此有关的编辑部抓了几个人。《科马诺晚报》的编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至死不会忘记自己这张报纸的。师部军处委任我作为你的上司来审讯你，因此把所有有关审讯的材料都给我送来了。假如没有你那个不幸的帅克，事情可能早就会有个好的结果。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沃吉契卡的工兵。斗殴之后，人家把他带到禁闭室，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你给卡柯尼太太的信。在堂上，你的那个帅克一口咬定那信不是你写的，硬说是他自己写的。人家把信摆在他面前，要他重新写一封来对笔迹，他却一口将你的信吞了下去。后来又从团部把关于你的报告转送到师部军法处，好同帅克的笔迹加以比较，答案就在这里。”

上校翻找了几件公文，然后将下面一段文字指给卢卡什上尉看：

被告帅克拒绝听写口授的几句话，坚持说事隔一夜，已经忘了如何写字了。

“上尉君，我压根就不认为你那个帅克或那个工兵在师军法处的供词有什么作用、意义。他俩都坚持说，这一切都是由一个所谓的小小玩笑引起的。老百姓没感觉到是个玩笑，于是揍了他们。而他们为了维护军人的荣誉才还手的。在整个审问过程中发现你的那个帅克还真是个活宝，比如说，问他为何不肯招认，从审讯记录看，他的回答是：‘我当时的处境犹如画家巴鲁什卡的仆人有一次为了圣母像而陷入的境地一样。’当案情涉及他侵吞那张画像时，那他也只好回答说：‘要我把血吐出来给你们看看吗？’那是当然的，作为一团之首，我已关照有关各报以师军法处的名义更正当地报纸上那些卑劣的文章。今天就已经发出了通知，我想，我已经为平息、纠偏那些个匈牙利混账老百姓中的下流报痞所掀起的事端竭尽全力了。

“我认为我的措辞是相当不错和有分量的：

敬启者，×师军法处暨×团团部严正声明：当地报刊所载×团士兵之所谓斗殴一文，毫无真实可言，系彻头彻尾之捏造。对上述报刊所进行之调查必将导致对犯诽谤罪者严惩不贷。

“师军法处在给我团的公文里就说了，”上校接着说，“我们认为，这件事实际上就是对来自东利塔和西利塔两地的军队的有计划的诽谤。你不妨比较一下：我们开到前线去的有多少人，他们又有多少呢？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在我心目中，一个捷克士兵要比一个匈牙利草包顺眼得多。每当我一想起匈牙利人在贝尔格莱德郊区向我们第二先遣营开枪的事我就生气，当时二营不知道是匈牙利人开的枪，于是就开始朝右翼的第四特别步兵团的官兵射击，四团的官兵也搞错了对象，又冲着友邻部队波斯尼亚团开起火来。简直是混战一场！当时我正在旅部开会吃午饭，头一天，他们随便给我吃了点儿火腿和罐头汤之类的东西，今天则为我们加餐，准备了美味的清炖鸡汤、里脊焖饭和甜酒糖面包。头天晚上我们正好在小城里绞死了一个酒馆老板，他是个塞尔维亚人。我们的炊事员在他的酒窖里发现了三十年的陈葡萄酒。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是多么盼望吃那顿午餐啊。我们喝完了汤，正要开始吃鸡时，突然枪战开始了，接着便乱射一通。我们的炮兵就根本不知道这是我们在相互射击，便向我们这边开炮，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我们旅部旁边。塞尔维亚人认定是我们这里发生了兵变，便开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击，随后还强行渡河。旅长被叫去接电话，师长大动肝火，质问旅部在搞什么鬼名堂，说他刚刚接到军部命令，要求他在当晚两点三十五分对左翼塞尔维亚阵地发起进攻，说我们是预备役队，应当立即停火。在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停火’谈何容易啊。旅部电话总机说他那边也叫不通，只有七十五团团部尚可通话，说他们刚刚接到旁边一个师来的命令，要求他们‘顶住’。说跟我们师的电话也叫不通，说塞尔维亚人已经占领了二一二、二二六、三二七高地，要求派一个通讯营去修复我们与师部的电话线路。我们想与师部联系，可线路被切断，因为在这期间，塞尔维亚人已从两侧迂回到我军后方，把我们团团围困在一个三角地带之中。被困的有我军的步兵、炮兵队、汽车运输队、粮站和野战医院。我已经两天没下马了，我们的师长、旅长都当了俘虏。这一切都是匈牙利人向我第二先遣营开火造成的罪孽，然而全部罪过却落到了我们团身上。”

上校啐了一口唾沫：

“现在你自己也能体会到，上尉君，他们是怎么巧妙地利用你在基拉利希达的行为来做文章的吧？”

卢卡什上尉十分尴尬地咳了一声。

“上尉君，”上校话题一转并对他狎昵地说，“手贴胸口老实说，你跟卡柯尼太太睡了几回觉？”

施罗德上校今天的心情好极了。

“别扯淡了，上尉君，怎么才刚刚同她通信。

“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在艾格尔训练班待了三个礼拜，你瞧我，三个礼拜没干别的，尽跟匈牙利女人睡觉了。一天换一个：年轻的、未出嫁的、老一些的、有夫之妇，碰到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那真是快乐之极，每次回到团里，我的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一位律师的老婆把我折腾得够呛，她把匈牙利女人的全部本领都使了出来，睡觉的时候竟然咬我的鼻子，整夜整夜不让我合眼。

“还刚刚开始通信……”上校狎昵地拍了拍上尉的肩膀，“我是过来人啦！你什么也不用对我说，我对这整个事情自有我的评判。你与她勾搭上了，被她丈夫碰上了，你那个蠢蛋帅克却又……

“你要知道，上尉君，你那帅克太有特点了，就他处理你那封信的办法那真是绝了。这样的人，说真的，很可惜。我看这是个教育的问题。我倒挺赏识这小子的。审讯一定要停止。至于你，上尉君，报纸把你骂得一钱不值，我看你在这里已无立足之地了。不出一个礼拜，先遣连就将开赴俄国前线。你是十一连老资格的军官，就去那个连当连长吧。这事已与旅部谈妥。只需告诉军需上士一声，让他给你另找一名勤务兵来代替帅克就行了。”

卢卡什上尉感激万分地望着还接着在说话的上校：“我把帅克派到你们连去当传令兵。”

上校站起身来和脸色苍白的上尉握手并说道：

“一切就照这么办吧。祝你福星高照，从东线战场上传来立功喜报。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还能相逢，望你多到我们中间来走访走访，别像在布杰约维采那样老躲着我们……”

卢卡什上尉在回家的整个路途中反复地说着“连长，连部传令兵”。

而此时帅克的形象又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

当卢卡什上尉吩咐军需上士万尼克给他找个新的勤务兵来代替帅克时，万尼克说：“我还认为您，上尉长官，您对那个帅克一向是很满意的哩。”

当他听说上校要派帅克来十一连当传令兵时，他不禁惊呼道：“愿上帝帮帮我们！”

在师军法处的一间窗子被装上铁栅栏的牢房里，犯人按规定于每日晨七点起床，把摊在满是尘土的地板上的褥子叠好。他们没有木板床，都睡在用木板隔开的长廊里。按规定把毯子叠好后就放在草垫上，谁叠好后谁就坐在靠墙的长条凳上，不是抓虱子（如果他是从前方回来的）就是天南海北地神侃，以打发日子。

帅克和老工兵沃吉契卡以及来自其他单位的几个士兵一块儿坐在靠门的长条凳上。

“小伙子们，你们瞧瞧，”沃吉契卡说，“坐在窗子边上的那个匈牙利小子，那个狗崽子在做祷告，想让上帝保佑他有个好的结果。你们的手就不发痒，就不想去把他的耳朵从左边撕到右边？”

“可他是个好人啊，”帅克说，“他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不也是因为他不愿当兵，他反对战争，他是个什么教徒，他不愿去杀别的任何人，所以就把他关起来了。他是要严格遵守上帝的十诫的。可是有些人只是把上帝的十诫挂在嘴上，说得好听罢了。战前在摩拉维亚有个叫涅姆拉瓦的先生，他压根就不愿意把枪扛上肩去。招他去当兵，他说拿起武器是与他的信念相左的。就为此他被关进了牢房，险些被整死。后来又领他去宣誓，他不愿意，说他不能宣这个誓，那是违背他的信念的，结果倒是被他顶住了。”

“只能说他是个笨蛋，”老工兵沃吉契卡说，“他完全可以去宣誓嘛，宣完了誓不理它不就得啦！”

“我已经宣过三次了，”一个步兵宣称，“也当过三次逃兵。如不是那张医生证明，说我在十五年前因神经错乱打死了我的姑妈的话，那我恐怕在前线也已经是第三次吃了子弹。如今我那死去的姑妈总能帮我一次次地摆脱困境，末了我或许能混过这场战争，留个全身。”

“朋友，你为何要把自己的姑妈打死呢？”帅克问。

“人们为何要相互砍杀呢？”那位令人感到和蔼可亲的男子回答说，“每个人都会认为，肯定是为了钱财。那老婆子有五个存折，当我满身伤痕，穿得破破烂烂地来访她时，正赶上她的利息寄到了。除她之外，我在世上就再也没一个亲人了。我求她收留我，可是她这条死尸，说什么要撵我出门找工作去，还说什么我这么年轻，身强力壮，一大堆废话。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了起来。我只是用拨火棍敲了几下她的脑袋，又照她的脸上来了几下，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这是否是我的姑妈，我靠着她坐在地上，还一个劲儿地自问：‘这是不是我姑妈呢？’直到第二天邻居发现我坐在她旁边。之后我就被送进了斯莱比疯人院，大战前波赫尼采区的检查委员会证明我已痊愈，于是我得马上补服这些年我所耽搁的兵役。”

一个身材细高的、愁眉不展的士兵拿着扫帚打他们旁边经过。

“这是我们最近一批先遣连的教员，”坐在帅克旁边的猎骑兵介绍说，“如今干打扫卫生的活，是个十分正派的好人，就因为创作了一首诗而被关到了这里。”

“老师，你过来！”他冲着那个拿着扫帚、一本正经地朝长凳走去的士兵喊道。

“给我们朗读一下你的那首虱子诗吧。”

拿扫帚的士兵清了清嗓子，朗读起来：

无数只虱子周身跑，整个前线都在忙搔痒，

整日里换衣换裤也无啥成效。

虱子在大兵身上过得蛮舒畅，

在军官身上照样习惯也逍遥，

奥地利的老公虱在床上，

跟着普鲁士的母虱轻快地把尾交。

这位教员出身、满脸愁容的士兵坐到长凳上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全部罪行都在这里。为了这首诗我已经四次受到军法官先生的审讯了。”

“实际上这事根本不值一提，”帅克深谋远虑地说，“问题是要看军法处认为那只奥地利老公虱到底是谁。好在你加了上床交尾的事。你这一笔加得好，会把他们弄得糊涂摸不着头脑，一个个都傻眼了。不过你一定要跟他们解释说：这个公虱就是雄虱，也只有雄虱才能爬到雌虱身上去。你要不说清这一点，那你怎么也开脱不了的。你写这首诗显然不是想侮辱某人，这是很清楚的。因此，你就应对法官先生说明这一点。你写这玩意儿完全是为了自娱自乐，就像大家通常说公猪母猪的事一样，也来说说公虱母虱嘛。”

教员叹气道：“可那个法官先生的捷克话说得不好。我也曾用类似的话向他作过说明，可他冲着我一个劲儿地嚷嚷：母虱的捷克文叫‘vešák’[2]，而非‘公子’，他还用拉丁文混着德文说‘vešák’是阴性，亏你还是个文化人。‘feš’是雄的，雌的叫‘fešák’[3]，我们是了解自己的皮柯洛米尼的。[4]”

“一句话，你这事好坏各半，”帅克说，“不过你不要丧失信心，就如同比尔森的一个叫扬纳切克的吉卜赛人一样，他于1879年因为谋财害命而杀死了两个人，于是绞索就套上了他的脖子。他自言自语道：‘会转危为安的！’嘿，还真给他猜中了：在最后的顷刻，真把他从绞刑架处领开了，因为欣逢皇帝陛下的大寿之日，那天是不能绞死人的。到了第二天，也就是皇帝过了生日之后才把他绞死了。可这小子的福气还在后面；第三天他得到了赦免，原因是在对他进行复审时，所有事实证明，此事系另一个扬纳切克干的。于是他们只得将他从犯人坟地挖出来，给他恢复名誉，改葬在比尔森的天主教的墓地。可是后又发现他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于是又把他迁到福音堂墓地，后来……”

“后来我给你几个嘴巴子，”老工兵沃吉契卡的声音响起，“你这小子就会瞎编，人家正为军法处的审讯忧心忡忡呢，你这个坏家伙倒悠闲舒心起来了。昨天带我们去过堂，他在路上还跟我解释风卷球[5]是怎么来的。”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呀。有个老奶奶问画家潘鲁什卡·马捷依的仆人，风卷球是个什么样子时，他是这么跟老奶奶说的：

“‘你拿一块干牛粪搁在一个碟子里，往上面浇点儿水，牛粪就会长得绿油油的，这也就是风卷球。’”帅克就是这样来为自己辩护说，“我从来不胡说八道的，可是我想，我们一道去过堂，总得聊点儿什么吧，沃吉契卡，我只是想宽宽你的心！”

“你还想宽人家的心，”沃吉契卡鄙视地吐了一口唾沫说，“人家满腹心事，只想着怎么从这个困境中摆脱出来，好去找那些个匈牙利小子算账，可你倒想用牛粪来宽慰人。

“如今被关在了这个鬼地方，我怎么个去找那班匈牙利小子算账呢？而且还得对人家装蒜说假话，说我们一点儿也不恨匈牙利人。唉，我告诉你吧，这简直是活受罪，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哼！有朝一日，哪个匈牙利小子要落到我手里，我要像掐一只狗崽子样把他掐死！我叫他看看，‘上帝佑我匈牙利人’[6]是个什么样子。我要跟他比试比试，让他永不忘老子。”

“咱们就别操那份心啦！”帅克说，“一切事情都会得到平息的。主要的问题是在法庭上永不说真的。谁要是让人给蒙住了，说了真话，谁就准完蛋。如实招供绝没有好下场。遥想当年，我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拉发打工那时节，那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个矿工揍了一个工程师，当时只有他们俩在场，别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他的辩护律师坚持要他否认此事，说他就啥麻烦也没有。法庭庭长多方开导他，说是坦白从宽，可那矿工就是顶住不招认，果然屁事没有，被释放了：因为他能证明不在现场，他去布尔诺……”

“耶稣玛利亚，”沃吉契卡火了，“我再也受不了啦，说这些到底有啥用嘛。我真不明白，昨天和我们过堂的也正有这么一个人。法官问他入伍前是干什么的，他答道：‘在克西什那里送风。’足足问了半个多钟头，法官才弄清楚他的意思是说他在克西什铁匠那里拉风箱的。后来又问他：‘这么说你是在那里打工的？’他像聋子对话一样地回道：‘什么打更的？打更的是赫甫什家的弗朗达！’”

过道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和巡逻兵的叫喊声：“又来了一个。”帅克高兴地说：“又添了我们的人。兴许他还藏了点儿香烟吧。”

门开了，一位一年制志愿兵被推了进来，此人并非别人，正是曾经跟帅克在布杰约维采一起坐过禁闭车厢，后来发放到炊事班削土豆的那一位。

“托耶稣基督的福。”他进来时说。帅克代表大伙回答说：“永远永远，阿门！”

一年制志愿兵非常高兴地看了看帅克，把随身带来的毯子放在地上，坐到那帮捷克人的条凳上。然后，他解开裹腿，取出藏在里面的香烟分给了大家。又从靴子里掏出了火柴盒上的那块沙面和几根有意弄掉半截的火柴。

他划完火柴，小心翼翼地点燃了香烟，然后又让大家一一点着，这才十分冷漠、毫不在意地说：“我被指控为煽动士兵叛乱。”

“这算不了啥，”响起了帅克那劝慰人的声音，“闹着玩的吧。”

“不言而喻的事，”一年制志愿兵说，“如果我们靠各种各样的法庭就能把仗打赢，那就好了。既然他们要千方百计跟我打官司，那我奉陪到底。说穿了，一场审判丝毫改变不了整个局势。”

“那你是咋个煽动士兵叛乱的呢？”工兵沃吉契卡同情地望着一年制志愿兵问道。

“就因为我不愿打扫禁闭室的茅房，”他回答说，“于是他们就把我带去见上校本人。那上校倒是一头上等的猪。打一开始就冲着我直嚷嚷，说我是根据团的报告被关起来的，因此，我还算是个普通的犯人；又说他简直感到奇怪，地球怎么容下了我这种人，居然没有因为我犯下的这种耻辱而停止转动。他还说，在军队里，一个身为一年制志愿兵，本该要求取得官衔的人的行为举止只能令他的上级讨厌和蔑视。我回答他说，地球绝不会因为有我这样的一个一年制志愿兵而停止它的转动，自然规律远比一年制志愿兵的领章要强有力得多。我倒想要知道，谁有本事逼迫我去打扫那所我压根就不去上的茅房。尽管我一天到晚在那猪圈般的团部的炊事班里跟烂菜帮子、膻羊肉打交道，完全有权到那所茅房去拉屎拉尿，可是我没去过。接着我还跟上校解释说，他不懂为什么地球容得下我这个人，那是因为地球也并非因为我而发生地震。上校听了我这番话后，气得就像匹吃了冰冻的甜菜的母马，咬得牙齿咯咯直响，并对着我嚷道：

“‘你到底扫不扫茅房？’

“‘报告，我什么茅房都不扫。’

“‘你得给我扫，你这个志愿兵油子！’

“‘报告，我就不扫。’

“‘他娘的，你今天不仅要给我扫一所，而且要给我扫一百所茅房！’

“‘报告，我不仅不扫一百所，我连一所都不扫。’

“就这样，‘你扫不扫’——‘我不扫’地顶来顶去。‘茅房’一词好像帕芙娜·穆德拉[7]为幼儿写的绕口令似的在我俩的嘴上抛过来扔过去。上校像发疯似的在办公室里来回窜步，随后他坐下来对我说：‘你好好考虑一下吧，否则我将你以叛乱罪押送师军法处去惩办。你别以为你是这场战争中第一个被枪毙的一年制志愿兵。在塞尔维亚，我们已经绞死了两个十连的一年制志愿兵，枪毙了九连的一个一年制志愿兵。为什么？就因为他们顽固不化，坚持到底。被绞死的两个是因他们不肯杀死一个“丘热克”[8]的老婆和儿子。九连的那个则是因为他借口说脚肿了，他是个平足，不肯继续往前行军。那你到底是扫茅房还是不扫？’

“‘报告，我不扫！’

“上校望着我说道：‘喂，你莫不是个亲斯拉夫派分子吧？’

“‘报告，我不是。’

“随后把我带走了，并宣布我犯了叛乱罪。”

“你最好是这样做，”帅克说，“你打一开始就应装成白痴。我被关在警备部拘留的时候，那边有一个机灵人、有文化的人、商业学校的教员，他跟我们关在一起。他从前线开了小差。他们本想大审特审他一番，判他一个绞刑，以杀一儆百，可他却轻而易举地溜掉了。他一开始就装出有严重的遗传毛病。当参谋部医生检查他的身体时，他声明说他并未开小差，他只是从小就有梦游的习惯，老想跑出家门，消失在某个远方。他说他有一次跑到了汉堡才清醒过来，另一次是到了伦敦，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到达那边的。他父亲原是个酒鬼，在他出生前不久自杀身亡。他母亲是个妓女，成天喝得酩酊大醉，得震颤性谵妄症死了。他二姐溺水而死，大姐是卧轨自杀，哥哥是跳维舍堡铁路桥死的。他爷爷是杀了自己的老婆而后往自己身上浇煤油自焚的；他的第二个奶奶跟着吉卜赛人到处流浪，后来在牢里吞火柴毒死了；他的一个表兄因纵火案几次判刑，后来在卡尔托乌兹监狱用一小块玻璃抹脖子死了；表姐在维也纳从六层楼跳下来死了。而他自幼无人教管，到十岁时都还不会说话，因为他刚六个月的时候，家人便将他拴在桌子上，自己出去了，结果一只猫把他从桌子上拽下来的时候，摔坏了脑袋。所以他经常犯头疼病，头一疼起来就发晕，就不知自己在干什么了。他就在这种状况下离开前线到了布拉格，直到宪兵在‘斑点’酒馆把他抓住，他才清醒过来。老兄，你不知道那些审他的人多想让他离开队伍啊。和他关在同一牢房里大约有五六个当兵的，他们把他的家谱列成一个表，这么记在一张小纸片上：

父亲是酒鬼，母亲是妓女

二姐（淹死）

大姐（卧轨）

哥哥（跳桥）

爷爷杀老婆，煤油，自焚

二奶奶（吉卜赛人，火柴），等等

“他们当中有人也开始在参谋部的军医面前编这么一套了。这已是第二个这么编的了，因此还没等他说到表哥如何如何时，军医就打断他的话说：‘你表姐在维也纳从六层楼跳下来死了，你自己没人教育，那就让囚犯连来教训你一番吧！’于是他就被带到了囚犯连，给他上了‘绞麻花’的大刑，他立马就不瞎编什么没人教管、父亲是酒鬼、母亲是妓女等谎话了，他声明，他自愿请求上前线去。”

“可如今，”一年制志愿兵说，“在军队是谁也不信遗传病这一套了，因为要是信了这玩意儿，那所有总司令部的人都将关进疯人院里去。”

这时，钥匙在门上的锁孔里响了几下，看守走了进来：

“步兵帅克和工兵沃吉契卡去见军法官先生。”

他们起身了。沃吉契卡对帅克说：“你瞧他们这些浑蛋，天天过堂而总没个结果！他妈的还不如给老子们判个刑，免得折腾个没完没了。咱们白天黑夜就这么地在这里滚来滚去，让他妈的这些匈牙利小子就在你旁边转来转去……”

因为师部军法处的审讯厅是在这座房子的另一面，所以在去审讯厅的一大段路途中，工兵沃吉契卡还跟帅克讨论着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判决。

“老是这么个讯问来讯问去，”沃吉契卡很恼火地说，“问出个什么名堂来也罢了。公文纸倒是耗费了一大捆，把人关在铁笼子里都快烧掉了，而连个真正的裁判都见不着。嘿，你倒是跟我直说好了，是能喝到个清汤寡水，或是吃到个白菜拌冻土豆？他妈的，这么一场混账的世界战争我还从来没见识过哩，与我想象中的完全是另一个模样。”

“我倒是很满意，”帅克说，“想当年，我还在服役的那当儿，我们的军需上士索贝拉常对我们说：‘在战争中，每一个士兵务必意识到自己之责任！’每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给一个士兵一记耳光，叫人永世不忘！还有那个死去的克瓦塞尔上尉，每当他来检查我们的枪支时，我们总要挨一通训话，说每个士兵都应该做到内心麻木不仁、对一切都要无动于衷，因为士兵只是一群国家喂养的牲口，国家给他们咖啡喝，国家给他们烟叶抽，他们就该像牛一样为这个国家效劳呀。”

工兵沃吉契卡沉思着，过了一会儿就对帅克说：

“等会儿到了军法官那里，帅克，你千万别谈乱了，你上一次过堂怎么说的，现在还怎么说好了。不要使我受窘、坐蜡。要紧的是说你亲眼目睹了那些匈牙利小子怎样先向我进攻，不管咋说，我们在这场乱子里已是患难与共了啊！”

“别害怕，沃吉契卡，”帅克安慰他说，“尽量保持一颗平常心，千万别发火，在区区一个军法处受审算个啥？应该让你看看从前的军事法庭审判那才好哩。在我们那里服役的一个教员叫赫拉尔，有一次，我们全排都被禁闭在兵营里不能进城，他就坐在行军床上同我们聊起了在布拉格博物馆有一本记载玛利亚·德莱齐娅时代那种军事法庭审判的书。书中说每一个团都有自己的刽子手，专门砍杀士兵的头，挨个挨个地砍，砍杀一个领一个德莱齐娅银币。据该书记载，这个刽子手有时一天能赚五个银币。”

“当然喽”，帅克很严正地补了一句，“那时候的团要比现在大得多，不停地从乡下拉人来补充。”

“我在塞尔维亚的时候，”沃吉契卡说，“我们工兵旅里每逢要绞死‘丘热克’，都宣称要发给刽子手香烟的。绞死一个男的奖十支‘运动牌’香烟，绞死一个女的或小孩奖五支。后来军需部为了节省开支，干脆就把他们弄到一块儿用枪来代替绞索。有一个跟我在一块儿当兵的吉卜赛人就是专干这一行当的。这事我们好长时间不知道，只是感到有些纳闷，办公室干吗总是深更半夜地把他叫去。那时我们驻扎在德里纳河畔。有一天夜里，等他走了之后，有人忽然想起去翻看翻看他的行李，发现这小子的背囊里有三盒‘运动牌’香烟，每盒一百支。当那小子天亮时回到住的仓库时，我们给他开了一个简短的审判会。我们把他弄翻在地，有一叫别洛乌的用皮带使劲地勒他。这小子那口气拖得比猫还要长。”

老工兵沃吉契卡吐了一口唾沫说：“我们怎么勒他他都不肯死，勒得他屎尿都出来弄脏了我们，眼睛也鼓出来了，像一只刀子杀的不是地方的公鸡一样不肯断气。于是我们就又把他当猫一样撕裂他：两人拽头、两人拽脚，用绳子缠紧他的脖子，然后把他的背囊连同那些香烟一起套在他的身上，扔进了德里纳河。谁愿意抽这种又脏、充满血腥味的香烟哩！第二天早晨，他们到处寻找他。”

“你们倒应该去报告说他开小差了嘛，”帅克十分明达地发表评论说，“就说他早就准备这样干了。天天叨咕说他有一天会失踪的。”

“可谁又能想得如此周到啊！”沃吉契卡回答说，“我们整天忙着自己的事情，对别的事就懒得去操心了。其实那里的事情很简单，每天都有人失踪，他们也不想到德里纳河里去打捞。一个被水泡肿的‘丘热克’和我们那位肢体残缺的预备兵一道非常漂亮地顺着德里纳河漂到多瑙河去了。有些没经验的人初次见到这种情景，差点儿吓得发冷发热像是得了疟疾。”

“赶紧给这些人吃点儿金鸡纳霜呀。”帅克说。

他们一进到师军法处办公室的那座房子，一位哨兵立即将他们带到第八号办公室去了；军法官鲁勒正坐在一张堆满公文的长桌子后面。

他面前放了一本什么法典，一杯尚未喝完的茶放在法典上。桌子的右边摆着一个假象牙制的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的满是尘土的耶稣像绝望地望着十字架的底座，那底座上面尽是烟灰和香烟头。

法官鲁勒这时正用一只手在十字架的底座上掐灭着烟头，用另一只手端起那杯茶，茶杯底和法典的封皮紧紧地黏在一块了。

他把茶杯从封皮上掰开之后，接着翻起了从军官俱乐部借来的一本书。这是弗斯·克劳斯的一本书，书名取得却很引人入胜：《关于性道德发展史的研究》。

他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中男女生殖器的活灵活现的图解和弗斯·克劳斯学者在柏林西客站厕所里发现的与之相配的诗句，根本没注意到有人进来。

倒是工兵沃吉契卡的一声咳嗽才将他的注意力从图解中转移开来。

“什么事呀？”他问道，一面接着翻看其他那些活灵活现的图像、素描和速写。

“报告军法官长官，”帅克回答说，“我的同伴沃吉契卡着了点儿凉，眼下正咳嗽来着。”

法官鲁勒这才抬头望了望帅克和沃吉契卡。

他竭力将自己装得很严厉的样子。

“磨磨蹭蹭到底还是来啦，你们这两个家伙，”他翻看桌上那许多文件说，“我叫你们九点来传讯，眼下都快十一点了。”

“你是怎么站的？畜生！”他向胆敢用稍息的姿势站着的沃吉契卡问道，“等我叫‘稍息’的时候你才能随便地站着嘛。”

“报告军法官长官，”帅克的声音响起，“他有风湿症。”

“你最好给我闭上那张嘴，”法官鲁勒说，“等我问到你的时候，你再回答。你在我这里已经过了三次堂啦，老爱说些废话。我的这些案卷哪里去了，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老给我添麻烦，毫无道理地给军法处添麻烦，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

“等着瞧吧，狗杂种们。”当他从一大堆公文里抽出一个标明《帅克和沃吉契卡》的厚厚的案卷时说道：

“你们休想借一次愚蠢透顶的斗殴事件就赖在师军法处，躲过上前线的日子。为你们这事我还得给军法处去个电话。你们这些个蠢蛋！”

法官叹了一口气。

“别装得那么一本正经的，帅克，等到了前线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劲头去跟匈牙利民兵打架了，”他接着说，“现在你俩的案子撤销了。你们各自回到自己的连队去，在那里接受纪律处分，然后就随先遣连上前线。你们要是再落到我手里，你们这些杂种，我就要狠狠地教训你们一顿，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这里是你们的释放令，好好拿着。把他们带到二号室去。”

“报告军法官长官，”帅克说，“我俩一定牢记您的话，多谢您对我们的慈悲心肠，假如我是个普通老百姓的话，我真想称您一声大善人。同时我俩都得再次请您多原谅，我们给您添了如此多的麻烦，我们真过意不去。”

“滚蛋，快给我见鬼去吧！”法官朝着帅克大声吼叫起来，“要不是施罗德上校先生替你们说情，我还真不知你们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

当卫兵把他们领到二号室在进入过道的时候，沃吉契卡感觉到自己还真是个老沃吉契卡了，这时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领着他们的那个士兵生怕自己赶不上午饭，所以流露出了一种不满情绪地说道：

“喂，能不能走快一点儿，小伙子们，你们慢得跟虱子爬似的。”

沃吉契卡说了，叫他在此少废话，说幸亏他是个捷克人，要是匈牙利人，早就像撕咸鲱鱼一样撕碎了他。

因为办公室的那些文书、打字员都去吃午饭了，所以押送的士兵只得暂时将他们带回军法处的牢房里，于是气得他把天下的各个种族的军人的办事员统统骂了一通。

“我的那帮人又会把我的那份汤里的几片肉丝捞个精光的。”他垂头丧气地抱怨说，“只会给我剩点儿筋的。昨天也是让我押送两个人到营房去，结果就有人就把我那份口粮吃去了一半。”

“你们军法处的人怎么不想别的，一心只想着吃。”已完全恢复了元气的沃吉契卡说。

当他俩把结案的情况告诉一年制志愿兵时，一年制志愿兵高呼道：“这么说，朋友们，你们就要去先遣连喽，这就跟捷克旅游杂志上写的一样：‘祝你们一路顺风，旅途愉快！’出发的准备工作那已是早就办妥了的。我们那著名的管理处的军官们把一切想得可周到了。你们好像是分派到加里西亚去郊游的吧，那就高高兴兴、轻轻松松、快快活活地上路吧！到那即将成为你们战壕的地方，去尽情抒发你们对它的爱慕之情吧。那儿的风景优美至极，是个很有趣的地方。你们在那遥远的他乡，肯定会感到如同在家、在自己的家乡，甚至就如同在自己的祖居一样。你们将怀着崇高的感情踏上通向这个地方的路程。关于这个地方，老贡博尔德[9]曾经说过：‘在世界上我从不曾见过比加里西亚这个够糟糕的地方更绚丽的了。’我们光辉的军队在首次远征时期从加里西亚撤退所取得的大量宝贵经验，是我们制定第二次远征纲领的令人欣慰的指南。勇往直前地朝俄国挺进吧，高高兴兴地把所有的子弹都朝天放掉吧。”

当帅克和沃吉契卡午饭后要去二号室之前，那位因写虱子诗而遭到不幸的教员进来了，把他俩叫到一边悄悄地说：“别忘了，等到了俄国那边，你们就立即用俄国腔对俄国人说：‘你们好啊，俄国兄弟，我们是捷克弟兄，我们不是奥地利佬。’”

当他们一走出军法处牢房，沃吉契卡突然萌发要在此示威性地表示一下他对匈牙利人的仇恨，表明虽然抓了他，但他不曾屈服、不曾动摇，于是便踩了一下那个不想服役的匈牙利士兵的脚，还对他吼叫：“把鞋穿上，你这个兔崽子！”

“他该对我说句什么，或回顶我一句也好呀，”后来工兵沃吉契卡非常扫兴地对帅克说，“那我准把他那张匈牙利的猪嘴从这个耳朵撕到那个耳朵上去。可这傻小子一声不吭，还任凭别人踩他的脚。他妈的，我没给判上刑，我全身心都不舒坦。好像人家都在笑话咱们：跟这些个匈牙利小子干仗是不值一提的事。可是我们打得跟狮子般的凶猛呀。都是你把事情弄糟了，所以才没判咱俩的刑；给了咱们这么个证明，好像咱们不会打架似的。人们对咱们会怎样想呢？其实咱们干得是很漂亮的。”

“我亲爱的朋友，”帅克和善地说，“我真弄不明白，你心里总别别扭扭的，军法处正式承认我俩是绝对正派守规矩的人，毫无半点儿挑剔的意思，你为何还不高兴呢？我在受审时，不错，是瞎编了一通，可这是必须的呀！正如巴斯律师对他的所有的委托人总是这样说的：‘撒谎是一种义务。’军法官先生问我，为什么我们要闯到卡柯尼先生家去，我非常简单地对他说：‘我想，假如我们常去卡柯尼先生家串门，那就能大大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军法官先生后来也就没再问我什么了。他感觉这已经足够了。”

“你只管记住这一点，”帅克考虑了一下接着说，“在军事法庭上你什么都不能承认。我关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的当儿，隔壁牢里有个当兵的认了罪，其他难友知道后，给了他一顿揍，命令他，让他翻供。”

“我要是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那我可以不承认，”工兵沃吉契卡说，“可是军法官那家伙开门见山问我：‘你打架啦？’我说：‘嗯，打架啦！’他又问：‘你折磨人了吧？’——‘是，军法官长官。’——‘你打伤人家了吗？’——‘当然喽，军法官长官。’我是要让他明白，他是跟什么样的一条好汉在说话。可是真丢脸，他们却把我们释放了。可那个法官好像还不相信我是怎么个用皮带真抽那些个匈牙利流氓，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的。你是当场亲眼目睹三个匈牙利小子怎么一下子扑到我身上，可没过多久，我又是怎么样让他们在地上滚作一团，把他们踩在脚下的；可事过之后，却被这个草包军法官停止了对咱们的审判。这就好比对我说：‘你们上哪个茅坑去拉屎？闲得无聊来打架！’等打完仗，我退伍了，要是能让我在哪个地方找到这个畜生的话，我就让他们好好看看我到底会不会打架，然后我就到基拉利希达来打一场世界上少见的大架；所有的人都得躲进地窖，只听人说，我是来看望基拉利希达这帮流氓，拜访那伙无赖、坏蛋的。”

在办公室里没费多大劲就办完了手续。一位刚刚吃完午饭、嘴上还沾着满是油腻的军士带着一副十分庄重的神情把证件交给帅克和沃吉契卡，并且也不放过机会对他俩说上一番话，嘱咐他俩要保持军人的气质。因为他是出生在西里西亚的波兰人，讲着一口地方音很重的波兰话，其中还夹杂着不少文雅的粗俗话，比如“啃胡萝卜时”“笨腌鱼卷”“花七”“脏猪”和“我们要往你的月亮脸上抽几个耳光”什么的。

帅克和沃吉契卡就要分道扬镳各自回到自己的团队去。分手时，帅克对沃吉契卡说：“打完仗你就来看我吧。每天晚上六点钟起你都能在战场街的‘杯杯满’酒馆找到我。”

“知道了，我一定去，”沃吉契卡回答说，“那里会有什么热闹的事情吗？”

“那里每天都有热闹的事情发生，”帅克应诺说，“要是嫌太安静了的话，那咱们自己可以再干点儿什么嘛。”

两人分手了。当他们相距颇有一段距离时，老工兵在帅克身后喊道：“等我到你那儿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找点儿什么东西来消遣消遣啊！”

帅克也扯起嗓门回答道：“等这场战争结束了，你一定要来呀！”

后来彼此都走远了，过了好一会儿从第二排楼房的拐角处还传来了沃吉契卡的声音：“帅克，帅克，‘杯杯满’酒馆怎么样？”

而帅克的回答却像回音一样地回荡着：“大大的有名。”

“我还以为是斯米霍夫产的啤酒哩！”工兵沃吉契卡从远方传来的喊声。

“那里也有姑娘哩！”帅克叫喊着说。

“那就等打完仗，晚上六点钟见！”沃吉契卡从下面喊道。

“你最好还是六点半来，万一我在某个地方耽搁了呢。”帅克回答说。

然后，还有声音从老远的地方响起，沃吉契卡嚷道：“你就不能六点钟到吗？”

“好吧，我就六点钟赶到。”沃吉契卡已是从老远老远的地方听到了朋友的回答声。

好兵帅克就是这样和老工兵沃吉契卡分手的。朋友们在分别的时刻，总是满怀希望地轻声细语说一声“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