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钟绍灵用他那把精致的象牙柄镀铬小手枪，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扣响扳机杀了自己。那时，谢平离他不过二三十米远。枪声响时，谢平彻底惊呆了。刹那间，他仿佛看到无数只白乌鸦向他猛扑了过来。（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时常会产生这种幻觉。但扑过来的只是白乌鸦。不是白嘴鸦。也不是白颈鸦。更不是那种只在腹部长一片白色羽毛，通身却仍然乌黑的达乌里寒鸦。）这时连带卡拉库里（吐瓦克）后身那座大山和周边一连串山头全都直起了腰。遮去大半个天空。天色一下黑瞎。而山前那一大片坡地上，则海市蜃楼般出现无数幢残旧的石屋。它们大小不一，高矮不齐，绝对错落无序。多数还不带窗户眼儿。每一个用片石铺成的屋顶上都架着那种老式的鱼骨天线。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天线大多已歪歪倒倒……石屋与石屋之间用黑褐色碎石屑铺就的一条条羊肠小道，从高空看下去，活像千百条突然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长虫，在慢慢地，慢慢地向山顶蠕动。这一刻，那些白乌鸦纷纷降落在不断晃动的屋顶平台上。它们聚集起来。一声不吭。集体凝视着天空。
到傍晚时分，谢平和几个老乡——都是吐瓦克乡政府派出的，合力把钟绍灵抬上一辆小型的120敞篷卡车。而小董（老钟在位时的贴身助理。也可以说是他的生活秘书。也有人说是他的情人）一直很冷静，即便枪声响起，钟绍灵倒下，即便那一坨黑色的血从老钟太阳穴上喷出，她都没哆嗦，没流泪，也没喊叫，更没表示出一丝一毫的意外和哀痛。她一直像一段木化石凝固在那里。脸色青白。她似乎早就得知（料到？）钟绍灵最后会走这一步……
十几分钟后，那辆破旧的120敞篷卡车在两名派出所民警，还有两名乡卫生所赤脚医生的“押送”下，载着正在慢慢变僵硬的钟绍灵一颠一簸地消失在高地的另一头，向县城殡仪馆驰去。谢平没跟着车走。只是呆站。脑子仍然一片空白。当晚回到招待所，从不失眠的他失眠了。接续几天。完完全全睡不着。睁大了眼。不知所措。总觉得老钟瞪着眼，还在看他。要跟他交代些什么。他辗转反侧，问自己：老钟到底要跟我交代什么？他要留下一句什么话？到底是什么话，想说又不想说。不说又想说。当然没有答案……于是一直挣扎到天明……后来，无奈之下他只能逼自己去读一些最时尚却又最晦涩“无趣”的三无（无情节、无主题、无标点符号）小说来催眠自己。又去读最难懂的哲学名著，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实性》、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等。还有他向来崇拜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哲学笔记》等。这几本书他老早就读过，边读还边做过相当详细的读书笔记，只是因为各种耽搁，一直没能读完。他以为这样至少可以转移或麻痹自己的注意力，让钟绍灵那种“了悟后又极度自嘲的眼神”从自己眼前隐退。但，没用。还是没法让自己摆脱这样一个心结：这些年来我们做了大量从前没有做也不敢做或者不想做，但绝对应该做、必须做、再不做就没机会做、做了以后确实能“扭转乾坤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事情。但……但……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有意无意地疏忽了，或放松了（？），或敷衍了、搁浅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清理灵魂”。“筑牢精神底线”。须知：在物性以外，人必定是要有个灵性的存在。否则，最终的走向就是一起拐吧拐吧重回丛林。
是这样吗？
这和老钟举枪自我了结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也许有……也许没有……到底有没有？！
请问：到底有。还是没有？！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那些个夜晚，自己总是睡不着。总觉得深更半夜有人在敲他的门。或敲窗户。
几天后，谢平再次走到钟绍灵中枪后坠落的地方。他在那儿徘徊许久才找到一小块石头。这块小石头上似乎还沾着一点点老钟的血。应该是在秋末最后那场大雨的冲刷中幸存的。他用一条旧手帕将小石头包裹起来，小心翼翼地揣进口袋。小满立即责备，你揣起它干吗，也不嫌脏！他不答。这两年，他经常不回答小满的问题。也不回答许多人的追问。很大一部分原因确实是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小满很想跟他计较他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和固执。但她也是因为病很了，白天黑夜都觉得胸闷、憋气，有时还喘得不行，再没这份心气儿和心劲儿跟他计较。再后来——应该是两年多以后了，也是一个秋末，他带着小满和小别根去了北京。说实话，这一回他本没打算去北京的，完全是被李爽和向少文“逼”的——尤其是李爽。在个把月的时间里，李爽一连发了六七封“鸡毛信”和好几封加急电报催他。“不要再固执了。让你来京，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你现在啥也别考虑，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焦点上：想想你自己。想想自己的后半生到底要什么。到底要怎么度过这剩下的几千天。你最近不是也开始认可萨特的某些观点了吗？‘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人就是人。这不仅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说了归齐，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到了必须沉下心来做前半程总结、认真规划自己后半生的时刻了。如果你没犯健忘症，也没提前进入更年期或老年痴呆期，你应该记得有句话是你当年经常挂在嘴边的。你说人就是要让自己活得像个自己。还说过，‘从心灵伤口里长出的应该是什么？必须是翅膀。’对啊！翅膀！翅膀是用来干啥的？是让你窝在戈壁滩上，弓腰曲背咬牙踽行，继续玩自恋自虐的把戏吗？不是吧？尼采说过，‘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就算你狗日的现在心里啥愿望、啥欲望都没了，全都归了零，根本也不想舞，更不想飞了，为了小满和你那个特别可爱的小别根和夭折了的老二——那个机灵的小丫头，你也应该鼓起勇气再飞一次。我建议你真应该马上去看看这套书，‘走向未来’丛书。最近北京知识界都跟发了高烧一样，争读争说这套书。说夸张一点，在京沪两地知识圈里，现如今如果谁手头没捧着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谁要言不称‘未来’、文不提‘未来’，谁就是臭大粪……”
……信上句句“情真意切”，且又“言之凿凿”。但不管李爽怎么说，这个“狗日的”谢平依旧保持着那种让人特别费解又古怪的沉默。不搭腔。不回嘴。且原因不明。最后着实把李爽和向少文等老朋友惹恼了，召集一帮当年坐同一个专列去垦区战天斗地的知青老友，联名给他发了封信，呵斥：“你他妈的难道真的要让小满和小别根在卡拉库里（吐瓦克）为你陪葬？不是吧？你小子可以不在乎小满，但小别根总是你唯一的而且亲生的血脉吧？（前面说过，他和小满曾经有过一个老二。而且是他和小满一直盼望的女孩。不幸夭折了。老二夭折后，大夫告诉他俩，小满由于某种妇科疾病，今生再也无法怀孕了。）现在就算你已经把我们这些脚碰脚（上海俚语，意为‘一起苦熬过来的’）兄弟姐妹当成茅屎坑里一堆臭石头，都不屑跟我们说个啥了。行。随你的便。我们不说了，啥也不说了。但我们愿意替小满在北京找最好的医院，顶级的大夫，而且一切费用都由我们来负担。这总可以吧？你小子还想咋的？我╳！！”也许正是最后那点大包大揽的承诺打动了谢平——他毕竟不能“不在乎”小满。也不会不在乎小满。更不能不在乎唯一亲生的小别根的未来。更说不上什么要让她母子俩在卡拉库里（吐瓦克）的大戈壁滩上为他“陪葬”。至于“北京”……北京啊北京，谁能拒绝再次去北京的机会呢？它毕竟是“我们的北京”啊！于是在收到李爽和向少文电汇来的车票钱以后（其实他并不缺这点钱，尤其在最近，他真不缺钱了），谢平便带着小满和小别根，带着那块沾血的小石头，雇了一辆大马爬犁子，带上沿途喂马用的好几大麻袋干苜蓿草，离开了卡拉库里（吐瓦克），直奔垦区首府白杨河市而去——那是一座完全由一个战功卓著的复转军人集团马拉人扛，白手起家在戈壁荒滩上建起的新城。整座新城都“淹没”在一丛又一丛，一片连一片，苍翠欲滴且又高耸密集的人造白杨林中。城边上有个不大点儿的颇有一点俄罗斯建筑风格的火车站。每周都有两趟特快列车直发北京。
那天车晚点。到北京站已是午夜时分
……整个北京城都笼罩在一片深秋绵密的细雨中。
向少文和李爽早已在出站口等着了。李爽开来一辆车。旧的。面包车。他先去中央党校接的向少文。向少文上车前绕车查看，还故意用力踹了车轱辘一脚，笑着揶揄：“哟，你小子都趁上四个轱辘的了。不赖啊！哪弄的？”
李爽笑着回怼：“哪弄的？说得轻巧。这四个轱辘的玩意儿是随随便便就弄得来的？！”
“那就是买的啰？也就是说兄弟您也进入先富起来的行列了？！”
“嘿，还‘先富起来的’？富你个头啊！你给的钱？老子借的！”
“到底还是李站长有面子。什么时候替我也借一辆去拉拉风？”
“向大主任，向大首长，您就别跟我这儿矫情了。您还用我借？奥迪车早就在你们家门楼子跟前候着您啦。”
李爽乘返城之风回上海后，先是在街道办事处做计划生育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一个单身的大男人，整天混在一堆大龄女人中间，劝说计划生育，干了多半年，实在不想干了，由他哥哥当年一个大学同学推荐，在外省一个地级“大市”的市委机关报驻京站里谋到一份外勤记者差使，由于脑子够使，嘴皮子也来得，笔下功夫过硬，又肯干，腿脚勤快……当然，最让该市市委宣传部和报社领导看好的是他政治上的敏感，总能及时把握各种政治风向，深刻领会和全面体现各种宣传口径，一个多月前被提起来当了这个驻京记者站的“代理副站长”。（站长暂缺。）
而向少文在大批上海知青返城后，主动要求继续留在独立师红星二场。在武装值班连任指导员。（全连二百五十三人，从连长到炊事员，全部是沈阳军区有六年以上军龄的退伍老兵，唯独他这个指导员是没当过一天兵的“白丁”。）真还别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老兵们还挺服他。关键是作为专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员，他说得少，干得多。开春小麦返青，需要耙地保墒。老连长做出安排后，他带头拉着一二百公斤重的钢钉耙，在上千亩小麦地里一干就是一整天。老兵们就服这。他在指导员任上连着干了两个麦收季，很快上调到团部机关被任命为政治处副主任。接着去师武装处当了副处长。一年多以后又从师机关外派到第二管理处任副处长，分管该管理处辖下七个农场的文教（含学校）、宣传、体育、武装、卫生（含计划生育）、基建等方面的工作。是全垦区十多万上海知青中最早被提到正营（或副团）职的。几个月前又被破格，直接拿上去当了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这就卡上正团、迹近副师职了。入秋前又被垦区党委保送中央党校青干二班脱产学习。最近还有传闻，从中央党校出来，组织上会外派他到地方上挂职，担任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让他的从政履历更全面。明摆着是把他列入第三梯队接班人进行重点培养了。这也就是李爽说的那句话，“奥迪车早就在你们家门楼子跟前候着您啦”的来由。
向少文、李爽接到谢平一家三口后，一路上继续互相调侃。谢平在一旁则一直淡淡地笑，默默地听。完全不插嘴，不搭腔。
不多会儿工夫，面包车便驶出北京城圈。那会儿北京城区小。东边只要过了建国门，西边一过复兴门，大概其就算进入近郊了。赫赫有名的首都机场那会儿也只有一个不大点儿的圆筒状航站楼。买机票不去机场，就只能在西单民航大楼这一个售票点办票。还得带单位证明。否则，对不住，恕不接待。（因为航班少，机票不好买，奇货可居，售票窗口里的那几位大小姐态度尤其生硬傲慢也就可以理解了。）此时在面包车里，小别根早已睡着。小满本来就因病虚弱，这一路劳顿，必定也是相当困倦，但想睡又睡不着，只能是裹紧了那件带尖顶帽盔的灰蓝色旧棉猴儿，斜靠在后排座位上，怔怔地望着车窗外星星点点的城市灯火逐渐被一排排既高又粗的大叶杨替代。继而路面逐渐变窄，开始有点儿颠簸起来。有时甚至非常颠簸。车窗玻璃上雨点的滴答声也开始变得越发密集清脆。给谢平的感觉，似乎是离他们应该去的大医院越来越远了……他想问。又不想问。这几年，他都这样，心里明明淤着不少问题，但还是紧着告诫自己，能不开口就尽量不开口。或少开口。先看看再说。他这种貌似谦和，在小满看来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不自信，也是一种病态。其“症状”同时还表现为优柔寡断。“色厉内荏”。小满曾经告诉过少文和李爽，谢平这种“优柔寡断的毛病”近来是越来越“严重”了。为这事，小满跟谢平认真起过急：“姓谢的，你在红山服刑那会儿都没见你恁蔫乎过。这一阵子你咋弄的嘛。到底咋的了？”谢平看看小满，勉强笑笑，只答：“你说我谢平还能咋的？我……”小满一下站起。“谢平，你……你能跟我掏心窝子说句真话吗？！”她吼着，眼眶里顿时涌满滚烫的泪水。这时，谢平脸上那种在小满看来绝对是勉强扮出的笑容开始一点一点退去，但仍然保持一种让小满无法理解的平静。固执。于是，泪水一下涌出。她摇摇晃晃地瘫坐下去，断断续续地呜咽道：“老谢，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这样吗……你干吗要这样……你能振作起来吗？你这样，我害怕。我真的害怕。我求求你了。你想过没有，我这病指定是好不了了。你这么蔫乎，万一我真的一蹬腿走了，让小别根往后靠谁去？他才五岁啊……老谢，他才五岁啊……我求求你了……你能振作起来吗……”说着，她冲着谢平扑通一声双膝跪了下去。
那一瞬间，谢平的眼圈也红了。
……
半个多小时后，车终于减速，拐弯。显然是驶上了一条很规整的郊区水泥道——路两旁再次出现路灯和一应正规的交通标志。给谢平和小满的感觉，好像又从荒野之境回到了“人间”。特别是小满，觉得这一下离大医院不会远了，紧张期待了一路的心情顿时松弛，努力挣扎起酸痛僵硬的腰背，递给谢平一个欣慰的眼色。但他俩最终仍然没弄明白的是，什么样的“顶级大医院”会建在这么背静、偏僻的远郊呢？
过了一忽儿他俩才明白，这辆旧面包车今晚压根儿就没打算送他们去医院。
车终于停下，停在一片林地边上
四周一片漆黑。
停稳车，李爽按了两下喇叭。正前方的黑暗中即刻闪出一片亮光。就着这片亮，谢平和小满隐隐乎乎地看出这片林地竟然还是个坡地，好像是向着一条小河（或小溪？）倾斜去的。小河旁由人工栽起的一排青杨树，瘦且高且整齐。谢平从细密的雨点声中分明还听到了河水的淙淙声和林下风穿掠时定会发出的那阵哗哗声。随即从这片亮中，走出一个人影。“人影”打着伞。热情。应该是李爽和少文的熟人。因为这“人影”不仅和这二位握了握手，还很“西方”地和他俩分别拥抱了一下。
“想着你们也该到了。我这儿的确有点远。辛苦各位。一路还顺吧？”“人影”开口。大概其三十出点头。应该是车上这三位男同胞的同龄人。也可能还小个一两岁、两三岁。但一脸的自信老练和沉稳却不是车上那三位可比的。他身材中短。留着小平头。裹件很干净的军棉大衣。当然是旧的。大衣里穿一身蓝卡其中山装。没系领扣。因为敞着，所以还能让人看出贴身穿的是件很旧的淡黄色圆领老头衫,也就是后来被人称为“T恤”的那种玩意儿。走近了才看出此哥儿们有点瘦。脸型倒还方正。扁平。也许是灯光的缘故，也许是经常熬夜的缘故，脸色显得有点黄白。鬓角长长，连着一部修剪得不那么整齐的大胡子，加上嘴唇上那一抹很有特色的胡髭，让他像极了一条西北回族汉子——可惜个头矮了点。后来证明他不是“西北”的。更不是回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族“北京娃”。
“那，就是谢平夫妇了？这是你们的孩子？长得挺虎头虎脑的嘛。还没睡醒哦！”他上前来笑着先胡噜了一把小别根的大脑袋，然后才和谢平、小满握手。一口纯正爽脆的京腔，让人听着舒服。得劲儿。没有更多的寒暄。随即推开一扇高大结实对开式生铁铸花院门。门上的黑油漆在几经寒暑风霜后略显斑驳。门鼻子上则吊着一串铁链和一把硕大的铜锁。似乎表明近来少有人在这儿驻扎。把这一行人领进院。例行性地带他们先把整个院子粗略参观了一个遍。院内，几间青砖砌起的屋子围成个“凹”字。每间屋子窗框的材质都是当年少见、十年后才真正流行起来的那种高端铝合金。按说这么偏僻的地段，这么个大院，怎么都应该有一条或两条高大而训练有素的德国黑背狼狗看守。但没有。这也印证了谢平他们的猜测，这院子少说也得有一两年没人住过了。所有的房间里虽然家具齐全，但都空关着。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一点异样。落寞。只是在坐北朝南的一间大屋子正墙上挂着一幅行草中堂，写的是北宋林仰的《刘阮祠》：“深树冥冥一径风，溪流应与十洲通。仙家日月无人识，只爱桃花二月红。”
向少文问“小平头”：“这幅字是您写的？”
“小平头”笑笑：“我哪有这把刷子。是我们的一个同志上外头求来的。我们当时还不是跟你们一样，该练字学琴的时候都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嘛。落下的人生功课真不是一星半点儿！”然后他指着屋子里的摆设对谢平说道，“所有屋里所有的家伙什随便使。”在一个当书房使用的屋子里坐下后，他又这么交代谢平：“您两口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决定在这儿的居住时间。只要在走以前替我把大铁门锁上就行了。电话、水电费都不用你们管……”
听说连水电费电话费都不用他付，谢平赶紧说道：“那怎么可以。”
“甭跟我见外。”“小平头”一边说着，一边做了个手势笑着打趣道，“再说您两口也不会在这儿住十年八年吧？”
“那倒是。”谢平忙应声。
“就是住十年八年也没什么嘛。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嘛。”（当然，即便是“小平头”自己也绝对想不到十年八年后北京的房价会涨成什么样了！这个院子离市中心也就二十来公里吧，独门独户的这么几间房，又带这么个大院儿，此时一出手，怎么也得上千万人民币了吧。）他呵呵一笑。笑得很从容。很大方。这种从陌生人脸上带着微笑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从容和大方，特别是一口一个“您”地称呼谢平，让谢平尤其受用。这些年谢平总是有一种感觉，自己不被人信任。这种明显有些偏颇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自造的）自我感觉凿实对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让他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把自己流放到了社会边缘去了。用三十年后民间一个流行语说，就是把自己“社会性轮空”或叫作“社会性死亡”了。
“这些零七八碎的费用，我已经托给一个朋友，他会按时去缴付的。您就甭操这个心了。好好照顾您生病的太太就是了。”“小平头”接续呈现他那种从容和慷慨大方。他提到小满时用“太太”这种称呼。这让谢平和小满倒有点突兀。陌生。多年来他们习惯了称对方为“爱人”。后来的那些中青年这样解释这种称呼的改换：“结成夫妻的不一定是自己所‘爱’的人。所爱的又不一定能结成夫妻。所以还是沿用民国时的称呼，夫人或太太或先生或老公来得准确。”（在单位里，人们也开始改口称书记、厂长、局长为“老板”或“老大”，甚至在少数中央一级的党政机关内，有人把部长也这么称呼。）
谢平还想说些什么。向少文立即向谢平示意：这在他，只不过小事一桩。小菜一碟。领情就是了。北京的某些朋友圈讲究的就是这种“义气”。再跟他客套，谦让，就没意思了。自外于人了。
谢平知趣。随即不作声了。
“有一点要跟你们说明的是，这院子一直没接上煤气。也是当初扩建这院子时因工作需要，一帮兄弟着急忙慌要入住，就凑合了。欠一点长远考虑。现在取暖做饭还得用煤。”
“用煤，好啊。没事。没事……”向少文忙应道。
“你们上海人……”
“上海也不是每家每户都用煤气的。绝大多数，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上海老百姓，多少年多少代人一直还是在用煤球炉做饭烧水。最近听说市里已经在研究煤改气方案。但要等真正实行，普遍推开，恐怕还得等long long（英语，很长很长）的日子了。再说，我们在大西北农场里生活了十来年。除了没烧过牛粪，其他的那些，比如红柳、梭梭、玉米秆儿、苞谷芯子……啥没烧过？那忽儿有煤烧，算是好的！谢平在煤矿还干过几年。不光对挖煤，对怎么用煤都挺在行的。而且还是放羊的好把式。”李爽帮着解释。介绍。
“那就好。”“小平头”一边说，一边回过头来打量了一下谢平。但他这个“打量”明显只是礼节性的，眼神中既没包含惊讶，也不显示感佩。显然，他早就知道眼前这个叫谢平的人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挖煤放羊的特殊经历。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那就是后话了。“院子里存下的那堆煤足够您一家使这一冬的了……”他继续这样向谢平交代。然后他又对向少文和李爽交代：“在我出差期间，谢平一家再发生什么生活难题，您二位就要多过问多担待。真要解决不了了，及时跟我通气。或者就近给这个同志打电话。”说着留下一个电话号码。一个人名。
“没问题。您就放宽心走吧。”向少文接话。
“您这是要……？”谢平小心谨慎地问。
“出趟公差。”“小平头”笑笑。
“出国。”向少文补充。
“哦……”一直没插话的小满这时长长地哦了一声。表示了惊诧。能去国外出差，这在从来也没出过国，甚至都没在国内出过“公差”的她看来绝对要算件天大的好事。但这位“小平头”居然如此淡然处之，确实让她意外。并惊诧。
“至于小满女士住院的事，我已经托给北京市卫生局的陈局了。应该没问题。我给他留了您的电话号码，”他这个“您”单指李爽，“陈局一两天内会主动联系您。陈局您熟吗？”
“熟！上半年我还就北京的医改问题采访过他。我这篇专访稿，给了《中国新闻周刊》，还发了个头条。”李爽答得很痛快。其实他和这位“陈局”也就只有过一面之交。但这一年多来，由于记者站的工作需要，他必须经常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为了尽快引起对方对自己的重视和信任，为采访打开方便之门，所以每当对方提及什么名人或领导时，他总会有一种“本能”的应激反应，立即告诉对方：“他呀？我怎么会不知道。我跟他太熟了。”或者还会跟上一句：“上周我还跟他一起吃过饭。东来顺啊。”
“那就好。”“小平头”笑笑。类似李爽这样的回答，他听得太多。但他完全能理解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志这么说的那种心态。所以，仍然能坦然“笑纳”。“陈局那儿万一挂了空挡，落单了，我还联系了一家直属总后的部队医院做备份。院方的政委曾经是我家老爷子的保健大夫。有什么事尽可以去找他。”说着他随手又写了个人名和电话号码交给李爽。
“这个……真太感谢您了。”小满这时又插上一句。觉得一到北京就能遇到这么个“贵人”，太不容易了。他家的老爷子一定是个“大干部”。（党和政府曾给他老爷子个人派“保健大夫”，而且这个保健大夫现在都当上了“部队大医院的政委”，他老爷子这级别能小得了吗？她再次震惊。）
可能是接受类似这样的感谢和敬佩的次数同样太多太多，对于小满的感谢和诧异震惊的神情，他也只是礼节性地笑了笑，没做其他表示，然后把一串钥匙（包括大铁门上的和院内所有房门上的）交到谢平手上，又从书桌的一个小柜子里取出一个黑色人造革旧公文包交给向少文。
向少文问：“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看我们当年在中央农办屠主任带领下搞的农村调研系列报告吗？”
“您找到了？还是油印的原件。哎呀，太珍贵了。”
“别激动。听我说完。第一，它已经不是原件了……”
“那也难得啊。”
“第二，也没找全。少了那份关于农村雇工问题的调查报告。”
“这倒有点可惜。你们几位当年搞的那个农村问题调研系列，最敏感的，在中央领导层反响最强烈的还就是那份关于农村雇工的调研报告。农村在分地包产到户后出现了雇工现象在当时极具爆炸性，在国内各个界面上都引爆了农村改革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你们几位确实很有超前意识，力排众议，基本肯定了这个趋势，直接惊动了‘海里’最高方面……”
向少文说的“海里”，是圈里人对“中南海”的习惯性简称。
“可不能说‘惊动’。只不过是引起了他们的一点注意。另外，以我们当时的认知水平，对这个农村雇工问题的认知也还是不够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浅近的。我们只是不赞成立即加以‘扑杀’，不赞成急于给它扣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和回潮的大帽子，持一种中性的以观后效、让实践来证明的态度罢了。”他赶快纠正。
“当时领导特地把你们几位召进‘海里’，就这个农村再现雇工现象当面听取你们的口头汇报，这不假吧？”
他谦虚地挥了挥手，又提醒：“你现在在中央党校学习，主要任务是学好这次中央全会的精神。我们当初搞的这些材料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只能拿来当历史看。如果还有助于你们加深理解这一次中央全会的主基调和总精神，就算没误导了你。”
“那是。那是。”向少文连连点头称是。
“还有一点，这些材料当时都是作为‘未刊稿’，只在最高层很小的一个范围里印发做参考的。虽然已经过了保密期，但最好还是别扩散了。用完了我还是要回收的哦。”他笑道。
“明白。”
说完，他就走了。自己开着一辆进口原装黑壳四驱悍马走的。然后，向少文和李爽也要走。走以前，他俩又陪着谢平、小满上厨房里转了转。试了试各种水电设备。见一个偌大的壁柜里放着二三十包方便面。一桶没启封的豆油。五公斤富强面粉。一袋小站米。二十来根广式香肠和十几头紫皮大蒜。一塑料兜在北京被称之“油菜”、在上海则被称作“青菜”的绿叶蔬菜。还有十几筒挂面（上海人称之为“卷子面”）。免不了的是，还有七八棵大白菜。一小袋北京人在炖大白菜时一定要撒进一小撮去的虾米皮。特别让谢平感到意外和感动的是，一个纸板箱里还放了一小筐红皮鸡蛋和两个儿童玩具——一个当时在孩子们中间刚走俏的变形金刚和一支仿造得并不粗糙的塑料冲锋枪。这显然是特意给小别根准备的。
“他是谁？”谢平打量着这些东西，低声问。显然，这个“小平头”的体贴周到细心深深打动了他。甚至产生了某种疑惑。
“你不记得了？不会吧。”向少文笑着反问。
“‘你不记得了’？我不记得谁？”谢平一愣。
李爽笑着嘲讽：“人说贵人多忘事。侬这只赤佬还没贵就把人给忘了。”
“再想想。”向少文不动声色地提示。
“少文曾经很郑重地跟我们讲过他。”李爽提醒，“姓孙……”
“姓孙？”谢平还是想不起来。这些年交往过姓孙的人不老少。但大都是在垦区。前一阵子来过一次北京，交往过的人中间也没有姓孙的啊。
“孙涛！”李爽大声地提告了一下。
“孙涛？”谢平仍然没想起这个孙涛到底是谁。
“好了好了，别跟我们的谢平同志打哑谜了。那年我告诉过你们，我接受了一个中央高层的儿子邀请，上他家做过客……”
“这个孙涛就是那位前高级干部的儿子。”李爽解释道。
谢平略略地愣怔了一下，还在跟那二位较劲儿：“高级干部的儿子……可是中央高层里没有姓孙的。这一届……上一届好像都没有姓孙的……”
“我说谢平你是故意的吧，故意在跟我们打岔？！他们的子女在外一般都不会用父姓。这你都不懂？！”
“哦……”谢平似乎明白了这里的“奥秘”。但有一点他又不明白了：“他孙涛……这么个背景……凭什么会把这么大一套房子借给我这么个啥都不是的平头百姓？就是观世音菩萨在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满世界撒馅饼，这么大一个饼也轮不到往我谢平头上掉啊！这里总有个原因的吧。原因何在？凿实让我感到自己的想象力太贫乏了。”
“你不想住？”李爽有一点不耐烦了。
“这不是想住不想住的问题……”谢平恧然。
“你……”李爽还想呲儿他一句。被向少文拦住了。他替谢平解了一下围：“谢平提出这么个问题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谁‘平白无故’得到这么大一套住宅都会感到自己的‘想象力太贫乏’的。”
“我确实不是不想住……”谢平刚为自己开脱了这么一句，也被向少文拦住了。向少文笑道：“这是真话，不是不想住，就是住得不怎么踏实……”
“你们怎么会想到把我和小满当前生活的困窘报告给这位孙公子……”谢平问。
向少文纠正：“不是我们向这位孙公子报告了你一家的情况，让他来救苦救难。实际情况是，他先来找的我，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们那位谢平一家遇到了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我可以帮着做一点事。”
“是他先提出来的？”谢平一下变得更“傻妮儿”了。
“是的。”向少文答道。
“在此以前，你们没有为我的事找过他？”
“怎么可能？我们的想象力有那么丰富和强大吗？胆儿有那么肥壮吗？我们敢直接去敲开前高级干部的家门，让他们家的公子去帮一个放羊挖煤……曾经还被判过刑坐过牢的家伙济困？轮到你，你敢吗？会吗？”
“……”谢平不作声了。李爽说得不错。这两位老朋友再怎么想着帮他一家解决困难，也不会去找这么一位“孙公子”呀。人家是什么人？！我谢平又是什么人？！
“那……他……他孙涛怎么会知道我的呢？而且他还知道我和你俩的关系。这也……太……太他妈的神奇了。”谢平呆呆地问。
“我们也想知道这个答案哩。”李爽回答。
“我问过孙涛。”向少文说道。
“你问过孙涛？怎么不告诉我？”李爽诧异了。
“李爽你别打岔。听少文说，孙涛是怎么回答的。”
“他……”
“他咋说？”
“他只说了一句：‘亏你俩还是跟他有过生死之交的赤脚朋友，你们知不知道，谢平现在是一个大名人了。’”
李爽差一点笑出声：“谢平现在是一个大名人了？他喝多了吧。”
谢平倒没笑，只是一愣：“……”
向少文说：“李爽你别笑。一开始我也认为他只不过在涮我玩哩。但他接着说的一档事，让我觉得，谢平，你小子真他妈的不够哥儿们。发生了那么重大的一档事你都瞒着我们。孙涛告诉我，多半年前，垦区法院复查甄别了你的案子，当时就改判了你无罪。有没有这么档事？”
李爽一下呆愣掉了。他看看向少文，又回过头来看看谢平，把身下坐着的那把椅子一下挪到谢平跟前，问：“谢平，你改判了？我╳！真事？”
这时，向少文腰间的BP机响了。是孙涛：“你们离开春草院了没有？方便请回话。”
“春草院”是孙涛和他那帮年轻的朋友替这个院子起的名，源自朱熹的名句“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前边提到过，改革开放初期，孙涛和他一些年轻的同道在国务院农村问题调研中心一个老领导的带领下，就多年来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领域里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入做过一些调研。提过一些建议。他们这些“初生牛犊”的某些作为和言论（建议）在社会上，在党内，尤其在党内一部分高层人士中引发了广泛的严重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议。有些争议还上纲上到“砍旗”和“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高度”。有关方面为了让他们免受不必要的干扰，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以继续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便在京郊这么个角落里找到一个农家小院。在对小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扩建以后，让他们在这儿安顿下来。那时候这群年轻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某些建议后来竟然会如此有效地帮着推动中国农村掀起了一场革命性变革。同时这种历史性的亲力亲为，也让年轻的他们在快速却又有一点沉重艰难的成长中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这场变革不会一蹴而就。它所面临的阻力和艰难程度可能不次于，或者更确切地说仅次于当年的那场“长征”。他们虽然相信有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体制的全面保障，有基层广大农民群众的响应，这场革命性的变革会以全胜而告终，但面对时下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反对声浪，面对变革过程中必然会遭遇的种种可以预料和不可预料的波折，以至可能的挫折，他们对个人的政治前程（命运）始终清醒地只持有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正如他们这个研究团队的那位老领导在一次和他们进行集体谈话时所说的：“读遍中国两千年古代史，你们会发现一个规律，这一代又一代‘圣贤’的使命无非就是驯化自己和他人，以维持一个碎片式的群体存在。而维持这个碎片般的群体就是为了维持一个圣上的存在。不改变这种政治状态，不真正解放了、并发挥出、又凝聚起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潜在的巨大能量，中华民族永远进不了现代化的大门。而历史又告诉我们，争取每一个时代的进步都要以一大批人的牺牲为代价。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明证。革命家和改革家们走在时代前列，但他们的个人命运却往往无法善终。你们要有这种思想准备。”所以在为这个院子起名时，孙涛他们就借用朱熹的这个名句来表达这种应对时代挑战的悲壮心态，因为不是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春草梦未醒”，“阶前已秋声”了……
……知道孙涛在呼叫他们，李爽忙把记者站配给他的那个大哥大递给向少文。但没等向少文拨通孙涛的电话（向少文还不太会使大哥大这个最时新的通讯工具），向少文的BP机又响了，仍是孙涛，又发来一句话：“你们现在能上我这儿来一趟吗？现在。”
“现在？”向少文稍稍一愣，立即答复，“可以。请发我一个地址。”收到孙涛发来的地址后，他转身训斥谢平：“这笔账咱们一忽儿再跟你算。你小子也太不地道了嘛。哥几个那么费心费力地为你为小满鞍前马后地张罗着，你居然连改判那么大一档事，都瞒着我们！你把我们当啥了？”
“……”谢平的脸真心红起，啥话也说不出口，只是愧疚地低了低头。
“孙涛让我们马上去他那儿。估计说的还是你他妈的那些烂事。你跟我们一起去不？”向少文问。
“我……就算了吧……有我在场，也许你们说啥都不方便……”谢平讷讷。
“你他妈的到底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们？”李爽也耐不住地冲谢平吼了一句。
这时，在另一个屋里待着的小满听到这边的嚷嚷声，一手领着小别根，一手扶着门框，病恹恹地问道：“出啥事了……你们……”
向少文赶紧安慰她道：“没事没事。你歇着。我和李爽去办点事。”说罢冲谢平做一个手势，暗示他赶紧去把小满搀回卧室，安排她躺下。
四十来分钟后那辆旧面包车缓缓驶进市区另一条典型的老北京胡同。胡同两边一溜全是刚翻修过的四合院。一色的青砖院墙。（在前三门给平反复职提级后的高知盖高层住宅楼时，这儿就翻修了一批同样专供平反复职后的高干住的四合院。）孙家就在其中一座四合院里。和别人家的四合院不同，他家的院墙更高。院子也更大。院门刚刷过红漆。门前作为古董留存的上马石仍威风凛凛地一左一右分列两旁。和向少文第一次去的那座大院比起来，有一个差别：虽仍有门岗，但战士们不再持枪。后来得知这是孙涛父亲退居二线后的住所。
“对不起，这么晚了还让你们跑这一趟。”他俩被一个秘书样的中年人带进陈设简朴的西书房时，孙涛起身迎了一下，并解释道，“我明天下午的飞机。走以前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事要处理，只有这会儿能腾出这么个空当，所以只能麻烦你们上门来了。这档子事本来满可以在春草院谈的，但有些话在那儿谈，有些不方便。”
“明白。”向少文忙应声。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不用说，您二位都是最熟悉谢平同志的人……”
果不其然，还是“谢平”。
“熟。太熟了。”李爽应声挖苦自嘲道，“熟到这家伙都随随便便地敢跟我们不说真话了。”
孙涛笑了笑，然后习惯性地滞顿了几秒，再一转身，从身后一个两头沉的硬木书桌抽屉里取出两盒流行歌带和几张塑料薄膜唱片，递给向、李二位。“这些歌你们都听过吧？”他问。
向少文一向对流行歌不感兴趣。这时就更不明白平时“一脑门子改革态势、环球动向”的孙大官人在去国外出差前夕剩余的这点宝贵时间里，急火火把他们叫来，难不成要跟他俩谈这些在他看来绝对不登艺术殿堂的通俗玩意儿？不会吧！所以他只是略为眄了一眼，就把它们递给了李爽。李爽是这一类“通俗玩意儿”的热衷者。他不只是感兴趣，还爱唱。不只爱唱，唱得还不赖。不只是唱得不赖，对流行潮流还颇有一些研究，还真舍得掏真金白银去那个“卡拉哦什么开”里消磨“自己的大好青春时光”。他为自己这个爱好的辩解是：“记者，就是要接地气，贴近群众。对人民大众各种各样的文化诉求要有足够的关注度和知情度。这也是把握社会舆情的一个手段。”理由真够高大上的。向少文对他这种说法的“抨击”是：“你这爱好就跟当前一窝蜂似的玩古董的人一样，纯属新时期一些吃饱了手头又攒足余钱想要附庸风雅的人开始玩物丧志的一种典型表现。（再过三十年，世人把这一类的‘典型表现’，比如疯狂追星、不择手段上流量、争做网红等现象，又给了顶新‘帽子’，称它为‘饭圈文化’。）至于您老弟嘛，无非是用‘假公济私’来‘公私兼顾’。”
李爽接过那一摞盒带和唱片认真翻看后，挑出一盒带子，情绪立即昂奋：“哦，难得。难得。这盒带子最近几乎在所有音像店里都脱销了。尤其是这首主打歌《十二月啊十二月》曾经连着三周上榜，传唱度很高的耶。”
“十二月啊……十二月……吐瓦克的十二月，我想在泪水中把你遗忘……”孙涛用他沙哑的嗓音轻轻地哼唱起来。李爽赶紧起身，给孙涛的哼唱加上粗犷高亮的和声：“……你在白杨林中徜徉，我在暴风雪中灼烧胸膛……”
“哈哈……漂亮！漂亮！”孙涛击节叫好。李爽欲罢不能，还想接着往下“吼”。向少文赶紧悄悄踢了他一脚，让他适可而止，留时间让孙涛说正事。
李爽只能戛然而止。孙涛好像还没过瘾，追问：“怎么不唱了？你的声线很特别嘛，很有点辨识度嘛。”
李爽忙哑然失笑抱拳道：“献丑献丑。”
孙涛收声，又从抽屉里取出一摞纸。纸上复印了一些见诸地方小报、民间社团油印刊物上的文字，也有一些则是刊发在大型报刊上的。（前一阶段，这种民间自发油印刊物曾兴盛一时。）其中有几篇当时在坊间，尤其在中下层知识“愤青”和高校一部分中青年教员中被相当看好又争相传阅过。向少文和李爽或听说过。或看过。这些文字笔调老辣。观点犀利。嬉笑怒骂皆有文采。仅就文风和惯用语来判别，应该都出自同一人。但看内容，特别是在评价当下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各种利害得失时，却忽“左”又忽“右”，政治指向截然相反。应该出自不同人之手。但孙涛说，它们都出自同一支笔。同一个键盘。同一双手。同一个脑袋。同一个人。
向、李二位面面相觑并异口同声了：“不会吧？！”
“如果我告诉您二位，这些文章和歌词的作者都是谢平。您二位以为如何？”
“我俩以为如何？哈哈……”向少文还没反应过来时，李爽先大笑了。他显然没把孙涛这句话当真。随即向少文也反应过来了。但向少文没笑。他知道孙涛这时候不会跟他俩开什么玩笑。关于谢平，他手里一定捏着不为他俩所知的“重大情报”。所以，他稳住了姿态，只等孙涛往下揭盖子。
“你俩不信？”孙涛微笑着胸有成竹地问。
“您要我们信什么都成……”李爽句斟字酌起来。他不想过分顶怼了孙涛。“要我们相信谢平会写流行歌词……这个……好像……还不至于……您可能还是不太了解他的过去。他这个人……这个人……脑袋太死板，太传统，除非他疯了，才会玩这些通俗的娱乐性游戏……这些杂文和随笔中表达的特别‘右’的论调更不可能出自他笔下。一向以来，他整个人受‘左’的思潮影响太深……”
“哎，李爽，你怎么也会认为这些流行歌词作者是在游戏人生？你没觉得体现在这些作品——当然，我是指它们中间的优秀作品而言，那里的情感同样是纯真而又高尚的？如果因为谢平写出这样的歌词就说他疯了，那也是高级疯。搞艺术有时候就得‘疯’一点。在某种境界中走向极端。不能平庸了。平庸产生不了真艺术。天才往往在极端中涌现。但你们的谢平他没疯。我负责任地告诉您二位，所有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些文字确确实实都出自谢平他一人之手。”
孙涛说得那么肯定。简直是在向、李二位面前一锤子砸碎了一个元青花罐。李爽脸上全部的笑容立即消失殆尽。向少文却变得更加沉稳。沉稳中多少有点忐忑。诧异。甚至疑虑。但又多少有点期待。期待这位孙大公子最后能为他俩揭出一个他们完全不知，既接受不了却又是真实的“新谢平”来。
“可……这些歌词是有作者的啊。都署着名哩。您看，麦田。白乌鸦。都是圈内很著名的一些流行歌词写手。这些文章……各自也都有作者……您看，也都署着名哩。”李爽似乎仍然不肯“颔首就范”，指着那些盒带和文章上的署名，开始低声地质疑和反驳。
“它们都是谢平的化名。”
“谢平的化名？谢平会化名？他开始化名了？这也太天方夜谭了吧……”
“我做过调查。”
“您调查？调查谢平？”向、李二位再一次异口同声地追问，并再一次面面相觑。
“两位不必紧张。”孙涛赶紧笑着做了个手势解释，“你们千万别过度解读了我说的这个调查。”孙涛这么说，本意是想让向、李二人别把他口中的这个“调查”去跟什么政治机构挂上钩。但他这一说，反而使向、李二人想到了“政治性的组织调查”。反倒有点揪心了——这二位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像孙涛这样身份的人去调查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会跟“政治”跟“任何组织”无关。跟体制无关。他孙涛不会那么闲，没闲到那么无聊的地步吧？！
孙涛当然看出这二位的疑惑来了，倒也没急着做进一步的解释，只是莞尔一笑，而后“恭请”二位再度坐下，再转身提来一把竹节提梁高筒状紫砂壶，分别为两位眼前的盖碗里斟上黑里泛红、透明见亮的普洱茶，并特意加上说明：“来。品品。头春的老班章普洱。”
向、李二位没动弹。
“这茶不错的。坐下嘛。品品嘛。别那么紧张。”孙涛笑着催促。
向、李二位仍然不作反应。
于是孙涛只得一口喝干了自己手中的那盅“头春老班章”，说了下面这番话：“你俩有所不知，我孙涛打小就是个音乐爱好者。后来一直也是个虔诚的发烧级音乐爱好者……”
他也下过乡插过队，做过“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跳舞表演样样来得。并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带领一个公社业余宣传队，自导自演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轰动过整个县城。父亲结束被审查，恢复在中央的工作。公社领导闻风而动，立即推荐他去上大学。（也有人说是父亲的秘书背着他父亲直接给公社领导打了电话，下了“限期推荐令”。）他当时豁出命要去中央音乐学院，或北京电影学院。为此，老爷子曾苦口婆心、大开大合地和他谈了整整一个通宵。老人家希望他去学经济或法律。（而且一定得是人大的经济和法律。这和这所著名大学前身是创办于抗战时期延安的陕北公学不无关系。老爷子当年就是陕北公学的一个年轻教员。后来陕北公学又演变成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等，在建国初期为共和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济世经国人才，最后才又变成人们口中的“人大”即“人民大学”。）但孙涛还是希望父亲能尊重他自己的选择。父亲说，你应该遵从国家的需要。孙涛反驳说现在国家都乱成这个样子了，学经济学法律有什么用？父亲说，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大发展。这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对于一个“百废待兴”急于要重新起飞的国家，文艺固然不能说不重要，但重中之重，一是要重振经济，再一个便是要完善法制。“要知道经济和法制是一个国家腾飞的两个翅膀。但我不会强制你，就像当年你祖父没有阻拦我秘密离开北大去投奔延安一样。但我希望你是一个能以国家命运为重的人。不以小我得失看天下。更不以小我兴趣爱好定前程。当然，最后的决定权还在你自己手里。”和父亲谈完话，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又苦苦挣扎了一天一夜，也给几个在复兴门国务院宿舍楼里长大的“哥儿们姐儿们”打了电话。到再一个傍晚时分，他大踏步走进父亲的书房，告诉父亲，“我同意去人大。学经济。”父亲说：“你说‘同意’还不行。必须是‘我决定’。”他稍稍犹豫了一下改口道：“我决定了。去人大……学经济。”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从没后悔过自己当初的这个选择。更庆幸在自己人生变道的关键时刻，获得了这样一个人生坐标和航行灯塔：“不以小我得失看天下。更不以小我兴趣爱好定前程。”不过，他后来虽然进入了政经圈，但还是坚持了对音乐的爱好。结交了一批音乐发烧友。那首《十二月啊十二月》最早（在它还没被传唱开以前）就是这批朋友中的一个女生推荐给他的。当然，当时她也不知道这位词作者的真名叫谢平。只是向他推荐了几首她认为将来一定会流传开来的“通俗歌”。“尤其是这一首，唱十二月的。歌词你一定喜欢。”她这样郑重向他推荐。这个女生的父亲是一位研究鲁迅的资深专家。她自己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高才生。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她很讨厌高校中那些刚从西方留学回来就煞有介事地一味否定中国近当代文学中那部分革命性的遗存。所以他俩比较谈得来。（她老公也是学中文的，后来下海做地产生意。生意做得还不小。家有余粮存款，她便做了全职太太。）他读了那首《十二月……》的歌词。确实，它哀而不怨。诉而不泣。委婉却又奔涌着一股无法掩饰的深沉。失去的剧痛。却又急切地盼着再度获取。在无奈的夜的黑暗中踯躅，却又小步快走在黎明的边缘……嗅着那黑发的清香。即刻融入冰冷的晨风。一种朴拙、强硬却又不带侵入感的“深情暖意”战栗着扎心而来。还带有一股大海般的饱满，并代入了铁树冷杉般坚硬的质感和治愈率。所有这些都是一般流行歌里不会有的。让孙涛心动。于是他起意了，一定要去找找这个作者写的其他歌。查下来，这个作者居然还是个高产写手。短短一年多，已经写过不止百十首歌词并都被谱了曲。虽然大部分也都是那种应时应景随俗买宠的货（这让他失望），但确有三四首（不会更多）让人心尖滴血，情涌中庭，必须跺脚摇头指天吼地并暗中泪奔的作品。于是他想知道此人是谁。那个女生告诉他，作者在每首歌上都署了名的。“麦田”或“白乌鸦”便是。你还查啥？
“麦田、白乌鸦又是谁？”他追问。
那个女生回答他：“钱先生（钱锺书）有句名言，你应该记得比我清楚：你已经吃到鸡蛋了，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生它的那只母鸡是什么样的呢？这句话当初还是你推荐给我的。难道现在还要我用它来‘开导’你吗？”
“嗨，我还一定要知道这只‘母鸡’是什么样的。”他笑答。用老北京土话来形容，孙涛有时确实比较“轴”。还轴得有点“抹不开”。这跟他同时在做“三农问题”的学术研究有点关系。俗话说，做学术研究，还非得有个“轴性”不可。
“……”女生只能不作声了。经验告诉她，和他、和他那些在春草院共事的年轻朋友们论辩——不管争辩什么，包括音乐方面的论题，更别提政治经济军事或国际形势（外交）方面的，她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不用多强调，大家也都会相信，如果孙涛真想要搞清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和政治背景，他是拥有这样的资源和手段的。这么一查，谢平就砰然浮出水面了。但这时他还没能想到此谢平就是当初他结识过的那位向少文的好朋友。更没想到这位写得一手好歌词的谢平还能写一手好杂文好短评。（而且“左”“右”通吃。）过了几天，受他委托去做歌词作者调查的某机构的同志突然来找他，给了他一摞复印的文字。都是前一阶段在坊间引发热议的杂文、随笔和时局短评。该同志告诉他：“据内部一些同志说，这些文字的作者谢平也就是那个写歌词的谢平。”孙涛当时的反应和今晚的向、李二位一样，岂止是绝对不信。根本就是不可能信嘛。尤其那些短文上署的作者名字，乌七八糟，啥都有：什么林下风。隔夜饭。汉家裨将。瘸腿马。东邪西毒。灶上君子。一声嘹亮。侯门三郎。二道痞子打手鼓。梁间飞龙跳蚤蛋，等等。等等。有个正经的吗？有。有那么两三个——一个就是“白乌鸦”。另一个便是“麦田”。还有一个“吐瓦克”。还有一个则让孙涛最感兴趣的，是“半度人”。
“半度人？”真没听说过。人怎么还分半度一度的？怎么个分法？！
“一开始我们也没意识到这些文字的作者有可能就是这个谢平。后来内部的同志说，他们发现这几个笔名，‘吐瓦克’‘麦田’和‘白乌鸦’不止一次出现在《十二月……》那首歌词里，就想着这二者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就让有关部门上手段再协查一下……他们当时就告诉我们，因为这些文字特别好走极端，摇摆性也极强，而且已经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他们几个月前就注意到了。经过暗查，确认这些忽‘左’忽‘右’的文字都出自一人之手，此人也就是那个写歌词的谢平。”
“会不会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呢？”孙涛当时也这样追问过。
“不会错。核实了。就是同一个谢平。”内部的同志断然回答。
“别的笔名都好理解，他为什么要自称‘半度人’呢？”
说到这里，向少文和李爽都不作声了。只能闷住了。他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取这么个笔名。他们也是头一回知道他把自己叫作“半度人”。
“看来你们还是不相信这个谢平和那些‘白乌鸦’‘吐瓦克’‘半度人’就是同一个人？”过了一忽儿孙涛问。
“……”向少文为难地笑了笑。他不想硬怼孙涛。
李爽直言：“我们的确很难相信您嘴里的这个‘谢平’就是我们多少年来所熟知的那个‘谢平’。孙涛同志，这些年来我们太熟悉也太了解他了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日夜相处，住同一个地窝子，吃同一个笼屉里蒸出来的苞谷馍，一起在大漠胡杨红柳窝里出生入死啊。打死我们也不能相信从我们熟知的那个‘谢平’身体里会平白无故地长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谢平’。”
“怎么会是‘平白无故’的呢？当然是一种因果反映的另种形态。就算他发生了让你们难以想象的那种变化，也不能简简单单、轻而易举地就给他下一个‘不伦不类’‘平白无故’的结论。无非是我们没有能走进他思维变移的轨道。没掌握这种变移的必然性，就觉得他有点畸形，甚至说他‘出格’罢了……”
这时，桌上一部老式黑电木外壳电话机响了。有人催孙涛去开会,同时告知，来接他的车已经出发。向少文立即给李爽使了个眼色。两人便不等孙涛放下电话，赶紧知趣地起身准备告辞。孙涛放下电话后说道：“别慌着走。听我把话说完。我还没亮底牌哩。”说着，他先去收拾了公文包，再把一忽儿走的时候要穿戴的衣帽妥妥地放在公文包旁边，看了一眼桌上的那个座钟，继续说道：“时间稍稍有点紧了。我说快点。你们不要打断我。不要插话。为了查明谢平的‘前世今生’我确实费了点工夫。甚至把关系托到了上海，让那边的朋友下沉到街道、派出所、居委会，包括从谢家的一些亲戚邻里那儿‘起底挖干货’。用心之良苦，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说到这里，他又看了下座钟。“整个过程我就不细说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谢平这一回携家带口来北京前，曾独自来过一回北京，而且是在那个钟绍灵自杀之前。而在钟绍灵自杀后，他又去了一回上海。”
“……”向、李二人又一愣——姓孙的这家伙怎么连钟绍灵都知道？真是个大神级人物啊！
“这一回京沪两地之行虽然时间都不长，但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对他整个三观和为人做事方式方法的改变所产生的作用，可能要比在红山煤矿时期、比后来亲眼看到钟绍灵自杀产生的震撼都要大，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起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甚至可以说起了一种扭曲的作用……”
“扭曲？这两次的‘京沪之行’中他遭遇什么了？”
“别插嘴。先听我说完。一年多前，也就是在他独自来北京前，你们垦区法院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刑事判决，改判无罪。这件事你们知道吗？”
李爽答道：“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还有一件事，不知道他告诉过您二位没有？”孙涛问。
“什么事？”
“前几年他还偷偷写过一部长篇小说。”
“这个我们知道。那还是在红山煤矿时写的。”
“据说写得还不错。”
“……”向少文和李爽又一次面面相觑了。
“他上一次独自偷偷来京，据说就跟他的这部小说有关。”
“小说出版了吗？”
“如果出版了，发表了，大概就不会发生后续那一系列的事。也许就不会去写流行歌词——对不起，我必须得申明一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写流行歌词也是一种艺术创作。只要写得好就行。他可能也就不会混不吝地给各种各样的小报、民间刊物写那些忽‘左’忽‘右’的豆腐块、报屁股文字了。”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
孙涛刚要说些什么，一个警卫来报告，接孙主任去开会的车到了。
孙涛立即起身道：“今天来不及细说了……现在，我想你们一定更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李爽急切地问。
“当下发生类似变化的中青年远不止他一个。可以说有这么一个群体，甚至可以说一代人……都在变。只不过各有各的变法。各有各的趋向。但总体来说绝大多数都在变。搞清楚发生这些变化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尽可能掌握这变化的趋势和走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件事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做。”
“他们这一批人很重要吗？”
“不是‘他们这一批人’。而是‘我们这一批人’。”
“我们？”
“是啊，我们。三十岁左右的一代人啊。你们想一想，对于当下的中国，一二十岁那一代是不是还太年轻？四五十岁的哩，是不是已经定型？而三十岁左右的不仅仅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而且正处在分化成长剧变的关键期。这一拨人怎么变、往哪儿变，对处于变革进程之中的中国、对于争取在今后三五十年重新腾飞的中国是不是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特别重要的？他们将接管这个中国。”（话说到这里，他只说“他们”将接管中国，而不是说“我们”。大概是为了避一种嫌吧。在别人眼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战友，似乎正在接管这个中国。或者说准确些，已经在为接管中国做种种准备了。）
“您是想解剖这样一个典型，以窥全貌？”李爽问。
“可能不只抓一两个典型吧？”向少文补充。
孙涛刚要说些什么，一个秘书又来催了。孙涛立即起身道：“今天来不及展开细说了……”李爽想挽留孙涛，即便再挽留他几分钟也行，让他把谢平这档事抖搂清了。他刚上前嚷了一声“请您留步……”向少文赶紧瞪了李爽一眼，让他知趣点，别耽误了孙涛的工作。倒是孙涛收住脚，回转身笑问李爽：“还有事吗？”李爽迟疑了一下，只得回了声：“没事……没事了……”孙涛笑了笑道：“那行。咱们找机会再聊。”说着便提着公文包大踏步向外走去。快走到来接他的那辆帕萨特车旁，又回过头来对送他的向、李二位说了声：“我在国外这期间请你们务必和我保持联系。谢平那儿有什么新情况，一定随时跟我通报。另外，替我转告谢平，祝他夫人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