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研究

一是金融排斥及其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金融排斥即人们在获取或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存在困难的现象（Kempson et al.，2008）［102］。Leyshon和Thrift（1993，1994，1995）注意到偏远或贫困地区居民因金融机构撤出而增大了获取金融服务的难度，从地理学的角度开创了金融排斥研究［103-105］。然而，空间距离及其通达性不能完全概括金融排斥的形成原因，因为金融排斥从属于社会排斥，在诸多排斥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自强化过程（Rogaly，1999）［106］，银行等机构的利益驱动、非对称的信用信息环境、金融效率差异等经济因素也可导致金融排斥的发生（Gardenr et al.，2004）［107］。此外，女性因较强的风险规避倾向而较男性更易于排斥（Hogarth et al.，1997；Jianakoplos and Bernasek，1998）［108-109］；金融机构通过市场细分将贫困或劣势的群体分离出去，如英国的亚洲族人或非洲——加勒比族人（FSA，2000）［110］；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因为收入低而易受排斥（Gardenr et al.，2004）［107］，处于社会平均阶层下的人群受排斥的概率更高（Devlin，2005）［111］。Sarma和Pais（2010）实证发现收入、不平等、文盲、城市化、基础设施对金融排斥产生重要影响，金融机构的所有权结构比其健康发展对金融包容更有促进作用［112］。Kempson等（2000）将金融排斥分为六个维度，综合考虑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金融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13］。中国农村金融存在突出的排斥问题，一直被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金融抑制（何广文，1999；高帆，2002）［114-115］、农村金融结构的制度和功能缺陷（何广文，2004）［116］、现代金融需求不足（田力等，2004；王芳，2005）［117-118］、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活力（张元红，2005）［119］、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王元，2006）［120］、农村金融市场化的非均衡推进（何大安等，2006）［121］、农村金融资源的低效性和风险性（白莹，2006）［122］，等等。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需求存在明显的排斥行为（何德旭、饶明，2008）［123］，但这是农村地理环境恶劣以及金融机构理性行为选择的结果（王修华，2009）［124］，农村金融机构供给偏好缺失、服务缺位是金融排斥产生的根源（谭露，2009）［125］。田霖（2007）研究发现农村经济增长潜力、农户就业状况、农户可持续收入、金融知识教育和普及程度是当前中国农村出现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的主因［126］。田杰、陶建平（2012）研究发现，农村地区金融排斥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城乡收入差距越高，农村金融排斥度越高［127］。谭燕芝、李维扬（2016）研究发现县域经济水平差距、城镇化水平程度、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强度以及农民的收入水平是破解农村金融排斥难题的重要因素［128］。薛宝贵、何炼成（2016）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确实使得资本要素向城市集聚，导致农户存款不能就地转化为农户贷款，产生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129］。Chao Lv（2017）指出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造成了严重的农村金融排斥，制约了中国农村经济金融的发展。但是以包容性理论为指导，引导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可以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有效、全面、公平的金融服务［130］。这要求在微观层面上，实现多元化，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此外，在宏观层面上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从而使农村金融体系获得与城市同等的金融服务。

二是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的实证研究。金融排斥具有多维度特征，部分影响因素难以量化，以至于大部分研究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定量衡量和比较也因指标选取、方法应用存在很大的差异。Sarma（2010）设计了金融包容指数，使用多个维度的指标来评价金融包容性，实现不同经济体金融包容水平的对比分析，提供了比较综合的测度包容性金融的方法［131］。蒋俊鹏、郭沛（2005）证明中国农村金融组织按“自然算法”而非“经济算法”设置机构以及农村金融组织存贷款结构存在显著的地区不平衡性［132］。许圣道、田霖（2008）采用计数模型尝试对农村金融排斥进行定量分析［133］。徐少君（2012）［134］，董晓林、徐虹（2012）［135］基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视角实证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陈莎、周立（2012）［136］，刘长庚等（2013）［137］通过建立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农村金融排斥与城乡收入差距。王一博等（2018）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水平和合作社外部影响因素对金融排斥影响显著［138］。

金融排斥对经济社会协调共享发展造成极大的福利损害，使得弱势群体贫者越贫，地区发展鸿沟越发不可愈合，广大农村居民一直排除在正规金融服务大门之外，经济发展红利未能普及这部分群体，对此Gardener等（2004）已有先验研究［107］。为有效破解金融排斥困境，需打出组合拳，国外学者开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良方”，如强化农村金融机构间服务的协作性；加大农户金融知识教育和培训，增强农户获取金融支持的内生能力；提高金融信息的透明度和开放度；政府也要适时出台相关激励约束措施和法律法规等（Conaty，1997；Dayson，2004；Dayson et al.，2009）［139-141］。对此，欧美国家基于本国国情，对金融排斥采取不同的治理政策（Gardener et al.，2004）［107］。但是，地理可及性是引发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改善地理可及性，理应成为金融普惠政策的重点（Leyshon et al.，2008）［142］。Yusuf I.Mugaloglu（2012）认为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金融排斥问题，应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143］。何广文（2007）认为解决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供求矛盾的最佳选择，是农村金融机构体系要进行适度调整，地方性、区域性、小型化、草根性是其发展趋势［144］。王修华（2009，2010）认为破解农村金融排斥，需要建立普惠性的金融体系［124，145］，马九杰等（2010）对此持相同观点［146］。国晓丽（2010）认为应转变农村金融发展思路，构建适合农业发展的保险系统［147］。胡宗义等（2012）提出应加强农村金融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农村金融硬件条件；强化农村教育水平、计划生育政策，加强政府对农村金融关注［148］。徐少君（2012）在实证检验基础上指出，在既有金融改革背景下，除了继续完善法律制度、强化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地区人均收入、提高执法效率、营造良好的社会资本环境，从而降低金融排斥程度，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134］。田霖（2011）指出，金融排斥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政府作为自组织而非他组织主体，干预重点在于“金融沙漠”，同时应尊重市场规律，引导“社会责任”的实现［149］。孟德锋等（2012）发现村镇银行的发展受就业、企业经济效益和经济开放度的正向影响，同时受税收政策的负向影响，而且村镇银行的发展不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基础设施的限制，倾向于青少年人口比例较高的人群，在破解金融排斥问题上已经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150］。李小建等（2006）［151］，祝英丽等（2010）［152］利用Arc GIS提供的分析，探讨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空间可达性，结果显示县域金融网点布局具有行政科层组织结构特点，开展中国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的合作，发展农村保险业，将农户组织起来，在金融服务薄弱区设置农村信用社流动服务网点等措施可以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和经济的发展。丁兆浩、吕勇斌（2012）对绝对收敛模型采用传统的OLS进行估计，然后采用消除空间相关性的空间滞后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不管是采用OLS估计还是采用SLM估计都表明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具有绝对β收敛的特征［153］。田杰、陶建平（2012）对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收敛性进行了分析，所得结论对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154］。徐京平等（2018）认为农村金融排斥的客观存在决定了金融扶贫效能对精准扶贫具有重要影响［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