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新进展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8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此后，学者们不断探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问题。2020—2021年，学术界对此取得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对其逻辑起点、逻辑主线和理论范式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应坚持和把握的原则及问题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重点关注社会层面的生产力，包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但同时又不能脱离生产关系的分析，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准确指导中国经济[2]。邱海平认为，与《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又要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及其矛盾，同时研究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3]。裴长洪和倪江飞认为，培育高水平供需关系的新兴市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经济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4]。周文和代红豆主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5]。王立胜和郭冠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包含历史维度，并且应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引入研究中，而生产力、生产关系与所有制不应被纳入研究对象范围[6]。简新华认为，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研究方法应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有用理论和方法，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立场，并不断完善与发展[7]。何自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劳动者共同富裕[8]。周绍东认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生产力理解为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将生产关系理解为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将生产方式看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并且，要在准确界定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9]。程恩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由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导引，以初级社会主义物质和文化领域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研究要法[10]。孟捷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研究对象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被阐明后对国家理论进行系统论述[11]。顾海良认为，与《资本论》用“现代史”作为叙述的主体不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经济关系的“形成史”，是以“形成史”为对象特征的，应确立其研究对象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12]。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和现实基点出发，对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共同富裕，并且其理论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四大板块[13]。刘谦和裴小革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丰富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概念范畴[14]。杜永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从学理维度、术语维度、方法维度、时代维度和创新维度对其理论体系进行建构，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5]。周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产物，要阐释好中国道路，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语境，丰富和发展其理论体系的标示性概念与范畴[16]。白永秀认为，从历史演进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体系是围绕追求共同富裕这条主线展开的，形成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生产运行理论和对外经济关系理论“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框架[17]。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逻辑主线和学科建设的研究中，刘谦和裴小革认为，应将所有制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18]；孙迎联和李炳炎认为，社会主义需要价值须在商品交换中实现，因此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确立为社会主义商品[19]；彭邦文和赵景峰认为，应该将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作为逻辑起点，这个“商品”是公有制经济体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二元并存下的商品范畴[20]；蒲德祥和傅红春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21]；李晓乐和王志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国家”，其主要是揭示当代中国的特殊发展规律，表现为一个国家的现象，而不是一种超越国家的全球社会现象[22]；许崇正认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也是人的发展经济学，其逻辑起点应是人的自由自主创造意识[23]；王丰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时，借鉴马克思主义细胞学说，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认为“为人民的劳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24]；段学慧和程恩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商品，重点是分析公有企业生产的商品[25]；邱海平认为，应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实践主题设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题和主线的基本依据[26]。

白千文和景维民在回顾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改革的脉络后指出，应当采取在沿袭二分法的基础上补充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进一步完善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建设[27]；吴宣恭认为，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整的学科体系，就要坚持马克思所有制理论，运用五大发展理念，分析新发展格局，阐述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内部关系和相互联系[28]；杜永峰和刘儒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构建的逻辑思路，探索了四维译介模式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29]；刘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体系构建，要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要以生产关系分析为核心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升值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要以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30]。

周绍东和李晶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为主线，并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遵循的[31]。洪银兴认为，“财富”这一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财富理论应替代价值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32]。朱安东等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物质生活生产方式[33]。荣兆梓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凝练体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主体范畴，然后围绕这一范畴逐层展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全部内容，并且就目前来说，平等劳动应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34]。

在研究内容、范式以及新时代发展政治经济学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学者们也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刘凤义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从国家和市场关系层面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出的必然结论[35]。赵铁军和刘儒认为，总结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理论研究领域[36]。张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主要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合同资本、资本与公平、资本与精神等问题[37]。孔晓和谢地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侧重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研究，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且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38]。孟捷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与自由主义理论相对立，又发展和超越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市场经济理论的cinder市场经济理论类型[39]。

裴长洪和倪江飞认为，党的领导与经济工作的关系以及党的领导与政府、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课题。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范畴，也是当代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模式[40]。刘子嘉和刘凤义认为，需要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不断探索人民群众的客观需要与需求的满足方式，防止出现“错配”[41]。洪银兴提出，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摆脱先验论导向和克服模型导向，明确问题导向，特别是时代问题导向，其包括生产力导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导向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导向[42]。蔡之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本质出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解构为经济学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政治属性、中国特色属性，这五种属性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43]。石镇平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阶段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和运用[44]。于金富和陈文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有其特殊属性，主要表现为中国国家定位的特殊性、国家职能的特殊性和国家制度的特殊性[45]。王朝科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二元所有制结构长期并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假说[46]。

张开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构建包括国家（政党、政府）、资本、劳动在内的“三主体范式”分析框架，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47]。杨瑞龙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需要重构一个微观经济分析基础，其正是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个重点和难点[48]。金碚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和理论探索汲取了史观范式和微观—宏观范式的合理因素，从而形成“史观—微观—宏观—域观”的范式，因此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中国经济的根本性域观特征[49]。谢超在梳理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范式的形成脉络并将之与旧范式比较后发现，新范式更加系统、整体，并且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问题有更强的解释力[50]。

谢地和贺城认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导向与理论抽象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叙事的关系等[51]。刘伟梳理了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历程后，认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学需要重点关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关系格局的变迁与新时代的任务，以及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