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作者与译者的对话

译者：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相信中国读者会对这本书感兴趣。书中有许多有见地且有趣的观点。之所以今天和您对话互动，是希望了解您对本书的一些想法，并以此作为本书中文版的导读。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第一个问题是，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的？

乔恩·丹尼尔森：我是一个奇怪的人，我既做量化研究又做政策研究。在我的量化研究课程中，每年都有大量中国学生来上我的课，为的是和我一起学习如何运用风险预测技术。同时，我也是政策研究者。这很不寻常，因为大多数人要么是做技术要么是做政策，而我兼做技术和政策。我一直在思考技术、技能，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世界。如您所知，如果您与技术人员交谈，他们考虑的是技术，而不是技术的用途，这很常见，对吧？很久以来，我一直同时撰写技术、技能和政策的文章。我今年60岁了，我的职业生涯一直是这样度过的。我为VoxEU.org平台撰写博客文章，非常受欢迎，许多人阅读我的博客。于是出版商大约在5年前开始问我：“乔恩，您想写这本书吗？”我答应了。可以说，出版商在恰当的时候想到了我。写这样一本书，有什么好处呢？写作是个人化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人。有人说，你必须做一些让别人开心的事情。对吧？那是工作。书是为我自己而写的，因此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写书。现在，我的妻子有些担心，她对我说：“乔恩，你在周日上午写这本书，它让你远离了烦恼。但现在，你没有书要写了，你是否会有很多烦恼呢？”我妻子还开玩笑地问我：“既然现在你没有书要写，那你要利用你的时间来做些什么呢？”

译者：您可以再写一本书。

乔恩·丹尼尔森：我已经写了三本书了，每次写完我都说不再写了，但以后我也许会再写一本书。当然，这取决于世界的发展。我一直在写博客文章，同时也参与许多广播、电视和媒体节目。这是我现在所做的事。当时我想，没有人再关心危机了，一切都很轻松，所以我写了这本书。然而现在，银行体系突然又出现了大危机（指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危机）。我认为这是一本恰逢其时的书，因为它以许多人未曾想到的方式解释了这场危机。我可以展开这个话题。

译者：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确感受到您所说的技术和政策背景的结合。这也是我很喜欢阅读这本书的原因。您刚刚提到了目前的欧美银行业动荡。您如何看待目前的情况，您有什么样的信息想传递给中国读者？

乔恩·丹尼尔森：两周前，查尔斯·古德哈特和我合写了一篇博客文章，对当前的危机做了很好的总结。他是我的好朋友。顺便说一下，古德哈特今年已经85岁了，但却比25岁的人还有才智、有活力。他是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人。让我们回到主题。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问题而言，我认为金融体系是人类创造的最复杂的事物。作为一个体系，金融体系无限复杂。于是监管当局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监管一个无限复杂的体系？无论有多少监管人员，多少法律规则，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事情总会发生。我认为，监管的问题在于，你要能认识到监管和银行业的目的是服务社会。除非银行能对我们所有人有所裨益，否则没有人在意银行。银行和金融的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润滑剂。因此，你需要两件事情：一是风险，因为需要有人做出承担风险的决定；二是安全。这就是平衡。二者的平衡可以从两个方向来实现。一是可以设置巨大的缓冲区——就像我说的，大量资本和大量规则——来获得保护；二是可以吸收冲击。如果出现了冲击，整个体系是可以灵活地吸收冲击，还是会放大冲击？我认为目前的监管法规是旨在起保护作用的缓冲带。这意味着它们必须非常强悍，当冲击袭来时，它们不能破防。这也意味着你要有成本高昂和烦琐的监管法规，因为你总会遇到冲击，你必须应对所有的冲击。我的思考方式有所不同。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吸收冲击。当你开车时，汽车在路上保护你，因为车内有冲击吸收装置。吸收冲击也让我们变得更有韧性，把大冲击变成会消失的小冲击。因此在我看来，欧美银行业目前的情况是，无论监管者多么有智慧，有多少资源、多少权力，都不能打造一个可以应对一切冲击的缓冲带。同时，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场危机会在什么时候到来。我认为总有事情会发生。我对当前事态的解读就是，监管者正在犯一个大错误。你可以看看欧洲当局目前在做什么，美国也是如此。我认识其中很多人，阅读他们的讲话。这是官方回应，因此美国会采取更多相同的行动。问题是这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让银行变得非常安全，银行就不能向企业发放贷款。如何向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发放贷款？政府希望银行向小企业放贷，因为小企业创造了经济。但如果银行想变得更安全，银行就贷款给创造就业机会较少的大公司，这些是共性问题。在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从问题中得到的教训是追求更坚固的围墙，更多的资本，更低的风险，但这会损害经济。我认为，我们会从中看到欧洲和美国的错误和问题。

译者：谢谢您的回答。我完全理解您所说的监管背后的哲学，这始终是监管者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必须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另一方面，必须确保有一种动能，正如您所说，向实体经济注入信贷或流动性，以支持经济增长。这始终是一种挑战。同时，人们倾向于设置更大的缓冲，但其作用却不尽如人意。您在书中指出了欠缺多样性对金融体系造成的负面作用，当读到这一部分时，我真的很想立刻知道您会给出怎样的建议，于是直接翻到了书的末尾，并发现您的建议是，多样性是吸收损失的最重要因素。我同意您的这个建议，但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我无意挑战您，但这确实是一个让读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英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都有着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正如您所说，金融机构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国家事实上已经有着非常多样性的金融体系。那么，为何它们不能吸收风险？危机还是一次次发生，原因何在？让金融体系更加多样性，这究竟是解决方案，还是新的问题？

乔恩·丹尼尔森：这个问题非常好。让我们来做一个美国与欧洲的比较。在美国，银行完成了1/3的融资。摩根大通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资产仍然小于美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对吧？但汇丰银行或者其他大型银行，它们的资产都高于各自国家的GDP。我认为这很重要。在英国，80%以上的金融中介活动由银行完成，德国的这一比例是92%，西班牙是96%，日、韩的这一比例类似。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我认为大概也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但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

译者：中国的银行体系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主导，银行规模大于其他金融机构。

乔恩·丹尼尔森：这很常见。多样性的问题在于，如果你所拥有的就是这些大型银行，你就不能让这些大银行倒闭。因为如果像摩根大通、中国银行或者汇丰银行这样的大银行倒闭，这将是一场灾难。因此，最终你只能让这些银行非常安全。而这样做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同时，监管中存在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对监管的固定成本而言，摩根大通可以很轻松地支付固定成本；但对小银行而言，这一固定成本就显得很昂贵。由于固定成本的存在，目前的监管方式有利于大银行，而不利于小银行。因此，虽然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多元化，包含许多不同的机构，但作为金融体系的引擎，银行体系却日益同质化。我知道银行之间各不相同。但是，政府总在告知银行，它们应如何思考风险或者应对风险。这些来自监管机构的要求，降低了银行体系的多样性。我认为很容易实现多样性。查尔斯·古德哈特和我就此有过争论。我认为只要采取不同的监管，就很容易实现多样性。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只需要当局采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于这一问题，当局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这完全取决于当局如何发放牌照和制定规则，然后无需太久，整个体系就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不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体系，但可以利用更低的成本创造一个更好的体系。这就是我的想法。

译者：谢谢您的回答。正如您所说，一旦我们拥有了金融体系，风险就会随之而来，成为现实并与我们同在。同时，我们不应该有控制的幻觉。您在书中有很多有趣的观察，我很想听听您对这些观点的进一步阐释。首先，您认为我们擅长管理今天的风险，但这实际上是以忽视长期风险为代价的，对吧？您试图让读者了解，管理长期风险比管理短期风险重要得多。但问题是，实际上对每家金融机构而言，都必须关注短期风险。如果机构不能妥善管理短期风险，那它又如何能够活得更长久？如果机构在短期内遭遇巨大麻烦，那它根本就看不到未来，因为未来已经被短期风险扼杀了。因此，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您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现实中，如何才能落实您的想法？

乔恩·丹尼尔森：您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我与养老基金或保险公司的人交流时，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当我与再保险公司交谈时，再保险公司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当然，你必须考虑短期和长期，你必须进行日常的管理。我想，如果你和银行的风险经理、高级风险经理交谈，他们会说，我必须遵守很多关于逐日风险的规则，我无法考虑长期。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二者，查尔斯·古德哈特对此有一个很好的建议。他在博客文章中提出，应该让银行的CEO（首席执行官）承担无限责任。如果银行倒闭，则让CEO失去一切。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让银行经营者的私人利益与银行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如果银行破产，则拿走CEO所有的钱，这样就可以实现这一点。我相信硅谷银行的CEO不会遭受这样的惩罚。如果CEO的个人资产与硅谷银行的存亡是绑定的，那么硅谷银行就不会倒闭。这是非常典型的事件。或者还有另一种说法叫作“风险文化”。我不知道你是否会与核电站的负责人、核电站的风险官员或航空公司的负责人交流，如果你有机会与他们交谈，你会发现他们对风险的态度比金融领域更明智。如果飞机失事，飞行员是第一个受害的人，所以他们考虑的是长期风险。因此我认为，金融监管者可以向具有优秀风险文化的其他领域的监管者学习，而且可以将导致损失的高层员工的利益与巨额损失捆绑。我的意思是这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会解决其中很多问题。

译者：是的，正如您所说，风险文化确实至关重要。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来修订在流动性、资本和拨备等方面的规则和监管。但事实上，我认为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文化非常重要，因为这方面的问题普遍存在。在所有失败的金融机构中，我们都能发现风险文化的缺失。因此，我完全赞同您对风险文化的强调，尤其是如您所说，你如果真正想要管理长期风险，就要让所有高管层具有这一意识。他们如果总是关注短期平衡、短期盈利和短期薪酬，就会在未来遇到更多的麻烦。

乔恩·丹尼尔森：是的。阿奇戈斯资本管理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家位于中国香港的对冲基金、家族办公室在两年前倒闭。瑞士信贷因此损失了50亿美元，而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没有损失，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的风险文化比瑞士信贷要好。

译者：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中国也有一些失败的金融机构，它们都有非常严重的内部控制和信用文化缺失问题。第二个想与您讨论的问题是，您在书中提到关于使用模型的观察。您对建模非常熟悉，在统计和建模问题中引用了古德哈特定律。我的问题是，当面对如此复杂的金融体系时，对于风险监管者或风险管理者而言，他们必须依赖模型。否则，要看透金融机构就太困难了。因此，您如何评价金融建模在金融监管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知道模型有不足之处，但我们怎样才能让模型发挥积极作用呢？您在书中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或许您可以就这些主题再稍做详细的阐述。您知道，人工智能也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角色。

乔恩·丹尼尔森：是的，人工智能在日常风险管理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我认为经营这些机构的人——也就是老板们——不太了解统计数据。我们谈论的是一个60岁的人，他是在40年前上的大学。他可能是一位律师，其职业生涯基本上都在思考政治和“向上爬”。他不是技术专家。如果某人现在是60岁的银行CEO，那么这些模型在他年轻时是不会被使用的。与现在相比，银行在他们上大学的年代、在他们职业生涯开始的年代，运作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不了解模型，但模型对他们完成工作很有用。他们可能以某种方式滥用模型。这些年长的经营者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滥用模型。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模型、统计、人工智能以及其他工具来运行金融系统。但是，你应该在需要它们的地方使用它们，来做出贷款决策、监督交易员，以及实现银行所有经营目的。监管机构应该监督银行是否在正确行事。所有这些都是模型的正确使用。但是，你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使用它们。你不能因为银行的风险价值、CDS（信用违约互换）利差或其他指标是某个数字，就认为银行是安全的或一切正常。我认为，问题在于模型用错了地方。另外，问题还在于高层管理者。由于他们都会退休，工作时间不会太长，比如，你是一家银行的CEO，你不会很多年一直在这个岗位上，所以你的利益与银行的长远利益不一致。这就是需要解决的道德风险。但是，如果你将他们的个人财富与银行联系起来，那么他们就会问，我是否正确管理了风险？我有正确的风险文化吗？我是不是过于相信模型了？所以我认为，如果将CEO和董事会成员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长期风险上，他们就会质疑模型的有用性。

译者：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思考。当你在经营金融机构时，判断力也非常重要。你必须知道企业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对此必须有非常直观的判断。这非常重要。正如您所说，现在人们经营金融机构完全基于建模。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而且，我认为高管人员或许需要了解模型所依赖的假设，以及模型如何进行计算评估。他们必须了解所有这些数据、建模背后的真正问题，以避免某种建模风险。当金融机构变得更加复杂时，他们可能更多依赖于建模而不是判断力。也许让高级管理层关注长期风险是避免建模问题的一种方式，对吗？

乔恩·丹尼尔森：是的。刚刚您分享的观点，给了我一个新的想法。这是个源于您的好主意。我教学生有关风险建模的课程，课上高管人员接受很多方面的培训，包括定量风险建模，这会让他们明白模型什么时候有效，什么时候无效。因为除非你自己动手，否则你不会理解这个问题，所以需要给高管一些数据，让他们做一些小程序，处理数据，生成报告。我认为，他们如果参加了这样的培训，就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

译者：是的。实际上，您在书中对不同的统计建模方法进行了比较，我从您的书中得到了这些想法。第三个问题是，您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个观点，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我们金融体系中的风险来源。不同人之间、不同机构之间的互动和行为是最重要的部分。您认为我们今天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这种风险？随着技术进步，这种互动变得更复杂、更频繁，这让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一现象，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乔恩·丹尼尔森：我想从以下两点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如果你了解问题所在，如果你知道问题出在人身上，如果你明白这不是计算机、数字、模型，而是人的问题，你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种思维方式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可以看出什么有效、什么无效，给你某种“过滤器”来分析面对的事情并找到应对策略。如果你将金融视为人，视为与人打交道，而我们知道无论这些人是谁，人都是不同且疯狂的，这会让我们更好地评估我们的解决方案。这是第一点。第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金融机构类型上的多样性可以提供吸收损失的自然效果。利用人性可以使金融体系更具韧性。我认为，如果系统只是机器人，你就没办法这么做。但因为系统是人，你就可以加以利用，将其用作好的力量或坏的力量。你可以利用人性，利用所有人各不相同这一点，使其成为一种力量，而不是一种弱点。这样的力量有助于实现银行的异质性和机构的进一步多样化，可以把它变成一种优势。

译者：想和您讨论的第四个问题是，您在书中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外生风险和内生风险，您用风趣的方式阐述了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如您在书中所说，也许我们在考虑金融风险的时候，内生风险更重要。那么当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您认为什么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内生风险？您在书中举了英格兰银行机器人鲍勃这个例子，我想这也是您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乔恩·丹尼尔森：我喜欢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是这样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这可能不是好的答案，让我解释一下。一方面，如果采用现行的监管法规，其作用在于设立大缓冲区，在这一假设下，技术会使问题变得更糟，因为技术使事情变得更加相似，技术解决方案使银行之间的流程越来越雷同。因此，技术创造了不利于稳定的统一性，且技术还使事态发生得更快，留给人们反应的时间更短。危机可能会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非常迅速地发生，在这一假设下，技术正在增加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如果按照我的建议改变监管法规以鼓励多样性，那么技术可以支持这种多样性并有助于形成强有力的机构。技术的优势在于它可以为小银行提供竞争优势，因为技术可以降低银行业务的固定成本。因此，如果你有一个聪明的想法，又获得了银行牌照，那么你的银行就会与众不同，就可以在技术的帮助下取得成功，进而有益于整个体系。因此，技术如果遵从多样性理念，则可能是有益的；但技术如果在缓冲的理念下运行，则可能是有害的。

译者：我认为这是未来必须考虑的事情。技术发展得非常快，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地进入了金融系统。这既创造了收益也产生了成本，甚至对金融稳定带来了挑战。比如，人们在网上能很快地把存款从银行取出来，这是一种由技术支持的新型银行挤兑。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各家银行使用不同的技术，那么监管机构怎么应对？如果监管者不能理解金融体系中所有这些非常多样化的技术，那么监管者的工作会更加艰难。我们如何在这些方面找到平衡？我还记得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所有银行业监管机构都说，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过度依赖金融机构自己的风险价值模型，银行用自己的模型计算内部资本比率和内部杠杆率，这就产生了问题。因此，银行需要使用监管者满意且银行自己能理解的计量方法。所以，未来我们会面临类似的问题。您对此有怎样的观点？

乔恩·丹尼尔森：对于这一方面的发展现状，我在书中稍稍提到了贝莱德的阿拉丁系统，但我很难获得有关这一系统的更多信息，因为贝莱德不愿多谈该系统。虽然很难获取相关信息，但我对目前该系统的运行情况有所了解。我认为如果监管机构使用这一类的系统，监管机构又有能理解人工智能、数据科学、金融建模等知识的聪明监管人员，那么这将对监管起到帮助作用，监管者可以使用技术实现对金融体系更好的监控。所以我们在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看到的问题是，数据就在那里，监管机构拥有所有数据和信息，但它们没有能力使用这些数据和信息，它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和信息。我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技术都可以帮助监管机构更好地了解系统中的风险。问题是监管者相对保守，有点不喜欢新事物。也许是由于薪酬较低，监管机构较难招到高质量的员工，也无法配置高质量的计算机系统等硬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虽然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在欧洲这显然是个大问题。但是，如果监管机构能克服这些问题，招到非常好的员工，并赋予监管人员这样做的权力，监管机构就可以利用技术实现比现在更好的系统监管。当然，这在政治上也是困难的。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然而”，政治和人永远会主导技术，技术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我认为金融的问题永远是关于人的，而不是关于计算机的。

译者：也许应该向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建议，让其对各国开展监管效率和能力的评估，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准则是监管能力。也许在未来，我们应确保银行业监管机构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来跟进金融环境在技术方面的发展。在中国，我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监管机构总是缺少经费，缺乏优秀人才，尤其是懂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人才。我们需要确保满足监管机构对这些资源的需求。这又引出了您在书中提到的另一个问题，也是我希望和您交流的第五个问题。您提到，解决多样性的问题需要政治意愿。您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了进一步鼓励金融多样性，实现更安全和更好的全球金融体系，您对各国政治领导人的主要建议是什么？

乔恩·丹尼尔森：我认为，对于政治领袖，你在传递信息说服他们的时候，必须让他们看到好处。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领导人不是技术专家，也不是金融领域或其他任何领域的专家。他们的工作是在信息很少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这就是政治领导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想和他们谈谈，你必须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告诉他们。我见过很多政治领导人，你必须以一种他们认为对自己、对国家都有益的方式与他们交谈。我恰好有个近期的例子，我在英国与很多高级决策者、政治家一起参加了一个网络研讨会，我的听众中包括这些人。我认为我要告诉他们以下内容，告诉他们这对经济增长有好处，所有政治家都喜欢经济增长。这对系统稳定有好处，所有政治家都讨厌不稳定。所以我会向政治领导人解释这是双赢的，因为在我看来，这增加了稳定性，对他们有好处，同时又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也是他们喜欢的。如果我和一位政治领袖交谈，我会用这样的方式交流，我总是从一个非常简单的话题着手，然后看看他们选择询问什么。有些政治家不跟任何人说话，只相信自己，那么你就无法与他们交流。但有些政治家乐于听取建议，喜欢与人交谈。所有优秀的政治家都会倾听人民的意见。我认为所有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周围都有可以交谈的人。如果有人提出他们没有考虑过的新想法，他们不会拒绝，而是说：“我考虑一下，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我认为所有优秀的政治领导人都是这样的。当然必须在他们的层次上与他们合作，不能只是用专家擅长的技术语言去解释问题。将问题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很重要，我给您讲个有趣的事。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的母亲。她是一名学校的老师，现在已经84岁了，总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但就像其他老师一样，她只有大学本科学历。我想让我的妈妈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我的写作就是这样去处理的，要确保能触及像我妈妈这样的人，沟通策略是非常重要的。要在他们的层面上与他们交谈，不要像专家一样与他们交谈。但我知道这是一个难题。

译者：谢谢，您母亲的例子非常好。我喜欢这个例子。正是您的这一写作方式，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您的建议。非常感谢您的分享。第六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每次当我想到金融监管时，我总想起这样一句话：“在天使出现之前，我们必须要有监管。”虽然监管不能100%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但监管是必须的。同时，也有一句话说，“监管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当我读这本书时，它总是让我回想起关于金融监管的这两句话。对此，您有什么观点和想法愿与中国读者分享，以结束我们的对话吗？谢谢。

乔恩·丹尼尔森：您关于“监管是艺术”的观点非常重要，我认为金融体系对经济至关重要。我们需要金融体系，否则我们都会很穷。我们需要金融系统，然而其非常复杂，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金融业有风险，这样经济才能增长，但不需要太大的风险。你永远不要忘记，金融体系是由人组成的。永远记住，技术、计算机、人工智能、数据只是帮助人们做出正确决策的工具。当你想最大限度地利用金融体系时，你必须认识到金融体系是由人构成的，有些人腐败，有些人廉洁，有些人愚蠢，有些人聪明，有些人不道德，有些人道德，有些人爱国，有些人不爱国。你不应该设计一个试图去纠正人的问题的体系，而是应该设计一个利用人性的系统，可以围绕人去设计法规，利用人性来实现目标。这大概是我想传达的一个信息。

译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则信息，这也是您书中的主要信息。非常感谢您再次强调这一点。在我们结束这次对话之前，我想，当您谈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时，我认为监管也需要与其他政策协调一致，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仅靠银行业或监管政策并不能使金融体系稳定健康地发展。因此，不同的政策决策者之间应该进行协调，不仅在国内，国际舞台上也是如此。最后，我想和您分享一个看法。您在书中提到的一个案例是关于中国股市在2020年春季没有按时开市。或许是因为您认为，中国在那个关键时刻有些担心波动，因此决定推迟开市。我想告诉您这可能不准确。实际情况是，那时我们刚刚迎来春节，有7天假期，所以当其他资本市场开市时，中国股市还在放假，我们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市晚了5天。当假期结束后，我们是如期开市的，我们认为中国股市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因此必须遵循国际惯例。如果人为地决定开市或闭市，可能会给所有投资者发出错误的信号。在翻译时，我们对此增加了脚注，希望您理解。

乔恩·丹尼尔森：我总是希望做到准确，但有时又很容易犯错误。如果我有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正我的错误，这完全没有问题。对此我没有异议，我想我会记住这一点，并更深入地研究一下。我对此不是很了解，我很高兴您能指正。

译者：教授，现在是出版您这本书中文版本的绝好时机，因为人们对全球银行体系的风险及其监管很感兴趣。祝贺您著作中文版的出版，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会熟悉您的名字，了解您的想法并从中获益。

乔恩·丹尼尔森：谢谢！很高兴有这次合作的机会，也期待有机会访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