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莎士比亚的法庭剧
走向法庭剧
莎士比亚在其写作生涯的绝大部分阶段，都对修辞演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创作各种以赞美或抨击为主题的展示类演说。在《亨利五世》的第一幕，坎特伯雷大主教发表了一段经典颂词（laudatio），[355]在《哈姆莱特》的第一幕，克劳狄斯的开场白则采用了贬斥（vituperatio）风格。[356]莎士比亚还创作了许多议事类演说，剧中的人物围绕引发具体行为的可能原因进行思考，试图找出真正的缘由。在《裘利斯·凯撒》的第二幕，针对是否应当因为凯撒统治所带来的暴政隐患而杀死他，勃鲁托斯发表了一段独白式的反思。[357]在《哈姆莱特》的第三幕，哈姆莱特也对究竟应该忍受时运不济造成的伤害还是拿起武器反抗的困境展开了思考。[358]《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第一幕中有希腊王子们的长段协商内容，他们几乎是仿照“政治”语言来讨论如何终结特洛伊的围城。[359]在这三种修辞演说中，莎士比亚最感兴趣的是司法演说，以及如何在法官面前展开指控或辩护的论述。《罗马修辞手册》曾经明确指出，司法动因是最重要和最难处理的，[360]修辞学家在论述中分配给司法演说的篇幅要远远大于前两者，也反映了这种立场。莎士比亚的关注焦点是司法演说，本书所要讨论的，就是他在戏剧中对司法动因的处理方式。[361]
莎士比亚在其文学生涯的各个阶段对司法修辞的技巧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不过，在写作生涯的初期，他仅仅对古典修辞学家所提出的法庭演说技巧的建议表现出一般的兴趣。莎士比亚作品中首次出现戏剧化的审判场景是在《亨利六世》的“争吵的第一部分”中，这部作品可能创作于1591年，[362]其中，葛罗斯特公爵夫人被判犯有“与巫婆、术士沆瀣一气”的罪行。[363]指控由白金汉公爵提出，国王向公爵保证，他的理由将会被听取和被公正处置：
TLN 875—878，p.75（2.1.199—202）
国王保证，他会听取双方的指控和辩护，公正无私地做出判决。不过，当他出场并进行审判时，直接宣布了流放的处罚。没有正式的审判词，也没有向辩方提出问题。在判决被宣读后，公爵夫人只得心有不甘地接受判决并逃亡。
在《理查二世》中，莎士比亚进行了进一步的尝试，这部作品或许早在1595年就被创作出来了。[364]开场一幕是波令勃洛克觐见国王，指控诺福克公爵毛勃雷犯下了叛逆罪。国王围绕两人争辩的“动因”展开演说，并且听取了双方对动因的陈述：
TLN 15—17，p.415（1.1.15—17）
国王使用了司法修辞术语，但是毛勃雷和波令勃洛克都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本书第一章曾指出，古典修辞学家十分重视在演说的开始阶段赢得善意支持。他们认为，通过在开场白中“谦逊地表彰自己的贡献”，[365]讨论“对手、听众的品格以及案件事实”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366]波令勃洛克对这些看法似乎有模糊的认识，而毛勃雷则完全不懂。毛勃雷既没有谈论国王的品格，也没有提到案件事实。他以肆无忌惮的傲慢谈论了自己的热血，发表了激烈的长篇大论，其中，他怒斥叛国罪的指控，并在结束时掷下信物，要求决斗。他和波令勃洛克所生活的世界与古典修辞学家所推崇的精雕细琢的言辞相去甚远。
不过与此同时，莎士比亚的艺术追求也开始督促他不能止步于年轻时所学习的修辞学课本上的摘引。变化发生在1594年，他在这一年出版了《露克丽丝遭强暴记》，这是一本采用君王诗体（rhyme royal）的叙事诗，讲述了贞洁的露克丽丝被塔昆奸污并因此自杀的故事。[367]许多记载中都有露克丽丝故事的梗概，[368]其中最广为流传的版本包括奥维德在《岁时记》（Fasti）中的记载，[369]以及威廉·佩因特在他出版于1566年的《愉悦宫殿》（Palace of Pleasure）中所翻译的李维的记载。[370]奥维德和李维都着重强调塔昆既以损坏名节来威胁又恐吓露克丽丝来逼她就范的行径。[371]在佩因特翻译的段落中，塔昆首先警告露克丽丝“如果你哭，我就杀了你”，这时候她“不知如何是好”。[372]随后他又说，“他还会杀个奴隶，把两人尸体放在一起，人们便会以为这两人是因为被人发现通奸而被杀死的”。[373]根据李维的记载，恰是对这一点的恐惧最终控制了露克丽丝。[374]佩因特说，这就是塔昆的“放浪和肉欲战胜她纯洁心灵”的关键时刻。[375]
露克丽丝的决定虽然是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但依然被认为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是塔昆的同谋，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就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在1610年约翰·希利的译本中）奥古斯丁是这样表述的：是否“她充满贞洁情操完全不愿意承受这一羞辱”，抑或她给出了“秘密的许可”，甚至是“肉欲的许可”并因此使自己“成为自己的罪的受害者？”[376]莎士比亚诗歌中透露出了他对这些罪恶与责任问题的浓厚兴趣，然而在奥维德和李维的叙述中，都并未讨论过这些内容。奥维德仅仅指出，当露克丽丝向丈夫及其友人坦承自己的焦虑时，“她告诉了他们她可能会怎么做”，而并未进行任何评论。[377]相较而言，李维更敏感地察觉到了她的困境，但是也局限于记叙她的抵抗行为（在佩因特译本中），“被玷污的只是我的身体，但上天知道我的心灵依旧纯洁”，并指出了她从丈夫及其友人处获得的慰藉：“只要未经许可，这就是犯罪。”[378]
虽然这些记叙并不能帮助莎士比亚思考共谋与罪恶的问题，不过他显然记得，讨论法庭修辞术的经典作家对如何将一个人从犯罪指控中开脱的办法进行了严肃又详尽的讨论。《罗马修辞手册》和西塞罗的《论开题》都详细探讨了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无罪辩护演说。正如从诗歌中明确透露出的那样，如果莎士比亚此时决定，他需要重温这些建议，那么我们也需要记得，这些作品在当时是很容易获取的。本书第一章就指出，莎士比亚在文法学校的校友理查德·菲尔德此时已经掌管着一家印刷所，出版过当时英国仅有的一版准确的《罗马修辞手册》和《论开题》，两本书被合编成一册，于1579年以《〈罗马修辞手册〉与西塞罗的〈论开题〉，四世纪修辞书两卷》为名被出版。[379]这段时期，两人的联系也十分频繁，这增加了菲尔德向莎士比亚提供过该书的可能性。[380]菲尔德在1593年就出版过《爱神与金童》，1594年出版《露克丽丝遭强暴记》的也是他。不过，无论莎士比亚是如何读到《罗马修辞手册》和《论开题》的，这两本书显然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结尾处露克丽丝谈论自己的遭遇并试图为自己辩护时，这一点最为明显。下文将表明，这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是根据《罗马修辞手册》中的如何在司法案件中进行无罪辩护的讨论来展开的。
在莎士比亚随后完成的几个剧本中，他开始更加细致和完整地运用法庭修辞术中的各种技巧，这也印证了莎士比亚在这段时间里再次学习了这些经典文献的推测。第一部展现出这种发展的戏剧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它或许创作于1595年下半年。[381]莎士比亚的主要参考文献是亚瑟·布鲁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Tragicall Historye of Romeus and Juliet），1562年首次出版，第三版于1587年问世。布鲁克的这本书是用家禽贩体（poulter's measure）写作的超过三百行的诗歌，[382]全书的高潮是凯普莱特坟前的那一幕。劳伦斯神父和罗密欧的仆人发现了罗密欧的尸体，[383]此时城市的治安官也到了现场，以谋杀的罪名逮捕并在次日向王子提审两人。劳伦斯神父因此发表了一段长篇的无罪辩护演说，并且加上了一段与罗密欧仆人的独立证词作证，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使得王子宣布审判，给悲剧画上句号。
莎士比亚从布鲁克的诗歌中借鉴了大量细节，唯独没有参照文中劳伦斯神父的无罪辩护演说。神父为自己受到的死刑指控辩护，但是在布鲁克的版本里，他的演说与遵循建构驳辞（refutatio）的规则相去甚远，文风过于夸张。[384]尽管他在结束时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了详细的陈述，但在引入解释时加入了大量对诗歌创作、自己的迟暮生活、过去的清白人生以及自己在审判日的行为规划的描述。[385]莎士比亚的版本显示，他必然下定决心，不仅要重新创作这一幕，而且还要再次从《罗马修辞手册》和《论开题》中寻找技术支援。当莎士比亚在《露克丽丝遭强暴记》中使用这些技巧时，他必定已经知道应该如何在司法争议中提出和确认无罪辩护。现在他需要再次回忆起如何在司法争议中组织辩护，在这种议题类型中，待裁决的问题围绕着事件的谜团产生。[386]《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一幕的谜团就是这对年轻情侣的死因。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治安长官采用正确的古典方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推测。[387]劳伦斯神父随后为自己辩护，严格遵循了处理格物争议的古典规则，展现出了他（和露克丽丝一样）对《罗马修辞手册》相关知识的准确掌握。
莎士比亚在创作中运用了司法修辞术技巧的下一部作品是《威尼斯商人》，他应该从1596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创作，并于次年完成全剧。[388]第四幕中的夏洛克向威尼斯公爵陈述案情的审判场景，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司法争议类型，莎士比亚对两者的处理都遵循了古典规则。夏洛克认为他的动因是绝对的，这种司法争议的绝对类型与露克丽丝那种假设型的辩护截然不同。[389]博学的鲍尔萨泽博士（鲍西娅假扮）却成功地说服众人，让他们认为之前法庭上讨论的议题完全不是司法型的，而是释法型的，因此，夏洛克必须撤回申诉并放弃自己的官司。[390]
不久以后的1599年，莎士比亚在[391]《裘利斯·凯撒》中再次创作了司法争议场景，这一次的场面更加宏大。同夏洛克一样，勃鲁托斯认为自己的理由是绝对的，在第三幕中直面聚集的市民，为自己暗杀凯撒的决定辩护，他相信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作为回应，安东尼首先承认，他自己的立场必然相应地是推测性的，并且采用一种刻意的让步语气进行表述。不过，当让步转向指控时，安东尼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司法争议，并且最终说服平民相信，他自己的相反立场才是绝对的正义。
随后，莎士比亚又在《哈姆莱特》中更成熟地运用了司法修辞技巧，这部剧的完成时间应该是1600年前后。[392]他又一次运用格物争议这种司法演说中最为精巧复杂的类型，其中，演说者的目标是运用推测来掩盖某些隐藏的事实。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作中，莎士比亚已经加了这种类型，不过他在《哈姆莱特》中对司法演说基本类型的原则进行了更加完整的运用。在戏剧前半部分，两种截然不同的格物型动因，以及相应产生的两个不同的辩护问题被并行处理，最终汇为一体。鬼魂宣称，它如何被谋杀的隐藏事实需要被众人知晓，同时，波洛涅斯则试图揭穿哈姆莱特发疯的隐藏缘由。在这两个场景里，司法修辞的原则不仅都被用来组织各种对白，而且还帮助建构起了整个情节。
在《哈姆莱特》中，莎士比亚展现出了与以往作品相比对法庭雄辩术更深入的关注，剧作的字里行间充满各种修辞学家用来区分诉讼类雄辩术的技术术语。本书第一章曾指出，这种术语围绕着三类相互关联的语汇。首先，经典作家提到了法官应该对其进行宣判的问题或范围。由是，方言修辞学家便将需要被调查和判断的内容称为“议题”（matters）。例如，托马斯·威尔逊认为，一个演说家必须能够论述“一切法律和习俗的问题”，因为它们构成了“演说者必须讨论的议题”。[393]其次，经典作家认为，在讨论这种审判问题时，必须谨记，必然存在着某些处于争议中的问题，双方需要围绕它展开辩论。威尔逊遵循经典作家的表述，认为在司法演说中，某些“特定的问题，产生了争议”，双方对其进行争论。[394]最后他们认为，一旦提到这种问题，就意味着在争端中存在着持对立理由的双方。威尔逊使用的术语与之相同，“讨论任何议题时”，演说者必须首先“思考理由本身的性质，再确定整个演说词的框架”。[395]
在本文列举的每部戏剧中都会出现同样的术语，但是就《哈姆莱特》而言，这些术语不仅存在于诉讼场景的对白中，还充斥于整部戏剧中。[396]当罗森格兰兹向哈姆莱特解释为什么即将抵达厄耳锡诺的剧团不得不跋山涉水寻找观众时，“争议中的问题”这个概念被首次引入。[397]因为儿童演员的风潮，他们在城市中不再流行，这些儿童演员的“嘶叫博得了台下的疯狂喝彩”。[398]哈姆莱特质疑，儿童演员们的剧作家怂恿他们去抨击成人演员实际上并不明智，而罗森格兰兹则回应说，这种争议确已发生，对立的双方提出了各自的主张：
争议的焦点——是否儿童演员更好——一度处在热议之中，罗森格兰兹告诉我们，除非成人演员愿意为之一战，否则任何新戏都无法上演。[400]
在这里莎士比亚显然是在影射所谓“剧院之战”，这场争端在1601年由于儿童戏剧公司的大受欢迎而被引起。[401]不过，在《哈姆莱特》中谈到争议问题时，他主要的处理方式是将其与一种更加严肃的观点联系起来，也就是真正的战争行为可以被比喻成对立双方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戏剧的开场第一幕就见证了这种场景，霍拉旭在对白中解释了丹麦频繁进行军事准备的原因。不久以前[402]哈姆莱特的父亲在一场战役中杀死了老福丁布拉斯，占领了小福丁布拉斯准备再次夺回的一些领地。勃纳多也认为这解释了近来的状况，还说他认为那个像是老哈姆莱特的鬼魂在这个时候理应向他们显灵：
TLN 2—4，p.775，col.1（1.1.109—111）
争议中的问题是老福丁布拉斯所放弃的领地的所有权。老哈姆莱特解决了这个争端，但是小福丁布拉斯又重新提出了争议。因此，老哈姆莱特这个人物再一次出现在“战乱中间”。
在随后的剧情中，当哈姆莱特准备启程前往英国时，遇到了正在向波兰进军的小福丁布拉斯的军队。哈姆莱特询问他们是否准备进攻波兰的主要地区，军队长官回答道：
TLN 8—10，p.776，col.2（4.4.17—19）
如此巨额的财富和成千上万的性命被浪费在这么渺小的目标上，哈姆莱特感到十分震惊：
再一次地，发动战争被想象为一个处在争议中的问题，不过在这里我们被告知，既然这个问题还比不过一根稻草，它就绝不应该被提出。
就《哈姆莱特》中所使用的全部司法术语而言，最重要的是哈姆莱特坚持（并且决绝地）将自己视为一项动因的反对者。他一开始就同意将鬼魂的动因变成他自己的，也因此使自己代表鬼魂去探求一项争议。鬼魂要求哈姆莱特记住它和它的复仇呼喊，哈姆莱特则许诺，如今这个“问题”将会成为他唯一的目标：
TLN 719—721，p.745（1.5.102—104）
哈姆莱特将他的大脑理解为一个物质，我们可以说它是灰色物质，它有确定的容量和大小。不过，存在一种司法上的“问题”，哈姆莱特不仅需要在大脑中记住它，而且还因为被写在书中永世长存。当他开始起疑心时，应当如何调查这种问题便使他心烦意乱，克劳狄斯在偷听了他与奥菲利娅的谈话时已经意识到：
TLN 1712—1714，p.755（3.1.167—169）
克劳狄斯认为，困扰着哈姆莱特的事物是一种传染病，是心灵中存在的一种罪恶物质。不过他也意识到，哈姆莱特绞尽脑汁地思考着一个“问题”，一个司法问题，而哈姆莱特正在试图在内心中解决这个问题，再决定应当采取哪种行动。
与此同时，哈姆莱特正在因追求自己动因的失败而自责不已。他先是在观看了第一位表演者含泪讲述普里阿摩斯和赫库巴的故事后表达了自我厌恶：
TLN 1491—1493，1497—1500，pp.752—753
（2.2.512—514，518—521）
在见证了福丁布拉斯的军队踏上注定徒劳的征途时，哈姆莱特又一次想到了自己追寻动因的失败：
TLN 34—37，p.777，col.1（4.4.43—46）
福丁布拉斯的军队即将为争夺一小块领地而发起进攻，“动因经不起推敲”。[404]但哈姆莱特甚至无法为了他于情于理都应该追求的动因而奋斗。[405]在最后一幕，他终于杀死了克劳狄斯，却从雷尔提处得知自己也已经中毒。奄奄一息之时，哈姆莱特要求霍拉旭代表他发言：
TLN 3558—3560，p.774（5.2.317—319）
动因正是报杀父之仇，但只剩下霍拉旭来试图证实，老哈姆莱特确实是被谋杀的，因此他儿子的行为事出有因，或许应当被宽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