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货币经济的确立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铸币

春秋战国期间，铜铸币广泛通行。这些铜铸币总共有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环钱和所谓蚁鼻钱。

布币是由农具铲演变出来的，可能是镈字的同声假借字，镈是古代农具的名称，古诗中有“庤乃钱镈”的句子。后人以为布字是取其流布的意思，大概出于附会。布币的发展，经过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铲形，首空可以纳柄，所以称为空首布。第二个阶段，布首已不空，而变成扁平，所以可称为平首布。过去的钱币学家把这两个阶段的布币并立，作为分类的根据，那是不妥的，应当从时间的先后来看，不应当看作同时流通的两种布币。

空首布中又有许多种类，其中有些也是代表发展上的先后。最早的是一些特别粗大的布，身长连首有达十六厘米半的〔106〕，而且纳柄的空心一直通到布身的腹部，肩圆底平，两面都没有文字，同农具的铲最为接近。这种古布不像是西周以后的东西。也有肩平底圆的，比较小。这种布出土很少，但也可能在出土后，被人作为铜料镕化了。大概是由正式农具演变成货币的过渡形式，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布币。古布的特点是在大小、厚薄以及形状等方面没有标准。一般说来，自然是大样的在先，但到底最初的空首布出现于什么时候，这是一件难以断定的事。实际上生产工具和专用货币的界限是难以划分的。我把它定在平王东迁的前后。近代出土以安阳一带为主，那是古代冶金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另有一种大型的空首尖足布，布首特别长，两肩上耸，两足尖，多数没有文字，少数有文字的为数目字以及日、工、吕、甘丹等。近年发现一枚多字的〔107〕，时间大概要晚一点。这种布出土比较多，而且形式比较整齐划一，时代要比前面一些古布晚，但更可能是使用地区不同。因为这种布出于太行山以北。

普通的空首布形状比较小，最大的重三四十公分**，普通的在三十公分以内，小型的在二十公分以内，都有文字。这种布币大概流通于春秋时期的关洛一带，一般人认为是周制。但货币的产生是自发的，不是周朝政府制定的。这点由币形的不一致和币面文字的内容可以看出来。

普通空首布据其形状有平肩和斜肩，底部既非平底，也不是尖脚，而成一种弧形。据其文字的数目则有一字和多字；据其文字的内容则有纪数、纪干支以及其他意义尚不明的文字。纪数的文字自一到十都有，这种数目字不是指重量或价值，大概是一种记号。纪干支的也相同，不必一定是纪年份。另外有许多字如上、下、土、贝、金、城、松、武、戈、平、行、周、雨、益、羊、大、公、日、君、乌、是、谷、西、月（或刀）、州、田、古、山、白、止、阳、高、乙、木、屯、留、工、目、成、于、氏、共、亘、化、七、丘、卢、朱、商、示、侯、、货、贸、当、富、吉、鬲、吴、口、耳、同、鼎、宗、宋、群等，有几十百种，不知什么用意，其中有些字可能是纪地名的，如屯字、留字、乌字等。还有许多字不可识，历代钱币学家虽多方钻研揣测，也得不到一致的意见。

空首布中，有些比较小型的，上面有两个字，如济釿、釿、（武）釿、武寽、安臧、东周、同是、武安、官考、卢氏、贸丘等，大概多系地名；这可以说是后出的。另有一种有多字的，旧释为棘甫小化，实际上变化多端，或正或反，笔画破碎，不知到底是几个字。有时作，似乎是反文。如果后两个字是小化或少化，那么，除了地名之外，还有纪值的意思。化原是刀币区的货币名称或货币单位，现在布币也称化，那就值得注意了。这种布有特别大样的。

空首布上的文字，许多不能辨识，能识的也不尽知其用意。就是一些可以断定为地名的，也不能全部确定它们的地望，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有许多失传的，另有一些两地同名的，这些只有靠发掘来证明。根据清代以来钱币学家的著录，空首布大抵都出于关洛，即现在的陕西、河南。但根据币面的地名，似乎山西、山东、河北等省也有铸造，如益字布和釿布似乎是齐国（今山东省）所铸，可是没有关于山东出土空首布的记录。这里面可能是由于文字解释的错误，也可能是有出土而无著录。过去钱币学家是不关心钱币出土地点的，少数关心的人也只问钱币商人，有一个人说是中州出土，大家就说是中州出土。河北北部从来不见有人说有空首布出土，但近年北京西郊修路，曾挖掘出大批空首布〔108〕。

空首布在春秋时期大概还是一种民间的东西，当时文献中也不提，古诗里虽然提到贝朋，却没有提到刀布。《卫风》的所谓抱布贸丝，是指布帛之布，是实物交换，不是指刀布的布。《周礼》所载的布，如果不是捏造的话，也是布帛的布，不是刀布的布。铲币的称为布，大概是在战国期间的事，那时布币已广泛地通行，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名之为布。《管子》书中所提的“束布之罚”，才是指刀布的布。

到了战国时期，在布币的形制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由空首变为平首，由大变小，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平首布中也有大型的，但数目很少，而且也没有空首布那样大。

平首布中有一种方布，除布首外，几乎是四四方方，最接近空首布，应当是最早的平首布。一种一面只有一个“白”字，另一种有八个字，过去有人释作邓廿五左邑半金化，但传世的几枚，文字篆法都不一样，只能认出头两个字是“白釿”，其余不可识。有人企图从左边读起，不知为了什么。为方便计，可名之为“白釿方布”。白字可能是柏字的省笔字，当时有柏人的地名，战国时属赵。这种方布遗留很少，不能看作是一种常制。另有一种平首布，底下成弧形，也同某些空首布相像，似乎也是早期的平首布，上面的字像是“京”字。

战国时期的布币，绝大部分是有足布。从形制上讲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是尖足布，第二是方足布，第三是圆足布，第四是釿布。此外还有当寽布和一些杂形布。这些布币不但形制上不同，流通地区不同，而且流通时期也可能有先后。不过先后不是承继性的，而是交织着的。

有足布中，似乎以尖足布比较早。它是空首尖足大布蜕化而来的，流通地区偏于北方，以赵国为主。空首尖足大布连首中的黄土在内重约三十七公分，平首尖足布大型的重约十三公分，小型的只有六七公分，而且铜质很脆。

尖足布上都有文字，以两个字的居多，几乎都是地名。可以确定为赵国的有甘丹（即邯郸）、晋阳、武安、（或作兹、畿、等）、氏（或作氏）、城、釿、（即蔺）和离（離）石；属于魏国的有平周、皮氏、中阳、莆子；此外还有大阴、大阴半、平州、西都、中都、阳、大阳半、武平、寽邑、商城等。其中甘丹、、氏、大阴、晋阳、邪等有大型的。这些大型的尖足布都是赵国的。而且在发展上看来，似乎是先有大尖足布，然后才有小尖足布，因为有些小尖足布上还铸明作半枚用。例如和氏两地所铸的尖足布，大型的上面只有字或氏两字，而小型的则为半或氏半等字样。可见最初的小布是作为大布的一半铸造出来的，后来小布适于流通，就成了标准的单位，而且也不再铸明“半”字了。所以氏半应当是在氏之前。同时也可以看出：尖足布是由赵国开始铸造，而为魏国一些地区所采用。尖足布的背面往往有数目字。

方足布应当是从普通空首布演变出来的，但少数方足布似乎是从尖足布发展出来的。例如豕韦、氏、大阴、平周等。尖足布的特点除了足尖而外，还在布首有两道平行的直纹，方足布只有一道直纹，但上列几种都有两道直纹，而且两足虽方，却现出尖足的痕迹，布身也比普通方足布窄，同尖足布相近。大概有些用尖足布的地区，觉得尖足布在流通上不顶方便，因而改为方足。当然不是说：在方足布出现以后，尖足布就被淘汰了。有些地区还是保留尖足布的形式。两种布不一定有先后承继的关系，而是少数地区的特殊情形，或受到方足布的影响，或受到圆足布的影响。

方足布是最通行的一种布，形状比尖足布要小，每枚平均只有五六公分重，铜质比尖足布坚韧。铸造这种布的地方有安阳、平阳、中都、中阳、、离石、长子、屯留、高邑、垣、平周、皮氏、高都、莆子、北屈、梁邑、宅阳、乌、邬（或乌邑）、露、大阴、贝（释齐贝、文贝或丘贝）、贝、奇氏、郕（或成邑）、王氏、酸枣、平邑、平贝、尹氏、尹阳、阳城、壤阴、阳其（或其阳）、北、北其、马雍（或马服邑）、阳邑、安、木邑、贝邑、封化、土易、氏邑、王易、易、（中邑）、中、平备（平原）、郙氏、郢、武邑（或越邑）、邑、氏、城、同是（铜鞮）、子邑、平阴、示邑、曾邑、朱邑、涅、辛邑、鲁阳、丰邑、涿等，还有许多不可识的地名。大体上也是属于赵、魏、韩三国。有少数属于燕国地名的大概是公元前3世纪中叶赵军攻打燕军的时候所铸的。小方足布中以安阳、平阳和宅阳等地铸造得最多，它们大概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其中安阳和梁邑有大型布，重为小布的一倍。但性质可能和大尖足布不同，而是作为小布的倍数。小布的背面多没有文字，只有垣等布是例外。此外有（或戈邑）、益昌、纕坪、坪阴（?）、匋阳等布，虽可归入方足布一类，但形制上有点特别。布比较大，背面有“一半”二字。益昌布和纕坪布比较小，而匋阳布则比较厚。益昌布和莆子布有铅质的。一般认为涿、益昌、纕坪、坪阴、匋阳等布是燕国所铸。这些布的形制的确同其他小方足布有别，比较小样。近年又发现一枚四个字的小布，文作“右明新”，第四字有人释冶〔109〕，前两字见于明刀，应为燕布，而形制同益昌、纕坪等布相像。可是益昌的益（）字同空首布上的益（）字不同，从前有人释为恭昌，如果确是益字，那只证明为燕国的特殊写法。燕国使用过布币，由出土情况可以证明。除北京近郊发掘的空首布以外，易县曾有大量方足布出土。辽宁的朝阳也有相当的刀布出土，以益昌为最多，此外还有安阳、梁邑、武安等，当然也有刀币，包括尖首刀和明刀。除朝阳外，还有旅大、鞍山、沈阳、抚顺、锦州等地，所以分布很广。朝阳属于燕国的辽西郡〔110〕。

圆足布的种类和数量都少。它的特点是圆肩圆足圆裤裆。铸造地点有晋阳、氏、、离石、大阴等。一般圆足布首是不应有竖纹的，而晋阳、氏和大阴的布首也有两道竖纹，而且两肩和两足的圆味也和其他圆足布不同，这使人疑心圆足布是从尖足布蜕化出来的，大概同上面几种方足布一样，还是尖足布地区受到圆足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相互作用的，就是道地的圆足布如离石，有时也在布首铸两道竖纹。

圆足布有大小。例如离石布，小的重约九公分，大的十八公分。布则大小种类很多，似乎没有一定的等级，每枚自七公分到十八公分。也许曾发生减重的事，以致大小轻重错出。圆足布正以字布为最多，形制上也有大的差别，有些是小裤足管，而且张得很开。

圆足布中，有带孔的，在布首和两足上各开一个圆孔，俗称三孔布。这种布的铸造地有安阳、鲁阳、上专、下专、上苑、上阳、下阳、北九门、阿、、（或释文雁乡）等。除了三孔以外，背面也有特点。普通圆足布背面多有数目字，而三孔布的背面却有纪重或纪值的文字，大布背面有“一两”二字，小布有“十二朱”三字。因此三孔布在中国货币史上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它是最早的朱（后作铢）两货币，而朱两是秦国所用的货币单位，所以它可能是秦国的货币。

上面三类布币，一向被钱币学家认为是正统的。其余的都被称为异形布。其实釿布自成一类，虽然形制不一律，但它铸明釿的单位，成为一个重要的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同上面三种体系有区别，它不是从形制上来分的，而是根据它的货币名称或单位来分的。

釿布大概是晋国或晋国一些地区的货币名称或价值单位，战国时期为魏国和它的邻国所采用。铸造这种布币的地方有安邑、甫反（蒲板）、文安、阴晋、晋阳、（梁？）、京（?）、虞、共、垣、氏等。它们的形制有各种各样，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方肩圆裤裆，如甫反、文安、阴晋、等；另一种是圆肩圆裤裆，如安邑、虞、共等。晋阳和京兼有两种形制，而垣又不同于这两种形制，它是方肩，裤裆接近裤足。氏和垣相像而斜肩。至于白釿布的形制更是特别，它不属于这一类。釿布一般分为三个等级，即半釿、一釿、二釿，但共和氏只见到半釿的，垣只见到一釿的，也许其他等级还没有发现。

关于釿字，过去的钱币学家有释作金化的，有释作斤金的，都不对。这字见于周坪安君鼎，空首布中有釿、济（?）釿和釿，只因许慎在《说文》中把它解作剂断的意思，似乎同货币没有关系。所以到底为什么用它作为货币单位，长久没有解决。坪安君鼎上有“五益六釿及釿四分釿”的文字，这文字有些费解，釿字似乎是用作重量单位。而各种釿布的重量并不一样，且不谈几种空首布，单是平首的釿布就是轻重不等的。一釿布中，安邑有重到十七公分以上的，这要算是最重的了。虞自十一公分多到十六公分多；自十公分到十六公分；阴晋约十四公分；晋阳约十三公分；甫反十二公分；京十一公分。这些重量只是根据实验称出来的，不是标准重量，也不是平均重量。半釿布的重量并不等于一釿布的一半，二釿布也不等于一釿布的二倍。例如文安半釿竟有十九公分重，文安一釿也差不多；而安邑二釿只有二十九公分。尖足布中还有釿，更轻。所以要想从钱币上来研究釿的标准重量恐怕是徒劳无功的。问题在于：釿字到底是不是重量单位。《集韵》说：釿与斤同。《正字通》说：斤是一种工具，“以铁为之，曲木为柄，剞劂之总称”。《孟子》也说：“斧斤以时入山林”。《庄子》有“于是乎釿锯制焉”。可见斤或釿是一种生产工具。《周礼·冬官考工记》提到“宋之斤”。天君鼎上有“斤贝”二字，有人说是指布和贝两种货币，等于睘卣上的“贝布”。但布币同斧头不相像。于是有人说砍木的斤是锛，作为农具的斤是小锄〔111〕。可是又同坪安君鼎铭文的意义相抵触。而且釿、济釿和釿同其他空首布一样，是铲形。也许斤或釿本是生产工具，由生产工具发展成为货币。有些地方借用为重量单位。

釿布以安邑布为最多，但半釿布一般都少见，形制也不同，可见不是同时铸造的。有一种安阴布，形制和虞布相像，两者都有外郭。不过安阴布上没有釿字。似乎有两个等级，小型的只有安阴两字，或在阴字之下有一个“一”字，大小和半釿布差不多。大型的在阴字下面有一个“二”字。这一类布币似乎应当归之于釿布一类，小型的是安阴一釿，大型的是安阴二釿。大概是后铸，减重，把釿字也省去了。安阴二釿只有十四公分，和普通一釿布差不多。

平首釿布的铸造时期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因为铸造釿布的地区如阴晋、晋阳和蒲板等都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为秦国所取得，除非釿布为秦国所铸，否则应在这以前。

当寽布大概是魏国迁都大梁以后所铸的。除了白釿方布以外，这是布币中文字最多的。当寽布共有两套。一套是“梁釿五寽”和“梁釿金寽”。字有时作或，一般释作充字，也有释作新字或奇字的。字偶有作的，而且背面有外郭，这是一种变体。字一般都释作当字。前者重约三十公分。在五字下平列“二十”两个小字，这两个小字只能看作是一种记号，否则难以解释，若要牵强解释，就只能说是“十当二寽”，但照字的排列，二字在先。后者重约十八公分。这一套当寽布都没有外郭，背面有时有阴文“金当寽”和“梁半二金当寽”；前者分为有郭和无郭两种，每枚重十三四公分；后者都有外郭。这两套当寽布在形制上有一些区别：第一套裤裆比较深，第二套裤裆接近裤足；第一套厚肉，文字挺起，第二套比较薄，文字平夷。从制作上看来，可以断定第一套先铸，第二套后铸，因为第一套同安邑釿布一样。所以有人把“”字释为“新”字不是没有道理，新釿是对迁都前的安邑（旧）釿而言。无论加何，这“”字如果不是同梁字共同构成一个地名，那就只能是一个形容词。第二套的正字应当是整字的简写，是对小样的半字而言，字如果不是币字，也应当是性质差不多的字。好在这些字都不是关键性的。

为什么迁都大梁之后要铸造当寽布呢？寽本是重量单位，在这些布上显然已变成价值单位了。大概当寽布的铸造就是把原来的计算单位加以铸币化。古文献中所谓“其罚百锾”“其罚五百馔”如果是指西周时的事，那还是指一定量的铜。那种罚金制度也许一直保持下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些地方就加以铸币化，例如空首布的武以及这些当寽布。在这意义上，过去钱币学家把这种布币说成是“赎金”就不是没有道理了。可是当寽布似乎有减重的倾向，例如“梁正金当寽”就轻于“梁釿金当寽”，最重要的是第一套的两枚就有贬值的因素在内。看制作，那两枚也是有先后的，“五当寽”精整得多，应在前。但“五当寽”反而重于“金当寽”，这就反映一种减重的行为。统治阶级向人民的征课只有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而且若是所谓赎金，自然是由政府铸造，私人怎能铸造这种有法偿力的货币？这就只能意味着刑罚的减轻。当寽布的铸造也可能是由于邻国有这单位，魏国铸造这种布来与之交易或与之对抗。魏国的邻国是不是有用寽为单位的呢？有，就是楚国。魏国迁都大梁之后，离楚国更近了，同楚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尤其在楚国以陈为首都的期间，两国的首都非常接近，后来迁都寿春以后，陈仍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楚国金币是以爰（即寽）为单位的，这单位自然不是铸造郢爰时才采用的，一定是先有这单位，后来加以铸币化。魏国最初以五当寽布五枚抵楚国一爰，后来改以金当寽一枚抵楚国一爰。再后用梁正一枚或梁半二枚抵楚国一爰。然而楚国的金爰每枚重量在十公分以上，而魏国的五当寽布厚重的每枚只有三十公分，五枚不过一百五十公分，如果以五枚五当寽布抵楚国的金爰一枚，则金铜比价只有一比十几。虽然战国时期铜价特别高，对黄金也不会有这样高的比价。而且若照其他几种当寽布来计算，比价还要更接近。如果真是对楚国的金爰作价，那就只能是一场货币战争的反映。

也许当寽布上的寽是指十一铢二十五分之十三的黄金。可是通战国、秦、汉那段期间，金价一直是上涨，不是下跌。

有一种山阳布，形制和当寽布相同，特别是和第一套相同。山阳布分大小三种，正面中间有一道直文自布首到裤裆底。山字在左，阳字在右。有一种背面有阴文山阳二字的反文。山阳布遗留不多。

有一种当布可能同釿布有联系。这种布在徐州附近一带出土，包括安徽的宿县、符离集和江苏的萧县、砀山和丹阳。有人说是宋国的货币，也有人说是秦末楚人所铸。甚至有人说是项梁或项羽所铸的。但项梁铸钱的时候，国内通行半两，铸这种钱有什么用呢？岂不是等于自首他想要造反么？除非民间还在使用各种先秦的布币，否则就不可能是项梁或项羽所铸的。如果说是项梁或项羽所铸，倒不如说是刘邦所铸。当布有两种：一大一小，文字都古怪难识。大的一种一面有“”四字，过去释作“殊布当十化”，当然还有其他释法。近年有人释为“斾（即沛）钱当”。另一面有“”二字，一般释为十货。重约三十七公分。小的一种一面有“”二字，另一面有“”二字，合起来念是四钱当或四布当。这种小布往往是两枚连在一起，而且是双足相连，俗称连布。显然是四枚小的抵一枚大的。也有人说，四字是泗字的省笔，是地名。这一套布，论制作应当是战国末年的东西，不应当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字到底是一个字还是十斤二字，也是值得研究的。当然也不能完全排斥宋楚相承的可能性。当布的铸造，可能同魏国的釿布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当寽布的当字有时同这里的当字非常像，似乎是楚国影响了魏国。有人说，就是釿的省文。但为什么背面的货字不省作化，却把釿省作呢？如果要省的话，何不省作斤？也许应当释为十斤，以一枚抵魏国的釿布十枚，因为这种布比釿布重得多，不可能是等价关系。这些是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的问题。大型当布有铁质的，只见一枚，锈色似乎古旧，但仍不敢断定其为先秦的东西。

各种平首布是同时流通的货币，而不是先后流通的货币。四大类的平首布，形制上有相当大的差别。釿布和尖足布显得早一些，圆足布显得晚一些。从文字的内容上看，尖足布、方足布和圆足布似乎在前，釿布和三孔布在后。但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当时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可能秦国已采用先进的形制，而其他国家还保留落后的形制。甚至三孔布可能在无孔圆足布之前。也许秦国先铸三孔布，靠近秦国的和离石起而仿效三孔布的圆形，只是不用三孔和朱两的单位。晋阳、氏和大阴等地原用尖足布，看见圆足布方便，也把它们的布铸成圆形。这些只是个别的例子，不能说圆足布都是由尖足布演变出来的。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布币，如分布、涅金、卢氏涅金、洮涅金、垂、公等，在形制上各有其特点。它们的时代很难断定，涅金、垂、公等布可能在方足布之前。

刀币体系很明显是由实用的刀演化出来的，原形未变。近代小屯等地有各种大小形状的刀出土，柄端有环，柄身有裂沟。不管这种古刀是否和古布一样曾作为货币流通过，后来的刀币都保留了这两种特点。刀币的流通范围没有布币广，偏于北方和东方。大概古代中原的人以农殖为主，所以用农具为货币；东北部东部的人们多从事渔猎，所以用刀为货币。

刀币根据形状主要分为大小两类。大刀是齐国的货币，小刀主要是燕国的货币。但小刀中种类很多，有针首刀、尖首刀、明刀、圆首刀等。

针首刀是一个新名词。这种刀是1932年在热河承德地方出土的，1937年和1941年又有出土。因其出土地为匈奴故地，有人名之为匈奴刀。它的特点是刀首特别尖，尖得像针一样，所以称之为针首刀是名副其实的。刀身也比较短而薄，每枚重量自五公分许到九公分以上。虽然出土几次，却都是绿锈斑驳。上面多有文字，如化、大、工、公、羊、鬲、戈、叉、鱼、刀、成、鸟等三四十种，或纪数，或纪干支，或纪禽兽器用名如鸟、鱼、戈等，笔画简单，书法古拙，多象形文字。甚至有人说像甲骨文。从形制和制作上看来，这种针首刀应当是最早的。它的轻薄不是粗制滥造减重的结果，否则刀首绝不会那样尖，这对于流通是很不方便的。它的时代可能同空首布差不多，是春秋时的东西。有些空首布上的文字，不见于这种刀上，那大概是因为这种刀出土尚少。而刀上有些象形字如鸟、鱼等不见于空首布，却是值得研究的。这种刀可能是在中原人同匈奴人或东胡人的贸易中产生的。甚至刀形也可能受过他们的影响。甲骨文中武器方面似乎没有刀字。近年在承德、张家口一带发现大量青铜刀，柄端有不同形式的环〔112〕，大概是匈奴人用的。因而使我们对于刀币的起源也许要作一番新的考察。是不是起源于我们用小刀去交换东北游牧民族的畜产品如皮毛之属而产生的，后来这种小刀在中原也成了货币。据说古代希腊人和黑海附近的人也曾把匈奴人所喜用的武器等来交换匈奴人所多余的皮毛，中原人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但另外从辽宁省所发现的匈奴古墓中的文化遗物看来，在西汉初年，匈奴人还不用货币，取得中原的钱币是作为装饰品来佩带的〔113〕。不过当时承德离中原更近，也许这里的匈奴人汉化程度比较深，因而已使用货币，也未可知。

尖首刀多是在河间、保定一带出土的，这一带春秋战国时期属燕。尖首刀形制比较长大，实际上它们本身又有大小，但制作都很精整，每枚重约十六公分。多数有文字，或在面，或在背，如行、土、化、吉、工、大、丁、上、中、下、立、于、王、井、氏、易、城、木、水、生、公、日、、工化、化、非一、文一、六一、八一、八木、丙七等，还有一些不可识的文字或标记。这些文字中，有些应当是地名，另外一些大概只是标识。尖首刀的时代大概和针首刀约略同时。除了两者的形制相近以外，文字也基本上相同，只笔画稍有差异，如羊字在针首刀上作或，而尖首刀上作或，但鱼字两者都作。尖首刀可能稍晚于针首刀，因为针首刀有些比较原始的文字如、、、、等为尖首刀所没有，而尖首刀上则有纪地的如和化。但由于针首刀只在一地出土，数量也不多，也可能是受了尖首刀的影响。即中原先用刀币，东北民族或客居东北地区的人加以仿造，以同中原地区贸易。在仿造的过程中，在文字和形制方面受到当地器用和习惯的影响，或因地区比较偏僻，所以形制方面显得原始些。两种刀币的先后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下结论。

另外有一种极小的针首刀，重一公分多，铜质很好，有弹力。不知是不是明币。

明刀是刀币中数量最多的，成千地出土，出土范围也最广，远到旅顺、金州、普罗店、貔子窝、熊岳城、芦家屯、辽阳、义州，甚至朝鲜和日本也有出土。它的形制类似尖首刀，而制作没有尖首刀那样工整，这是因为大量铸造的关系。所以明刀很可能是由尖首刀演化出来的，背面的文字，也和尖首刀有许多共同的。明刀的特点在于刀面上的一个字，这个字千变万化，但它是同一个字的变化，这是肯定的。至于到底是什么字，甚至是不是字，那是历来钱币学界所争论不休的问题。旧日的钱币学家多说是莒刀，这是后人的穿凿。有人说是召字，因为字形从刀从口。甚至有人说召是赵的省文，因而是赵国的货币，一如邯郸省作甘丹一样〔114〕。一般人说是明字，说是赵的新明邑所铸。但这种刀的出土地主要是河间和易州，这是燕国的范围，不是赵国的范围。而且辽东、辽阳等地也有出土，这是东胡的旧地，同燕国接触最多。所以它是燕国的货币，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有人说这明字代表燕国的平明。也有人说刀上的字是易字，指易州。他们说，易字从日从月，正同刀上的写法相符。然而现在一般人仍旧用明刀的名称。

明刀的背文最复杂，有一个字的，有多字的。一个字的有七、行、工、干、吉、王、文、大、立、古、方、同、君、长、邑、上、下、中、左、右等以及数目字；多字的有四类，这是按其第一个字来分，即左、右、内（）、外四个体系，其中左右两类最多，如左三、右七、外壬、金乙等，不尽可识。大概一个字的在前，它同尖首刀接近，大小轻重也差不多。多字的是后铸的，数量也最多，文字潦草。按形制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刀身圆折，接近尖首刀，背面一个字。另一类刀身方折，像古磬，俗称磬折刀。明刀大概流通于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这是燕国战争比较多的时候。磬折刀大概是铸于公元前3世纪的后半，那时燕赵之间有许多战争，而且燕国经常打败仗，军费开支一定穷于应付。后来受到秦军的进攻，更是不得不大量铸造来支持战争。此外山东博山曾出土一种明刀，刀身也是圆折，可是明字书法与众不同：普通明刀的明字圆转而小，博山刀的明字方折而长大。博山刀是齐明刀，普通明刀是燕明刀。齐明刀的背文也不同，有齐化、齐化共金等以及带有和安阳等地名的，这些都证明是在齐国铸造的。其中有和安阳地名的都是三个字或四个字，但除地名外，其余两个字不可识，而且写法不一定。有些作，有些作，有些作，最后一种有人释为狸辰物，文义不通。三者第一个字似乎都是字，即齐桓公所灭的簟国，这时已变成簟邑。齐地铸明刀，似乎反映了战国时期扩张兼并的特点。在公元前4世纪的后期，燕齐两国都流通刀币，两国的关系似乎也比较密切，包括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这种关系似乎是矛盾和斗争的关系。特别是公元前314年，燕国被齐军攻陷，通过赵国的协助才得复国以来，几十年间燕国几乎完全不参加各国间的混战。史称燕昭王师事郭隗，国以殷富。公元前284年乘六国联合攻齐的时候，燕将乐毅大败齐师，攻占了齐国七十几个城邑，其中包括临淄和，直到齐国的田单反攻，收复失地，其间有五年之久。这五年间，占领地铸造明刀，并铸上齐国的地名，以应付燕军的需要。因为刀上文字的书法同燕明刀显有不同。有一种截角的尖首刀，也在山东出土，可能是在铸齐明刀之前使用的。

圆首刀或平首刀是指一种肉薄而有弹力的小刀，刀上的文字有两种：一是白人（柏人），一是甘丹（邯郸）；两者在形制和制作上都很相像，不过彼此又各有大小。刀柄或椭或圆，很不规则。甘丹刀的刀身比较宽一点。文字平夷，有时难以认出。每枚重十到十一公分。

此外还有几种小刀，一种是成白刀，它的特点有三：第一，它比其他小刀厚重，每枚有十六公分；第二，背平没有文字，其他刀背多有文字；第三，它的柄上只有一道直文，别的刀是两道直文。这种刀据说和明刀同时出土。另一种为近年出土的字小刀，形制同成白刀相像，但薄小，只有七公分多到十公分重，数量极少。最后还有直刀，这是刀币中最小的，也是晚近出土，只发现四种，上面有晋阳化、晋化、晋半、晋阳新化等文字。这种刀的特点是刀柄上没有直纹。

上面几种小刀大部分是赵刀，大概是赵国靠近燕国的地区铸造使用的，是受了燕国的影响。

大刀是指齐刀。制作都比较精整，每枚重量在四十公分以上。现在所知的有六种。这是指刀面的文字而言。

第一是六字刀或造邦刀，上面的文字是“”，但各刀文字的笔画不尽相同。过去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实际上只有第一个齐字和第六个化字是没有引起争论的。现在一般的释法是“齐建邦就法化”或“齐造邦长法化”，而简称这种刀为造邦刀或建邦刀。这种刀有光背的，但以有背文的为多，多是一个字，如化、日、上、工、吉、、亻、卜等。它的制作在齐刀中是比较薄弱的，数量也是最少的，文字笔画高挺的更少，精整的每枚重四十六七公分。似乎是早期的东西，不是由于粗制滥造，而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

第二是四字刀，面文为“齐之化”，背文有化、亻、上、日、二、、等。四字刀的制作有点像六字刀，但文字比较秀丽，每枚重四十四五公分，也和六字刀差不多。数量也不多。但形制方面同造邦刀有一点区别。造邦刀正面的边缘或外郭不分高低，四字刀正面的外缘在接柄处中断，这种断缘的形制把齐刀分为两类。

第三是三字刀，面文为“齐化”，背文有化、日、上、吉、行、止、、工、土、、、正、立、央、安、生、万、木、金、易、亻、大等。三字刀的制作比较粗率，数量是齐刀中最多的，显然是后期的东西，而且是大量铸造出来的。但又不像是财政困难的时候所铸的，而像是在国力强盛、开支较多的时候所铸的，因为它的重量每枚为四十七八公分。它的外缘也不中断，同造邦刀一样。

齐刀上的齐字，有人说是指齐城，即临淄，不是指齐国，因为即墨刀的即墨和安阳刀的安阳都是指邑名，不是指国名，而且在钱币上用国名的例子很少。不过如果指齐城，为什么不直书齐城或临淄呢？无论如何，到了后来，三字刀盛行，齐字就可能取得双重的意义，特别在外国人看来，它就意味着齐国了。也许后来别的城市也铸造这种三字刀，例如背有安字和易字的就可能是安阳所铸的。

第四是即墨刀，有大小两种。大即墨刀的面文为“节墨邑之化”，背文有、工、日、吉、上、亻、化、、、大行、、安邦、辟封等。小即墨刀的面文少一个之字，背文有化、大、日、、上、亻、十、九、八、等。小刀出土比较少。即墨刀在制作上的特点为粗壮，刀身比较宽，分量比较重，大刀每枚有在五十六公分以上的。有人说，山东出土的刀文雄健，河南出土的刀文细秀。这恐怕是出于偶然，即墨刀应当都是山东铸的。从坑色上看来，即墨刀往往遍体红绿，其他刀布少有这种美丽的锈色。显然出土地离得不会很远，而其中既有雄健的，也有细秀的。安阳刀多发水银古或黑漆古。三字刀、四字刀和造邦刀则主要是绿锈。由于刀身的厚重以及刀背有辟封和安邦等文字，有人认为即墨刀在齐刀中是最早的。这点有可能性，但没有必然性。地区不同，制作也可能不同，各地技术的发展不会是平衡的。即墨刀的“节”不是作为即墨国，而是作为即墨邑或节，换言之，是齐灭即墨以后所铸的，齐国不会不先在齐城铸刀币，却先在偏远的即墨铸刀币。辟封和安邦的意义也不很明确。关于小即墨刀有两种说法：一是两等并行说，另一是减重说。由于其他齐刀都没有大小两等，所以主张第一说的人不多。特别由于近代出土的一坑小即墨刀，在铜质和文字上都比较粗劣，于是大家就说是减重的结果。其实小刀的铜质和文字，有同大刀一样精好的，而大刀也并不是枚枚都精。论理减重则数量应当多，而小即墨刀数量并不多。当然，如果大刀流通时间长，小刀流通时间短，大刀的数量也可能多于减重后的小刀。而且从重量上来看，似乎不是两等制，而是减重，因为小刀的重量也有三十八公分。但在形制上和文字上，大小刀是有差别的。而且即墨刀的数量，不论大小，都不算多，若要减重，应当在三字刀上减重，三字刀数量最多。可是三字刀没有减重的形迹。当然，如果即墨保持政治上的相对独立，它可以单独实行减重，因而我们不能用三字刀的情形来推察。无论如何，不能以其他刀币没有两等制而否认即墨刀的两等制，否则就陷于一种简单的武断。

第五是安阳刀，面文为“安易之化”，背文有二、八、化、亻、上、、工、等。安阳刀的制作特别工整，文字高挺，表现了高度的技术水平。每枚重约四十八公分，刀缘中断。安阳在公元前412年才为齐国所取得。安阳刀的铸造大概是在田齐的初期，即公元前第4世纪。

第六是所谓簟邦刀。钱币学家称之为断头刀，因为只发现一枚断片。据说是在平陵县西南出土。第一字是，似为簟字。第二字只剩一半，同造邦刀第三个字相近，可能是邦字。一般认为簟是齐桓公所灭的那个小国，灭后变为簟邑，一作或，正如即墨邑作节一样。但《春秋》一书作谭。也即齐明刀上的那个字，只少邑旁。

齐刀的文字中都有一个化字，这化字好像是货币的名称。后来又有四化、六化，似乎化字又是货币单位。化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有人说：化字就是货字，是刀币的单位。近来有人说：化原作七，是镰刀的象形文字〔115〕。

齐刀的时代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里包含了几个问题：第一是各种齐刀的先后问题，第二是齐刀本身开铸时期的问题，第三是齐刀和各种小刀的先后问题。

几种齐刀的先后问题同齐刀的分类有关。有人根据刀缘中断与否来分，以为断缘的是吕齐所铸，不断缘的是田齐所铸〔116〕。形制上的差别，自然不应当忽视。譬如赵刀都不断缘，燕刀都断缘。如果承认尖首刀为早期的刀币，并以它为标准，那么，即墨刀、安阳刀和四字刀应在前，造邦刀和三字刀在后。可是晚出的明刀也断缘，又怎样解释呢？这一问题的确还需要作进一步的阐明。四字刀有可能比造邦刀稍前一点，造邦刀中背有的，刀缘上有时隐约有断痕，好像是将断缘的刀范填补过的一样。无论如何，这种形制上的差异，似乎不应当代表几百年的距离。在重量上，三种齐刀是差不多的，只有即墨刀比较重，个别的即墨刀也有轻到四十一二公分的。

在制作上，造邦刀和四字刀显然比较接近，两者都比较纤弱，三字刀一般都粗率。这说明：造邦刀、四字刀在前，三字刀在后。造邦刀上文字的篆法变化不定，使人联想起空首布棘甫小化来，棘甫小化作为多字布，时代可能稍晚，可是造邦刀却由于文字的不定型而要早一些。这一点听来似乎自相矛盾，但这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定出的标准。明刀的文字也变化多端，那是占领地的货币，草率制作，不比造邦刀是国家重典。

另外有人把齐刀分成四类：造邦刀、四字刀和三字刀为一类，这是名副其实的齐刀；即墨刀、安阳刀和簟邦刀不是真正的齐刀，各为其本国所铸，各成一类〔117〕。这一说是把即墨等刀的时代向前推。主要似乎是根据簟邦刀，因为既称邦，就一定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所铸的，这一点自然是值得注意的。但所谓簟邦刀，只有一枚残缺不全的断片，钱文只剩一个半字，情形非常离奇，原物现已不知去向，见过的人很少，有可能是由即墨刀改刻的，不适于作为根据。安阳刀如果铸于齐国取得安阳之前，那就自然不能算是齐刀了。但问题是何以见得它是在齐国取得安阳之前铸造的，它的制作说明它要晚于即墨刀。至于即墨刀的铸造，显然是即墨邑，不是即墨邦。换言之，它是在齐国取得即墨以后铸造的。它的粗壮的制作说明它铸造得比较早，但只是比安阳刀早，不见得比造邦刀早，实际上即墨刀中也有不粗壮的，例如背有安邦两个字的，文字就比较秀细，而且刀身也有阔狭之别。所以造邦刀仍可能是最早的大刀。如果说造邦刀和即墨刀、安阳刀是三个独立邦国同时铸造的，那么，在这三国中，冶金的水平以及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应以齐国最为落后，因为造邦刀不但制作薄弱的居多，而且数量最少。这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么？至于说到即墨刀的大小二等制，同其他大刀不合，更不能证明它的早，只能证明即墨邑的相对独立性。在田齐治下，即墨大夫是享有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也许即墨刀就是那时铸造的。

不管造邦刀是不是最早铸的，它有它的特殊的重要性：首先它的字数多，使人更能领会齐国文字的特点。但它的重要性更在于它的文字的内容，即造邦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决定它的开铸年代的上限的唯一根据。那么，六字刀到底是什么时候开铸的呢？有三种可能：第一，它可能是吕尚所铸的。周武王封吕尚于齐，这可以说是造邦或建邦。班固说过：“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退又行之于齐。”照西周时手工艺的技术水平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商器的技术水平已经是非常高的了。然而西周的社会经济是否需要这种铸币呢？当时自然经济占绝对的优势，上层阶级大概还在使用贝壳和贝的仿制品，人民可能有使用生产工具来作交换手段的，但政府似乎还不需要铸造这样的货币。所以这一说是可以否定的。第二，它可能是桓公所铸造的。在公元前7世纪的前半，桓公称霸诸侯，天子成了他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建邦。即使不能称建邦，也可以铸造这种刀币来纪念他的祖先吕尚的建邦。班固说：“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管子》书中屡次提到刀布的事，其他书中也提到桓公铸刀的事。过去的钱币学家大抵都相信这一说。而且如果这一说成立，则簟邦刀的解释就更加近理，即墨刀也比较好解释了。但是到底造邦两字总有点牵强。第三，它是公元前386年田和由周室接受齐侯的称号以后所铸的。在田氏说来，可以说是造邦，即田齐的造邦。从田氏篡齐到秦始皇灭齐，其间有一百六十多年，这一百多年间，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经济的第一个高潮。《管子》一书并不是管仲所著，而是战国时人所编，其中关于货币问题，可能就是以田齐的情况为根据的，而班固在几百年以后，更不可能知道管仲时的币制了。三说中以最后一说说服力比较大。因为近代一般钱币学家的看法是：空首布是中国最早的铸币，而且大多数空首布是在春秋时期铸造的，空首布应当在齐刀之前。齐刀中的安阳刀不可能是桓公所铸的，因为安阳在桓公死后二十年才为齐国所取得。需要强有力的理由才能推翻这种信念。一部分即墨刀可能是在燕军占领齐国大部分领土时铸的，当时只有莒和即墨两地没有被燕军攻下，后来田单正是以即墨为基地攻破燕军，收复齐地。也许辟封、安邦等字就是指这一事件，这在齐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118〕。

齐刀背面都有三横画，自刃至背，下面有一小小的记号，像是十字，有人说应当合起来读，是三十，一刀作三十钱。

至于齐刀同小刀的先后问题，只有从制作上来研究。照一般发展的规律，总是由笨重趋于轻便，从这一标准来看，则齐刀应在先，而且在大小上，齐刀更接近古刀。然而从制作上看来，齐刀非常工整，文字复杂，似乎不会产生在小刀之前。至于轻重大小，是不应当拿来作为先后标准的。因为它们是不同体系的货币。这里所谓小刀，自然是指针首刀和尖首刀，明刀是晚出的，大概和大刀同时，特别和三字刀同时。似乎尖首刀铸于齐灭燕以前，而明刀铸于昭王复国以后，或在乐毅大败齐军之后。至于那些圆首刀或平首刀，那是个别地区的货币，时代也晚。晋阳的小直刀更是一时一地的东西，时代更加晚。尖首刀之所以应当早于齐刀，是由于它的一般形制和文字，形制有大小曲直，文字有在面在背，而且只有一个字，或根本不铸文字。齐刀的形制没有这样大的差别，文字只有字数的多少，位置是固定的。当然这些情况对于大刀小刀的先后问题，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第一，齐国铸币可能是由官方办理，因而比较整齐划一；燕国早期的铸币可能是由私人和私人组织办理，那就难以划一了。第二，燕国由于偏处北方，离文化中心远一些，人民的文化水平可能比齐国要落后一些，因此刀上的文字简单一些。但尖首刀和明刀都有断缘的特点，反面铸文的尖首刀，两面都断缘，而晚出的小刀，却没有断缘的特点，这就说明尖首刀在前，齐刀在后。

环钱在战国时期的币制中是一个小体系，但它是一个重要的体系，它是一种承上启下的货币形态。环钱的特点是它的圆形，中间有一圆孔。这圆孔也有大小，大抵初期环钱的孔小，后期环钱孔大。

一般钱币学家把环钱叫作圜金或圜钱，这是不大恰当的。圜金这名称使人联想到班固所说的“钱圜函方”的话。实际上这些钱币学家正是以为太公所作的所谓圜法是指环钱，这是错上加错。首先，班固就弄错了，不知他所说“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的话是根据什么？据我所知，那时政府是没有铸造什么钱币的。肯定没有铸造所谓“钱圜函方”的方孔钱。如果他是指秦始皇的货币制度，那倒符合事实。其次是钱币学家错了。班固所说的圜法，显然是指一种货币制度，他明明说：这种圜法包含三种要素，即黄金、铜钱和布帛。而钱币学家们却把圜法两个字理解为环钱。总之，圜字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环钱这名称包含有内外皆圆的意思。其实环圜两字都是从睘字演变出来的。

环钱出土很少，过去的钱币学家没有像对刀布那样注意，对于它的起源，没有适当的解释。查古代民族，都有石环的制作，有些民族且以大小不同的石环为货币〔119〕。中国在石器时代初期也有钻孔的石珠，在新石器时代也有石环和石珠。但中国的环钱很可能是从纺轮演变出来的。纺轮和刀、铲一样是古代人民的生产工具。中国各地都有纺轮出土，或为陶制，或为石制。仰韶附近出土的纺轮，直径自三十八毫米到六十毫米以上，中间的孔，直径自三毫米到九毫米，占全轮直径的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二十，正和早期的环钱相像。所谓早期的环钱是指垣字钱和共字钱。垣字钱的直径自四十到四十二毫米，中孔自六毫米到九毫米；共字钱的直径自四十三到四十五毫米，中孔自五毫米到七毫米，所以不论在钱的大小方面或是在中孔所占的比例方面都和纺轮相同。后期的环钱如长垣一釿、半睘、西周、东周等，中孔比较大，其直径和一边的阔度约相等。出土的还有蚌环，也许在铸造环钱之前，先有蚌环的使用，和贝币的发展路线一样。

日本有些钱币学家说环钱是由璧环演变出来的。他们的根据是：第一，中国古籍中说，古代以珠玉为上币。而他们相信所谓珠玉就是指璧环，而环钱和璧环的形制相像。第二，古代对于璧环的部位用“肉”“好”两字来指示，身为肉，孔为好，所谓“好倍肉谓之瑗，肉倍好谓之璧，肉好若一谓之环”〔120〕。钱币方面也使用这两个字。但这一说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首先，古代的珠玉不是真正的货币，所谓上币实际是指贵重品，不是指货币。璧环的不可能流通，前面已说明过。至于肉好等名词的使用，乃是由于钱币的形状接近璧环。实际上环钱上肉好的比例并不如璧环那样准确，垣字钱和共字钱，穿孔有很小的，肉好是三与一之比，既不像环，也不像璧，只是像纺轮。而且璧环一般都比较大，环钱和纺轮的大小却差不多。如果要说环钱和璧环有什么联系，那就可能是两者的来源相同，同是由纺轮变来的。也许我们可以说：后期的环钱受了璧环的影响。

据现在所知，环钱的文字有垣、共、共屯赤金、长垣一釿、武坪、济阴、×晋、安臧、、离石、洮阳、西周、东周、半睘、重一两十四铢、重一两十二铢等。它们的重量，包括最后两种纪重的在内，大型的一般在十公分上下，但上下的幅度相当大，例如长垣一釿，我所见到的，最重的有十三公分半，最轻的只有八公分四。个别的钱可能还有更重或更轻的。重一两十四铢的，顾名思义，应当说比较重。但每枚也不过十四公分多，甚至有轻到十二公分的，而重一两十二铢的并不一定比它轻。另外一些小型的环钱自然要算例外，例如武坪就比较轻小。济阴有小型的，我所见到的一种小字的是五公分七。一般认为有大小两等，实际上有各种大小，恐怕是减重的结果。有一种大字小样的，可能是后人磨小的。半睘有八公分九，西周和东周最轻小，西周重约五公分半，东周只有四公分多一点。环钱形制的发展规律似乎是由大而小，中间的穿孔则由小而大。

环钱除了大小轻重之外，还可以分为有轮郭和没有轮郭两种形制。和离石有外郭，西周和东周则兼有内外郭。从和离石上可以看出同圆足布的联系。西周和东周一般都是制作不精，特别是东周，我所知道的三枚中有两枚不规矩。史书说，“政在西周”，也许西周和东周两钱在制作和分量上的差异就反映了这点。洮阳的制作同东周、西周差不多，细缘，厚肉。

半睘照过去钱币学家的解释是半枚圜金的意思。他们以为睘是圜的省文，而以圜为货币名称兼货币单位，这是需要讨论的。他们这种说法是以对于圜法一词的理解为基础的，前面已指出那种理解的错误，因此在这里也就站不住了。如果睘是地名，而读作睘半，那就好解释了。如果睘字不是地名，那就只能是一种重量单位或价值单位。古代镮（或环）锾通用〔121〕，自然睘爰也通用。也许这半睘同魏国当寽布的寽有联系，甚至是同一单位。因为睘爰既相通，而爰寽又是同一个字，秦国就可以用两枚半睘来抵魏国一枚当寽布了。实际上两枚半睘的重量正等于一枚金当寽布。如果说半睘是指普通环钱的一半，至少在重量上就不符。因为半睘的直径虽比较小，可是钱身厚重，重量同普通大环钱差不多。睘字若作重量解，半睘是三两，等于两枚重一两十二铢。

关于环钱的时代，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人把它看得很早，说共字钱是共伯和代周厉王执政时所铸的〔122〕。那是公元前9世纪的事。但中国早期货币少有铸人名或国名的。古币上的文字，以纪数纪干支的为最早，纪地名的在其后，纪重纪值的最晚。所以环钱不可能早于刀布。另外有人则把它看得很晚，说是由布币蜕化而成的〔123〕，因为和离石的地名常见于布币上，重一两十二铢则和三孔布的背文相符。但这些环钱似乎不是最早的环钱，我们追究环钱的历史，应当以早期的东西为标准。最早的环钱是垣字钱和共字钱，垣和共应当都是地名，所以它们的上限不可能早于纪地的空首布，下限是战国末年，大概铸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环钱中的西周是指河南（即郏鄏），周考王封弟揭于河南，号西周；东周指洛阳，西周惠公封少子班于巩，号东周，都是公元前5世纪的事。但这只能表明西周和东周钱的上限，不能证明西周和东周钱是铸于公元前5世纪。这两种钱从制作上看来，应当是环钱中后期的东西，也许是周赧王或他以后所铸的。

垣字钱是环钱中数量最多的。垣是魏国的地名，所以环钱大概产生于魏国，后来为别的国家所采用。

长垣一釿和釿布应当是有联系的，单位相同，重量也差不多。

重一两十四铢和重一两十二铢看来好像砝码一样，但它们的制作不十分规矩，重量不一律，所以还是应当看作钱币，是秦国的钱币，是半两的前身，也有可能就是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所行的钱。但关于它们的读法也许还有研讨的余地，可不可以读作“一两、十四铢重”“一两、十二铢重”？这里有减重过程。实际上，它们的重量同后来的半两差不多。至于那些“重四两”而带号码，或单有号码而没有“重四两”字样的东西，就更加可疑了。

除了上面布、刀、环钱三个体系之外，南方的楚国使用一种椭圆形的小铜币：正面凸起，背面平，重量自两公分到四五公分，很可能是由铜贝发展出来的，是铜贝的高级形态。出土地有河南、湖北、湖南等省。这种小铜币同古代小亚细亚的钱币倒是相像，不过小亚细亚用金银，楚国用铜。小亚细亚钱币上有各种图形，楚国的钱币上有各种文字。

中国的钱币学家称这种小铜币为鬼脸钱和蚁鼻钱。鬼脸钱是在椭圆形的脸形上有阴刻文，看来仿佛一个人面，实际上乃是一个字加上一个穿孔，嘴是穿孔，是古文贝（）字的变形〔124〕。蚁鼻钱上有的刻文，仿佛一只蚂蚁，也像“各六朱”三字的连写。其实也像篆书寽字。如果是各六朱，那么，各字应当是地名。有人说是洛字的省写。也许第一个字不是各字，而是别的什么字。六朱是一两的四分之一，两枚六朱抵秦半两一枚，重量约略相符。有人说，这种蚁鼻钱加上鬼脸钱上的高鼻子，合称为蚁鼻钱〔125〕。也有人说，所谓蚁鼻钱是应用于墓穴，以镇蚂蚁。其实这名称也可能只是形容其小如蚁鼻。除了上面两种最常见的以外，还有行、君、匋、、全（金）等字。世俗把这些钱都包括在蚁鼻钱一名称之下。但其中和匋仅见著录，没有见过真品。至于铸造的时期，似乎以前两种为最早，也用得最久，或流通最广。其他几种若不是比较晚，就是地方性的东西，因为行、君、全等字见于北方的刀币，而字则同当布一样。两者或许有联系，但字钱比当布少，而且两者的重量相差太大，不可能是等价关系。也许当布真是宋国的货币，楚国承继这单位。也许当布背面的十货是指蚁鼻钱，当布一枚抵蚁鼻钱十枚。重量的确相符。

中国和希腊，约略在同时开始铸造货币，而且铸币发展的阶段，也有相像的地方。欧洲的钱币学家，把希腊古代的货币分为三个阶段：（一）古体（archaic style）或原始体，（二）自由体（free style），（三）希腊体（hellenistic style）。古体是自铸币的开始到公元前480年左右，即到波希战争为止，特点是图形比较简单，而且往往只一面有图形，背面为一方形戳印。第二个阶段自公元前480年前后到公元前336年，这是希腊文化登峰造极的时代，货币文化也包括在内；雕模技术进步，图案千变万化，没有定型。而且两面都有图形，大半是神话中的人物。第三个阶段是公元前336年到公元前100年，这是亚历山大的时代，特点是币面的图案差不多都是统治者的头像。中国在汉以前的钱币，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古体或原始体，（二）自由体，（三）秦体。中国的古体钱是以空首布为代表，形制比较呆板，币面不过一个字，两个字的就很少。而且字体小，书法幼稚拘谨。这个阶段是春秋时代，约略到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为止，和希腊的古体时期几乎完全吻合。第二个阶段是战国时的各种刀布，特别以布币为重要。约自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221年（如果只算到秦惠文王二年行钱为止则为公元前336年，又和希腊的第二个阶段吻合）。特点是无论在形制方面或文字方面，都是自由奔放，也是当时货币文化的最高潮。第三个阶段是秦惠文王用钱起或始皇把方孔的圆钱推行于全国起，此后中国货币的形制就固定了。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的，首先是问题的提出，其次是各种解答办法的提出，最后是采用一种在当时认为最妥当的办法加以推行。

希腊体系的货币，不但有文字，而且有图形，并且两面图形，各种人物、鸟兽、花木都是写实写生的，尤其当时对于人体的构造，具有正确的知识，人像的雕刻，细致而生动，各古代民族的体质上的特点，服装发式的演变，古代神话的内容，宗教的发展，历代帝王的相貌，甚至有些历史上的重要事迹都遗留在钱币上，而且钱币上的图案，往往是唯一的资料。由于希腊钱币本身就是美术创作，数量既多，分布又广，因此它全面而正确地反映了希腊美术发展的阶段。研究希腊美术史的人从钱币上所能获得的知识，比从任何其他文物上所能获得的知识更要全面可靠。中国人在古代没有像希腊人那样重视造型艺术。中国的钱币上，只有文字，除了压胜钱，没有别的图形，压胜钱的图案也不是写实的。而且中国的钱币不完全反映当时的美术发展水平，有时反映，有时不反映。古代希腊人把钱币看成美术品，而中国则只有个别的时期把钱币看作美术品。

然而中国钱币另外有它的美点，这些美点是希腊钱币所不具备的。这就是文字美和形制美。希腊体系的钱币，一直到中世纪末期，文字总是东倒西歪，不但不能说美，甚至不整齐。直到近代采用机器铸钱，文字才称得上整齐，但谈不上美。中国钱币上的文字，在战国时期就有很精美的，到了汉代、南北朝和唐宋，许多钱文的书法更是可供欣赏。在形制方面，希腊体系的钱币在近代使用机器铸造之前，总是方不方、圆不圆，几乎没有一枚称得上规矩。中国的钱币，不论是刀布或是后来的圆钱，除了私铸以外，一般都是规矩的；有些钱铸得比机器钱还要整齐美观。因此中国钱币中有许多是真正的美术品。

所以在钱币的形式上看来，中国钱和希腊钱有同样的发展规律，即由不圆变圆；可是在钱币的图形上，两者却长期保持不同，这种不同代表两种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重视抽象的概念，重视善恶，所以钱币上多用些好的字眼；欧洲文化重视具体现象，重视美丑，所以钱币上注重图形。此外，在币材上，中国和希腊也不同。中国以铜为主，希腊以银为主。这种不同并不一定反映两国的贫富，可能是货币在两国的流通范围和流通深度上有所不同：希腊的货币，主要用于对外贸易，所以单位价值大；中国在战国时期的货币主要用于人民之间的零售贸易，所以单位价值小，大数目的支付用黄金。如果这一推论不错，那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当时中国的货币经济比希腊更加发达。也就是说，中国用钱的人比希腊多，钱币更加深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

正因为中国钱币上只有文字，所以它更能够反映文字发展的情形，这是中国钱币的历史价值的一大根源。中国古代钱币的第二个阶段之所以能称为自由体，一部分是由于形制的多样性，同时也由于文字的变化。当时铸钱是用泥范，每范只铸一次，所以就是同一地方的钱币，上面的文字没有两枚是同样的。这种文字书法的多样性，充分表现在平阳小方足布和晋阳小尖足布上，平阳小布数量最多，适于比较研究，无论平字和阳字，都是千变万化，有拘谨的书法，有奔放的书法，几乎由每一枚钱，就可以想象到书写人的性格，这种性格毫无保留地表现在钱币的文字上。

中国的文字，就现在所知道的，以出现于甲骨上的为最早，其次是彝器上的文字，这就是所谓大篆或籀篆或古文。然而春秋战国之际，各地语言文字已发生差异。尤其是刀布上的文字，又和钟鼎上的文字不同：钟鼎上的文字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书写的，必然极力维持古文的书法，所不同的是新字，这种新字在社会经济变动很大的春秋战国时代，必定是很多的，但书法的变动大概还比较少。至于刀布上的文字，多是新兴的工商阶层的人所书写的，甚至为不大通文墨的人所写的，不但新字多，而且作法体势离古文更远，甚至不一定合标准。后来秦始皇统一书法，于是六国文字中和秦篆不同的都不用，而后代也就不识了。难怪两千年后，一些钱币学家捕风捉影，对于不认识的字，就说成三皇五帝的东西，什么太昊币、神农布，什么高阳金。

刀布上的文字，有地方性、过渡性，因此是多样的。有古文，有小篆，甚至有象形文字。例如乌邑小方足布的乌字，有时完全是象形如，又如尖首刀上的鱼作，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是图画。

刀布上的文字的读法，一般应当是先右后左，这是中国文字的正规读法，有些钱币学家往往随便乱读，来证明他们的论点，这是不应该的。不过当时的铸匠，并不都照规矩，文字常常左右错置，同一种布文，有先左后右，也有先右后左，因此也就很难说应该怎样读才对。

战国时期，常有新的城市出现，因而不断有新地名产生。小布上的地名，多带阴阳等字，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渐渐变为指南北，例如安邑之北称安阴，安邑之南称安邑阳或安阳。但为什么不用南北二字呢？也许同当时的阴阳说有关，除了表示方位以外，还有吉凶的意义吧。

刀布上的数目字也是值得注意的。中国的商用数字或号码即使不是在这时候形成的，也是在这时候萌芽的〔126〕。空首布、平首布、针首刀、尖首刀和明刀上都有铸数目字的，但要把每一类钱币上的数目字收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空首布以外，其余差不多都是出现在钱币的背面，作为号码。但方足布中只有垣、中都、大阴、平周、马雍等偶然铸有数字，尖足布有数字的比较多，圆足布则大抵都有数字，不过圆足布本身就是比较少见的。小刀上的数字也不齐全。各种刀布上的数字，写法大体上是差不多的，一至五同后代的商用数字一样，即一、二（或）、三（或）、（或）、（或或），六至九则同普通数字差不多，即、、、。尖足布上有、、、等字，有人认为就是六、七、八、九等字〔127〕。果然的话，则整套商用数字就形成了。不过我觉得这点值得怀疑。字可能不是六字，而是十一的连写，、、也不是七、八、九，而是十二、十三和十四的连写。因为六、七、八、九等字有另外的写法。而且不仅有、、、，还有、、、等。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圆足布的纪数法同其他刀布上的不一样，例如二十三，不作，而作，五十九不作，而作十九，中间的十字从不省略。这种差别自然也是地区习惯不同，也许反映圆足布使用地区计数方法比较落后，因而一般经济也比较落后。

战国时期虽然没有主币辅币的观念，但显然已知道把货币单位分成等级。无论布币、刀币和环钱，都是有等级的。布币中无论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都有大小两种，尖足布中的大阴、晋阳、氏、等，方足布中的涅，圆足布中的、离石等，都有大小两等，尖足布中的小布往往加一半字，如晋阳半、氏半、半等，大概是两枚小布等于一枚大布。三孔布和釿布的等级更是明显。刀币中的即墨刀是分大小两种的，环钱中济阴有大小两种，而半环的半字分明也是表示等级的。

中国早期的钱币，还有一点同古希腊相像的，就是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甚至可以说，货币是由各城邑分散铸造，而不是由各国政府集中铸造。不过希腊一个城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所以称为城邦，同中国稍有差别。中国当时的货币无论刀、布、环钱、蚁鼻钱或金爰，制度都是不统一的，大都加铸地名。布币区的分散性更加厉害，刀币区比较集中一些。但赵刀的情形几乎同布币一样。齐刀也是分别由几个城邑铸造。也许后来三字刀成了全国性的货币。但要说齐国的货币是由政府集中铸造也还没有证据。《盐铁论》中的文学派提到“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可能是指齐国的情形。虽然儒家不应以齐国的国君为王者，但也许汉代的人没有那样严格。只有燕的明刀具有明显的统一性，它背面左右内外和数目字，证明它们是在一种统一的制度下铸造出来的。这种大量铸造的事似乎只有国家的力量才承担得起。只有秦钱不铸地名，但这也只限于环钱。三孔布仍然是有地名的。不过由于形制的划一和制作的整齐，可能是在统一的布置下铸造的。

在流通方面，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货币流通，至少先后曾流通过两三种货币。古代文献中，刀布并提的例子不少，如《管子》书中有“刀布为下币”之句，《荀子·富国篇》中也有“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荣辱篇》中有“余刀布，有囷窌”的句子。而且有些地名同时见于刀布上，甚至同时见于刀布和环钱上。例如齐字，不只见于三字刀、四字刀和六字刀上，而且见于明刀上。安阳的地名见于安阳刀和方足布。这些可能是同名异地。但如东周、安臧和共，同见于空首布和环钱上；离石同时见于尖足布、圆足布和环钱上，至于字则大小尖足布、小方足布、大中小圆足布、小刀和环钱上都有。应当是同一地所铸。大概因战国时有些地方常常易手，因而各时期所通行的货币不同。也可能是商业特别发达的城市为了同各种货币体系的城邑进行贸易，因而铸造不同的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