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修改经过

胡福明

一、认识到否定“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关键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在南京大学批判“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我都是第一个发言。从1976年冬到1977年冬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先后发表了4篇文章：《评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批判张春桥宣传上层建筑决定论的唯心论，阉割人民民主，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为法西斯专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此文与陆夕书同志合作）一文，论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教条，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一文，论述当代中国的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谁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一文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则，“唯生产力论”的“唯”字，仅仅强调生产力是根本，是第一位的，与“唯物论”的“唯”字是一个意思，生产力论绝不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于1978年3月摘要转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努力从理论上不断探索，以推动拨乱反正的进程。

南京大学是继北京大学之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最早出现“造反”的学校之一，是江苏“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因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早在1966年6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控诉匡亚明对我的迫害》的社论，我就被作为“匡亚明黑帮”的成员打倒，因而没有参加“造反”。

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师生强烈要求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等冤假错案改正，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家从亲身经历中已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我在实践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必须改弦易辙，重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粉碎“四人帮”，进行拨乱反正，正是推进历史转折的机会。同时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我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篡改与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国各方面都被搞乱了，冤假错案遍于国中，要一点一点推动拨乱反正，是十分艰难的。必须抓住一个根本问题加以解决，即找到拨乱反正的“总开关”。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我反复思考，寻找答案。

我们对国情缺乏深刻了解，把极端复杂的形势看得很简单。拨乱反正的阻力太大了。先是北京传出消息，说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不能批判，因为那是毛泽东主席圈阅过的。毛泽东主席圈阅的，就不能批判。于是，这也不能批判，那也不能批判，方兴未艾的揭批“四人帮”斗争突然冷却下来。不久，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按照“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不能批判，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不能改正，邓小平同志不能重新出来工作，冤假错案不能改正，“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出笼后，拨乱反正寸步难行。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发言说“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教育，教学质量下降，科研无法进行，高校是个重灾区。立即有同志说：“可不能这么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教育战线是重点啊。”这位同志的本意是爱护我，但也说明“两个凡是”的桎梏多么严重，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流毒多么深广，“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斗争使人们仍心有余悸。然而，广大群众和干部还是以各种方式推进拨乱反正。

当时流行一种方法，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找出毛泽东主席的几句话推动拨乱反正。恢复人们普遍关心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就是从一本笔记本中找出毛泽东主席的几句话做依据的。我以为，这是巧妙的办法，但用这种方法，拨乱反正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根本无法找到毛泽东主席的话作为拨乱反正的依据。我逐渐认识到，“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是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制定的最大禁令，否定“两个凡是”正是推动拨乱反正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两个凡是”是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的翻版，与“四人帮”编造的毛泽东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如出一辙，都宣传天才论、唯心论、形而上学，搞个人迷信。这是十分清楚的。“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是为“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的，是推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的工具。“两个凡是”的目的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阻止拨乱反正。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没有说过“凡是”。要拨乱反正，就必须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然而这很困难。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旗帜，人民自然敬仰毛泽东。“谁反对毛泽东主席就打倒谁”成为最流行的口号。这样，批判“两个凡是”，可能被指责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且，“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惯例，两报一刊社论代表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观点，批判“两个凡是”会被指责为“反党”。当时我想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中国已经很落后了，人民政治上、精神上受压抑，生活上贫困。我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关键时刻：坚持“两个凡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中国人民将堕入苦难深渊；否定“两个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重新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拨乱反正是历史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否定“两个凡是”是迟早的问题，愈快愈好，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受过人民多年培养的理论教员，作为共产党员，有责任、有义务为拨乱反正出力。

二、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文章的主题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怎样批判“两个凡是”。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显然是不行的，不能赤膊上阵。那样，即使文章写出来了，也没有哪家报刊能发表。因此要给“两个凡是”找个“替身”，这个“替身”就是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批判“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是理直气壮的，无人能反对。用什么形式批判呢？我认为，批判“两个凡是”首先是个理论问题，要从理论上分清是非，要正面立论，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然后批判“句句是真理”的唯心论。先立后破。

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一个原理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这是个要动脑筋的问题。“两个凡是”的本质是唯心论、形而上学，但不能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去批判“两个凡是”。

我反复研究“两个凡是”的本质特征。“两个凡是”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本质就在于，它认为毛泽东的指示、决策都是先验的正确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是先验地正确的，不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毛泽东永远不犯错误，因为毛泽东是天才，而且，当时人们研究解决问题、评判正确与错误不是以实践为根据，而是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做标准。这就是“两个凡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主观唯心论的特征。这就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检验认识、理论、观点、路线、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句句是真理”“两个凡是”的要害恰恰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想通这点，豁然开朗了，很兴奋。于是，我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文章的主题。

题目确定，就立即研究具体内容和提纲：先论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接着论述自然科学、理论、路线、政策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是否正确，任何人的理论、学说、观点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实践标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随后批判“句句是真理”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本质。当时，我强调一切理论、路线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但我觉得，针对性还不强，难以真正戳到“两个凡是”的痛处。因为，“两个凡是”是讲毛泽东的理论、路线、决策、指示是先验的、正确的，无须经过实践检验，毛泽东不犯错误；“两个凡是”并不广泛适用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因此一般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针对性还不强。怎么办？公开说毛泽东的理论、路线、政策也要经过社会实践检验，在当时是不行的，说毛泽东也会犯错误更不行。经过苦思，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以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实践修改自己的理论观点做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认识发展也遵循人类的认识规律。他们的理论、观点是否正确也必须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他们的特点在于自觉坚持科学态度，自觉根据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证实、发展自己的理论，并公开修改某些不正确的或过时的观点。我从《“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修改《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作为实例，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还有某些观点要依据实践检验进行修改，何况其他著作？马克思主义导师尚且依据实践检验修正自己的观点，何况其他人？毛泽东的理论、路线、决策当然也要经受实践检验，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句句是真理”是没有的，“两个凡是”是不能成立的。我把马克思、恩格斯自觉根据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作为文章的第二部分，并对这一部分特别满意，认为切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1977年6月，正当紧张工作时，我家出了一件大事。我妻子在体检中发现了肿瘤，急需开刀。我着慌了，放下工作，到处奔走，联系解决妻子住院问题。在同志们热情帮助下，妻子住进了省工人医院。手术很顺利，接下来是陪护。那时已是暑假，白天，由儿女们给妈妈送饭菜，我则到处购买鲫鱼、母鸡，排队买西瓜。晚上，我去陪护。一间病房住4位女病人，天气闷热，陪护的人都在走廊里，找张凳子坐着打瞌睡。那时我年轻，下午睡一觉，可以通宵不眠。于是，我把中断了两周的研究在医院里继续下去。我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陆续带到医院，逐篇研读论述实践观的篇章，做出标记。这些著作过去反复读过，两三个晚上就做好了。随后，就伏在凳子上构思内容、编写提纲。累了，就找几张凳子拼起来睡一会儿，醒了再干。一星期后，妻子出院了，我的提纲也写好了。回家后，用了几天时间，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草稿。当时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有一股冲动，也肯吃苦。由于这篇文章政治上的敏感性和风险，我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给自己规定了几条：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正面立论；观点正确，无懈可击；态度坚决，切中要害，尽量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录，引用著作中的实例；以理服人，措辞谨慎，摈弃大批判作风。我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深知文字差错的可怕。因此，我必须既坚定勇敢，又坚持科学态度。我写文章喜欢自己研究，这样敏感的题目更要独立完成，文责自负，所以文章寄出前从未与人议论过。

我历来的习惯是，文章写好后，搁几天再修改。一般要修改三四次。这篇文章更是反复修改一个来月。这期间，召开了党的十一大。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也就是坚持“两个凡是”。我进一步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很适时，必须写好。

1977年8月底，文章改出来了。寄到哪里去呢？我想起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王强华是我在6月初认识的。那时理论界在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理论讨论会，我在会上做了题为《谁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的发言，论述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会后，经别的同志介绍，我认识了王强华同志，他似乎支持我的观点，并约我写文章，但没有提出题目。因而我于1977年9月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另一篇文章一起寄给了王强华。

这篇文章从酝酿到寄出，用了近半年时间。

三、文章的修改和发表

我给王强华寄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有三部分：（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学说、理论、路线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是真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则应予否定，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2）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觉根据社会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学说，证实、发展真理，修正错误；（3）“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是唯心论形而上学，流毒很深，必须继续深入批判。

文章寄出4个月，没有消息。1978年1月14日，王强华给我寄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两份清样，并附信说，文章“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王强华等同志已看到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敢于始终坚持发表这篇文章，其精神是非常感人的。我研究了他的建议，仔细推敲了文章，自认文章不会产生“副作用”，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对“两个凡是”，批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动拨乱反正的文章主题，也不宜改变。所以，我对文章修改得很少，尽可能说得周到些，坚持文章的主题、基本观点。为避免授人以柄，2月、3月、4月，王强华都给我寄文章的清样，让我修改，我都照办了。这几次修改，编者没有提出具体要求。

3月13日，王强华又给我一信，他说：“您的文章立意是很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从概念出发，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意思的话写上。”我很高兴这样做，于是，在修改文章时加了一大段话，现摘录一部分：

十年间，“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横行……他们抓住只言片语吓人、打人，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决问题，既不总结实践经验，又不倾听群众意见，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问具体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生搬硬套，明知不符合实际，也不敢从实际中引出新结论；遇到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翻书本、找语录，把个别词句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管是否符合当前实际，不问能否做好工作；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解放思想，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实事求是，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把我们的革命工作做好。

我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所以加了这段话。同时，我把文章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可是，在4月2日的清样上，编者却删掉这样几句话，“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而这几句话正是直接批评“两个凡是”的。我理解编辑的处境与心情：既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又不便把话说得太明白。

4月中下旬，我去北京参加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当晚，王强华把我接去报社。他告诉我，《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本已定稿了，准备在4月2日哲学版刊出。因为有争议，所以送给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审阅。杨西光很赞赏，认为放在哲学版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是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更有战斗性。王强华说，本来计划约我来北京修改，现在我来开会，正好修改文章。

在总编辑办公室，我见到了杨西光、马沛文、孙长江同志，还有王强华、陶凯等同志。杨西光说明了意图：把这篇文章从哲学版上拿下来，作为重要文章发表，因此要进行修改，请大家提意见。他说，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联系了，理论研究室也在研究这个题目，因此请孙长江同志来参加讨论，帮助修改。大家随即提了一些意见，归纳起来有几点：第一，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批判“句句是真理”，冲破禁区，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强针对性、战斗力，对准“两个凡是”；第二，文章的论述要更充分一些，更深一些，理论上更严谨、更完整一些，不能授人以柄。马沛文主张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立即表示“不可”。因为“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如果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没有哪家报纸、电台能发表这篇文章。

白天我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上午《光明日报》通讯员把稿子拿走，傍晚又把清样送来，如此往返了3次。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杨西光又接我到《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修改。在此期间，我去了人民日报社，见到何匡、汪子嵩、崔文玉、谷嘉旺等同志。何匡说：文章有战斗力，《光明日报》如果不用，我们发表。遵照杨西光同志嘱咐，我去找吴江同志征求意见。他肯定了文章，在一份清样上给杨西光写道：“写得不错，是一篇有力的说理文章。”吴江提了修改意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论证充分一些，写得周密一些，增强战斗力。”

我到北京以后的修改，有几点须说明：

第一，把文章由三部分变成四部分，增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为第二部分（这部分，是我原来一段话的扩展）。

第二，强调冲破“禁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至今仍存在一些‘禁区’。所谓‘禁区’，就是不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研究的问题，不能用科学方法去分辨是非的问题，而只能靠‘信仰’去解决。这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前，没有不可研究的问题，没有任何‘禁区’。凡是‘禁区’，就没有实践标准，就没有科学，就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盲从。”后来，又引用了周扬在全国哲学讨论会上讲的“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

第三，修改时加了两句话：“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第四，进一步阐述理论、学说、路线、政策是否正确，都必须通过实践检验，没有例外。

197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我准备回南京。杨西光说：“文章已改得差不多了，你要回去也可以，下面就交给中央党校的同志做点修改了。”我与孙长江分别时，他曾说：“我来理一理，挤掉一点水分。”

孙长江是我的老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孙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先秦部分。孙长江老师的修改，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第一，把文章理顺。给四个部分加了标题，更醒目了。第二，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部分，做了进一步论述。第三，对文章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分析发挥，并且使文章精练了。总之，孙老师的修改，提高了文章的质量，我是很感谢的。

在修改文章期间，杨西光与我同住在《光明日报》招待所，他曾几次同我谈话。他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光明日报》工作，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杨西光说：“《光明日报》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

杨西光还说，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订。他站得高。他在中共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的文章，都要经过耀邦同志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耀邦同志审阅，才能在《理论动态》发表。不久，他又告诉我：“发表这篇文章已做了安排。先由《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然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批判‘两个凡是’，推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杨西光还同我商量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所有大样上都署你的名字，但是，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就不以你个人的名字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我立即表示：“行。”我说：“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为了拨乱反正。文章发表后，能起更大作用就好。”于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

据我所知，给这篇文章修改、提意见的有多位同志。杨西光主持这篇文章的修改发表，马沛文、王强华、吴江等同志都参加了修改。孙长江下大力气修改了文章，因而这篇文章成为集体创作。耀邦同志审定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发表起了巨大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击中了它的要害。因而，发表后立即遭到提出和支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激烈反对，指责这篇文章是“砍旗的”，即是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犯了弥天大罪。因而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有被扼杀的危险。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论述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旗帜鲜明地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严肃批评照抄照搬书本和上级文件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批评思想僵化。在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亲自领导下，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广泛展开，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参加真理标准讨论，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也积极参加真理标准讨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一时间，真理标准讨论成为人们日常的热门话题，形成了全党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