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本书是《走向自主创新》的续集，风格一脉相承。本书的主题仍然是关于自主创新，虽然这个主题本身也经历了“沧桑”。当中国领导层在2006年1月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自主创新方针时，它在当时的条件下为鼓舞中国工业界的自主开发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不过，后来在美国的施压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个方针先是让位于“救市”，后来被代之以含义中性的“创新驱动发展”。2013年以后，虽然党的领导人在视察基层单位时还经常提到自主创新，但没有再以大政方针的形式予以确立。

可喜的是，自主创新作为进取性的精神状态、后来居上的竞争战略和实现技术进步的方式，仍然在中国工业顽强地扩散开来，并不断积累起势头——这是本书取名《新火》的主要原因。本书收录了2007—2016年完成的五篇研究报告，其中的两篇经过修改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发表于学术期刊；此外，在本书编辑阶段，我还为另一篇增写了“续集”。这些新的工作可以使本书与今天的中国工业发展情况更加密切相连。本书的经验研究既涉及核电和高铁这类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工业，也涉及半导体显示器和数控机床这类竞争性的高技术工业。对这些工业的研究表明，自主创新不但在中国工业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而且是中国企业和工业获得竞争优势和实现技术突破的唯一途径。

虽然本书收录的研究报告或文章涉及创新研究的许多方面，但它们共同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一个：技术只能自己干。这个观点以稍微理论一点的语言表达就是：中国工业要想创新就必须自己掌握技术，而要掌握或获得技术就必须进行和坚持自主的技术研发。

自从自主创新作为指引中国技术进步的一种方针和路线被提出后，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把自主创新形容为“关起门来自己搞”的说法。如果出于无知或误解也就罢了，但对于有意者来说，其目的无非是把政策辩论的焦点从自主开发与依赖技术引进的对立，偷换成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对立，由此再将其混淆成“闭关自守”与开放的对立，从而以貌似合理的借口否定自主进行技术研发的必要性。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美国以极端的手段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和技术战之后，还有人继续以“开放”和“国际合作”等空洞的辞藻来掩饰问题的本质。不过，无论怎样伪装和歪曲，否定“技术只能自己干”的立场都是可以从理论逻辑上予以证伪的。

在国际主流创新理论中，“技术”一般被理解为由两个互相密切联系的要素所构成：知识和行动。知识指的是人的头脑中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可以通过操作手册、设计图纸和论文等来表达），但产生这样的理解离不开行动——对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行动需要技能和能力，而技能和能力只能在有关技术的实践中被掌握，并不能还原为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知识。因此，技术知识是经验的知识，只有通过人类的技术实践才能够生成、发展，并且被传承——正如个人技能只有通过往复的行动才能被记忆那样，工业组织的技术能力也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实践才能被记忆。反对自主创新的人惯用的手法就是割裂掌握技术的这两个条件——“知”和“行”的互相联系，以使公众产生不“行”也可以“知”的错觉。

技术知识的实践性质是理解自主开发与技术引进之间关系的钥匙。流行于中国的“引进”一词并非一个世界通行的概念。就其通常的含义而言，如果用英文表达中文的“引进”，则直截了当就是“import”（进口）或“purchase”（购买）。但是，获取外国技术的途径并非只有贸易的形式（包括购买设备、购买技术许可证等），还有非贸易的形式，如留学、阅读文献、参加国际会议、访问参观、私下交流等。因此，比“引进”更具有一般性的概念是吸收外部技术知识。中文的“引进”并不涵盖获取外部技术（知识）的全部途径，因为它从来不包括非贸易形式的学习含义，而仅仅指进口或购买。当然，购买外国机器设备可以成为后进者学习先进技术的一个途径，但其必要条件仍然是为学习付出努力（如通过反求工程来掌握技术），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使用这些机器设备。

毫无疑问，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获取、引进、利用和吸收外国技术知识的必要性。更一般地说，包括发达国家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也都存在吸收外部技术知识的必要性，如把产生于大学或其他国家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带来商业价值的产品。正是因为任何创新都存在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必要性，所以对创新的理论研究也产生了“吸收能力”的概念。从本书引述的理论文献可以看到（本序言不加注释以避免给读者带来负担），国际创新学界公认：工业组织的吸收能力来自它们自己进行研发的努力，即一个组织通过自主研发而达到的相关知识水平决定它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因此，不进行技术实践或行动的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无从吸收外部知识，也无从掌握技术。

在澄清上述概念和理论关系之后，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世界上不存在不需要吸收外部知识的创新。在现代条件下，任何企业的研发人员都必须经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和技术训练，这种资格要求已经属于（对企业而言的）某种“外部性”了，何况研发过程始终存在了解和参考竞争对手所作所为与外部知识进展的需要和可能性。因此，“关起门来自己搞”的标签与自主创新没有关系，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研发出来技术。

那么，自主创新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要创新就必须掌握技术，要掌握技术就必须自己干，因为世界上也没有自己不进行研发就可以掌握的技术——这是由技术的“知行合一”的性质所决定的，即不“行”则不“知”。获取外部知识的条件可以影响自主创新的条件，但创新的效果更关键性地取决于自主开发的努力，而不是客观条件本身。当本书批评引进政策时，它批评的是以引进代替自主开发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就只能陷入技术依赖。中国当然可以从技术引进中受益，更可以从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受益，但前提条件是坚持自主开发，把引进当作辅助手段。有关技术的“知行关系”很容易帮助理解这个原则，即开放与自己干之间没有矛盾——为了更多地“知”，中国应该开放，但要能够达到“知”，则必须自己去“行”。华为海思开发芯片时，如果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难道还要开起门来让别人代劳？也正是因为有了通过自己干而获得的能力，华为才能满世界去“合作”。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阻断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而阻碍知识传播的最大障碍是需要方没有吸收能力。因此，战胜技术封锁、“脱钩”威胁并保持国际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坚持自主创新。那些声称自主创新会影响国际合作的人不是无知或别有用心，就是胆怯。

写这篇序言还给了我一个机会来表达一个以前没有能够彻底表达的立场：世界上其实根本不存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创新途径或模式，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不进行自主开发就可以“消化、吸收”的可能，更谈不上“再创新”。当年，为了缓解提出自主创新方针的冲击，官方把自主创新划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三种途径或模式。这种划分并不严谨，这里不谈前两种，只集中于最后一种。这种模式是在政治妥协下被杜撰出来的，它无法克服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如果引进方没有技术能力基础，那么“引进”本身不会带来任何技术，只不过是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技术的使用权；如果引进方具有吸收引进技术的能力基础，那么这种模式就不再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因为这个能力基础只能来自自主开发。因此，不必再以这种杜撰的“模式”去掩饰错误的做法。

本书收录的四篇工业研究报告以各自的历史和经验证据都证明了这个道理。四个不同的工业部门或其中的企业都经历过技术引进：中国核电和高铁的发展都是从全盘引进开始，京东方是通过收购外国企业的液晶业务进入半导体显示工业的，而沈阳机床集团也是从国际合作开始研发数控系统的。但是，它们后来获得成就的原因都是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核电发展中保留下来的自主开发路线，最后翻盘压倒引进路线；高铁则是国家战略的变化使自主开发路线代替了引进路线；京东方把收购的技术资源用于自主建设生产线；沈机的数控系统研发团队则是放弃国际合作的幻想，走上完全依靠自主开发的道路。不错，四个工业部门都从引进或国际合作中受益，但受益的原因恰恰是它们不仅具有从自主开发经验积累起来的能力基础，而且在引进或合作之后又果断地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引进派喜欢说，创新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逻辑上讲，站在“巨人”肩膀上创新是在“巨人”的成就及其背后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基础上创新；如果无力吸收和利用“巨人”的这些“成果”，非但不可能创新，反而只能被“巨人”踩在脚下——这是由中国一些工业部门和企业的经验所证明的。因此，从引进中受益从来不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如果中国核电发展只能依赖美国西屋的AP1000技术，如果中国高铁只能依赖继续购买外国车型来升级，如果京东方也依赖引进生产线，如果中国机床工业只能购买外国数控系统，那么这些工业部门今天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不难想象的。

我多年来在课上为了给本科生讲解自主研发与引进技术的关系，总是用这样的例子来解释：一个人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取决于他或她自己的知识水平，而社会已经达到的知识水平永远代替不了个人学习的必要性；虽然学习大师的论文有助于年轻学生了解写出好的论文需要做到什么，但学生写论文的能力永远来自他们自己不断写论文的实践和努力，无论他们是否看了或看了多少大师的论文。多年来无一例外，这个道理被20岁上下的本科生们所明白、所认可。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直白的道理，却在中国的政策领域被扯了几十年之后，还是有些人弄不明白或不想弄明白。因此，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它以对中国工业的经验性研究和对真实事件的分析，破除这些无知、胡扯和别有用心的歪曲，从社会意识上为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创造条件。

二

因为构成本书的五篇文章或报告是在不同的任务背景下和不同的时间段分别完成的，所以下面按它们在本书中的顺序，对它们的研究过程予以简单的说明和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它们是如何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本书的主题。

第一章　论产品开发平台

这是一篇理论文章，发表于《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不过，这篇文章的原稿写于2007年，最初的写作动机是为了把“产品开发平台”的概念理论化。我在2005年年初完成的大飞机报告（收录于《走向自主创新》）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原因是当时在关于中国要不要再上大飞机项目的辩论中，一些人纠缠于运-10飞机本身是否存在缺点，反而模糊了战略问题的本质。在那个报告中，我从“能力观”的视角指出：“运-10下马丢掉的不是一个产品，而是技术能力赖以发展的开发平台”；如果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为理由，放弃自主的产品开发平台，就会中断技术学习过程，就会丧失能力。这个表述指出了运-10 问题的实质，当时震撼了辩论的各方和决策层。但是，什么是“技术能力赖以发展的开发平台”？这个概念是在辩论的激愤中脱口而出的，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主要是凭着对技术能力成长离不开产品开发的直觉，而且国际主流创新文献中也没有这个概念。因此，我产生了必须把这个概念理论化的想法。那时，我们已开始研究核电工业，同样需要从理论上证明自主开发的必要性。于是，我以内部报告的形式完成了这个概念模型（被收入2007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成果选编之七）。因为想继续让这个理论模型经受经验研究的考验，所以没有急于发表，结果一放就是10年；直到2018年受到某些事情触发，才花时间订正后，以《论产品开发平台》的标题发表于《管理世界》。

这篇文章表达的核心思想是，技术进步及其相应技术能力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团队与研发对象（如产品）和手段（如试验工具）之间的互动。它从理论逻辑上证明，产品（和工艺）开发不仅是创新的中心环节，而且是技术能力成长的关键机制。反过来讲，放弃产品开发就不会形成技术能力——这是自主开发的基本逻辑。这个理论逻辑不仅指导了被本书收录的工业研究，也为这些研究的经验证据所证明。因此，这篇文章可以为本书的经验内容提供一个主要的理论框架，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本书的理论章或导论。

第二章　破解中国核电迷局

第二章是对中国核电发展的研究，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前者是发表于2009年1月《商务周刊》的一篇文章，后者则是为本书新增的“续集”，两者之间相距整整11年。

我们对核电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6月，当时正在展开的新一轮核电发展似乎要走上全盘引进的道路。2004年，政府主管部门决定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来统一中国核电的技术路线。后来决定“引进”的美国西屋公司AP1000（反应堆）虽然被说成世界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但它并没有实际建造过，而且全盘引进意味着要放弃中国已经掌握的技术。这个前景引起业内的争论，也决定了我们研究核电的动机。面对复杂的核电发展问题，我们当时的最大困惑是：在中国的核工业建立50多年之后，在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10月）40多年之后，在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0年12月）30多年之后，在中国的民用核电工业经历了几乎30年的发展之后，为什么中国核电的发展仍然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赖引进技术？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世界核电发展的脉络以及中国核电发展的历史，还需要理解核电技术。除了读文献和访谈业内人士，关键一步是在带领我们进入核电领域的钱积惠前辈（曾任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院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副总干事长）的安排下，我们访问了总部位于成都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及其设在四川夹江县一条山谷里的原址。就是在那条山谷里，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核反应堆和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遗址，也因而找到了中国核动力技术的源头。

按照最初的想法，我们要写出世界核电工业的历史、中国核电发展的历史，以及技术、理论等内容。这个“宏大”的目标使我们的研究在不得不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之后还处于“半成品”的阶段，但同时中国核电的实际进展却很快。面对这个矛盾，我不得不舍弃了全面分析核电工业的想法，以一篇3万多字的媒体文章让这项研究告一段落（即本书第二章的“上”）。当时的想法是，即使我们无力影响政策，但讲清楚政策的来龙去脉（即为引进路线“树碑立传”），亦可为历史留下证据。我们的核电研究不是有立项的课题，也没有得到任何机构的支持；核电文章是本书收录的报告中篇幅最短的，但为写出这篇文章而做的研究却花的时间最长、付出的精力最多。

核电文章的发表距今已经11年，中国核电的发展在这期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帮助读者理解时隔这么久的文章与今天的联系，我决定在本书收录的核电文章后面增加一篇“核电后记”。但写着写着就超过了上文的篇幅，于是，在本书编辑的建议下，把“核电后记”变成第二章的“下”。即使成为“续集”，它也不得不分为两个风格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描述了中国核电从2009年到2019年的发展轨迹。简要地说，在采用美国西屋AP1000的浙江三门和山东海阳两个核电站于2009年开工建设之后，发生了日本福岛核电站爆炸和核泄漏事故（2011年3月）；三门和海阳核电站的建设过程中，此前从未实际建造过的AP1000反应堆出现了许多问题，致使两个项目不断延期，大幅度增加了建设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分别在自己的技术基础上推出了各自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并在政府的要求下于2014年融合成为“华龙一号”；2017年3月，西屋公司破产并重创了其母公司日本东芝；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AP1000和“华龙一号”的地位发生逆转。到2019年，“以AP1000统一中国核电技术路线”的方针彻底破产，而自主开发的“华龙一号”正在成为中国核电发展的主导技术。

11年的实践证明核电文章的立场经得起考验。但是，如果对中国核电的介绍到此为止，我仍然没有感到我们已经完成这项研究，因为“华龙一号”的技术从何而来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回答的问题。回到2006—2008年期间，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院史草稿，但没有机会示之于众。今天，当解释“华龙一号”的技术之源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之时，我终于有机会把我们在心中埋藏已久的“故事”讲出来。因此，我在旧文的基础上改写出来“续集”的第二部分，讲出了中国核动力技术从建造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再到“华龙一号”早期设计方案的来龙去脉。至此，我终于感到对其业绩曾深深震撼过我们的前辈有了一个交代，也完成了对中国核电发展的研究。

第三章　战略与能力：把握中国液晶面板工业的机会

本书第三章是对中国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工业的研究。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个工业部门后来被归于半导体显示工业。显示工业的重要性可以从如下一个事实看出。为了实现从改革开放之初发展起来的彩色电视机工业的“国产化”，中国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通过引进技术和外资建立起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彩色显像管工业。进入21世纪后，世界显示工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新兴的平板显示器逐渐替代传统的显像管，而TFT-LCD也逐渐成为主导技术。在中国市场上，液晶电视的份额在2008年决定性地超过显像管电视，而无力适应技术变化的中国彩色显像管工业在此后的三四年内全面崩溃，其毁灭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虽然中国彩电工业那时也全面转向生产液晶电视，但其却因为完全依赖进口液晶显示器而再度陷入“尴尬”。当“缺芯少屏”成为形容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工业状况的流行语时，中国能不能或怎样才能发展起半导体显示工业的问题就成为我们研究的导向。

我们的研究是从深入调研京东方开始的。我们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只有从工业层次看问题才能把握政策的意义，但理解一个工业必须从理解该工业的主要企业起步。中国企业没有参与半导体显示工业的技术发展，而是在这个工业已经发展起来后才作为后进者进入。京东方是最早进入TFT-LCD工业的中国企业之一，也是唯一没有“引进”生产线的中国企业——其进入方式是通过收购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业务，并利用收购的技术资源在北京自主建设第5代生产线。这种进入方式与本书从理论上讲的建立产品开发平台是本质相同的，只不过因为半导体类工业的特点而称之为技术学习平台。事实证明，这种进入方式是决定性的，因为当中国液晶显示工业终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迎来发展机遇的时候，京东方是当时唯一具有自主扩张能力的企业，而依靠“引进”生产线的企业不是消亡就是陷入停滞。

2009年是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年份。直到那时，政府部门还不相信中国大陆企业能够建成高世代生产线，仍然把发展液晶面板工业的希望寄托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到中国大陆建生产线上，尽管这个“邀请”一直遭到相关各方企业的拒绝。也就是在那一年，京东方开始大规模扩张，先在4月开工建设合肥6代线，又在8月末宣布建设北京8.5代线。这些行动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突然转变态度，蜂拥要在中国大陆建设高世代生产线，拟议中的项目金额一度超过2 000亿元。但是，政府政策并没有转向以支持中国大陆企业的成长为重心，而是立刻忙于控制项目数量。鉴于其政策含义，在我的建议下，这项研究被列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课题。

京东方的扩张和“液晶热”使我们的报告主题很快就被明确为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京东方的投资行为是否能够成功？第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纷纷要在中国大陆建线的时候，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报告的内容和结构。那时，京东方的扩张刚刚开始，它在亏损条件下的大规模投资引起中国财经媒体的质疑和嘲笑。对于京东方扩张的合理性，我们必须在说服读者之前先说服我们自己。于是，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追溯全球TFT-LCD工业的历史，力图从中概括出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的“规律”。当我们把京东方的扩张置于全球工业史的脉络中时，我们发现这种反周期的高强度投资确实是后进者赶超的不二法宝。

在2010年6月完成液晶工业报告之后的几年里，京东方逐渐展现出惊人的市场成功。从2009年到2018年，京东方连续建设了13条生产线，总投资超过4 000亿元，并且从2013年开始主营业务赢利。今天，京东方已经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显示企业，而仅仅在11年前还看上去不可一世的日本和中国台湾企业已经处于逐渐“出局”的状态，只有韩国企业以转向更新的技术来力图保住自己的地位，但也不再以“老大”自居。回顾这场由中国企业的技术突破而引发的世界显示工业格局大变动，我必须承认，10年前写的报告低估了京东方的成长动力，也高估了政府能够采取正确政策的概率。在液晶工业报告的基础上，我后来又花了几年的时间，写成了《光变》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出版），它以更详尽的工业史研究讲述了“一个中国企业在一个全球高技术工业中的史诗般崛起”。

由于液晶工业报告的完成时间比《光变》要早五年多，所以我曾经犹豫是否将报告收入本书。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坚持认为报告有着与书不同的价值。研究报告是写给政府看的，而书是写给大众看的，所以报告讨论政策的内容就被书舍弃了。作为作者，我认为将报告收入本书的最大价值，是可以将读者置于显示工业发展过程的关键时刻，从过程的语境中去思考政策和战略问题。在那种时刻，虽然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但被经验证据反复验证过的理论原则，仍然可以帮助决策主体采取正确的行动，无论是企业的战略行动还是政府的政策行动。

第四章　“i5”革命

第四章是对沈阳机床集团（以下简称沈机）开发数控系统的研究。2015年春天，闻知沈机开发出来具有互联功能的数控系统（被命名为“i5”），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当时正是互联网话题最热的阶段，德国的工业4.0计划又为这个话题添了一把火。我们出于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关注，也在努力理解互联网如何进入工业的问题。于是，我们在那一年数次访谈沈机的上海研发团队和沈机集团的领导（还专程访问过“i5”机床的用户），并把这项研究列为我们承担的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研究项目的课题。

对于这项研究，虽然我们的重点是技术，而且花时间最多的也是理解技术，但我们对于这个案例政策意义的思考主线始终是产业升级，特别是传统工业与新技术的融合。从这个视角看，沈机的经历有两点特别吸引人。第一，新技术的开发是由一个传统机械工业中的老国有企业发起的，这对思考工业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整个研发过程的组织模式在中国工业中也是罕见的：研发项目是由总部位于沈阳的沈机集团发起的，而执行项目的则是在上海组建的一支以具有IT技术背景的年轻人为主的团队。这种模式既使机床和数控系统的双方可以在同一个组织架构下进行互动，同时又可以避免母公司的组织机制和文化“窒息”开发团队的活力。

第二，一旦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根据客户需求特点选择技术的自主性就使创新成为必然。开发团队原定的目标是做出一款能够替代进口的数控系统，但在变化了的技术语境下，在为客户解决问题上要“好一点点”的开发原则催生了这款数控系统的智能、互联功能。这样的实践再次证明，创新只能依靠自主开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市场需求的特点结合于产品。它也同时证明，如果IT等新技术能够应用于传统工业，其必要条件是工业企业必须具有产品开发能力。由此得到的更一般性的结论是，如果新技术能够与传统工业融合，那么融合的动力和能力必须来自双方，绝非单独一方能够强“加”的。

在这项研究的背后，我们还有一个多年的愿望，就是了解东北的骨干企业，特别是理解老国有企业走过的路。研究沈机确实开启了我们后来在辽宁的调研过程（不属于本书的内容），我们访问过的地方国有企业包括：中国唯一能够制造大型离心式压缩机（石油化工的核心装备）的沈阳鼓风机集团，生产了世界上最大的矿山装卸机械和中国一半的大型船用曲轴的大连重工·起重集团，中国唯一可以制造大型乙烯工程挤压造粒机组的大连橡胶塑料机械有限公司，中国最大也是历史最久的轴承企业瓦房店轴承集团，等等。但那个调研过程也带给我们很多沉重，因为我们也了解到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年的那一轮国企改革造成的损失。例如，沈阳凿岩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原沈阳风动工具厂）是“一五”时期的“156项”之一，在被卖给外资之后现已消失。沈阳电缆厂也是“156项”之一，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现也已难寻踪迹。沈阳高压开关厂据说卖给香港商人了，今天也找不到下落。沈阳变压器厂曾经被执意卖给外资，最后经原机械工业部老领导力争，由民营企业新疆特变电工兼并——由此获得的能力基础使特变电工从一个地方企业变成今天的龙头企业。此外，沈阳原来有两个知名的电机厂（大电机和小电机），还有曾经是亚洲最大的沈阳标准件企业（1—6厂），均已消失。这些教训是不能被忘记的。

最近几年，沈阳机床集团遇到极大的财务困难。2019年12月，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央企）在与沈阳市政府签署协议后开始重组沈机集团和沈机股份。沈机陷入困境的原因很多，这里无法讨论。在中国财经媒体对沈机的报道中，也提到“业内的主流声音，是认为路风报告过分高估了‘i5’”。但是，我们的视角与关注企业财务状况的财经媒体不同，总是从工业的意义考虑问题。就中国机床工业而言，其市场从1992年就彻底开放，而且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达到自主开发”的“三段式”政策下，也放弃了自主开发的努力。作为理解这个过程的一个标志，中国机床工业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原机械工业部直属的北京机床研究所——也变成日本数控系统企业的销售代理商。面对这样的工业语境，沈机开发数控系统的行动是一次难得的奋斗，尽管这样做在短期内会比什么都不做要冒更大的风险（因为需要投资）。对于“i5”的技术，作为曾经努力理解而且最终也理解了其逻辑的研究者，我们始终充满信心。企业经历重组是必要的，以什么形式来重组也是可以讨论的，但已经出世的技术有其自身的生命，必将顽强地发展起来。

第五章　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

最后一章是对中国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高铁）发展的研究。我们对高铁的关注始于2005年，起因是大规模引进导致的争议。我们当时的朴素想法是，如果抛弃“中华之星”等自主开发的列车，转而全盘引进外国车型，就会瓦解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2006年春天，我们访问了南车集团的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株机公司）并顺道参观了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株洲所）。当时，铁道部的领导压制所有反对引进政策的人和单位，致使与高铁有关的人和单位都“噤若寒蝉”——没有亲身感受过的人很难想象那种气氛。我们访问株机公司时，没有任何管理层的人愿意出面接待我们，只有刘友梅院士（中国开发电力机车的主要技术人物之一）接受了我们三个半天的访谈。刘院士敢于公开表达他反对铁道部大规模引进的态度，并详细给我们介绍了中国电力机车开发的历史和开发“中华之星”的过程，于是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赫然展现在我们面前。

由于无法继续调研，我们不得不中止了对高铁的研究，把目光转向核电。在那之后的几年里，高铁的发展突飞猛进。在官方宣传的引导下，高铁的技术进步被流行性地认为是来自“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种说法与我自己对技术进步来源的理论看法是矛盾的，但高铁的成就又确实有目共睹，于是在心中留下困惑。

大约在2011年年末或2012年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与南车集团的一位中层干部进行了一次谈话。我从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意识到，高铁的技术路线曾经发生过重大变化，所以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不但没有被破坏，反而在转向自主开发后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位干部的帮助下，我们于2012年6月访问了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四方股份），四方技术团队对开发高速列车过程的详细介绍使我们找到了解开困惑的线索。

2012年12月，我突然接到科技部对中国高铁技术的进步进行调研的邀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们集中访问了北车集团的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南车集团的四方股份和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对三个企业的总工和其他管理干部进行了深度访谈，澄清了许多技术细节；同时，我们还顺道访问了北车集团的四方车辆研究所和南车集团的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从不同的侧面理解高铁发展。2013年3月初，我们向科技部提交了《高铁报告》。该报告以高速动车组的开发为分析焦点，证明中国企业能够吸收引进技术的必要条件是中国铁路装备工业长期积累起来的技术能力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当国家层次的政治变化迫使高铁建设转向自主创新路线后，自主开发的CRH380系列动车组就应运而生。因此，报告推翻了中国高铁的技术成就来源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流行性说法。那时，中国高铁的发展还处于铁道部领导腐败案和动车组撞车事故之后的“低潮期”，而高铁发展算不算中国的一项伟大成就竟然是我们必须争辩的问题。为澄清是非并支持中国高铁，报告后来交给了《瞭望》周刊，由该刊在2013年第48期（12月2日）以《冲破高铁迷雾》的总标题进行了长篇摘要报道，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在得到新一届领导层的支持后，中国高铁从2014年开始恢复发展势头，其业绩逐渐压倒了质疑声，到今天已经被广泛地认为是中国的一项伟大成就。我从完成上次的研究后一直跟踪高铁的发展，因为我每年给本科生上课时都要讲高铁的故事。随着中国高铁的发展越来越展现出对于传统铁路运输的“革命性”特征，我的课件里也出现了“中国高铁的发展是一次激进的技术变化”“国家成为创新者”之类的内容，反映出新的认识和思想在逐渐形成。

2018年11月，与《管理世界》总编的一次偶然沟通，使我决心把对高铁发展的长期理解写成学术文章。虽然原报告可以是基础，但新文章必须重写，毕竟已经时隔五年。为了解最新的技术发展，我们于2019年1月再次访问了株洲所和株机公司。在这篇发表于2019年第9期《管理世界》的文章中，我们进一步证明，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和形成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激进方针”是成就中国高铁的两个关键因素。不过，虽然文章比通常的研究报告更严谨、更具理论性，却不得不牺牲一些生动性。为了弥补这个“缺点”，本书在收录此文时，恢复了原报告中“两员‘女将’的故事”一节。另一个改动是对图5-5（全国高速铁路实际营业里程和历年规划建设里程）的数据：文章发表时，我们预计2019年中国新建高铁里程为3 000公里，到本书进入最后编辑阶段时，官方公布的2019年实际建设里程是6 000公里——我们很高兴能够改用这个更加证明文章命题的数据。我们对高铁的研究又是一个经历过“漫长”过程才完成的研究，因为证据和结论必须等待中国高铁发展过程的充分展开。同样的道理，对于中国高铁发展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大的空间，而本书收录的文章可以为中国学术界的后续研究提供一块“踏脚石”。

三

本书包括的研究及其写作延续了14年，最终能够成书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作者心怀感激。首先感谢那些帮助安排了我们的调研和接受了我们访谈的人士，他们之中有为国奉献的前辈，有带领企业实现技术突破的领导人和技术负责人，还有更多的年轻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正是他们的奋斗和业绩才使本书的形成和出世成为可能。在我的“后院”，要感谢两位年轻的同事宋磊教授和封凯栋副教授，他们一贯的支持为我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小环境”。感谢《管理世界》编辑部允许我把发表在该刊的《论产品开发平台》（2018年第8期）和《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2019年第9期）收录于本书。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感谢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责任编辑霍殿林、助理编辑梁保菊，特别感谢该社编辑王海龙，他为策划本书的出版与我保持了密切沟通近两年之久。

最后要感谢帮助了本书研究的三“代”博士生。仅对高铁的一项研究，因其过程的“漫长”，就有三“代”博士生参与了调研：参与第一轮调研（2006年）的有郭丽岩和梅丽霞，本书第五章图5-1（中国四代电力机车发展史）的原图就是郭丽岩在2006年制作的；参与第二轮调研（2012—2013年）的有蔡莹莹、李思颖（硕士生）和张佳康，她们在访谈最密集的阶段做了完美的记录；参与第三轮调研（2019年）的有郭年顺和王晨，他们为我重新写作高铁文章提供了所有可以想象的支持。郭丽岩、曹崴和王彦敏参与了对核电的调研，他们的出色工作为核电研究留下了时隔十几年还具有宝贵价值的材料。参与对半导体显示工业调研的有蔡莹莹和张佳康，蔡莹莹不仅是液晶工业报告的署名者之一，而且她的贡献一直延续到我写作《光变》的过程。参与对机床数控系统调研的主要是王晨，她也是《“i5”革命》的署名者之一；孙喜博士虽然那时已经博士后出站，但对安排我们最初的调研提供了帮助。他们的才华、热情和年轻人特有的乐观也融入了本书的内容。对于我本人来说，在为中国走向自主创新而呼吁的过程中，能够不断与年轻者和更年轻者一路同行，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路风

2020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