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牟宗三对中西哲学所做的对比

牟宗三时常把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相互对比。据他观之，首先，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所谓生命，不是自然意义上的生命，而是道德、理性意义上的生命。“［中国文化］首先把握‘生命’，而希腊则首先把握‘自然’。［此乃］一个道德政治的把握”[3]。西方哲学所关心的是自然，是对现象界的客观性的认识。“他们有‘知识中心’的哲学，而并无‘生命中心’的生命哲学”[4]。

其次，牟宗三强调，中国文化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的文化传统；而西方文化则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的文化传统。心、性、伦、制乃道德生命之所发，皆是理性生命，故可曰“理”。尽理乃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之统称。“尽心尽性是从仁义内在之心性一面说，尽伦尽制则是从社会礼制一面说。其实是一事。尽心尽性就要在礼乐的礼制中尽，而尽伦尽制亦就算尽了仁义内在之心性”[5]。尽心、尽性、尽伦、尽制四者“上下通彻，内外贯通”，此谓综合。“其所尽之理是道德政治的，不是自然外物的，是时间的，不是认识的或‘观解的’（Theoretical）。这完全属于价值世界事，不属于‘实然世界’事。”[6]与此相比，西方文化则可概括为“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分解具有三义。一曰抽象，二曰偏至，三曰概念。对自然的客观考察需要抽象之原则，而但凡抽象皆具片面性，所以生偏至。偏至于某一面，则形成确定之概念。分解的尽理所囊括的大体是超越而外在之理。具体而言，以逻辑数学科学为主要内容。牟宗三认为基督教精神也是以暌隔、偏至为其主要特征。

中西文化之间的第三个宏观差异在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气尽理，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理生气。以气尽理，谓“顺生命之凸出而尽量用其才情气者”，即以其才情气扑向对象、在具体对象中尽理而成就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科学、社会政治形态等文化成果[7]。然而，西方文化只知顺之理，不知逆之理，逆以呵护、润泽、安顿生命之学问尚付阙如。中国文化之发展则取逆之理，即“以理生气”。此谓“由生命凸出之常情途径转了一念，逆回来先由德性以涵润生命与才情气，而不欲使之多表现”[8]。中国的儒释道三家皆由逆转中开出，讲究涵养润泽生命之源泉，调护才情气。

从以上牟宗三对中西文化及哲学所做的比较来看，他把二者视为具有恰好相反特征的思想整体，对中国文化做出十分肯定的评断，褒扬之辞颇多；对西方文化则常常以中国文化为参照而加以贬抑。不过，在贬抑的同时，牟宗三仍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在1958年与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他在哀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的同时，仍然强调向西方学习。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中，牟宗三称，儒学要转入第三期，“端赖西方文化之特质之足以补吾人之短者之吸纳及融摄”[9]。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牟宗三极为反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的“全盘西化论”，对时起时伏，形形色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早为张之洞提出）的主张也难以接受。他试图寻找既肯定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又能为中华传统的延续性、一致性和完整性提供保障的理论依据。他找到的解决方案是道德理性自我坎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