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德格尔给我们的启示：回归东方本土语境

海德格尔本人研究亚洲经典的基本方法颇有精辟之见，值得后人学习。在西方哲学家中，海德格尔是认识到早期汉学家及其他亚洲思想研究者在翻译与诠释等方面的局限性的先驱。他在1955年致一位德国佛教学者的信中提出：“佛教与中国、日本思想需要一种摆脱了18、19世纪形象的完全不同的诠释”[2]。早期翻译者及学者的一个局限性是从西方宗教立场出发来解读古代亚洲经典，在海德格尔曾经参阅过的四种《道德经》德文版中就有两种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例如，德国汉学家尉礼贤把“道”译为“意义”（Sinn），暗指常被翻译为“意义”的圣约翰福音书开篇的“逻各斯”[3]，而维克多·冯·斯特劳斯则认为，“道”应当被翻译为神（Gott）[4]。

早期翻译者及学者的另一个局限性是将亚洲经典塞入西方哲学的框架之中。海德格尔在1952年的一次谈话中表示：“由于我们的逻辑——语法概念系统，有许多词汇我们无法确切地把握。例如，当我读到尉礼贤翻译的中国古代经典时，我看到，他是完全依据康德哲学框架来进行翻译的”[5]。

海德格尔并不仅仅将尉礼贤的局限性归咎于西方向外扩张的殖民化时代，而且归溯于西方思想的逻各斯性质。因而，早期翻译者及学者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存有论层面的局限性，而非经验时间意义上的局限性。欧洲人无法真正地掌握东亚语言，这并非出于事实层面的原因，而是由于西方逻辑概念系统的桎梏。西方二元对立的形上学体系使得欧洲人不能够倾听到古代印度、中国和日本传统之所思。更进一步讲，对于东西方语言之间具有障碍这种认识本身也源自西方思想。在1957年发表的“思想的基本原则”演讲中，海德格尔说：

西方思想的逻各斯性质要求，如果我们竟然敢于触及那些古老的世界，我们必须首先自问是否能够听到在那里所被思想的东西。由于欧洲思想正在威胁着变成全球化（planetarisch），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即当代的印度、中国和日本人通常只能通过我们的欧洲思维方式来向我们传达其经验到的东西。于是，在他们那里和我们这里，一切都被搅成了一团糊涂，人们再也不能够分辨古代印度人是否就是英国经验主义者，老子是否就是康德。[6]

把老子当作康德的不仅是尉礼贤等西方汉学家，当代亚洲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面临欧洲思想的全球化扩张，亚洲学者的经验与思维方式处于其浓厚影响之下，因而他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描述不再是纯粹与本真的。欧洲思维框架的控制导致人们把亚洲与欧洲思想随意地相互等同或同化，以至于古代印度思想家被描述为英国经验主义者，而老子则被描绘为康德。在《时间与存有》一书中，海德格尔称，“那些忙碌的开发者……把所谓的不发达国家挤入倾听从现代技术的核心中发出的存有之召唤的范界之中”[7]。由于形上学思想已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欧洲人无法了解亚洲思想，亚洲人自己亦被隔绝于自身传统之外，处于全球化的欧洲思维方式的操纵之下，或是拘囿于现在被称为东方主义的对待自身传统的偏狭视野之中，却对此一无所知，或是缺乏知道其起源的意愿或能力。

尽管海德格尔的说话对象主要是研究亚洲思想的欧洲学者，但他的洞见对中国学者不无启示。以他的洞见为出发点，我们可以总结出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三个方面基本观念的转向。首先，由于西方思想的全球化扩张，现代学术体系的各门学科都被打上了二元对立的概念框架的烙印，针对这种情况，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与诠释需要彻底的革新。有的学者把这种困境归咎于对（西方）哲学方法的采纳，因为它根本不适用于中国思想资源，从而他们建议学人应当转向其他人文科学（例如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从非哲学的学科出发来研究中国传统。然而，这些学科与（西方）哲学一样也带有二元对立的概念框架的烙印，因此并不能提供一个真正的转向。笔者认为，哲学的内涵与外延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高度复杂而抽象的话语并非西方哲学的专利，把哲学仅归属于西方文明传统是发展比较哲学的一大误区。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历史语境来呈现古代经典的意蕴，并在比较研究的语境中进一步提炼其哲学意旨，揭示它对于当前世界形势的相关性。

其次，我们对西方哲学家著作的阅读与分析应当有自己的方法与特色，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哲学家及其解读者的思路与立场，也不能单纯依赖中文翻译与中文二手资料，这两种偏向都容易造成某种“照着讲”，缺乏自己的分析与判断。笔者通常把研究西方哲学的方法分为三种进路：第一种是遵循原著思路的理解与阐释（faithful exegeses）；第二种是评判式的分析与论辩（critical approach）；第三种是在娴熟把握前两种方法的前提下，对相关主题做出创新性的发展，或者在评判的基础上提供其他运思方向（innovative development），不过，这种旨在创新的方法有别于独出心裁地对西方哲学家做出太过自由的衍义与发挥。在比较哲学研究中，对于西方哲学的探讨应当采用最后一种研究进路，但前两种研究进路是其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对欧陆哲学而言，对于二手文献的借用应是较小程度的，而对基本原著准确无误的解读、分析、阐释才是起码的必备的基本功，任何宏论都必须有文本的支持，不能只是依据中文二手文献所提供的解释路线而“自己讲”，这种“自己讲”实际上是一种“独语”。与欧陆哲学相对照，围绕二手文献而展开讨论这种现象在分析哲学领域更为多见，由于分析哲学的经典文献不多，许多探讨都在当今活跃的学者之间展开。

最后，比较哲学研究需要克服以前常见的单向性。尤其是涉及海德格尔的比较研究，之前常见的方法是择取他的某些关键术语或论题，然后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寻觅出表面上相呼应的措辞、表述，以海德格尔式的话语加以发挥，将其作为证实海德格尔观点的跨文化证据。这种做法过于急迫地寻求、印证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的契合之处，而忽略了学者们所公认的、在其著述中亦是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随着中国哲学研究近年来在国际与国内学界的繁荣发展，我们应当扭转以往主要以西方哲学为依据的单线条导向，在厘清中西方哲学家不同的思想关切与预设的基础上，揭示出中西哲学精神之契合与歧异，探究中国哲学资源对西方哲学传统可以提出哪些挑战，进一步丰富、深化相关的哲学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