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海德格尔到章太炎：本书内容概览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总共有十一章：第一部分“思之险境——全球化境遇中的哲学危机”包括四个方面相互关联的研究。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在本质上是西方的，长期以来被视为不言自明、毋庸置疑的真理。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了古希腊文明产生的历史、地理因素，抹去了古代亚非文明中不同的哲学形态及其对古希腊文明之繁荣所起的重要影响。并且，这种观点把哲学当作一个具有不变内核的实体，忽视了哲学所具有的复杂而多变的历史，构成了阻碍比较哲学发展的意识形态桎梏。本书第一章分别从思想史与海德格尔哲学的角度审视并解构此说的源起与发展，并援引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思想实验从义理上说明：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之说包含着浓厚的主观臆断因素，束缚着人们的学术视野与襟怀。摆脱哲学起源于并等同于西方哲学等偏见，将会有效地祛除中国哲学发展中诸多人为添加的限制与禁忌。这些论述为本书的比较研究奠定了一个基调。

当代中国哲学家同样也非常关注全球化时代中传统转化的问题，本书第二章考察牟宗三与海德格尔的传统转化观及其对文化会通问题的立场，这是因为两位哲学家是同时代的人，都生活在世界激剧变化，本土国家政局动荡，传统所珍视的人文价值体系日趋颓败，虚无主义盛行的年代。两位哲学家一致认为传统文化必须由内部转化自身，才能获得在现代世界更新与发展的原动力，并且都十分重视从理论建构的高度为传统的转化提供依据与导向，试图协调思想传统与现代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文化会通问题上，二者的立场则十分不同。牟宗三虽然坚持中西文化可以会通，但他对会通所做的层次之分，与他所做的中西之分大致相应，把科学与民主视为专属于西方，把心性之学归结为中国特产，这和他的坎陷说一样显示出康德式的二元对立；并且，他的运思方式未免受到海德格尔所描绘的传播于全球的集置这个魔障的操纵。海德格尔则强调思想的同根同源在传统转化中所起的决定性意义，他认为使东西方对话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是西方传统首先独立地完成自我转化。然而，在主张西方传统的自我转化的同时，海德格尔比牟宗三更加深入地探索了现代性的问题，反思了科学与技术的本质。

第二章所涉及的海德格尔思想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在时间上早于下面章节中将要讨论的“另一思想”；其思想倾向以文化保守主义为主，这与紧接着讨论的列维纳斯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尽管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对于哲学的核心内容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二者都坚信哲学在其根源与本质上皆属于西方文明，二者都反对文化多元论。比牟宗三早三年出生（1906年）的列维纳斯以蕴义之统一性和超越性为基础的意义理论来对抗20世纪以来新兴的多元存有观和文化多元论。对于他而言，蕴义是抽象的与绝对的，为西方宗教及哲学传统所独有。唯有超越于所有文化意义的蕴义才能提供理解和评价多种文化的尺度。文化多元论意味着混乱和无序，亚非文明与以犹太－希腊传统为主干的西方文化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亚非文明的思想资源必须运用西方的蕴义“翻译”过来。第三章所探讨的这一思想侧面是本书后面篇章中有关列维纳斯的比较研究的思想背景。

在展现出西方哲学家深入骨髓的保守主义或者说欧洲中心主义之后，本部分转向探讨构成当今全球化境遇的重要因素——现代技术的问题。第四章在近年来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等原手资料的基础上，探讨海德格尔从1938年至1976年去世之间近40年对现代性纪元中科学与技术之“同一”的思考。笔者首先讨论海德格尔对科学与技术的衍生次序的逆转，指出海德格尔对待技术的态度是肯定与否定同时具备。对科学与技术之“同一”的浅层次理解是：它们共同包含对自然的运算、表象、挑战与控制；而在其深层次上，科学与技术之“同一”则关涉到存有史意义上的“同一”，关涉到科学与技术在存有史意义上的共同源泉这一问题。这些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海德格尔对于现代世界的哲学思考，为第五章更加深入地论述其集置观做好铺垫。

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形上学的批判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在现代技术莅临之后，存有者受制于一种横扫一切的全体化的威力，其后果是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可供操纵的、中性的客观性“资源”。存有本身从存有者中隐遁，而人类则失去了与存有恰当的关系。海德格尔使用“集置”这个术语来命名现代技术的本质。集置承西方形上学传统之衣钵，把存有者视为纯粹的在场，并在当今世界的毁败中直接地显现着自身。在70年代，海德格尔开始使用“集置束”这个词语。集置束与未来性的本己事件（Eignis，此乃本成事件的近义词）具有内在关联，集置束指向本己事件之“前院”，本己事件则由另一启始所承载，通过这种本己事件，人类将获得与技术恰当的关系。集置对应于形上学在其中终结的最后一个纪元，而集置束——作为从其本质而思的集置——则是通向本己事件的不可避免的一步。

第五章接着讨论的就是或许可以促使人们获得与技术世界的一种自由关系的“另一思想”（das andere Denken），与《庄子》中无用之说的关联此时得到关注。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海德格尔开始考虑从集置内部培植转化所需要的准备就绪状态的种种可能途径，从而促使人们获得与技术世界的一种自由关系。他使用与传统形上学相对照的“另一思想”来表述其哲学中的这一面相。这条思想道路的行憩驿站（Aufenthalt）包括他对技术、语言、艺术、诗歌等本质的思考，在其思考中，海德格尔不断地征引、挪用来自东亚的思想资源，特别是他征引《庄子》中的无用之说来解释这种非占有性、非压迫性、准备性的无用的哲思，并且考虑是否可以借助于非形上学的东亚艺术形式来克服全球化所带来的危机。本章探讨“东方”在对抗肆虐的技术－形上学的思维模式，并且开启与技术世界的自由关系方面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东方思想资源在后期海德格尔所谓的“另一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部分的一些研究参考了近年来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新卷册，使得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其哲学道路的多重维度以及对相关论题的艰辛探索。如果说这一部分确定了比较哲学的总体思想语境与运思方向，那么第二部分“思出历练——哲学在比较中绽放异彩”则由对三项具体论题的比较哲学研究所组成：海德格尔与庄子关于与他人的关系问题的立场；列维纳斯与《道德经》关于“女性/雌性”的思想交汇和分流；海德格尔与庄子和苏轼关于艺术作品之为何物的思想分歧。第六章首先探讨《存有与时间》中共在概念的复杂性，阐明海德格尔把共在当作一个此在的生存论—存有论结构的构成要素。笔者的分析表明，根据海德格尔的共在概念，此在与他者在根本上是相互脱离的，并无实质性的关联，因而，其共在之“共”未免落于空洞。之后，笔者在对《庄子》进行创生性阐解的基础上，建构起符合庄子思想倾向的针对海德格尔共在概念的回应，这一回应笔者命名为“共为”（Mitzutun）。笔者认为，共为之“共”是由具体实在的人类以及非人类在广阔无涯的生活形式中通过彼此交涉、与物为春而活泼泼地生发出来的。

第七章揭示，尽管列维纳斯对非西方哲学持有严重的偏见，但他早期思想中的“女性”现象学与《道德经》的雌柔之道却构成了令人注目的思想交汇。早期列维纳斯主张女性是绝对的，是差异性质素本身，不可融摄入同一的总体之内。笔者借鉴列维纳斯的话语以及刘殿爵关于《道德经》中对立面之关系的见解来呈现雌柔之道在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后期列维纳斯捐弃了“女性”在其早期著作中的重要意义，强调性别差异的衍生性。通过对《总体与无限》等关键原著的全新的解读，笔者展现出列维纳斯思想变化的逻辑脉络，并将其与《道德经》以雌柔为本的存有论相对照，从而展示出跨文化思考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道家传统中关于艺术的独特思想犹待适合其风格的理论建设，本书第八章比较了庄子、苏轼与海德格尔关于艺术作品的截然不同的立场，并在这种东西方思想深层次的相互摩荡、相互切磋中更加清晰地凸现中国艺术哲学的基本取向。对于海德格尔而言，“物”的典范是其本质性存有为使用上手的“器具”，自然界里的物的本质亦是使用上手。艺术作品为了揭示物之真理，必将之从其“为了作”的有用性链条中剥离出来；对于道家思想而言，物的典范是一个生命体，每一个事物都有其“天理”；绝妙艺术作品的秘密即在于遵循事物自身的天理。本章还展示了庄子的“指与物化”与海德格尔的“使用上手”之对比，源自苏轼的西湖“苏堤春晓”之美境与海德格尔笔下孑然独立的古希腊神庙之重要差别。通过厘清“以天合天”的三种诠释路线，阐明了其所蕴含的两重艺术哲学意蕴，一是艺术家不是中性地去表象事物，而是通过忘我来与物合一；二是在中国古代艺术中，从来就谈不上一件艺术作品，有的是你呼我应、相生相发的多种作品所构成的连续体，相应地，道家思想中也不存在与自然物对立的孤立的艺术存有论，有的是一种与物相游、与物合一、多元共生、流动变化的道家式的艺术存有论。

如果说第二部分尚属于具有鲜明的关联—对比特征的中西比较哲学研究，那么，本书的第三部分“思之前瞻——全球化境遇中哲学的新天地”则彰显了把比较的思路内蕴化的全球化境遇中的哲学实践。第九章在解读《非性：从非性出发来与黑格尔交涉》这份手稿的基础上，着力探讨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关于“非性”概念的交涉。虽然笔者没有对中国哲学中的相关概念做深入的探讨，但是这项研究在不少地方反映出某种比较的视角。例如，笔者主张用“非性”一词来传达一般翻译为“否定性”的Negativität。这是奠基于古汉语中“非”的特殊含义以及海德格尔赋予Negativität的特定蕴含的双重考虑之上的。“非”的本义是鸟儿的双翅展开相背而行；不过，与此同时，这一对翅膀依旧在同一只鸟身上。这恰好呼应于海德格尔经常强调的Negativität与Seyn既相区别而又“同一”的思想。此外，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两位哲学家在讨论“无”的时候都曾提及东方思想，本章也对他们的不同立场做了讨论。

海德格尔认为，在黑格尔的理念主义哲学中非性提供了绝对理念实现自身的动力，然而，黑格尔没有探究非性本身、非性的起源等问题。本章运用诠释的良善原则，结合海德格尔在写作这份手稿的同期或前后期的著述来构建起他关于非性的一种较为圆熟的话语，即一种作为本源性的、历史性的“无”的非性，非性之起源即是深渊一般的疏朗之境的敞开。非性的根本性意味着存有的无基础性，而恰是这种无基础性构成了存有之本质。这些解读展示了笔者作为一位在欧洲受过西方哲学及海外汉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如何结合中国视角来研究西方哲学。

第十章则相反，它评介一位曾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欧洲人在中年之际爱上庄子之后如何对《庄子》进行研究以及思想上的交涉，这就是被誉为“欧洲道家”的德国学者沃尔法特。笔者首先概览《庄子》在德语世界的翻译情况；其次介绍沃尔法特的多元哲学观及其跨文化哲学的“关联主义”；最后着重讨论他对《庄子》“得意而忘言”及“庖丁解牛”的阐释。笔者认为，沃尔法特对道家思想的交涉不是一种为己所用的海德格尔式的异域之旅，亦非如同汉学家一样停留于字词的推敲，而是从其多元哲学观出发，将其难能可贵的哲学素养与眼光运用于中国哲学的探索之中，从而使其工作的理论幅度获得有益的扩张，使其问题视野获得新的宽度和深度。

前面这两章展示了在全球化境遇中，来自中西不同背景的学人对他者哲学做出的具有个人特色的研究，从而为开拓哲学的新天地勉力而为。本书的最后一章则试图显明，中国学人如何可以借用传统的思想资源来对当前亟须理论重建的多元文化主义做出贡献。这一章表面上看来也并非比较研究，但是，“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词来自当前西方政治哲学，它特指处理同一个政体之下不同族裔之间的关系的某种基本导向，尤其是强调不同族裔保持其文化传承之特色。中国传统中涉及不同族裔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词是夷夏之辨，目前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归于民族研究领域，而国内哲学界对该方面的课题还鲜有探讨。

第十一章从章太炎对道家“不齐而齐”思想的承续与发扬出发，试图以一种道家版本的多元文化主义来回应当前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危机。首先，笔者通过讨论章太炎作于1911年前后的《齐物论释》中所表述的“不齐而齐”的思想，指出这种平等/齐物观可以为道家版本的多元文化主义提供怎样的基本立场。之后，笔者介绍章太炎关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如何处理汉族中央政府与其他四个主要的非汉族民族的方针政策，阐明他关于民族关系的主张与传统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接着，笔者讨论章太炎基于道家立场的国家理论，并揭示章太炎思想徘徊于儒家与道家之间所产生的紧张之处。

撇开章太炎的迷误之处，我们可以发现，章太炎对于西方理论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更加留意于融通中西，独出己意，发前人、西人所未发，这正是本书所欲寻求的“理想的（比较）哲学家”的原型。之所以给“比较”加上括号，是因为在当今的全球化境遇之中，像海德格尔那样把哲学硬性地规定为独语已经不再可能。要成为一位优秀的哲学家，必须首先是一位跨文化思想家——或者说至少是一位隐蔽的、加括号的（比较）哲学家。我们应当在全球化的视域之中重新发现海德格尔、列维纳斯与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