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多年前，有朋友告诉我，在我的一些论文中，引证较多的作者是梁启超（1873—1929）。这个细微的特点，我自己并没有留意，经友人提醒，这才意识到，每当我确立了一篇论文的“义理”之后，在寻求“考据”之际，我确实会想到梁启超；甚至“义理”的形成，可能也是来自梁启超的有意无意的触动、暗示与启发。我承认，梁启超的著作，对我来说总是具有某种精神上的牵引力，也许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充当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坐标。对我来说，梁启超由学术研究的坐标转变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应该算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

梁启超是百年前的人物。在今昔之间稍作比较，即可以发现，在百年后的今天，梁启超著作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地衰减了。但是，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在陈独秀、胡适之前，“新会梁氏”在中国言论界、思想界的魅力，几乎无人堪与比肩。正如黄遵宪所言，梁启超的论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有时候，我也暗自思忖，梁启超的文字，何以引领了一个时代？何以超越于众人？几经琢磨，我发现，背后的原因也许有这样几点。

第一，梁启超的身份是复合性的，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还是学者。这可不容易做到。很多学者善于纸上驰骋，著作等身，但没有行动能力，不接地气，无法处理实际事务，他们与现实生活之间，总是隔了一层。很多活动能力很强的政治人物，既没有思想，更谈不上学术。在漫长的历史上，这样的政治人物太多了。有一些偏重于思想的人物，轻视“闻见之知”，读书不够，沉潜不足，流于空疏。王学末流，以及魏晋玄学的末流，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些人的思想，与其说是思想，还不如说是一些未经省思的教条或信条。还有一些读破万卷的“书橱型”人物，似乎无所不知，却没有贡献出创造性的思想。梁启超不一样，他学富五车，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同时还是公认的启蒙思想家，真正做到了学术与思想并重。更重要的是，他还有行动能力，无论是协助皇帝搞政治改革，组建政党，还是筹款办报，以及充任政府阁员，甚至发动护国战争，都做得有声有色。这样的全能型人物，让人想到五百年前的王阳明。

第二，与王阳明不同的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触角伸向了整个文明世界。梁启超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其“中学”功夫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他的“西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招致诸多诟病，但是，在那个“开风气”的时代，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相比，尤其就广博程度而论，他的“西学”无论如何都是出类拔萃的。他旅居海外十多年，不仅对海外的学问有广泛的了解，对海外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也有切身的体会。他的“西学”，既是从“纸上得来”的，同时也是“躬行”的结果。

第三，是他的天赋和勤奋。这两样东西，很多人认为可以分开。譬如宣称，某人天赋很高，但不够勤奋，所以成就不大；某人虽然很勤奋，但天赋不高，所以成就也不大，云云。我不太愿意附和这种说法。我个人的一点私见或偏见是，天赋与勤奋很可能是一回事。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勤奋地、卓有成效地运用他的天赋，他的天赋就是不可用的，不可用的天赋就是不实在的、不可靠的，甚至是虚幻的、不存在的。梁启超是天赋极高的人，同时也是非常勤奋的人，两者叠加，成就了这个独领风骚的“新会梁氏”。

在世人的印象中，“新会梁氏”是政治活动家，也是启蒙思想家，还是学者。但是，很少有人说他是法学家。确实，梁启超不是专业化学术分工中的法学家，更不是法律技术专家。他似乎也不以“法学家”自我期许。但是，一方面，梁启超写下了大量的法学论著，主要涉及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法律史学、国际法学。另一方面，他担任中华民国的司法总长，草拟宪法，既是司法者，也是立法者，在其法律生涯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法律经验。这两个方面表明，梁启超也是一个知行并重的“法律人”。他的法学论著与法律实践，足以构成一个广阔而幽深的法学世界。这个世界尽管只是梁启超饱满人生、丰沛思想的一个侧面、一个组成部分，但依然闪耀着他独特的智慧与灵性。

在梁启超之前，还有沈家本（1840—1913）等中国法律史上的著名人物。生活在晚清的沈家本，尽管也善于睁眼看世界，但他的核心身份还是一个传统的律家，当然也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清王朝官员。沈家本做过清王朝的天津知府、保定知府、刑部右侍郎、大理院正卿等官职，为后世留下了《历代刑法考》《律目考》《寄簃文存》《汉律摭遗》等著作。从他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法律经验来看，沈家本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律家，是中国传统律学智慧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律学的终结者。研究沈家本，也许可以写成一部“沈家本与中国传统律学的终结”。

比沈家本晚生33年的梁启超，走过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1895年，22岁的梁启超参加公车上书，并协助康有为成立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1896年，23岁的梁启超出任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24岁的梁启超主讲长沙时务学堂，教导蔡锷等更年轻的学子。1898年，25岁的梁启超参与百日维新，当年9月，百日维新失败，在清王朝的追捕中，梁启超随即东渡日本，由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直至1912年，才迎来了他英雄般的凯旋，从此在民国的政治舞台、学术舞台上大展身手。这样的人生经历表明，梁启超与传统中国的律学几乎没有关联、没有交集。他的法学著述与法律实践，与传统中国的律学知识、法律实践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开端。

在新旧交替之际，梁启超作为一个象征性人物，可谓中国现代法学的主要开创者、主要奠基人。汉语中的“法学”一词，就是由梁启超最先使用的。汉语法学中的很多范畴，都是梁启超最先使用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法学，就是从梁启超开始的。梁启超的法学著述历程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是同步展开的。

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的过程，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业，是几代人的事业，甚至是一个民族的事业，当然不可能归功于梁启超一个人。但是，如果一定要为中国现代法学找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奠基人、开创者，那么，还有哪位先贤比梁启超更有资格呢？倘若没有，那么，梁启超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法学之父”。

因此，要理解中国的现代法学，梁启超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绕开了梁启超，就绕开了中国现代法学的起点，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描述梁启超的法学世界，就是在索解中国现代法学的基因密码，就是在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萌生、肇始、由来，就是在建构中国现代法学史的“第一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本书题名为《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

在写下这个书名的时候，我想到了恩格斯的名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如果说，费尔巴哈象征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那么，梁启超代表了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着眼于此，笔者把相互关联的九篇文字勒为一书，既勾画梁启超的法学世界，也描述中国现代法学兴起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