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课堂上的奥野先生（代序一）

芳贺日出男[1]

昭和十三年（1938），奥野先生结束了外务省在华特别研修班，即北京大学的留学生生活回到了日本，那年他39岁。回国后即被他母校——庆应义塾大学聘为文学部讲师、大学预科教授。

昭和十四年，我考入庆应大学的文学部预科，在汉语课上第一次见到奥野先生。那天，他身着笔挺的藏青色双排扣西装，手捧讲义夹子，步子急匆匆地走进教室。学生们都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位精力充沛而又帅气的年轻教授。

奥野先生刚走上讲台，教室的后排座上便喊声四起：

“先生！讲讲妖怪吧！讲讲妖怪吧！”

“给我们讲讲中国妖怪的故事吧！”

这些高声叫喊的，都是我的“前辈”——滑雪部或是空手道部的留级生。我是个新生，哪见过这个阵势？背上都吓得出了冷汗。

奥野先生也并不制止，倒是有声有色地讲起了鬼怪故事。记得当时他是这样说的：很早以前，有个科举落第的年轻后生，遇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他被女子领着，懵懵懂懂地住进了坟墓。那个美貌的女子原来是个幽灵，就把年轻后生的魂灵给掠走了……先生喜欢讲妖怪的故事，这在整个学校是出了名的。所以，他的课程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跟先生在酒吧闲坐，又听到他给女招待们讲起妖怪的故事，故事情节当然还是与当年我学生时代在课堂里听过的一模一样。奥野先生二十多年来在人们的期待中讲谈妖怪的故事，绘声绘色，可以说，口才已经炉火纯青了。

大家正在教室里听得入神之时，他会突然发问道：

“你们知道现在讲的这个故事，在教科书的多少页吗？”

据说，这些故事与明代的奇异小说《剪灯新话》[2]有关。

昭和十四年（1939），我们使用的汉语教材名称叫作《中国文学新选》，是由先生和书法家西川宁先生编写的，可谓辞藻华丽、故事离奇。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杜子春》，是以中国《唐人传奇》中的名篇《杜子春传》为素材而写成的。我也是第一次在这本教材里读到《杜子春传》。先生说，这是一篇以唐人与波斯王国通商以及拜火教为背景的作品。

先生给我们做过有关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讲座。他口若悬河，一口气背完全诗，并即席翻译成日语。用词之美，俨然就是明星派诗人。课堂上学生们凝神屏息，手心里捏着汗，教室里静悄悄的，就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奥野先生的课休讲的次数颇多，圈定的考试范围也很小，因而愈加受到我们的欢迎。

我学的是中国文学专业，奥野先生给我们讲明清两代诗人的《作家论》。在一年里，他讲了李笠翁、金圣叹、袁枚等八位作家。可是，进入预科后，他的课程却一反常态，教科书特别难。当时，他给我们讲诗人袁枚，令我至今都不能忘怀。

袁枚不仅是位诗人，还是位著名的美食家，是进入奥野先生讲义最合适的人选。“随园”是他家的庭院，故人们称他“袁随园”。他还出过一本《随园食单》[3]，是中国古代菜肴的专著。奥野先生在介绍作为诗人的袁枚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向学生们渲染作为美食评论家的袁枚的种种轶闻趣事，让学生们从他的讲义中“饱尝”了袁家的美食。

昭和十八年（1943）年初，日本战局出现了危机，大学的校舍里连过冬取暖的燃料都没有。入冬之后，教授也好，学生也罢，都裹着大衣去教室里上课。当时，大学的研究室在纲町[4]，是一座木质结构的建筑物，里面被隔成一个个小房间。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有五六个，在奥野先生的指导下编写《楚辞》的索引，要将所有的词句都制作成卡片。当时，人们在战争的泥潭里度日，谁还有心思做这样的作业？但奥野先生好像有着什么远大的计划。

严寒之中，学生们哆嗦着身子，忙着编写《楚辞》中《离骚》《天问》等的词语卡片。奥野先生则在一旁给我们灌输传承文学的问题，滔滔不绝，陈词慷慨。

据说，《楚辞》是在楚王身边供职的老臣——屈原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作品，但其中的诗句基本上都是祭祀时所唱的歌曲，是招徕神灵的歌谣。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唱着《离骚》《天问》中的诗句，载歌载舞，好像就能与神灵沟通了。由此可知，《楚辞》应该属于中国的鬼怪类文学作品吧。

冒着严寒，我们抄写着那些简直要令人晕倒的、超现实的《楚辞》词语的卡片，手指都冻得红肿了。奥野先生也与我们一起专心致志地做着这些枯燥的工作。

晚年的奥野先生成了电视时代的宠儿，每天都特别忙碌。偶尔遇上先生，看着他那急匆匆远去的身影，我的眼前总是禁不住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天，先生领着我们师兄弟全神贯注做《楚辞》索引的场景，一股暖流便会悄然流过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