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936年）

无论一个人怎样成熟老练，试图去诠释一个民族的百姓，实为冒失之举。如果他着手尝试的并非自己的民族，且个人经历又微不足道时，冒失就成了蛮干。然而，当1936年3月我有幸收到哈佛大学荣休校长洛厄尔博士的邀请，在波士顿的洛厄尔学院做系列讲座时，我情不自禁地鼓起了勇气。[11] 这本书便是在该院的那几场讲座的文字记录。对人类的社会行为和令人着迷的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激发人类学学者和社会学者去探索；同时，长期的实地田野调查和图书馆资料查阅也回报他们的探索。本书要做的即是与广大公众分享我们的兴趣和发现。由于本人的调研之路让我在爱尔兰的南方扎扎实实地驻留了一段时光，所以实现本书目的的最佳方式就是尽我所能讲好那个国家，那个如此丰厚地回报了我的研究兴趣的地方。

如果该书因此能为日渐丰厚的爱尔兰评论文献有所贡献，那也是我深怀谦卑和感激之心为之。我受到的恩泽可能比我意识到的还要多。当初，我作为一个爱打听别人的事——有时甚至到了纠缠不休的地步——的陌生人，在异国他乡靠着寻求在一般朋友和同胞之间都不多见的友好和尊重来开展田野调查，完全依赖于工作中所遇到的人们的善良好客和悟性理解，而那里的人们从未让我失望过。所以，我首先要感谢爱尔兰人民，各行各业的爱尔兰人，感谢他们接纳了我。他们的人数多如繁星，无法逐一点名道来，甚至那些本该特别单独提及致谢的人，也实在太多了。相比之下，如果有一组爱尔兰人特别令我心存感激的话，那就是我曾经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克莱尔（Clare）“旗帜”郡[12] 的人们。

学术上受到的恩惠是不同性质的另外一笔。科学探索过程中的兄弟情谊是今天所有践行者都身享其中的现实。每个人在很大程度上都仰仗了这番情谊提供的灵感、合作和批评建议。我本人主要依靠的有两位同事，芝加哥大学的劳埃德·沃纳教授和哈佛大学的索伦·金博尔博士。我和他们一起做田野调查，其结果都记录在该书中了。书中有些观察是他们做的，但所有差池和误判的责任全由我负。

哈佛大学的胡顿教授、托泽教授、亨德森教授和埃利奥特·查普尔博士对我的帮助和批评建议，同样不可或缺。[13] 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促进了此项调研兴趣的一路进展，成就了该书。在爱尔兰，不少提供帮助的人是我对爱尔兰认识和理解的主要来源。爱尔兰国立大学的约恩·麦克尼尔教授和乔治·奥布赖恩教授，都柏林大学学院的亨利·肯尼迪博士和索伊莫斯·奥杜伊利尔加博士，以及恩尼斯（Ennis）镇[14] 的丹尼尔·科格伦先生，[15] 都通过各自的专业引领我前行。我有幸得益于爱尔兰文职官员帕特里克·梅格恩先生的友谊和鼓励，多扇通往爱尔兰现实生活的大门因之向我迎面敞开。我特此将本书敬献予他和沃纳教授，以绵薄之力表达我对他们促成该书的感激之情。

康拉德·M.阿伦斯伯格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

193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