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叙事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学功能和文学表现手法，在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从诗学观念的层面说，古典诗学有关叙事的思考不绝如缕。从《诗经》“直陈其事”的“赋”法，到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再到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元以降对于“诗史”的不断阐释以及明清诗注对诗歌叙事的具体批评等，都鲜明展现着古代作者对叙事的重视。从诗歌创作的层面说，古典诗歌风格面貌的形成离不开叙事的参与。《长恨歌》《圆圆曲》之类充满传奇性的故事诗，必然有赖于精彩的叙事；《汴京纪事》《南宋杂事诗》等摘取事件片断的纪事诗，同样包含古代诗人的叙事智慧。清代诗论家有代表性的两则论述，恰好能与以上两个层面形成呼应。其一出自叶燮《原诗》，认为尽管天地万物“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却可“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1，从理论高度判定“事”为诗歌内核之一。其二出自方东树《昭昧詹言》，认为诗歌创作“不过一叙、一议、一写三法耳”2，从实践角度认定叙事为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总而言之，无论是诗学理论的建构，还是具体创作的实践，都昭示着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的根深叶茂。

这一诗歌叙事传统，在抒情传统被充分凸显的现当代学术视野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重视抒情，历来是古典诗学中非常重要的侧面，这在中西对比的格局中显得尤为突出。抒情传统的重要倡导者陈世骧，有意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比照，认为西方文学以史诗和戏剧为主导，中国文学则尤重抒情3。此后，经过高友工、萧驰等学者进一步诠释，“抒情传统”说成为关于中国文学传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重要观点4，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形塑着我们看待古典诗歌的眼光和与之相关的批评话语。这种片面的深刻为我们带来了烛照古代诗歌的重要视野，但同时也对烛照之外的区域形成了遮蔽。诗歌叙事传统正在此之列。关于这一点，学界近年已有所反思，并陆续展开了不少相应的探索，诗歌叙事传统的重要性，目前已得到较为充分的肯定5。

然而，肯定诗歌叙事传统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在探究诗歌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古典诗歌叙事特色的阐释工具，用以把握纵横交错的诗歌叙事脉络，品味丰富多彩的诗歌叙事细节，真正迈入诗歌叙事独具魅力的艺术世界。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应对诗歌叙事作细致的辨析。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有别于西方叙事学的“叙事”，这是因为中国古人对“事”的理解极其宽泛。古代诗人眼中的“事”，既包括相对完整的事件，也包括事的要素和片断。“事”与“物”的界限并不分明，“事”与“情”时常纠结一处，“事态”与“事件”也很少被特意区分。在具体创作中，叙事也更多体现为对事件要素的交代、对重要场景的勾勒、对事件片断的呈现等。对叙事的理解，左右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风格面貌和诗学观念的发展方向。欲建构属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研究，必须以辨析“事”为起点。

其次，需探寻诗歌叙事研究的理论术语。在解释具备独立个性的中国古典诗歌叙事时，西方叙事学的概念术语与理论体系，往往是不适用的。有必要回归古人的创作实践和诗学思想，从中寻找与古典诗歌叙事相适应的阐释工具。

在梳理诗歌的叙事表现时，“事象”是一个可能的选择，用以指涉那些具备叙事元素的诗歌构件6。当某一诗歌构件包含着具体的动作行为，联结着行为的施者、受者以及行为展开的特定时空，并具有时间轴上的可持续性时，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事象”。比如“卧听”“卖花”“病起”“垂钓”等等。“事象”概念的提出，固然受到了“意象”一词的启发，但更重要的着眼点，仍在于其与古典诗歌叙事的匹配。片断式的呈现方式，是古代诗歌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事象”不是对事件完整过程的展开，而是经由诗性提炼的片断性存在。它既有“事”的要素，又有“象”的形象性特点，能将与事相关的内容含括在内。借助“事象”概念，可以实现对诗歌叙事的具体把握，从而进入诗歌叙事的思理脉络。与此同时，“事象”还能与“意象”形成良好的呼应，从而为解释诗歌叙事传统、抒情传统以及两大传统的交互融通提供充分的便利。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拎出“事境”的概念。这一概念出自古代诗论，宋代以来使用渐多，在明清诗学中得以进一步酝酿发酵，日渐凸显。这个古典诗学自有的概念，为我们认识诗歌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毕竟古典诗歌中纯正的叙事诗并不太多，诗歌叙事更多是在呈现一种关于事的情境，构筑一个涵括景、情、事在内的整体境界，从而营造出别具滋味的艺术世界。“事境”概念恰能吻合这一实际，能够充分展现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的独特面貌。以“事境”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对不同诗歌类别、不同诗歌体裁乃至不同诗人的叙事特色进行细致的体察。比如咏史诗事境对互文性的利用、事境化咏物诗达到的咏物新境界，又比如杨万里“诚斋体”的诗境之活、陆游记梦诗虚实处理的造诣等，许多丰富细腻的景象，得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认知。

为此，事象与事境成为笔者探究诗歌叙事的两个关键立足点，也成为本书最为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尽管许多分析仍存在疏漏之处，但二者不失为走进诗歌叙事传统的可行路径。若能合理利用并不断完善事象与事境的分析方法，或许可为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的研究提供一套有效工具，为眺望古典诗歌的叙事风景打开一扇明窗。

本书对古典诗歌叙事的考察，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致力于梳理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挖掘并重塑其潜藏的理论体系。第一章《泛事观：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的基石》从古典诗歌的“泛事观”谈起，从根源处探究古人对诗歌叙事的理解，揭示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的独特性。第二章《事境说：古典诗歌叙事研究的路径》对“事境说”的历史脉络进行系统梳理，论证其对诗歌叙事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三章《从“意象”到“事象”：唐宋诗转型的叙事启示》认为唐宋诗的表现方式存在着从以“意象”为主向以“事象”为主的变化，“事象”概念的提出及应用，有助于“事境”研究的展开。第四章《“切”的诗学：日常镜像与诗歌事境》尝试探寻与“事境”相应的审美评价体系，剖析“切”这一诗学倾向中所蕴藏的丰富叙事性，认为“切”实乃评价“事境”的一条重要标准。

中编从具体的诗歌类型入手，考察几类诗歌的叙事形态，探讨其对诗境生成的意义。第五章《诗史互文：咏史诗事境的生成》以咏史诗为考察对象，认为诗、史之间的互文性是咏史诗事境的构建基础；古代咏史诗对诗、史互文性的充分利用，极大限度地实现了叙事性的激活和衍生，生成了咏史诗独特的诗歌事境。第六章《虚实交汇：事境化咏物诗的写物之趣》考察咏物诗中的一种特殊倾向，即采用联想的方式，结合比喻、拟人、用典等手法，铺衍成具有叙事意味的情境，用以呈现事物的形貌与情态；认为此种咏物方式丰富了咏物诗的艺术技巧，拓展了咏物诗的艺术境界。第七章《自我叙事：古代诗歌自传传统的形成》以自传诗为考察重点，认为自我叙事是诗歌自传传统形成的核心要素；随着自传意识的日趋鲜明、自传叙事模式的日益发展，自传诗得以真正成熟。第八章《城市纪事：宋代兴亡主题组诗的叙事选择》梳理了宋代兴亡主题组诗的叙事倾向，即围绕城市人事风物的变迁，记录其中的重要现象、重要片断或重要场景，并借由这些现象、片断、场景来呈现朝代的更迭、传达兴亡的反思。

下编侧重于具体诗人、特定事象及诗论家的剖析，试图通过个案研究，形成散点透视，展示古代诗歌叙事传统的一些重要侧面。第九章《陆游记梦诗的叙事实践》专注于陆游的记梦诗，揭明记梦诗拥有的鲜明叙事性，认为陆游记梦诗在叙事性质、叙事模式、叙事技巧等方面都有出色的实践，丰富了诗歌对梦境的呈现，代表着古代记梦诗的最高成就。第十章《杨万里“诚斋体”的事境特色》尝试用事境分析的方式对杨万里“诚斋体”作新的解读，认为杨万里善于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对动态过程进行细致展开，通过丰富生动的细节营造出亲切可感的事境，并在每首诗的独特事境中将诗人的体验交付给读者。第十一章《“卧听”事象的诗意呈现与诗境构建》从“卧听”这一特定的诗歌事象入手，勾勒其凝定为经典事象的过程，从施者、受者、时间、空间、流动进程等层面考察卧听事象的诸项重要因素，并探讨这些因素之于诗境构建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卧听”尤其适宜于建构悠然惬意、含蓄内敛或孤寂清冷的诗歌境界，随卧听者、卧听对象、卧听时空等细节的不同，可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目。第十二章《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歌叙事批评》考察《昭昧詹言》诗歌叙事批评的理论基础、基本批评模式、批评标准以及达成该标准的技巧方法，从而揭示《昭昧詹言》在诗歌叙事批评上的独特成就。

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既深邃又广阔，与之相对，本书的尝试未免显得微小和浅薄。纵使如此，这些尝试也是必要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愿这些尝试能以萤火之微光，映照可能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