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见一些大鸟，样子像乌鸦，不过是白色的，还长着长尾巴。每当看见这些鸟，我们就知道：美洲近了。
——亚伯拉罕·肯戴尔，1594年
我们到达一些新发现的土地，所见的住民几乎说不上是人。他们是人形的野兽，有的只可说是粗具人形，而人的理性是几乎没有的……
——伯纳德·勒布维·德方腾奈尔，1686年
1.航海家
历史家每称：伟大的航海家所发现的世界，尤其是他们穿越大西海域之举，对于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人的思想，作用至伟。诚哉斯言。那些传奇船长们的发现，毫无朦胧晦涩之处。无论是广见博识者，还是目不识丁者，无不为新的事实和场景所震撼，而思维日渐深密。这些思想，便通过航船所停靠的码头和归航船工所讲的故事，传播开来。沾溉所及，心智日开，整个欧洲皆受其益。这一过程，大大促进了科学时代的到来。
进化论，或称演化学说，就是这一波冒险经历所带来的一个间接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新大陆，简直蕴意无穷。实质上，它就是由那些航海大师们，穿过层层浮草，透过茫茫海霾，冒险犯难窥探到的。后来，到了19世纪，进化论由达尔文这个航海—博物家确立为自然界的事实，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像波谲云诡的大西海岛一样，进化论创立之初，思想界的大海同样是波涛凶险，抵岸非易。倘不成功，它就会被视为谵妄的幻觉，纯是由人的躁动不安的想象虚构出来的；它会被贴上种种可怕的标签，诸如“亵渎上帝”“妄想”和“不信神灵”等等，简直是某种海妖水怪；最终，它就会像一缕缕升腾的海雾，一如既往地遮蔽人类的视野；那将是一片由幽灵和长不大的魂灵统治的旷野，而人类本身也将同它们一样浑浑噩噩，无法超拔于幽冥之境。人类从未梦见过的万古长夜将继续横亘于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淼淼洪波，销蚀着山川的容貌，已逝的巨兽留下的累累白骨和躯壳，埋藏于不为人知的岩罅和深渊。
20世纪就要到来，这样的蛮荒图景怕就要绝对地主宰人类头脑了。长期以来，基督教思想就认为世界是永恒的，然而那是一种属于上帝的没有影子、没有变化的永恒。相比之下，俗世的时间不过是堕落与救赎的幕间短剧，而自然界那个低等世界，只不过为道德剧做着舞台背景。托马斯·布朗爵士在《医生的宗教》（Religio Medici）一书中写道：“时间嘛，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只比我们大五天罢了，它的星象图跟我们世界的并无二致。”[1]
中世纪严丝合缝的狭小疆土，那只满载已知动物和圣经版人类的方舟，很快就要面临神学上的挑战：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摆到了面前。浅而观之，航海家们是出去探索土地和财富，然而，他们却睁开肉眼看了，并把自己的观察带了回来；这些观察刺激了那些好奇心的仆役和足不出户的思想者。托马斯·布朗爵士后来在答辩时又说道：“我们随身携带着不依赖我们自己而存在的奇迹：在我们身上，有整个非洲和它的天才。”他说得对。然而，他为之惊叹的那些个怪异奇迹，显然是一种颠覆性的和不易捉摸的思想的产物，这种思想已经蔓延开来，就连那些待在自己菜园和花园里不喜走动的学者们也遭到入侵。侵入托马斯·布朗的虔诚世界的，还有“经书里没写的另一个秘密……尤难索解，那就是……美洲大地上，有那么多猛兽和有毒有害的动物，应该有的却没有，那就是马。这是非常奇怪的事”。不光是鸟，还有那些危险的、不受欢迎的野兽，都是从什么路径来的；为什么欧亚非三大陆从没见过的生灵会出现在那里；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必定是怪异的，因我们只有一个方舟，而所有动物，不都是从亚拉腊山开始繁衍的嘛。
这个秘密的解答，显然在于进化论的物种辐射式扩散和有机体变异。17世纪并没有提供恰当的答案，然而很清楚，正是那些航海家，带回来关于大猩猩和霍屯督角的描述，从南北美洲带回来奇异的植物种子和关于红种印第安人行为的报告，展现出一整个新的神秘世界，供人们审视。古老的解释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旧日的哲学捉襟见肘了。
早在距18世纪还很遥远的时候，博物学者就开始求索，试图解释有关动物分布和变异的离奇事实；诸如我在上面引述过的托马斯·布朗爵士的思索，注定要在欧洲思想界广泛传播。所有必要成分汇聚一起、做成一个关于物种演化的工作理论的文献之基本齐备，已经为期不远了。一个真正的演化理论呼之欲出，就等待宗教偏见慢慢消退，等待出现一个集大成式的头脑，能够处理海量的庞杂数据，让它们都在一单个抽象框架的范围内相互联系。
然而，纵观整个科学史，一个新的科学假说之提出，常常要在旧的思维模式与新的思维模式之间达成一系列妥协。很清楚，要想充分理解这一演化原理的演化本身，就必须对它所从来的那种知识氛围做一审视。各种各样的思想之流，循着互不相干的渠道，最终在达尔文的头脑里汇聚为一；那些思想，每一个本身都错综复杂，自成一体而独立存在，仅凭列举其各自的提出时间和倡导者的名字是远不能充分展现的。我希望，在随后的篇什里，我能从文献资料的化石世界中，重新把握到某种活的思想的形态，窥见其流动、突变和随着时代的推移而自我变迁。那些追溯动物谱系的人，循着愈延愈长、似乎永无止境的往昔之路一路追踪的时候，是有一种着迷般的勃勃兴致的。我目前的任务，也有点这样令人着迷。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像考古学家一样，为文献的缺失和谱系的互不相干而气恼不已。因此之故，我不打算打理早期希腊作家的那些纯属玄思的物种演化思想，也不想打理阿拉伯炼金术士那些跟本题多少有些相关的想法。在这些事情上，已知的丝丝缕缕，在其他作家的大作里都已经得到充分论述。在本书中，我们只关心过去的三百年，这三百年足以供给我们关于物种演化思想的性质和发展的主要脉络。我对这一课题的论述，无意要写成一部生物学通史。我将用两章的篇幅，紧扣主题，并特别关注人类演化领域发生的种种问题。
像托马斯·赫胥黎这样的尽人皆知的名字，我将会寥寥几笔，一带而过。那不是出于忽略或无知，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跟本书的特定思路关系不大。我将甘冒琐屑和学究气的风险，决心遵循各种思潮的路向，是这些思潮，产生了进化论这一整体思想的主体部分；我将通过耐心细致的分析，来认识一下，称作达尔文主义的那个思想组合是从什么地方、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我并不幻想自己能讲述那个完整的故事。假如我能在人类知识的总库存里，加进那么一点管窥之见，看到了那各种各样的配料如何凝结成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成为当今西方思维的根源所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19世纪后的这个时间段，它本身当真也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问题，复杂，多面，需要长篇大论另做处理。假以时日，我考虑再写续篇，专门申论之。
2.两架梯子和造物标尺
把握有机物的形变，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把握生物的演化，有两条主要路径。一是通过我们周围的有生世界来把握，一是通过化石的记录来把握。尽管后者保存非易，零碎不全，只藏在这个星球的沉积岩中。换言之，一架梯子延伸到过去，通过对复杂程度不等的现存生命形式进行精细的比较解剖学研究，运用这一研究所得到的信息资料，找出生命历史中有何种主要的生理学进展和解剖学进展。另一架通往过去的梯子，是古生物学，也是通过比较解剖学，去分析现已灭绝的生命形态的有机遗存，那就是它们遗留在古老地层或古海底物质中的骨骼或身体印痕。当然，解决此问题，还有些辅助的方式，从动植物分布的研究中派生而来，或从胚胎学派生而来，后者是一门研究生命个体从受胎之时起发生发展的学问。然而，从本质上说，所有这些方法，都或多或少有赖于我们的两大技术：分析现存有机体以推断过去；运用化石有机体以确定过去时期的实际生命形式。这样，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检验比较解剖学的研究成果，因它的一般原理仅仅建立在现存动物研究的基础上，正需要加以检验。
纵观科学史的进程，人类认识生命历史的最先线索不可避免地要来自当下世界。然而，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只有（在西方存在的）特定类型的神学思想才引起人们以某种方式或通过某种框架看待自己周围的世界，正是这样的方式或框架，使得西方人的头脑有了接受进化论的准备。尽管听起来有些离奇，但实在是犹太思想与希腊思想的结合——两者恰是在中世纪的教会内部混为一体的——才构成了一部分基础，在它之上，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才在18世纪和19世纪最终生发起来，这个成就就是：复原失落的生命历史，展现其中的全部关联。不过，这一成就还有待于一个转变：要一个静态的自然观转变为一个动态的自然观。航海家们提供的那些前所未闻的奇异动物，以及那些跟野人相差无几的猿类，只做了生发这一变化的酵母。
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文献中，广泛散播着一种神学教义，这一教义名目不一，诸如Scala Naturae（自然标尺），Chain of Being（存在之链），Echelle Des Etre（存在之链），Ladder of Perfection（完美度阶梯），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名目。此前时代的著作中，也不难追溯到这一主题。拉夫乔伊教授在他的杰作《伟大的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1942）中仔细分析了这一教义及其历史。在他之前，也有好几位用心不错，但史识幼稚的作者论及18世纪文献中存在的这一思想。他们起了误导的作用，使达尔文的前驱们错上加错。我们应当仔细检视这一思想，因为，在思考我们的第一条路径，也就是通往过去的活梯子时，这一思想就令人满意地等同于造物标尺的概念。无疑，比较解剖学的兴起与存在之链的历史联系相当深密，而后者有关生命形式的复杂等级之见与之关系尤深。尽管如此，这里却要提醒诸君：存在之链与现今所谓的生物进化链可全非同一物事，那个东西，在当今进化论者听来或许会显得殊为怪异。另外，那一思想也并没有丝毫天演进化的涵义，且明确否认任何有机体有朝一日完全灭绝的可能。存在之链的整个思想体系与中世纪社会的现实世界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它本就是那个现实世界在精神领域里的某种有力投射。
“世间有一阶梯，”布朗爵士继续道，“其高低上下丝毫不爽，井然有序，比例和谐。”依照自然标尺的刻度所示，自底层无知无觉的矿物起，向上历经低等生物，渐至于人，再上则到达纯粹的精神存在，比如天使。如此则吾等众人便兼具了尘世肉身与理性精神的双重性，此之谓“大的真两分者，其本性便有两重倾向，各生存于分离割裂之不同世界当中”。简单说吧，人既生存于物质世界，也存在于精神世界。“人”这一可敬的所谓“双重人格”，在造物标尺上的位置正好处于有机生物与精神世界的承启连接处。人不得不忍受这一精神与肉体的分裂，且因此导致了我们自身行为的混乱与矛盾。
但是，如果说这一长串不同的生命形态，并不代表任何物质层面物种演化的关系，那么，它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恰于此处，我们注意到二者的真正区别，也就是说，认识到自然界复杂性等级的存在，跟下面的假设是完全不同的，那个假设是：低等级的物种在物质层面可以进化为更高的等级——比如，从猿进化为人。18世纪的学者清楚晓得，在自然标尺上，人和猿是紧挨着的，但这一激荡人心的观点并没让他们像19世纪赫胥黎的听众那样感到惊骇莫名。原因很简单：原本的自然标尺理论明确肯定，物种是永恒不变的。整个生命之链依上帝的旨意而创生，其当下的顺序必已历万世而不易，与创世之日造物主从混沌中创造宇宙时定然是一模一样。
前述已及，存在之链是静止不动的。造物可不在进行时。因此，生命形态的相似性无关变异之遗传，而是源于神圣造物的连续和一致性。彼时，不论是神学家还是科学家，都以为我们的世界不过才几千年的历史。如此一来，就给进化论的提出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现有理论完全没给演化过程留下足够的时间。神学上也否认动物物种有灭绝的可能。总的来说，人们其时对物种灭绝一事颇不以为然：那么多相同目类的生物，好大一整个族群，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呢？自然标尺上零星的物种缺失，会威胁到人类得天赐神佑的信心。
时日既久，许多现已不见的古老生物，其遗迹陆续被人发现，而人们接受起这些事实却明显心怀拒斥。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这些报道，宣讲传播也得不到积极的效果。由于对世界某些方面认识的缺失，即使到了18世纪，对于特定生物的灭绝，很多人仍然习惯且乐于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即便这种动物在欧洲确已找不到了，但世界之大，总会有哪个偏僻的犄角旮旯，这东西在那儿还活蹦乱跳的吧？
对一个如此富有神学意味的问题，这倒真是个舒服便利的开脱之法。可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时常见一些报道，说什么某种庞然大物在北美内陆一直存活到殖民时期云云，而人们对这类奇闻将信将疑。盖因彼时的知识气氛本就是滋养和鼓励此类异国新闻的原因。这一类故事里，那些神秘生物总是幸存于某个稍远一点的所在，开始不过是在弗吉尼亚的林带，要不就是拉布拉多某处，但很快就不得不深入内陆，或者直接潜到了五大湖区。消息都很神秘，要么有人在密林里听到奇怪的低吼，要么就一竿子给支到遥远的南美，说看到什么巨物在平原上嚼食。不幸的是，没有一个案例，其文献出处经得住严格推敲，也从未运回过任何皮毛或牙齿，猎获自活体的珍兽，以装点热切的博物家的陈列。直到19世纪初，随着人们逐渐接受了古生物群曾相继完全灭绝这一理念，那些发现幸存猛犸或乳齿象的零星报道才终于日渐消歇。此处，顺带也要提醒各位，直到地球的古老年岁和地层年代的连续性为人所知以后，人们才明白，古生物化石究竟有多么沧桑的历史。
科学史上的这一幕至今仍引人入迷：明确否认了生物灭绝的自然标尺论，同时却鼓励促进着比较解剖学的观察研究，这一过程最终竟导致了物种灭绝这一事实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存在标尺上各物种间存在着演化生成的关系，这一理念恰在此时同步萌发了。原教旨主义思想者所给予逐级向上的造物阶梯的关注，他们对于神圣造物所带来的物种间变化的连续性的积极探索，以及对“标尺上暂时缺失的零星环节必定存在”所做的狂热求证，这些努力极大地促进了对变异和物种分类的研究。
此时此刻，存在之链只稍差些许便可以形成一个羽翼丰满的演化理论了——所缺的无非是给生物体形态异变加上沧海桑田的时间跨度而已。换言之，所缺的是一个新的宇宙，它并非过去某时一经创造而一成不变，而是仍然处于创造之中。讽刺而又颇有趣的是，生物学上物种间不变的上下梯次的消逝，与人世间法国大革命风暴中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消失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实如此，正是在旧有社会制度解体中的法国，诞生了最早的现代进化论者。回首往日，在造物标尺论占主导地位的漫长岁月里——稍后的篇章里将会看到，其影响将一直延入19世纪——我们发现，进化论的种子正是在这一传统形而上理论的掩盖下，借由它的土壤启迪了同时代人的哲思，为自己的生发做好了准备。“便是如此，进化论的假说伪装掩护着自身，”洛伊斯·惠特尼写道，“如其所愿，在愉悦的萌芽之日，趁主流世界的权威正统尚未嗅出其中的危险，静静地生根发芽。”[2]
3.自然史研究中的培根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
早期博物家的笔记里，零零散散的观察，信手拈来又随手搁置，作者本人多不予整理总结。比方说，有人就发现，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显然是第一个提出如下观点的：在泛北极（Holarctica），也就是近北极的那片陆地，其民人常能主宰这个行星南端的广大领土，因这里的人天生比南方大陆所生者更加吃苦耐劳，意志坚忍。不论达尔文是否曾意识到，他本人无疑曾在进化的意义上表述过这一观点，以说明北方生物群通常较南方生物更有竞争优势，尤其是在生物区系的南北向大规模迁徙运动中。这一情况在第三纪和第四纪曾较为常见，其时物种从南方的生物聚集区向北方迁徙时，虽偶有例外，但少见成功。
培根的这一观点出自其随笔名篇《论事物之变迁》（Of Vicissitudes of Things），大约是16世纪最末十年中写的吧。原文录如下：“但北方和南方是固定的；而且很少或从未见到遥远的南方人进犯过北方人，而只是相反。这就表明：世界的北方本性上是比较好战的地区——这可能与北半球的诸星宿有关，或者与地球北部的各大陆有关；而世界的南部，大家知道，几乎全是海洋；或者北方的冷（这是最明显的原因），不用训练与纪律，就能使人身强体壮，勇敢顽强。”
达尔文本人对此论的演绎见于《物种起源》，其文字表述从初版至末版毫无更改，亦摘录之：“我猜想这种偏重于从北向南的迁徙，是由于北方陆地幅员较大，并且由于北方类型在其故乡生存的数量较多，结果，通过自然选择和竞争，它们便较南方类型的完善化阶段较高，或者说具有占据优势的力量。”[3]尽管这一陈述在此处仅关乎植物，但晚些的版本中，达氏亦明确表明：“同样的原理可以适用于北温带、南温带以及热带山岭地的陆栖动物和海栖生物的分布。”我在此列出这两段引文，当然不是想说达尔文的学说源自培根，而是想让读者略窥上述理念的古往源头，想想进化论里有多少理念要历经如许演变发展的历程，方有当今思想体系中理论合法之地位。实际上，达尔文显然更可能是从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当中吸收了“极地优势”这一概念，他从这本书中获益匪浅，汲取良多。书中，莱伊尔曾论证近古地质时期的寒冷气候促成了物种南北向的大规模迁移。[4]
要说这一类的理念——若没有它们，任何关于进化的理论都无从建立——在17世纪的著作篇什中可谓数不胜数。大多时候，相关阐述不过寥寥数语，如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在其身后发表的著作《天体的发现》（The Celestial Worlds Discovered，1698）中，便认识到了比较解剖学的基本原理。书中他辩称，其他星球的生命很可能跟我们这里的颇为相像，为了论证他便举了美洲新大陆做例子。“谁能怀疑呢，”他说道，“上帝他老人家若是高兴，想要在美洲或其他遥远国土创造些跟我们这里的动物截然不同的生灵，岂不易如反掌？可结果呢，他并没有这么做。”
“外观形态确乎有些不同吧，”他继续说，“但即便这些差异当中也有些共通之处：体格和形态间有密切的关联，生长和繁殖的方式，以及使种群存续的方法等都是的。他们的动物也有足爪和翅膀，与我们的一样，体内也有心肺肠胃，以及用于繁殖的器官……显然，自然并没有在她的作品中恣意展示她本可以自如挥洒的种种异别……”对所列举这些差异当中的形态相似之处做了一番考量之后，他乃认为，“从关联和相似中，可得出分量不小的立论”——我们看到，惠更斯的想法无意中窥见了一方紧要的未知之地，其面目即将被达尔文层层揭开，阐幽发明，终将以达氏有名的“变异之遗传”一语为世人所铭记。
回到托马斯·布朗爵士。他的华章让我们清楚看到，在他那个时代，有教养的人的思维方式中有两本书，两种启示，二者都对他的宗教生活有所助益。“除了经书里的那个上帝”，他提到另一个上帝：自然。“这一部普适、公开的手稿，向所有人的眼睛敞开着：不知晓上帝存在的人，在另一个化身中发现了他。在那里没有丑陋，没有怪异，有的只是那混沌。”他一面思索，一面把深沉的眼光投向蟾蜍、熊和象。“万物无非造化”，而“自然是上帝的艺术品”。这可谓对宽容和探究精神的至高表述，它源自人对自然界日益增长的热切关注，而终有一天将软化过去那严厉的正统卫道士的观念，那些人一直以为，我们的大地和其上的所有产出都是卑贱不足论的。设计论由是引入人们的视界，这一观点藉由《布里奇沃特论纲》（Bridgewater Treatises）在19世纪早期达到顶峰。与后世相比，布朗作品中的这一思想还没有那种狭隘的人类沙文主义；那种完全以人类为中心和一切前提的哲学，乃是由某些略欠才华而较多正统教条的后来者所提出的。
自培根时代以来，英国思想界对博物学的研究，有两种影响至为重要。其一直溯培根本人的纯粹科学实验方法，用这位不列颠大法官那句严峻的话说，就是要将大自然“拿来拷问”。另外一种更具人情味的人文传统，则源自约翰·雷和吉尔伯特·怀特这两位牧师—博物家，而一直传到其后数百年中的文士—观察家，如梭罗与哈德森等人手中。这两股深流时而汇合，相互之间作用影响，但很大程度上仍各自分别，各有不同的方法论和基本观点。尽管达尔文通常被归为纯科学家一脉，然读者须知，他并非没有受到自然史研究中文学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在英国尤盛。达尔文是吉尔伯特·怀特的忠实读者，曾经对朋友珍妮斯抱怨说，外国期刊对这种充满趣闻的博物学作品不感兴趣，殊为憾事。[5]无疑他最初的兴趣乃是受到《塞耳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1789）里的蚯蚓研究的鼓舞激励，而这方面他所得之益当不止于此。很少研究者注意到，达尔文的《驯化下动植物的变异》（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旧译《家养动植物的变异》——译者）中曾提及，在1780年，怀特向他的朋友彭南特提出，小蓝岩鸽是该鸟国内各品种的原型。这一假设作为进化论证据方队的一部分，得到了达尔文的详细阐述，不止频见于《起源》一书，也出现在他后期另外几篇有关驯化的论文中。达尔文本人并未宣称这一观点是由他首次提出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为自己的理论寻找论据而梳理生物学文献的时候，大约不会将怀特的这一观点搁置一旁，不予考量。
多谢无以计数的如怀特一般拥有超凡观察力的学人，没有他们辛苦工作所积累起来的细节枝叶，进化论假设的参天大树不可能拔地而起。提醒诸位，在我们以上所讨论的事例中，有机体的变异已经在一单个物种的范围内得到清楚的认识了。再往前百五十年，布朗曾对着他自己的掌纹苦思不解，发现这东西“我怎么也不可能从他人身上发现与之同样的”。个体间如此的不同使他惊奇，“即使相似的同类事物中也存在多样性”。遗传学其时尚未问世，但其本质已经包含在这一简单的论述中了。
比怀特更早，也更伟大的牧师—博物家，[6]约翰·雷（1627—1705），是布朗的同时代人。雷是17世纪最重要的博物家之一，尤属于最早一批志在对生物世界进行分类和描述的先驱者，正是这一工作拉开了发现有机体进化理论的序幕。[7]
对不同生物进行正确有序恰如其分的分门别类，这件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否则不止是对生物进化的调查研究，甚至连认识到进化这一事实的存在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生命形态及其改变演化之学能够追溯古往以前，眼前生物世界的复杂性秩序必须首先明确彻底地掌握。而要将现存生物与已灭绝物种做出清楚明白的区分，又有赖于比较解剖学的长足发展。另外，博物家必须能够从不同物种万千差异当中辨识出相似性，确认其间的亲缘关系。他必须能从相似中观察到不同生物跨越年代鸿沟的内在联系。同样地，研究者一定要有本事从细节微妙处做出推断区分，要敢于判断说：“你看这里，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嘛。”要达到如此高深的知识水平，显然非一日之功。正如我们即将论及的瑞典伟大分类学家林奈所称，“科学的第一步，便是要将彼物与此物做出区分。这类知识首先包含事物之间的具体差别；为使这差别得以永久确定，则有赖一系统方法以给予每一不同事物以各自不同之名称，各名称均要记录，俾便记忆”。[8]约翰·雷在这一方面堪称典范，他的研究建立了一套基于清晰的结构相似性之上的自然分类系统。
在这一方面，雷可谓林奈的先驱，且对其影响甚深。此外，从雷对行为的关注和对“自然系统”的强调上，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内涵也许较其卓越的后来者更加深远广阔。他不仅仅使林奈的《自然系统》成为可能，同时也是吉尔伯特·怀特以及《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作者佩利的先驱，影响所及，最终促成了《物种起源》的问世。雷最受欢迎也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无疑是《造物之工所体现的上帝智慧》（The Wisdom of God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of Creation，1691）。书中他开创了一种新的论述体式，既阐发了生命世界的神秘法则，又将大千世界的种种奇观统兼于体系当中，这一套路至今在无以计数的自然读物中清晰可见，无论其作者是机械论抑或是活力论的理论拥趸。[9]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在一封写给朋友吕威（1695）的信中，他提到了某些石头上令人费解的蕨类叶片印痕。颇有些踌躇后，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印痕与真实叶片之间如此精确的相似性，实在不好用某种化学品的意外作用来解释。由于他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因此，当他独到的洞察力深入下去，意识到，眼前化石的真正含义一旦被完全接受，将对虔信者带来何等的冲击，他不由心生悲悯，因为他看到，这将带来一连串后果，对时人所理解的圣经世界将产生巨大的震动；化石现象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或有非常古老的年岁，而物种的存在或有期限。想到这儿，他如临深渊，于是后退了一步。他申说道：“不管你说什么世界本身多么古老，它的住民多么古老，人类嘛，总归是新来的。”[10]无论如何，他有点郁闷。多年以后，这一不幸预言又该使林奈感到不安了。
4.林奈
因林奈其人之伟大卓著，我们纪念他，与其说是感怀一个人，不如说是铭记一种现象。下一章里我们要讨论的布封亦当得此语。二人所取得的成就，不消说需要超凡的付出和卓绝的能力，但归根结底，仍取决于特定时期、时代的心理态度。天才的生发需要土壤，这离不开知识界非凡的支持与配合。林奈着手写作并声名鹊起的时期，受过教育的大众刚开始对文字感到着迷，对起名字这件简单小事兴味盎然。自然的世界，航海家的世界，正由人们描绘、定位和辨识分类。忽然之间，不知何故，民众翕然而至，心向往之，满怀热情地想要参与其中。人们将成包的种子寄给卡尔·林奈，他们自己的英雄。他们想要从他口中听到前所未闻的铿锵悦耳的拉丁名字，运气好的话，自己所寄的植物便也能列附骥尾，于是与有荣焉。
林奈鼓舞激励了无数年轻人，彼得·卡尔姆便是其中之一。有一位美国友人给林奈写信说起过此人，称他“远涉袤缅之深林，历经蛮土之危局……其满腔热忱襟怀诚挚，令时人感佩不已”。[11]另一位热衷于是者则从马德拉群岛寄信过来，抱怨说“所有珍稀植物都长在危崖深堑，采集非易”。[12]船舶不能靠港；珍品植株在一连数月的无尽旅途中凋萎；还有其他风险。林奈在1746年一份报告中称，“约翰·米切尔医生，携带六年来于斯尽心搜集之植物，自弗吉尼亚州返航；归程中突遭西班牙海盗之劫掠，所获尽失，此可谓植物学研究之大不幸也。”[13]在伦敦，贵格会商人彼得·科林森向其雇主坦言，“博物学的任何分支我们都很欢迎；英格兰再没有别的书如此热销好卖了。”[14]在英国贵族的壮观园囿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蓊然生长。这些植物，间或还有些动物，搜集自美洲幽暗的丛林，由怒海远航的船长养在船舱，载回母国。完全意义上、尽管是曙光初露的科学时代终于到来。全世界各个角落，长夜过去，奇异的漂亮植物正在阳光中开花展叶。此日何日，美在绽放，所谓科学，基本无外乎命名和发出惊叹而已。而就命名这一技艺论，没人比得上卡尔·林奈。
1707年，老迈的约翰·雷于布莱克诺特利（Black Notley）去世；两年之后，林奈在瑞典南方降生。这一时期，英国对瑞典有显著的影响力。许多出身显赫的年轻人游学伦敦，而英国的哲学和科学都对瑞典本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林奈本人家境清寒，在荷兰获得了医学学位，在那里他得以与伟大的荷兰科学家赫尔曼·布尔哈弗有所接触，并于1735年发表了他最广为人知的著作《自然系统》的第一版。1736年他前往英格兰，在学术界积攒了厚实的人脉。从那以后，他在英国科学界终至声名鹊起，如日中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众现象。正如他最近的传记作家克努特·哈格伯格所说的那样，“英国人——无论是玩票者还是有学术资历的人——当时所能梦想的最大荣耀，不过是在林奈的某本作品中被提上一笔。为此他们写信向他提出了无数的修改建议，以修订《自然系统》一书中的物种分类细目”。[15]林奈本人的个人魅力大大增加了他本已受到的极大推崇，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考虑到他的影响竟及于新大陆素昧平生之人，而民众对他的个人崇拜，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迟暮；当他在1778年与世长辞之日，他的葬礼得到了国王般的规格——我们只能说，由于因缘际会，林奈其人彼时已然成为科学本身的象征。林奈的学术生涯有诸多讽刺，其一便是：他的分类学说，甚至在其生前便已代言了生物世界颠扑不破万世永固的阶级秩序，就该学说的真实性，他本应该至少抱持起码的谨慎态度才更为妥当。
林奈为英国读者所知时便已是出名的分类学家，有序阶元分类系统的创造者，可谓鼎鼎大名。许是因了这个缘故吧，他内心里的诗人天性，他对世间生灵万象的惠特曼式的热忱，并不轻易为世所知。除了已刊的著作，他还有堆积如山的手稿，并没有得到迻译，平生信件也只有少许译成了英文。他的诗人本性渴望着心灵与世间美好的直接交流，一花一叶，一蜂一鸟，万妙环绕，令他的日常生活丰富而满足——只有这种巨大的内心渴望与满足，方能解释他所留下的汗牛充栋的惊人著作。他是卓越超凡的命名天才，是世界大花园里新的亚当，陶醉在造物的奇妙里。这些在他堪称庞杂的随笔和手札中都有所体现。满溢的喜悦形之于笔，就像一个诗人。“美洲猎鹰，各种水鸟，鹦鹉，雉鸡，孔雀，珍珠鸡，美洲松鸡，印度野鸡，天鹅，不同种类的鹅和鸭，海鸥和其他足间带蹼的鸟，鹬，美洲交嘴雀，水上和陆上的雀类，斑鸠和各种鸽子，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鸟儿，在园里放声鸣唱，回响不绝。”[16]
带着对时间与命运的沉思，我们的诗人又写下了唱颂的诗篇，歌咏过去伟大的植物学先行者们：
孕育真知与生命的初始之树啊：
虽然老耄已缓慢了脚步，终将逝去；
然而，世间草木常在，
年复一年，绽放出新的粉黛；
不管过去多久，我都将心怀感激，
带着甜美的记忆唤出你们的名字——
你们的名字于是不朽，
比大理石更能长久，
比列王英贤更要万古芳流。
因财富易逝，大厦终颓，
钟鸣鼎食难以持久，
强国盛世终将衰败：
但只要天道不坠，世间草木长青，
植物学的先行者啊，
你们的名字将永远不被忘怀。[17]
“世间草木常在，年复一年，绽放出新的粉黛”——这些简单的词句，寄托了诗者林奈的情怀和忧郁，即使在功成名盛之时，他依然以超凡的洞察明鉴世事：“命运总爱跟伟大者作对。”这句诗是写给一位远道而来为他送递种子的船长的，此时他也许已经预感到未来命途之多舛——他最终患上了老年痴呆；而他写作《自然系统》时最大的愿景——一部整然有序精准确切的分类学，在他眼前模糊不清了。
林奈命中注定要站在现代世界的门口，更不妨说，他的命运，便是要花费大半生时光去建造这个大门，而门后深广的崭新景象，他却再也见不到了。前述已及，林奈青年时期曾于前往荷兰获取医学学位的同年，出版了《自然系统》的第一版。彼时这部巨著不过初具其形，只算得后来鸿篇巨制的提要钩玄罢了。就在林奈在科学界获得大名、在俗世也颇称小康的同时，他也成功地依靠较晚版本的《系统》和其他几部著作，将双名命名法强加于学界之上。显而易见，林奈以前，动植物的命名都易混、冗长、不成系统。这并不是说，林奈就没有受到前辈学者的影响。他熟悉雷的工作，知道后者不仅曾试图将物种同较大笼统类别相区分，且已经充分认识到命名法则的必要。但林奈出现的时刻是一个更加幸运的心理节点，于是他一意孤行。前人或许有过与他类似的想法，但从没有人像他一样，如此对大众固而执之并取得成功。
每种动物或植物，都有两个名字共同为其定名。第一个是属名，指的是形象外观较为相近的某一类属的生物，举例来说，所有外形如犬类的生物，便是一属。第二个名字取形容词，是对某一特定种类的限定，可称种名，如犬类动物中的狼——于是便有了Cants lupus这一狼的拉丁文学名。对于涵盖较大的分类项目他也做出了区分，比如“纲”和“目”。万事开头难，他的植物学分类方法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方法主要是以植物生殖器官为分类依据的。人为分类系统和雷曾尝试建立的自然系统可谓大相径庭，后者主要是基于比较解剖学上的区分建立起来的。
所谓人为分类系统，是根据某一单一器官——比如上面说的植物生殖器官——为现存生物群分类依据的。这一分类系统的危险在于，如果此种生物体的某些个体，其作为分类依据的器官发生适应性变异，那么这种特定植物就将被错误地识别为其他种类了。比较而言，自然系统同时将所有器官系统列入考量，就避免了人为制定标准的任意性。自进化论兴，不管植物学还是动物学，其分类研究都致力于确定亲缘关系，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类属的动物或植物，首要问题是找到它们的共同祖先。而这一点，不用说，早期分类学家尚未能清楚把握。
不管怎么说，为公平起见，还是要为林奈说几句话。如他自己在1737年致哈勒的信中所言：“我从没说那[他的以植物生殖系统为标准的分类法]是种自然方法；正相反，在《系统》一书前言里，我说过，‘植物学的自然系统尚未建立，尽管有一二种方法或较其他路径更为接近这个目标；并且我也从未宣称，我的这一体系是自然系统’……与此同时，在人们发现和建立自然系统以前，人为分类系统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另外，我在《植物属志》（Genera Plantarum）一书的序言里也曾说过，‘我不否认自然系统是更为可取的方法，不仅是与我的体系相比，而且比任何现有的方法都更为优胜’……”[18]
单纯的命名和分类系统之一发不可收拾、承担着过多的片面强调，一直深入19世纪，这个问题不是林奈一个人造成的。彼时，欧洲民众对遥远异国充满了巨大的好奇和探索渴望，急于弄清楚远方国度有些怎样的出产。他的声望日隆便来源于此。新名词潮水般涌入欧洲人的语汇。名字便是一切，而林奈所具之定义精确的天赋，以及他对精致秩序的品味，给大众奉献上其时所必不可少的科学框架，只是那时候科学之路还行之未远罢了。
此外，如果因林奈好名便苛责于他，那他的巨大名声也同样对世事产生了前所未料的推动。要知道正是在他的时代，在他的影响之下，远洋航行探索才开始将博物家列为标配。1768年库克的“奋进号”（Endeavor）就是个极好的例子，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对那次航行赞助甚厚。这一模式日渐发展，成就的硕果就是日后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航行。以下摘自英国植物爱好者约翰·埃利斯在“奋进号”启航那年写给林奈的一封信，盛称林奈对科学的贡献：“以前出海做自然史研究的人，从没有过这样量身定做的齐备装置，也没有过如此优雅舒适的旅途享受。”他写道，“他们有精致的小书房，满架的博物学著作；他们有专门的设备，用来捕捉和保存各种昆虫；有各种网，渔网和大小拖网，还有钓钩，用来采集珊瑚；他们甚至有种奇特的发明：一种望远镜，专门放到水里，能看到水底深处好大一片，视野清楚无比。他们带着成箱的瓶瓶罐罐，都有磨口玻璃塞，各种尺寸的都有，好将动物保存在酒精里。他们有好多种盐类，用来保存种子；还有蜡，蜂蜡和杨梅蜡都有；除此而外，还有许多为他们服务的人，是专门请来帮他们做事情的。他们有两个画家，也是制图员，有好几个志愿的助手，都有靠谱的博物学知识。这么说吧，索兰德[19]对我保证，说这次远航要花去班克斯先生1万英镑。所有这些，都要归功于阁下和阁下的著作。”[20]（斜体是笔者加的——L.E.）
植物学的起名热过后，很多人以为林奈不过是个才分平平、只能做些繁而又烦的工作的人——这看法是不对的。对于林奈，如他同时代所有的基督徒一样，创世是一场演过的独幕剧。现存的生物全都是上帝在创世第六天里做工的成果，其种类皆一成而不变。但与其同时人不同的是，林奈开始窥到了造物的奇妙方式，在上帝的构思中，生物形态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于焉共存。那些受他的鼓舞去探险荒野的人，有的也许会在非洲死于伤寒，也许会倒在阿比尼西亚土匪的刀下，还可能操舟触上珊瑚岛的残骸，也有的可能正在无名的山巅漫步云端。他的门生们以为，林奈所谓的“对上帝神秘盒子的一瞥”，必是为了求得真正的名字，那是秩序之美和活物之各归其类。但大师本人，在其晚年生涯中，必定曾瞥见过更加狂野、更为震撼人心的蛮荒之地，远超任何人的想象，就连他最胆大的学生和追随者也不能企及。
他所建立的分类系统，覆盖如此之广大深远，以至大千世界万象众生无所不包，无心之间他便已经预言了有机体间必有物质层面的联系。奇异的是，尽管他早先曾遽然表示，世间绝无新出物种，且此观点迅速为神学界所接纳重申，然而确有证据，他后来又对此表示怀疑，只是彼时这一观念早被他自己的学说信条（起码部分出自他手）牢牢抓紧了。
5.物种不变
长久以来，科学家一直指责，教会以其先入信仰阻碍了进化哲学的发展。然而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科学建立了以物种为基点来观察描述有机界的学说体系，这给予物种这一概念以前所未有的精准和确定性。前已述及，在早先几个世纪里，对动植物的分类远没有像后来雷和林奈手中那样准确。有位不具姓名、特具独到眼光的观察家在五十多年前曾写道：“在‘物种’这一概念从科学那里获得自己的形态与明晰性之前，神学里是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各别创造’这一教义的。直到17世纪，博物家才开始以精准的定义替代了早先对自然品物特征的模糊描述，从此，物种的形态与独特性才得以与这一概念结合起来。”[21]
随着航海家对世界范围的不断扩大，新物种的命名所带来的科学热情和喜悦情绪日渐增长，人们对生命世界能够稳定并持久存在的信念也相应加强了。科学方法的精确分析，有赖于精准的定义，在其细致探究下，最终，“目”这一概念结晶成型了。如前所述，不变的存在之链，基督徒眼中世界的历史长度，圣经中对创世的描述，这些都倾向于对进化假说投不信任票。甚为讽刺的是，正是林奈所宣称的，自创世起物种绝对不变这一观点，反为神学所用，加强了这一反对趋势。林奈在科学界和文化界的赫赫威名，注定他的言论会受到广泛重视。从此以后，教会便将“物种不变”作为理有固然的教义了。科学，在其追寻秩序和准确分类的愿望驱使下，发现自己与基督教教义令人满意地结盟了——科学的发展促进了教义的精致。
然而，林奈刚一宣扬完他的观点，就开始意识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的“善变”了。其时他正在其金主克利福德位于哈特营（Hartecamp）的植物园中工作。他看到变种自发地出现。他看到常态的植物出现了“变态”的植株。跟早先的雷一样，也许意识上更清楚些，他不得不将造物主所创造的“真种”与目下所见的令人困惑混乱的许多变种区分开来，这些变乱也许不过是巧妙的园丁随意摆布的结果。秉持这一思路，他仍然固持他最初的论点。他设想，所有物种最初的祖代父母都是创世之初在一个小岛上创造出来的，这小岛便是神所创的唯一干地，也就是世上最初的伊甸园。
当人们通过他的众多著作和不断增补的《自然系统》寻索这一主题时，我们会发现，他的怀疑和不确定日渐增多。他看到了通过杂交产生新物种的可能性。他承认自己不敢肯定“究竟这些物种是时长日久自行产生的呢，还是造物主在创世之初便已确定了所有物种的数目，从而给这一发展划定了界限”。[22]他小心翼翼地从后来版本的《系统》中删除了新物种不再出现的说法。物种不变，物种一语的确定性，已经不再固若金汤了。“Nullae species novae没有新种”的金言早已被世界奉为圭臬，可是对大师本人、曾经以几何学般的精确建起分类学大厦的林奈而言，如今所有的一切都飘摇不定，踉跄着走向未定与无常。只有自然产生的“目”类还差可确信。今时今日，想要搞清楚这一切对林奈究竟意味着什么，已经很难了。我们只知道他把人类跟猴子同归为灵长一目，还游戏似的摆弄着稀奇古怪的杂合动物念头和我们所知的一些排列组合。
毁掉他心智能力的中风有一种令人叹畏的象征意义。它带着一丝上天报应的意味，这是他早曾写到，一直忌怕着的。他年轻时看见过辉光四射的生命格局，像滴露的早晨剔透晶莹的蛛网。在那瞬间的闪烁中，他瞥见过真理的一面，跟人类知识的绝大部分一样真实，但同时却也是一种幻象。如今，通往众神之城的虹梁消失了，只留下一个失去记忆的老人。这位满怀激情的《自然系统》编纂者，连自己的书都已记不得了。命运为他安排了最可怕的结局：这个曾经给万物命名、并以此为傲的世界名人，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了。在他的花园里，只剩下一根枯死的残株，在它周围，新生的花朵向阳绽放。
注释
[1]《医生的宗教》Religio Medici，1635.（本书脚注均为原注。）
[2]《原始主义和进步观念》Primitivism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Baltimore，1934，p.158.
[3]Charles Darwin，《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51，Chapter 12.
[4]Sir Charles Lyell，《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Vol.3，3rded.，London，1834，pp.84—85.
[5]《查尔斯·达尔文书信续编》More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ed.by Francis Darwin and A.C.Seward,London:John Murray，1903，Vol.1，p.55.
[6]当然，雷不如怀特文笔优美。
[7]Charles E.Raven，《博物家约翰·雷：生平和著作》John Ray,Naturalist:His Life and Work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3.
[8]Sir James Edward Smith，《林奈与博物家同仁通信选（自手稿）》A Selection of the Conrrespondence of Linnaeus and Other Naturalists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London，1821，Vol.2，p.460.
[9]Charles E.Raven，《博物家约翰·雷》John Ray,Naturalist,p.452 ff.
[10]Robert Gunther，《约翰·雷通信续编》Further Correspondence of John Ray,London，1928，p.260.
[11]Sir James Edward Smith，《林奈与博物家同仁通信选》A Selection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Linnaeus and Other Naturalists,London，1821，Vol.2，P.458.
[12]同上，p.561.
[13]上引书，p.399.
[14]同上，Vol.1，pp.18—19.
[15]《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London:Jonathan Cape，1952，p.159.
[16]引自Hagberg，上引书，p.100.
[17]Hagberg，上引书，p.10.
[18]J.E.Smith，上引书，Vol.2，p.232.
[19]索兰德是林奈的门生和监护对象。
[20]J.E.Smith，上引书，Vol.2，p.231.
[21]“Lamarck,Darwin and Weismann拉马克，达尔文和魏斯曼”，《生物时代》The Living Age，1902，Vol.235，p.519.
[22]转引自Hagberg，上引书，p.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