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遗漏的信息

多年以来，经济学越来越成为现实世界一个抽象而孤立的课题。大体说来，经济学家并不去研究现实经济制度的原理，他们只是从理论上做出解释。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伊利·德温斯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假如经济学家们想去研究马，他们并不会走出去，亲眼看看马的本来面目。他们只是坐在书房里，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我是一匹马，我会做些什么呢？’”

——罗纳德·H.科斯：《社会的使命》

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人知道，谁拥有什么；居民的地址难以核实；人们可以欠债不还；资产不能够顺利地转化成货币，所有权不能分割为股票；对于资产的描述，既缺乏统一的标准，也不能方便地进行比较；在居民区之间乃至在街道之间，管理财产的制度各种各样——此时，你相当于刚刚置身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前社会主义国家，更确切地说，你所看到的是这些国家80%的居民的生活现实，他们与这些国家已经西方化的精英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的白人黑人之间的对比一样。

这80%的人口尽管占了绝大多数，但他们并不如同西方人通常认为的那样——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尽管他们看上去相当贫困，有的甚至生活在极其不平等的制度下，但是，他们拥有的财产超过人们的想象。遗憾的是，他们所拥有的资产，没有以恰如其分的方式表述出来，因此也就不会产生额外的价值。当你走出尼罗河希尔顿大酒店的时候，你的身后，不是一个以传真机、制冰机、电视机和抗生素为特征的高科技世界，可是开罗人却完全有能力拥有这些物品。

在你身后的世界里，财产所有权可以在法律的强制下自由交易。开罗人并没有可以产生附加值的抵押物和记账地址，但他们的富裕程度，却可能让你瞠目结舌。在开罗之外，那些最贫穷的穷人住在一个古墓区域，那里称为“死亡之城”，但实际上，几乎整个开罗都是一座死亡之城——这座城市的资本和资产因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变成了僵死之物。能够为资本注入活力的机制，在这里并不存在，因此，穷人无法通过劳动和资产，从第三方那里获取相应的利益。

要想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头看一看19世纪的美国。当时，它正从一片荒芜的状态中构建出一个社会。美国不仅从英国继承了相当复杂的土地法，也继承了一个规模庞大、互相重叠的土地转让制度。同一英亩土地，可能属于英国王室转让给某个人的大块土地中的一块，也可能属于另一个人——他宣称这块土地是他从一个印第安部落那里的购置之物，它也可能属于第三个人，其理由是：这是一个州的立法机关给予他的馈赠品，用来代替他应得的薪水。实际上，在这三个人当中，甚至可能没有哪个人亲眼见过这块土地。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移民，他们划定了分界线，耕种田地，建筑房屋，转让土地，建立信用制度，而在很长时间以后，各个州政府才赋予他们相应的所有权——这一时期，就是拓荒者和“野蛮西部”的年代。之所以称其野蛮，是因为这些拓荒者大多只是不合法的居民，他们“坚持认为，是他们的劳动，而不是正式的所有权凭证或强制的地区分界线，才为土地赋予了价值，并建立了固定的所有权”。【2】他们相信只要占据土地，并且通过建造房屋，开辟农场，将土地加以改善，土地就是属于他们的财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却并不这么认为，当权者派出部队，烧毁了他们的农场，摧毁了他们的房屋。定居者被迫进行反击或撤退。当士兵们离开以后，他们又重建家园，继续为获得生存而拼搏——过去的这段历史，正是第三世界如今的面貌。

一场令人惊奇的革命

在1950年以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农业社会，他们的组织方式，会让一个18世纪的欧洲人感觉熟悉和亲切：大多数人都在别人的土地上劳作，这些土地属于少数的大地主，其中一些人是当地的寡头政治集团成员，还有一些人是殖民地种植园园主。当时的城市规模很小，主要的功能是市场和港口，而不是工业中心，它们被少数商业阶层所控制，他们用数量惊人的规章制度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1950年以后，在第三世界爆发了一场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类似于1800年欧洲社会和经济崩溃的情形。新型机器的问世，减少了对于农业劳动者的需要。新型药品和公共健康措施，减少了婴儿的死亡率，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很快，成千上万的人沿着新建成的高速公路来到城市里，这些城市经过新型广播节目的描绘，充满了无穷的诱惑。

城市的人口开始激增。以中国为例，从1979年开始，超过1亿的人口从乡村进入城市。在1950～1988年之间，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人口从14万人增加到155万人，到了1998年，这一数字接近200万。在这些人中，大约有2/3居住在棚户区或贫民窟里。早在1973年移民的最高峰到达之前，专家们就对城市移民的激增感到恐惧和绝望。“一切都变了样子，似乎城市正在解体。”一个城市规划专家写道，“到处都是建筑，它们以各种形态被建造起来，而且不受控制。污水处理系统无法排除雨水，每天都会发生阻塞，人口集中在划定的区域里，那里没有任何基础性的卫生设施，德萨利恩（海地的一座城市）大街的人行道，完全被小商小贩所占据……这个城市已经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3】

几乎没有人预见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会出现如此惊人的转变。当时流行的一种发展理论，试图把现代化引入农村地区，因为它认为农民根本不该到城市里去寻求20世纪的文明。尽管遭遇了越来越大的敌意，千百万人还是继续涌入城市。他们遇到了一堵难以逾越的墙壁——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使他们难以合法地从事社会和经济活动。这些进入城市的外地人，在获得合法的建筑、开创正规的企业或者找到一份合法的工作方面，变得前所未有的艰难。

获得合法地位的重重障碍

为了了解这些移民的生活究竟有多么困难，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在秘鲁首都利马郊区开设了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型的、完全合法的企业。这个团队开始填写各种表格，长时间排队等候，经常乘坐公共汽车，目的是为了到利马市中心领取各种证明文件，以便按照法律规定获得足够的资格，在秘鲁首都经营一家小型企业。他们每天花6个小时时间，最终完成了企业注册——统共用去了289天。尽管这家小服装加工厂只要一个工人就可以运转起来，但是，办理合法注册的成本却花了1231美元，这是工人最低月薪的31倍。要想获得在一块国有土地上建造一座房屋的许可证，需要花6年零11个月的时间，与52个政府部门打交道，完成207道行政手续，而要想得到那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凭证，需要完成728道手续。我们还发现，私营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司机，要想获得运营路线的官方许可，要用26个月完成官僚主义者的层层规定。

我的研究团队在当地同行的帮助下，在其他国家重复了同样的实验。实验者遭遇困难的艰辛程度，丝毫不亚于秘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菲律宾，如果一个人在国有土地或私有城市用地的某个定居点当中，已经建立起了一座房屋，那么，要想通过合法的方式把它购买下来，他必须与邻居们组建起一个协会，来满足一种“国有房屋金融计划”的要求，整个过程需要完成168道手续，其中涉及53个国家和私人机构，要花13～25年时间，而且其中的前提是：国家房屋金融计划具有充足的资金供应。如果房屋恰好位于被视为“农业用地”的某个区域内，定居者还必须清除额外的障碍，即把这块土地转变为城市用地，这意味着他要接触13个部门和完成45道官僚程序，并且还要为提出申请额外花两年时间。

在埃及，一个人想在国有沙漠地上获得并合法注册一块土地，他至少要完成77道官僚程序，与31个国家和私人机构打交道，这可能要花去5～14年时间。要在过去的农业用地上建立起一座合法的房屋，需要花6～11年（或许更长）与官僚主义周旋，这就是470万埃及人选择以非法的方式建造房屋的原因。如果某个定居者在盖好房屋后，决定成为一个合法公民，并花钱购买他的房屋所有权，那么，他就要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他的房屋有可能被摧毁，可能需要向政府缴纳一笔数量惊人的罚金，甚至可能要坐上10年监牢。

在海地，一个普通的公民要想合法定居在国有土地上，他采取的方式，可能是首先从政府那里将这块土地租借5年，然后把它买下来。我们的研究人员与海地的同行一道工作，他们得到的结论是：要想得到这样一种租约，需要完成65道官僚手续，平均至少需要花2年时间，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将土地租借5年的权利。要想获得这块土地，还需要额外克服111道官僚手续方面的障碍，这要花12年以上的时间。在海地，合法拥有一块土地的全部时间是19年。但是，即便是如此漫长的鏖战，也不能确保其土地的所有权具有合法性。

实际上，在我们调查的每一个国家，我们发现，保持合法地位和取得合法地位几乎同样艰难。那些移民违背法律的程度，远远无法同法律对他们的敌意和驱逐相提并论，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情形，最终，他们只好选择游离于法律制度之外。1976年，在委内瑞拉，有2/3的工作者就职于合法建立的企业，而今天，这一比例还不到1/2。在30年前的巴西，新建的房屋2/3以上用于出租，今天，在新建的房屋中，只有大约3%正式作为租赁房屋使用。市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跑到了那些不受法律管辖的城市区域——棚户区。这些棚户区处于管理严密、有序的正规经济活动之外，完全依照供求关系开展经济活动。在棚户区，租金没有控制范围，而且以美元的形式支付，如果租房者不缴纳租金，很快就会被赶出去。

城市新来的移民放弃法律制度时，他们就成了“合法定居者”。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在国家的法律之外生活和工作。他们按着自己制定的、有约束力的非正式协议，来保护和利用他们的资产。这些协议有选择地借鉴了正规法律制度的规定以及特殊的临时协议，同时参考了他们的出生地或在当地形成的惯例。他们由一种“社会契约”而凝聚在一起，这种契约得到了所在社区的支持，并通过社区选举出的权力部门产生效力。这种法律之外的社会契约，创造出了一个富有活力、但资本不足的社会领域，并且成为穷人世界的活动中心。

资本不足的社会部门

尽管移民是法律制度的边缘人，但他们已经很难回到无所事事的状态。在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里，在那些资本不足的社会部门，人们每天都在勤奋工作，他们充满了创造性。在街道两旁，小作坊式的企业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它们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物品，从服装、鞋类，到卡蒂埃手表和威登皮包的仿造品。许多加工车间能够加工和改造各种机器、小汽车乃至公共汽车。那些进入城市的贫穷的移民，建设起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居民区，他们偷偷地接入了公共水电系统，使企业和居民区得以运转。那里还有许多修补牙齿的牙医，他们没有任何营业执照。

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穷人帮助穷人的故事。这些来到城市的新的创业者，填补了合法经济领域的空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未经授权的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占了公共运输系统的绝大部分。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那些贫民窟的小商小贩，提供了市场所需要的大部分食物，他们推着手推车沿街售卖，或者在街道上自行建立起一个个摊位。

1993年，墨西哥商会对墨西哥城联邦区的街道摊位进行统计，得到的数字是15万个，而在墨西哥其他43个中心地区，还有29.3万个摊位。这些规模很小的摊位，平均宽度只有1.5米，如果墨西哥城的摊贩把摊位在街道上排成一条直线，中间不留任何空隙，它们的长度就会超过210公里。成千上万的人在不合法领域开展工作，他们走出家门，来到街道上，置身于城市里那些未经注册的商店、办公室和工厂。1994年，墨西哥国家统计局对这个国家所有非正式的“微型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它们的全部数量达到265万个。

这正是那些资本不足的社会部门现实经济生活的缩影。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你甚至会看到更为复杂的、没有登记在案的经济活动：从生产电脑硬件和软件，到制造销往国外的喷气式战斗机。俄罗斯和海地、菲律宾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当然完全不同，然而，自从共产主义解体以后，苏联国家同样陷入了非正规所有权的模式。1995年，《商业周刊》报道说，在俄罗斯的1000万农民中，“大约只有28万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另一条报道描绘了与之相似的第三世界的面貌：“（在苏联国家）土地的私有权、使用权和转让权，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而且显然不受法律的保护……用于保护土地所有权的市场经济机制，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国家仍在大力限制那些不正规的土地使用权。”【4】从1989～1994年，根据电力消耗做出的统计表明，苏联国家非正规经济活动的生产总量，从12%上升到37%，某些行家认为，这一比例实际上可能更高。

对于生活在西方国家之外的人而言，所有这些都算不上新闻，你只需要打开一扇窗户，或者从机场坐出租车到旅店的途中，你就可以看到：城市四周到处都是房屋，小贩们在大街上成群结队地兜售物品。你一眼就可以瞥见，在汽车修理厂后面的那些景象忙乱的加工车间，还有那些破旧不堪的公共汽车——它们在污秽而肮脏的街道上穿梭往来。不合法现象通常被视为“次要”问题，就像发达国家的黑市、贫穷和失业现象那样，不合法领域则一向被视为流氓和恶棍的滋生地，那里充满了邪恶和不祥的特征，除了警察、人类学家和传教士，谁都不会对后者感兴趣。

实际上，合法现象才是次要问题，不合法的经济活动，却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规则。穷人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房地产业和生产领域。那些国际性商业机构把他们的顾问派到城市体面的街区，进入金碧辉煌的玻璃写字楼，与当地的“私营部门”打交道，然而他们面对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企业家。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新兴的经济力量，其实是写字楼下面的那些废品收集者、电气制造商和不合法的建筑公司。这些国家的政府，只能面对这样一种现实的选择：要么把这些资源纳入统一而有序的法律框架中，要么继续生活在无政府状态里。

僵化的资本有多少？

在过去10年里，在当地有经验的专家的协助下，我的研究团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5个城市进行了调查，它们包括：开罗、利马、马尼拉、墨西哥城和太子港，调查的对象，是那些被歧视性的法律摒弃于资本经济之外的人拥有的财产价值。为了使调查结论更为可信，我们不妨把注意力集中于房地产上，它是最容易接触、也是最容易看得见的资产类型之一。

与销售食品和鞋类、汽车修理或生产仿造的卡蒂埃手表不同——这些活动很难量化，其价值更是难以衡量——建筑物是不可能隐藏的，只要评估建筑材料的成本，将不同建筑的销售价格进行比较，你就有可能确认它们的价值。我们用了几千个工作日，按着街区清点建筑物的数量。只要我们得到了授权，我们就在每个国家将获得的数据公布出来，使之得到公开的讨论和批评。我们与当地人合作，对我们采用的方法和结果进行反复测定。

我们发现，在那些资本不足的领域，人们遭遇到多少种形式的障碍，就会采取多少种方式私自建造房屋。最常见的形式是在国有土地上建立棚户区，但我们的研究发现，人们还想到了更多可以规避房地产法律的创造性的方法，例如，在秘鲁，人们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从土地的前任主人那里买下土地，或者把它们转化为居民区和工业区。由于没有便利的法律手段改变土地的使用权，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就会以不合法的方式，将土地分成小块私自使用，最终，几乎没有几个人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在太子港，即使那些地价相当高昂的地产出现变更，也不会有人花费力气去通知登记处，因为登记处对于这种情形几乎束手无策。在马尼拉，在那些被划为工业区的土地上，各类住宅拔地而起。在开罗，那些住在4层高楼房的老居民，非法地在楼顶上增建起3层公寓，把它们卖给亲属或者外来的移民。同样是在开罗，公寓的合法承租人把房屋分割成更多的部分，按照市场价格将它们出租。导致他们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公寓的租金就被冻结，它们今天的价值，每年还不到1美元。

有些房屋，从建筑的第一天起就是非法的，它们违背了所有的法律规定。其他的建筑物——比如太子港的住宅和开罗的那些受租金支配的公寓，最初都诞生在法律制度下，但后来却不再受法律的管辖，因为遵守法律的代价太高，程序过于烦琐和复杂。在我们调查过的那些城市里，几乎所有的房屋建筑，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退出法律的框架。实际上，也许只有法律制度，才可以为房屋所有者提供创造资本的文件表述和规章制度。也许某些人手里至今仍旧保存着各种房契或某种协议，但这些资产真正的所有权地位，已经不在官方的登记制度之内，留下来的，只是过时的图纸和记录。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多数人的资产，如果从商业和财物角度来看待，都成为一种无形资产。没有人真正知道谁拥有什么，它们位于何处；谁应该为履行义务负责；谁应该为损失和欺骗行为负责，或者说，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使业已到位的服务和商品获得资金偿付。归根到底，在这些国家，大多数有潜力的资产，都没有得到确认，也没有产生应有的价值，可以运转的资本数量少得可怜，经济交流遭到遏制，变得萎靡不振。

在这些资本不足的领域，其真实的图景显然不同于我们对发展中国家通常的印象。第三世界国家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在那里，财产的所有权难以核实，也难以通过法律的形式使之生效，而且，它们不受法律所承认的各种规章制度的管理。这些资产潜在的经济特性和价值，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和组织，它们也无法通过多重交易产生附加值，因为它们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导致误解、混乱、协议的变更、信用的丧失，简而言之，在这些国家里，大多数资产只是僵化的资本。

这些僵化的资本有多大价值？

僵化的资本堆积如山，充斥了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各个角落。根据我们的计算，在菲律宾，57%的城市居住者和67%的乡村居民的住房，都属于僵化的资本。在秘鲁，53%的城市居住者和81%的农村居民，都住在非法建筑中。

在海地和埃及，这一数字更令人吃惊。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海地，68%的城市居住者和97%的乡村人口的住房，都没有明确的合法所有权证书。在埃及，92%的城市居住者和93%的农村人口的住房，都属于僵化的资本。

按着西方的标准，这些住房大多不具有多少价值。在太子港，一个棚屋的价值仅为500美元。在马尼拉，在一条遭到污染的航道旁边的小房子，其价值仅为2700美元。在开罗外围的一个村庄，一所相当大的房屋的价值，仅仅在5000美元左右。在利马周围的山区，一处带有车库和大型落地窗的高档平房，其价值仅为两万美元，但是在那里，还有很多类似的建筑，总体算来，它们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当地富人的全部资产。

在海地，那些没有所有权凭证的城市和农村房地产，总体价值约为52亿美元，而按照当时的计算标准，它是海地所有合法经营的公司全部资产的4倍，是政府拥有的全部资产价值的9倍，是到1995年为止，海地有史以来获得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58倍。那么，海地是否是一种例外情形呢？也许有这种可能，毕竟它是法属非洲殖民地的一部分，它被意外地放到了美洲的版图上，杜瓦利埃（1907～1971年，海地总统）政权推迟了一种系统化法律制度的建立。

那么，我们不妨考虑一下秘鲁——这是一个融合了西班牙文化、印加文化的美洲国家，它有着完全不同于海地的传统和种族结构。在秘鲁，以非法的方式建立的城市和农村房地产，其价值达到了740亿美元左右，它是利马股票市场在1998年暴跌之前全部价值的5倍，是可以实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和建筑设施价值的12倍，是这个国家有历史记录以来，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价值的14倍。难道你会认为，秘鲁的正规经济，也受到了古代印加帝国传统的限制、西班牙殖民者腐败政策的影响，或者与近年来秘鲁政府与光辉道路这一恐怖组织的战争有关吗？

那么好吧，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菲律宾——它曾是美国在亚洲的一个被保护国，在这个国家，不具有所有权的房地产的价值为1330亿美元，是菲律宾股票市场上市的216家国内公司资本总额的4倍，是该国商业银行全部存款的7倍，是国有企业全部资本的9倍，是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4倍。

或许你认为，菲律宾也是一个反常的例子，因为它多少受到了前西班牙殖民地基督教制度的影响。既然如此，我们再来看看埃及。根据我们与埃及同行进行的调查和统计，埃及在房地产领域僵化的资本的价值，总共约为2400亿美元，这是开罗股票市场全部股票总值的30倍，而且，正像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它是埃及全部国外投资的55倍。

在我们调查过的所有国家，穷人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了惊人的财富。到目前为止，这些财富也是用于发展的潜在资本的最大来源。这些资产不仅远远超过政府拥有的资产、当地股票市场的价值和国外的直接投资，而且，它们也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全部援助以及世界银行提供的所有贷款多许多倍。

假如把4个被调查国家的数据应用到整个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结果甚至更加令人吃惊。根据我们的推算，在这些国家里，大约85%的城市土地和40%～53%的农村土地，按照它们当前的使用方式，完全不可能创造出资本来。为所有这些资产赋予某种价值，得出的无疑是个粗略的数字，但我们相信，我们的推算不仅尽可能精确，而且相当保守。

根据我们的计算，在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穷人所占据但不合法拥有的房地产，其总体价值至少为9.3万亿美元。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数字——9.3万亿美元——它大约是美国流通货币总量的2倍，接近于全世界20个最发达国家主要股票市场（包括纽约股市、东京股市、伦敦股市、法兰克福股市、巴黎股市、多伦多股市、米兰股市、纳斯达克以及其他十多个股票市场）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值。它是自1989年以后的10年里，所有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获得的全部国外直接投资总量的20倍以上，是在过去30年里，世界银行提供的全部贷款的46倍，是同一时期第三世界获得的所有发达国家发展援助总额的93倍。

大面积的“金刚石”

“世界性的贫穷”这一词汇，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这样的画面：那些一无所有的乞丐们，睡在加尔各答的马路边；那些饥饿的非洲儿童，在沙漠上嗷嗷待哺……这些画面固然是真实的，我们在地球上的千百万同胞，需要我们的关心和帮助，然而，这种关于第三世界的极为肮脏的画面，并不是最精确的写照。更为糟糕的是，它容易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忽视了在穷人中出现的弱小的创业者，以及他们通过艰辛的劳动取得的惊人成就。他们克服了所有可怕的障碍，创造出他们所在国的大部分财富。一个更为精确的画面应该是：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辛苦劳作，省吃俭用，用储蓄的钱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建造房屋。而且，他们甚至正在建立工厂和企业——这在我们常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他们做到了。我痛恨那种自以为是，将这些了不起的创业者描述为全球性贫困根源的说法。

他们不是问题的根源。他们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美国内战之后，一个名叫拉塞尔·康威尔的演说家，穿梭于美国各个地方，传播了一个让数百万美国人感到振奋的预言。他讲述了一个印度商人的故事：一个预言家向这个商人承诺，只要他寻找到属于他的宝藏，他的富有程度，将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这个商人走遍了全世界，当他回到家里时，已经老朽不堪，心情忧伤，而且一无所获！当商人再次进入被他遗弃的房间时，他忍不住想喝一杯水，不过，他家里的井已经被淤泥填满了。他疲惫地拿出铁锹，重新挖了一口井，结果就发现了戈尔康达——全世界最大的金刚石矿之一。

康威尔的这个寓言，对于我们应该有所帮助。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需要为了寻找到财富，而在世界各国外交部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徘徊和周旋。就在他们国家最贫穷的居民区和棚户区——即使那里不是几英亩面积的金刚石产地——也蕴藏着数万亿美元的资产。只要能够揭开将资产转化为有效资本的奥秘，它们就可以立刻投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