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

斯威夫特与疯狂的现代性

麦琪(Erin Mackie)撰

黄玲丹译 崔嵬 林凡校

本文讨论斯威夫特如何反对他所处文化中的模仿弊病,并基于下述视角展开全文:将斯威夫特本人所谓的“疯狂的现代性”(Mad Modernity)这一评价,与20世纪对启蒙现代性的批评联系起来。在斯威夫特死后的几个世纪,他“不可思议地预见”的危机[1]爆发了——学者们以年代错乱的主观解读,发现了斯威夫特的这一预见,并竭力将他拉入自己的意识形态阵营。此外,斯威夫特的预见之所以可能,还源自他涉猎范围之广,包括哲学、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等方面相关的观念、方法论和制度——正是这些内容界定了他的现代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现代世界。博伊尔(Frank Boyle)将斯威夫特视为“现代性的讽刺作家”来研究,并从这一视角做出了精辟的总结:

关键点当然不在于斯威夫特当时的“现代”就是我们的“现代”,而在于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对现代性的重新评估,都是基于斯威夫特讽刺的重点——新哲学的规划。

博伊尔发现,“斯威夫特甚至在现代社会形成之际就展现了现代性本身固有的危机”,[2]同样,霍斯(Clement Hawes)也发现了斯威夫特对现代性之兴起的内在批判,尤其在殖民主义行动上。这一视角启发我们去思考斯威夫特与现代性本身独特的变革条件,而不是把他讽刺的对象置于他或他笔下角色那混乱的个体灵魂之下,或置于堕落人性的悲剧性缺陷之下,或置于政治、科学、哲学、经济或者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愚蠢之下。斯威夫特以冷峻的目光审视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矛盾,在人们普遍把现代性视为一种进步的情况下,他的作品记录了现代性的多重意义上的衰退,也记录了从盲目的信念到毁灭性的失败这一轻率进程。斯威夫特讽刺作品所批判的晚期现代性,可归结为工具理性、物化知识、集体自恋、去人性化、殖民主义剥削、种族灭绝,以及——这一点并非偶然——对模仿的抑制。

布朗(Laura Brown)在其三部重要作品中探讨了18世纪英国文学和文化中有关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作品,他特别强调,斯威夫特超越了现代帝国主义和依赖于差异与他者性(alterity)的现代范式。[3]和布朗一样,霍斯强调英国在18世纪处于统治世界的地位,他仔细考察了《格列佛游记》和《一项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中斯威夫特与殖民现代性的缠斗。[4] 霍斯认为,《格列佛游记》把主人公塑造成了一个渐趋糊涂,最终因“不断殖民”而精神错乱的受害者形象,从而,这部小说挑战了“现代的进步”可以达到“普遍福祉”的说法,强调现代性的“殖民暴力,并且通过大量关于谎言和犯罪的指控推翻了现代性的合理性”。根据霍斯的解读,格列佛自甘沦为殖民者的奴隶,这使他精神失常,对慧骃马的模仿更是使他跌入“同化失败”的谷底。[5]

殖民主义者的模仿是本文所研究的模仿之病的模式之一,也是陶西格(Michael Taussig)《模仿与他者性》(Mimesis and Alterity)的主题,本文将围绕这部作品提出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6] 此外,本文还研究人类认知与自我认同的机械性物化(reification)问题。复制机器作为现代性器械,锻造了知识的客观性及其表现(representation)。正如新哲学揭示的思想体系所言,复制机器将话语和观念转化成脱离语境的文本,剥离了它们的起源和行为主体。[7] 在逼真即复制品的要求之下,机械性复制的对象不仅包括模仿性的作品,还有工人的身份。在斯威夫特所处的现代世界,市场上充斥着印刷品,人们依赖媒体,斯威夫特对此感到不安,这刺激了他想要掌控大众媒体的想法。

凯利(Ann Cline Kelly)记录了斯威夫特如何利用现代媒体的力量,并挖掘其对文化、社会、政治和人类心理的影响,而斯威夫特也同样抵制这些影响。总的来说,这与我在本文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凯利的研究更加实证且文献详实。斯威夫特摧毁了马尔伯勒(Marlborough)的事业,并巧妙地设计了一个与自己互不相容的神话角色,以此“肆无忌惮”地利用大众印刷媒体。[8] 斯威夫特探索了大众印刷媒体带来的麻烦及其在现代性中的作用。 20世纪的学者们以此为例,总说斯威夫特有“不可思议的预见”。

罗森(Claude Rawson)在研究欧洲种族屠杀的修辞和概念定义时,阐述了奥威尔(George Orwell)早年的观察,即慧骃国的雅虎似乎等同于纳粹德国的犹太人。[9] 罗森仔细斟酌了其骇人的观察结果,即“斯威夫特以令人不安的细节在幻想中预测了纳粹的实际行径”。[10] 尽管罗森乐此不疲地将斯威夫特的黑暗想象与布雷顿(Andre Breton)在20世纪提出的美学概念“残酷游戏”和“黑色幽默”联系起来,但他并未像博伊尔和霍斯那样,对斯威夫特时代与我们时代之间重要的文化联系作出界定(同上,页15-16、212、279 287; 中译页9、92、143-147)。虽然罗森早在《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一书中就开始密切关注斯威夫特何以成功“预言”之后的环境和诸多事件,但他还是极力避免某种诸如现代性之类的文化理论范式,即便这种范式能够证明斯威夫特早有“预见”(同上,页7、1; 中译页6、1)。

罗森并不“断言或辩驳现代性”,他主张只需记录该作品在“知识史”中的“代表性地位”(同上,页7; 中译页7)。与罗森的观点截然相反,赛义德(Edward Said)认为斯威夫特的作品是历史世界中“极端偶然的”事件。而在罗森看来,斯威夫特并没有将他作品中的内容等同于现实事件,它们甚至与现实事件毫无关系,他只是描述了“欧洲知识史上最令人不安的道德梦魇:战争、帝国侵略和种族灭绝的冲动”。[11]

这样说来,不仅斯威夫特的作品,还包括作品中描述的现象,都概述了萦绕在欧洲噩梦中的幻影。因而,虽然罗森的解读包含丰富的事件背景,但他的分析并没有历史性。例如,他在总结关于种族灭绝及殖民主义进程的讨论时,说这揭示了“某种思考的普遍性”:斯威夫特最终的对象是(永恒的)人性本身及“人类的劣根性”。[12]

目前来看,正反两方均无新意。因此,本文将采用语境化的方法,简要关注最近的一些斯威夫特研究。这类研究的主题不仅与笔者论题交叉,还突显了现代性视野给学者带来的阐释上的优势,因为现代性视野有助于他们解释斯威夫特的魔力。

一 作为疾病与解药的模仿

斯威夫特是《木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中“疯狂的现代作家”,是《一项温和的建议》中冷峻无情的策士,是经验丰富、善于模仿马的格列佛,斯威夫特激越地——有人会说这种激越令人厌烦——运用讽刺作品里模仿的变形力量; 也有人会说,斯威夫特其实榨干了这种变形的力量,当时这些讽刺作品针对的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期认识论上的成见。就所有这些讽刺作品均为戏仿而言,就所有这些仿造之作(counterfeits)都在仿制通过具体形象而消化(assimilate)其能量的其他想象文本而言,它们都生发于对原作的扭曲,而它们在展开的过程中不断脱离某些范畴——正是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才会形成确定的惯例,而如果不基于确定性,思考就没有可能。具体来说,这些范畴就是:自我与他人、本源与复制、古代与现代、动物与人、灵魂与身体、精神与物质、身体与人工、人与商品。因此,正如人们所说,斯威夫特让我们不知如何思考; 此外,他笔下的模仿者经常在完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在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展现这些壮举。

但这种认识论上的混乱不完全属于认识问题; 斯威夫特的讽刺非常直接,他的模仿能使人立刻头晕目眩,生理不适。这样,斯威夫特的讽刺就拒绝了笛卡尔身心分离的说法以及随之而来的死寂的抽象思维。[13] 通过解读,我们可以看到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利用模仿攻击了启蒙现代性的前提,而且我们可以把他所用的模仿理解成一种解药,可以治疗现代性前提的影响。从批判理论的视野来看,人们可能会说,在启蒙知识或权力带来压迫的时刻,斯威夫特只能通过模仿来召唤出模仿本身的力量,调用模仿的力量来对抗启蒙压迫的机制——工具理性、量化、技术化与商品化。[14] 斯威夫特的戏仿是一种模仿的形式,意在对孕育了现代性的虚构性进行祛魅。本文意在探讨,斯威夫特对现代性的虚构进行祛魅的行为,如何证实了这种[虚构] 表现(representation)[15] 的压迫人体、生命以及历史的力量。所以,虽然斯威夫特显然在隐瞒甚至毁灭安稳的立场,他的讽刺作品也因此而“臭名远扬”,但是,他的讽刺至少传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超乎寻常地承认模仿的神奇性。

斯威夫特的讽刺如同一剂强效药,虽不会激起人们的想象力,却能让人全身战栗。斯威夫特的讽刺从认识论的混乱出发,借助认知的冲突,旁及道德的恐惧,长驱直入我们的神经纤维、五脏六腑,激发起我们对自身之表现的终极依赖。斯威夫特的戏仿通过分解这些东西,将不可辩驳的必然性现实化,进而凸显了我们的实在性(reality)的建构和虚构本质。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以恶作剧般的模仿和揭露方式,席卷我们脚下的大地,使我们一头栽进令人眩晕的漩涡里,我们才得以想起,关于表现的各种竞争之间有着致命的危险。

人类学家陶西格在《模仿与他者性》中提到了阿多诺(The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后面这两人在《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对启蒙遗产持悲观看法,陶西格用文化碰撞的例子详细阐述了他们的看法,并在一定意义上解答了他们对启蒙遗产的质疑。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这样假设:启蒙运动要想否定自身真理的虚构特性,就要抑制模仿或表现,从而使其成为一种绝对封闭和不可变的“神话”。[16] 启蒙运动的工具理性使自然客观化,也使客观自然化。陶西格特别留意复制机器在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复制机器在逼真的要求下抹去了模仿的痕迹,这就导致针对表现本身所要求的客观性。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机械性表现方式的解读启发了陶西格,陶西格认为,这些相同的复制机器会对模仿产生去崇高化的影响,并会以模仿的魔力再次令世界入魅。在陶西格的设想中,复制机器的出现再次表明,

模仿机制是文化用来创造第二自然的自然,具有复制、模仿、建模、探究差异的能力,还能融入或成为他者。模仿的奇妙之处在于,它通过复制吸收了原作的特征和力量,甚至到了可以假设能表现出那种特征和力量的地步。用一句老话来说,这是一种“同情的魔法”,我相信在认知的最终过程里这是必要的,如同在身份的建构和后续的归化中一样必要。(《模仿与他者性》,页xiii)

我们知道,印刷机器是一台复制装备。斯威夫特用其创造模仿品,抓取原初之物的特征和力量,但目的是为了消灭原初之物。就在印刷技术变得普遍,语言变得具体化,文字及其所含的知识变得商业化的这个时刻,斯威夫特发挥了他可怕的模仿特长,运用印刷科技的仿制能力,揭示并抵制这种科技对世界的影响——对文化、智识、认知和社会的影响。

我们的表现的终极力量——即陶西格所说的模仿的魔力,能把一个(构建的)世界变为真实的形象。正是这种魔力驱使我们“行动且不得不行动,就仿佛真实的王国是那么坚不可摧,也不会发生恶作剧”(同上,页xvii)。《模仿与他者性》开头就承认“建构性”理念存在不足,并已成为学术思想的陈腐教条:

我们应如何利用这种古老的观察力?如果生活是被建构的,为什么它看起来一成不变?为什么文化显得如此自然?(《模仿与他者性》,xvi)

问题的关键似乎不是我们高估了“建构”,而是低估了它——

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予建构更多的尊重; 我们不能指名道姓地将它逐出(或纳入)存在,我们不能嘲笑和羞辱建构,使其屈服于它自身的力量。(同上)

陶西格认为,我们“仅仅”“知道”被建构的东西,而它们带来的感觉是那么自然。因此,他关注人类生活的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即刻就会对“自然之物”(natural)有感觉,对这种自然(the nature)的构造性观念有感觉,他也重视低估这两者的模仿能力所带来的危险。文化用这种自然创造了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与这种自然一样,模仿不仅是虚拟性认识的产物(它只是一个复制品),它还能够被感知和体验的真实的东西。要么假设我们的诸种表现(representations)的自然性(naturalness),要么假设我们的建构是空洞无力的,否则任一错误都会腐蚀我们的健康和理智。

陶西格曾问道,如果我们不主动忘记世界本身是被建构的,那么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能想象吗?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尝试“想象一下,我们正居住在一个各种符号(signs)皆属‘自然’的世界之中,这又会发生什么”?陶西格评论说,这种想象中会隐约出现“一些令人作呕的东西”(同上,而xvii)。它会让人感觉难受——心烦意乱、反胃恶心,这也是斯威夫特的讽刺产生的效果,他富有想象力地描绘出一个死亡的、熵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空洞的物质和机械化的表现组成(比如《木桶的故事》),或者像慧骃国一样,是一个令人忧愁的乌托邦,理性的动物生活在一个由各种自然符号构成的虚构世界。[17]斯威夫特创造了模仿的怪物,既在实际过程中,也在观看过程中,再现了人们所经历的痛苦——心智的、精神的与身体方面的痛苦。

斯威夫特全面地讽刺了这种疾病。在《一项温和的建议》中,斯威夫特将灭绝婴儿的计谋表现为某种政治经济学,从而引起读者的厌恶; 作者还借用格列佛的形象展现了因否认模仿而引发的癫狂;在《木桶的故事》中,作者将读者置身于复制与无限回归的漩涡之中,令其眩晕。斯威夫特的戏仿讽刺,总是同时在表现与反应这两个层面引人不适。模仿的能力控制着表现与反应之间的联系,就像表达的对象与捕获该对象的手段之间的联系一样,这位疯狂的现代作家向读者建议:

任何读者若渴望彻底了解作者的思想,那么对于他写的每一重要段落,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自己置于作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态度之中,这使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观念达到一致。因此,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帮助勤勉的读者处理这一棘手问题,我回忆了一下,记得书中最为敏锐的部分构思于阁楼的床上;其他时间(由于我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我认为可以用饥饿改进创作; 总之,整部作品从开始到结束,我一直药不离口,而且穷困潦倒。[18]

这一邀请将读者吸引入无限复制的漩涡,这种漩涡席卷了《木桶的故事》全文。他的思想只是他所吸收之物的残乱复制品,而他自己的文本则是混乱思想的复制,现代的入侵者会使读者模仿他,承认他头脑中的“特征与力量”,而他的头脑仅是复制的文本的复制品,并令人作呕地(ad nauseam)复制下去。斯威夫特相信,用复制品模仿现代的行为会让我们感到厌恶。这正是斯威夫特的希望,通过模仿现代使我们厌倦复制品。

二 令人作呕的尸体

斯威夫特通过模仿展现了人为地犯错会产生什么后果。在《一项温和的建议》中,政治策士(political projector)展现了他强大的算术能力和盲目积极的态度。斯威夫特笔下的策士以现代政治家为原型,通过对他的模仿暴露了其人认知上的直接缺陷,并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思想:有问题的认知会带来一系列的道德罪恶。现代策士提出以工厂化的方式养育爱尔兰婴儿的计划,而恰恰因为他本人对这个建议没有丝毫的憎恶,就更让我们恶心难受。可怕的是,他不能区分婴儿与野兽的差别,这不仅反映出他对道德范畴的划分把握有误,也反映出这种划分对人的具体的直接影响; 我们确实能“在这种想象中隐约可见一些令人作呕的东西”。策士之所以在区分上失败,是因为他试图采用抽象、量化的方法消解野兽和婴儿的差异。

我计算过了,[策士向我们保证道] 养育一个穷人孩子的养育费用(包括所有的农场主、工人和五分之四的农民在内)每年大约是两先令,包括了他们的破衣烂衫。我相信绅士们都会愿意花上十先令去买一副肥嫩的孩子的胴体,正如我说过的,当款待贵客或和家人一起吃饭时,用一副胴体可烹饪出四道营养美味的菜肴。这样,乡绅可成为好地主,并受到佃户们的好评; 而母亲将摆脱养育婴孩的负担并净赚八仙令,她可以一直工作到怀有下一胎。[19]

斯威夫特戏仿策士,揭露了殖民势力对政治、经济的残酷剥削:

按一个两岁以上儿童每年不少于10先令的抚养费计算,这会减少10万多名儿童的抚养费的支出,国家每年也会增加5万英镑的股票投资金。(同上,页27)

虚拟的数字构造就像基尔克(Circe)一般,杀戮了这些有知觉的“孩子”,为了减少“十先令”的支出,将孩子做成“四碟丰盛的菜肴”。正如斯威夫特的讽刺,可怕的不是肉体本身,那些试图根除和消灭身体,把人类当作农产品且量化人类的行为,才无情得让人害怕。

与《一项温和的建议》相比,《格列佛游记》也毫不逊色,它夸张地混淆了人类、动物和事物的区别。[20] 格列佛与策士明显不同,他对人体的敏感程度似乎已达到病态的地步。格列佛跌跌撞撞,一头扎进马的幻想之中,进入一种零和式理性状态,实质上已失去理智,身犯重病。此时无论他碰到谁——不仅是遇到雅虎,还有遇到人——他都一律认作雅虎:

一到家,我的妻子就把我抱在怀里,跟我接吻。因为,我多年没有接触过这个可厌的动物,所以她这样一来我就昏晕倒地,差不多过了一个钟头才苏醒过来。[21]

斯威夫特说慧骃马代表了“理性的动物”,这个小玩笑彻底打破了人类、家畜和野兽之间的界限,这比《一项温和的建议》表现得更加夸张、怪异,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他盲目依赖一套经验标准和传统分类,忽略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雅虎看起来更像人类,马看起来更像慧骃; 慧骃像人一样说话,雅虎像野兽一样嘶叫——格列佛的余生都在和马讲话,像马一样说话,糊涂得发了疯。可悲的是,格列佛将自己最具人性的一面即他的模仿能力导向了人性的消退。

这一点很清楚:格列佛建构了一个由(天真的)经验主义和(隐藏的)理性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使得他身心俱疲。在格列佛眼里,人类就是雅虎,他十分厌恶与他们接触:“多年没有接触过这个可厌的动物,她这样一来我就昏晕倒地。”虽然格列佛宣称自己已多年未接触过雅虎,但这种说法最终被证实是虚假的,就像他的许多其他说法一样。在与他妻子令人作呕的拥抱之前约七页的地方,小说详细记录了他建造独木舟和之后离开慧骃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他曾多次接触雅虎的身体:

我成功制造一艘印第安式的小艇,不过比一般的要大得多,同时我还要用亲手搓的麻线把几张“雅虎”皮密密地缝起来搭起凉棚。我利用我所能够找到的小“雅虎”皮制成了一面帆,因为大“雅虎”的皮太粗太厚了。(同上,页237; 中译,页256)

那么,格列佛所谓的“多年”没和雅虎联系,会不会只是他一时的健忘?还是说,他认为人类(他的妻子)和雅虎(独木舟的皮)之间存在一点细微的不同,而这进一步侵蚀了他对这两个类别的理解?

格列佛似乎真的不清楚什么叫人类。因此,他认为当人类堕落为肮脏、可憎的动物时,就可以把人类当作雅虎。但是,用雅虎的皮制造小船这种不经意的细节令人作呕,让我们不舒服,斯威夫特以这样的细节使读者想起,人的类别已经消失在了格列佛的想象里。这就将等式推向了另一个方向:如果人类是(像)雅虎,那么雅虎也就是(像)人类。

斯威夫特的讽刺令人作呕的转向,释放出了抑制模仿的效果,也就是在所有这些等式之中,“像”一词均被省略了——雅虎像人类,人类像雅虎,慧骃像马,马像慧骃,此结构造成了格列佛式的反乌托邦:在那里,人是雅虎,而马是慧骃。这样的省略使他者性不复存在,相互关系则变得不可能。这种不可能性体现于慧骃全体代表大会的一场大论辩:“辩论主题:是否应该在大地之上消灭雅虎”,或者阉割雅虎(《格列佛游记》,页228-230)。无论是哪种情况,像雅虎这样的东西,如格列佛一样,迟早都会从慧骃国消失。物种间的差异应该精准、果断和彻底地消除,就像调整他者性一样。

这种对模仿的抑制,在《格列佛游记》中有多种形式的模仿,且明显采取了与语言使用与语言产生有关的形式。在慧骃国的世界里再次出现这个问题,由于“不存在的事物”无法表现,于是任何虚构都不存在。慧骃们既不能说谎,也不能写作,更不能通过模仿与他者性建立任何关系。格列佛模仿慧骃——这是他作为人的典型标志,因为慧骃们没有模仿能力。他模仿慧骃,像他们一样恐惧雅虎、凶残地蔑视雅虎,甚至像他们一样感到恶心。格列佛效仿慧骃的理性表现,试图抹去模仿的痕迹,排除“像”“仿佛”的可能性。这种对人性(包括他自己)的毁灭,与“策士”的抹杀举措如出一辙,策士曾论及孩子与其他死去动物的差别:一笔钱,一份白汁肉块,都被转变为“一具尸体”“十先令”和“一盘肉”,从而消失。于是,这些最现实、最理性的慧骃们亦根据一种虚构而生活,即各种虚构本身——如谎言、模仿与表现——根本就不存在[的虚构]。在雅虎与爱尔兰人的命运之中,这些虚构的种族灭绝色彩已然明显。模仿这种虚构的影响就是,在格列佛所经历并引发的恶心之中,显著的模仿已不再存在。在斯威夫特笔下,身体再一次成为受害者和救赎品:失序的身体,紊乱的感觉,昭示了痼疾,而有人会希望这些内容能使我们吐出那些我们已接受的有害观念。

三 印刷预言

对于斯威夫特来说,随着商业印刷文化的空前繁荣,思想的能力达到了可怕的顶点——它创造了一个无虚构的幻象世界,建构了一个无模仿的世界,用表面上完美、逼真的模仿魔法抹去了“像”(like)。在这场“整合”(consolidation)中,起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本文将着重介绍一些对本次讨论不可或缺的因素。印刷机暗示了一个语言的世界,一个思想的宇宙,被单一的技术空间包裹。也可以称之为“还原”:语言被还原为一个封闭的、可互换的部分; 知识由文本(物质对象)组成,文本本身也由可互换的文字混排、重组创作而成。

17世纪末的“印刷文化”已发展成一门繁荣的商业活动,通过印刷手段,印刷品的商业地位得到极快提升。印刷是最早使用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技术之一,印刷品呈现出一致的图样,相同的物质材料凸显了商品具有等价性和可交易性。和文本对象一样,甚至作者也冒着很大的风险进入了这个交换活动:发行量越大,贬值幅度越大。斯威夫特曾在他的摘录簿中写道:

保存在柜子里的诗集副本,只给几个朋友看时,它就像一个备受追捧和钦佩的处女; 但一经出版,它就像一个普通的妓女,任何人只要花上半个克朗就能买到它。[22]

印刷使语言具象化成为可能,文字征服了精神。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灵魂、感觉和意义。印刷文本的目标并非交流与传播思想,而是浪费纸张,并终将湮没。哈蒙德(Brean Hammond)曾强调过,“语言物质主义”(linguistic materialism)是现代生活的特征,斯威夫特和他的伙伴斯克里布亚兄弟(Scriblerians)认为这是现代生活的“关键特征”。[23] 现代文化的产物一旦被大量印刷,就容易被替代、腐烂、消亡以及“陷入万物的深渊”。[24] 因此,在《木桶的故事》中,作者以《致后世君主》为序,极力宣称现代智慧与知识的真实性,反对那些认为它将不复存在的所谓证据。

写那么多书必定用了大包大包的纸,那些纸现在状况如何?它们也能完全被毁灭了么?并且像我所说是突然毁灭了么?对这个令人反感的异议,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相距太远,不适于安排您到厕所、火炉、妓院窗口和肮脏的灯笼那里去眼见为实。书像其作者一样,来到尘世只有一条路,但离开尘世的不归路却有千万条。(同上,页20; 中译,页94)

印刷术与从单一技术空间产生的语言和思想宇宙关系紧密,这与现代启蒙思想中广为人知的特征——“封闭系统”(closed system)十分相似。所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揭示了现代性的昏暗前景,认为它最终将走向极权主义:

对于启蒙运动来说,只有那些能够被统一包含的东西,才具有与存在或事件相同的地位; 它的理想是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25](《启蒙辩证法》,前揭,页4)

文献学者肯纳(Hugh Kenner)在他的作品《廊下派喜剧人》(The Stoic Comedians)中,从一种不那么悲观的立场出发,研究了从斯威夫特到乔伊斯等一批作家,探讨他们如何将封闭的启蒙思想体系等同于他们的制作、印刷技术的主要中介。启蒙运动中出现了这么一批人,他们

过分讲究通用语言……这是皇家学会早期的一个项目,曾一度使我们伟大的牛顿犯愁。印刷商统一拼写,采用词典编纂者语言与接纳百科全书派观点,以此让后人享受便利,用可交流的内容形成文字、感情与概念。[26]

在《木桶的故事》中,正如肯纳所述,斯威夫特之所以不断提到印刷术,是因为它代表并体现了现代性,是“对这本书作为书的戏仿”,“对古腾堡时代弊端的讽刺”,并“利用那个时代提供的技术设备”完成了对现代性的揭露。《木桶的故事》看似由“无名小卒”所写,实际上却由一台“匿名的图书编纂机”完成,它就是一篇在拉加多学院粗制滥造的文章(同上,页37、40、38)。慧骃们虚构的内容是,根本不存在什么模仿;《木桶的故事》虚构的内容则在于,这个世界只有模仿,只有复制,原作与复制品、人与印刷品之间的差异已经消失。慧骃们缺乏与他者性的关系,因为它们通过抑制模仿消除了差异;“疯狂的现代作家”缺乏自我与他人联系的能力,因为那个自我迷失于模仿的洪流。

正如《木桶的故事》戏剧化表现出的那样,在斯威夫特看来,印刷出版已经成为封闭的现代思想体系的技术对应物,而封闭的现代思想体系又被斯威夫特等同于专制政治、普遍化的哲学与科学体系。他憎恶各种封闭的、绝对的哲学和政治体系。他视这两种体系为疯狂,根源于不可一世的自我授权,像神学策士一样——

对于神志正常的人而言,谁会认为自己有权力把所有人的思想在长、宽、高方面都精确地简化到和自己的一样?然而,这是所有创新者在理性王国首先要做的简单的国家设计。[27]

哈蒙德写道:

在斯威夫特笔下,任何一种系统思想都与好战、恐吓有关,包括人类智识系列中任意一件产品,如系统语言。[28]

斯威夫特把普遍知识的计划等同于机械化的语言生产,其影响力尤为显著,格列佛在拉加多学院发现的语言机器便是一例。这类以及其他生产和学习语言的手段借用学院传播,为模仿的失败提供例证,而我们发现这种失败与实用主义者及现代性的技术逻辑相关。从外表上看,拉加多的语言机器像是印刷机和花球桌的混合体。建造它是为了“利用实际的、机械的方法改善思辨知识”。[29] 有了这样一种装置,

最愚蠢的人只要支付相当的费用,做一点体力劳动,就可以写出关于哲学、诗歌、政治、法律、数学和神学的书籍。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天才和学力。[30]

将所有的词汇加载到这台机器系统中,机器模具一边“无序”地自我旋转,一边生产出大量的一串串单词。然后,这些单词再拼凑组成“断句”,进而被编写成一本本小册子(同上,页155; 中译,页158)。

这个“机器”只能产出“不存在的东西”:文字沦为纯粹的物质,不再对应任何的认知指称。只剩下能指,所指义消失了。另外,学院的另一派策士提出了“完全废止一切文字的计划”,进一步使语言具体化。他们认为

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在谈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表示意见时所需要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更方便?(同上,页157; 中译,页161)

所指代替能指的做法就像慧骃的话语一样,抹杀了模仿的可能性,事物只能代表它自身。

在现代学院,模仿的消失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口头文字的使用,还影响了数学语言的发展,因为这种情况会混淆心智与身体的差异,模糊认知吸收与身体消化之间的界限。这确实也会让人不舒服。就好比拉加多学院的学者们,与其说他们是在研究数学命题和演算,不如说他们是在消化。他们“用一种由头孢类酊剂制成的墨水”在薄饼上写字,然后让学生们“空腹”吞下这些薄片,他们认为“饼干消化之后,色彩就带着命题走进了脑子”。正如格列佛所述,这种创新并不成功,学生们往往在薄饼消化之前,就会吐出“这一团恶心的大药丸”(同上,页158; 中译,页162)。

现代作家(Modern Author)在《木桶的故事》中设计了一种类似的、能有效获取知识的方法。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会用到一张写着普遍知识的“配方”,上面写满了大量的中世纪炼金术的术语——这不仅像拉格多对待数学的方式那样混淆了心智与物质的差别,还掩盖了作者作为现代知识创新者的意图:

你适当地拿出几本书,用牛皮包好,背面写上所有现代艺术和科学门类,语言任你选定。你把它们放在坩埚里提纯,同时注入罂粟精华,需要多少放入多少,再加上三品脱忘河水,此水需向药剂师购买。之后,小心清除残渣,使所有挥发性物质蒸发掉……你把它密封保存在玻璃瓶中二十一天。然后你开始创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著作,同时,每天早上禁食,只服(事前摇匀)三滴这种万灵药,服时用鼻子把药猛吸入鼻腔。[31]

在我们所说的“魔术”与所谓的“科学”之间,炼金术产生了,它综合了魔术的精密与实验的精准。用这个普遍知识的配方,斯威夫特模仿魔术与实验,以确定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做法似乎与陶西格描述的模仿魔力不谋而合,“在这种情况下,复制品获得了它的表现对象的力量。”[32] 在这个炼金术配方中,这些完全字面化、具体化的例子和“清晰正确的复制品”都被赋予了它们所表现的文本的所有力量。这也是斯威夫特在《木桶的故事》中始终贯穿的观点之一,印刷实现复制品和原作之间的空间闭合,就像模仿成了消化。文本以这种奇妙且具体的方式实体化,并通过大脑扩散开来,而大脑作为无意识复制链中的另一个环节,获得了文本的力量,因此,

你立刻在头脑中察觉到无穷无尽的摘要、概要、汇编、摘录、文集、要点、选集等等之类的东西,所有一切都自动井然有序,可以直接写入著作。[33]

现代作家成功的秘诀就是一种对过程的模仿——或一种表现——该过程依赖于模仿、复制,被视作模仿的永恒化,以及更多复制品的生产过程。这些过程从根本上损害了人们精神和肉体上的健康。精确、机械的复制逻辑统治着现代系统,绝对地掌控人们对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消灭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所有差异。炼金术的秘诀在坚持具体的、有形的复制品的力量过程之中,这会让人想起作者提议过的其他极为具体的模仿过程。我们回想一下作者的主张:最好的读者是那些对作者的思想有最透彻理解的人,也“是最好的模仿者”。这种读者

若渴望彻底了解作者的思想,对于他写的每一重要段落,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自己置于作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态度之中。(同上,页20; 中译,页100)

他要使自己与作者病态的身心之间达到“高度一致”。这是一种对疾病的模仿。

这两个建议,一者关于写作,一者关于阅读。也许,现代作家至少会遵循陶西格关于完美模仿的公式:

通过相似之处掌握某些东西。这是复兴模仿能力的关键,涉及模仿的两层理念——复制或模仿,以及在感知者和被感知者的身体之间可察觉、可感知的联系。(《模仿与他者性》,前揭,页20)

即使斯威夫特列举了这些现代作家熟练掌握模仿的实例,我还是觉得,斯威夫特之所以最后提出模仿魔力的概念,是要以此证明这是他的发现。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蒲伯(Pope)塑造了贝琳达(Belinda)的过人之美、极度魅力,以将他们作为自己审美造诣的产物,斯威夫特也以此呈现了现代作家的模仿能力,既警告人们小心现代想象力,又宣称最终的再现魔法属于“作者”的作者——即斯威夫特本人。用陶西格的话来说,斯威夫特运用模仿来反对现代作家的模仿“本身”。用斯威夫特自己批判现代性的话语来说,他猛烈批判对模仿的文学化和具体化的运用,因为这类模仿瓦解了心灵与物质、自我与他人、复制与原初、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差异。

此外,这样的模仿过程似乎在重复陶西格于20世纪晚期对模仿的激进看法,后者强调模仿对象的自主能力,在斯威夫特的文本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善于运用这种能力,他甚至做得更加彻底,直接抹去了人类能动的想象力。由此可知,斯威夫特对模仿的模仿是一种差异化的复制。陶西格谈到魅力十足的模仿对象能吸收想象力的能量,斯威夫特则认为模仿对象(复制品)能够超越大脑。比如,陶西格十分欣赏本雅明“把对象翻译成文字”的非凡才华,而斯威夫特本人却哀叹现代性喜欢把文字翻译成对象(同上,页2)。陶西格谈到,模仿是他者性的产物,而斯威夫特笔下的现代作家则梦想着有一种模仿,它能够消除他者性、消解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差异,同时,辩证的动力也能借此形成模仿的力量。在这个最早的实例化(instantiation)阶段,斯威夫特以这些方式阐明了现代性对表现强加了哪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他的讽刺作品中又如何遭遇其辩证对手——我们所希望读者在晚期的现代性批判之中注意的,正是这些辩证对手[对那些强加条件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