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子与《易传》

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又作了《易传》十篇来分析《易经》的哲学意义。这样一来，完整的《周易》就形成了。班固《汉书》继承完善了孔子《易传·系辞》、司马迁《史记》的观点，将《周易》的形成作了细致的说明：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书·艺文志》）

班固将《周易》的形成过程分成了“三古”即上古、中古和下古三个时期。上古时期，伏羲创造了八卦。中古时期，周文王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为六十卦作卦爻辞。下古时期，孔子晚年作《易传》。孔子、司马迁、班固的说法在后世影响很大，尽管从宋代开始就有欧阳修等人怀疑这个观点，但在中国古代一般都认同这个成书过程。

在孔子的时代，《易经》占卜非常流行，当时的君王、诸侯、士大夫、巫史等都喜欢利用《易经》来判断吉凶。现存《左传》中提到《周易》的就有十九条，其中十六条都是关于占筮的。这就很能说明，《周易》在春秋时期主要是用来占卜的。只不过，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挣脱《易经》占卜的束缚，注重从思想义理，尤其是注重从占卜者主体的道德修养来分析吉凶祸福了。比如《左传》襄公九年（前564）记载了一个占卜实例，这个例子常被后来研究《周易》的学者引用，具体内容是：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说，穆姜是鲁成公的母亲，她与鲁国大夫叔孙侨私通，并打算和叔孙侨发动叛乱，阴谋推翻鲁成公的统治，让叔孙侨来当国君，但是政变失败了，叔孙侨被驱逐出国，穆姜本人也被囚禁。这个时候，穆姜感觉自己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于是就用《易》为自己占了一卦，想看看前途如何。得到的卦是《艮》卦，《艮》卦象征着山，有“停止”的意思，所以，预示着穆姜将要待在这里。当时的史官为了讨好、安慰穆姜，从变卦的角度作了分析。因为当时占卦，一般要用蓍草得出两个卦，一个是本卦，一个是变卦。史官认为，尽管穆姜得到的本卦即艮卦有“停止”的意思，但是变卦是随卦。他认为，《随》卦的卦象是下震上兑，有走动的意思。另外，卦辞也说“元亨利贞，无咎”，预示着会大吉大利，没有任何祸患。穆姜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谋反属于滔天大罪，不可能那么简单。她就从个人的行为和道德出发做了解释。她说尽管随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是个大吉大利的卦，但这需要美好的德行和道义的行为才能“无咎”。而自己作为王后，一来不恪守妇道，二来还与人策划政变谋反，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会“无咎”。没有德行反而拥有好卦，看来大祸要临头了。果然，穆姜就死在监狱里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孔子之前，《易》占卜的权威性就已经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人们更加注重《易》所蕴含的德性因素。孔子撰写《易传》就是要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孔子看来，吉凶祸福都是人自己造成，相信天命、迷信占卜没有前途。所以孔子结合西周、春秋以来的《易》思想和当时人的观念，就整理、诠释了《易》。

孔子之后，《周易》就变成了哲学书，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专门用它来占卜算命了，而是借助它探讨宇宙、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如老子就曾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荀子也有句话很经典：“善为《易》者不占。”即是说真正了解《周易》的人，就明白了吉凶祸福发生的规律，命由我立，事在人为，就不会再迷信占卜，听天由命了。到了汉代，《周易》因为讲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所以被列为群经之首，地位提升了。从此之后，它对中国古代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思想、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这些都与《周易》有关系。可以说，《周易》是中华文化经典中的经典，是学术思想的基石，了解《周易》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文化、发扬中华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