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十三经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更是中华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石与根底。十三经由西周的王官之学——六经演变而成，它们曾经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文化两千多年。十三经的思想与观念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的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科技、经济、教育、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今天，我们反复强调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十三经依然是传统文化的根底与基石。毕竟，十三经在中国古代是经典中的经典，是思想文化的源头。可以说，不了解十三经，就不能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及思想特质。

尽管十三经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价值如此之大，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它们各自发挥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如在汉代，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对《春秋》进行解释，并建构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春秋》学由此成为汉代经学的核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经学的玄学化，《周易》成为当时的重心所在，很多学者借助《周易》来阐发关于宇宙自然的形而上学。在宋代，由于内忧外患，《春秋》学一度成为显学。但当时儒者出于应对佛老之学的挑战、重建新儒学思想体系的需要，开始借助《周易》《四书》来建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易》学、《四书》学由此成为宋代经学的核心。宋以后，《四书》学、《易》学一直影响甚大。到了清代，随着经学考据的兴起，五经再一次成为经学研究的核心，清代中后期，《春秋》学也一度成为显学。总而言之，随着不同时代社会政治需要的变化，人们对经典的依赖也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经学的发展重心随着时代而改变，儒学也随着经学的不同诠释而展现为不同的形态，比如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等，经学的不同形态成为各个时代最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也是最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十三经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哲学、政治、伦理、道德、宗教、经济、艺术、文学、历史等各个方面，而且对不同方面的知识与思想，它们都提出了具有范式意义的观点及思想，由此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周易》的宇宙生成论一直是中国古代认识宇宙万物、天地及人类社会起源的基本观点；《尚书》则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基本理念，这个理念是对上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圣贤王治国理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由此也对中国古代以德治国、修身明德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则是先秦时期的诗歌精选集，它在文学表达形式、叙事内容及以文载道的思想等方面都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礼》更是对中国古代各方面的礼仪包括国家制度、设官分职、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春秋》三传则通过历史叙事的形式，传达了上古三代的礼治传统，同时也对后来历史叙事与编纂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更是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人伦道德、教育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孝经》是古代以孝治天下的经典依据；《尔雅》则为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孟子》一书为宋代以后理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经典依据，成为中国近世思想文化的源泉，等等。

可以说，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绵延不绝传承下来的文明体系，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文化的贡献。中华文化具有多种特征，比如注重人文精神、强调民本思想、突出以德治国等等，这些自然得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的支持与传承、践行。作为中华文化的根底与基石——十三经则始终规范、引领着中华文化，并促使中华文化不断地传承、发展，并最终成为世界上非常有影响的文化体系。

正是由于十三经是中华文化的基石与核心所在，所以得到了历朝历代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民众的广泛重视，并最终成为经典中的经典，进而得到了很多人的研习，由此围绕着十三经产生了浩如烟海的著述，这些著述之中有普及的、思想的、哲理的等等各种类型。这些文本，有的被立为官学或被科举考试列为必读书，比如郑玄《周易注》、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孔颖达《五经正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胡安国《春秋传》、程颐《程氏易传》、蔡沈《书集传》，等等。这些著述，不仅是对十三经的注解，更是借助对十三经的注解发表了撰著者对天人之际、治国理政、修身明德等方面的看法。

总之，十三经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根底，离开了十三经，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就无从下手，也难以真正把握中华文化的精神与精髓。所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对十三经的关注，更离不开对它们所蕴含的思想哲理的深入发掘。可以说，唯有继往开来，基于十三经的研究及思想发掘，才能真正建构出独具特色、满足当今中华民族需要的新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