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新政的基本认识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慈禧与光绪被迫“西狩”。迫于内外压力，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并指出“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1]在这种情况之下，清政府的新政便开展了起来。清末新政内容众多，善耆积极应对，表现出极大魄力。

一、对新政有“舍我其谁”的气概

从戊戌变法起，善耆就一直支持光绪帝进行维新，被称为“帝党”[2]。但是，在当时，他只是二等镇国将军爵位，担任头等侍卫等无实权的职务。苦于没有实权，善耆自然无法提供有效助力。庚子之变后，清政府遭受沉重打击，审时度势，发布变法谕旨，实行新政，以期渐至富强。善耆也逐渐得到慈禧太后赏识，历任崇文门监督、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职位。善耆手握重权后，大力推进改革事业。然而，清政府旧有的王公大臣大多富于旧学知识，熟知经史子集，却缺乏近代改革所需的政治意识和法律常识，不足以推动中国的新政事业继续前行。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清末新政、熟悉西方政治和法律的留日学生就成为他们手下的得力干将。善耆也任用了很多留日学生推进新政改革。

善耆素有大志，曾经书写“如当舍”三个字。见者多不理解，问善耆此为何意。善耆回答说：“君未读《孟子》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3]孟子不但积极用世，而且又很有自信心，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能力辅佐圣主贤君平治天下。清末时局复杂，改革难度甚大。善耆向往孟子的行为，表现出踌躇满志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安世经邦，这是善耆的自信。也只有怀抱这种信心，才能真正推进清王朝的改革，从而挽救危亡。

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后，开始展其抱负。清末民政部[4]的权力相当大，包括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左右参议各一人，下设承政厅、参议厅及民治、警政、疆理、营缮、卫生五司，直辖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教养局、习艺所、巡警学堂、消防队，职掌地方行政、地方自治、全国警察、地方区划、土地测绘与买卖、户口编审、风俗礼教、保息荒政、移民侨民、土水工程、医药卫生等一系列事项，并且负责考核各省民政官员。

民政“所系为民”,“为内务行政之枢纽”,[5]善耆深知民政改革与清王朝的统治及社会变革关系密切，所以在他的推动下民政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试图通过新政挽救统治危机

清王朝举办新政的目的是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善耆作为亲贵集团中的重要一员，积极筹办新政的目的也不例外。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三点。

其一，消除八旗弊端，培养八旗人才，从而维护王朝统治。乾隆四十八年至光绪末年，宗室人口猛增四倍，经济开支实为“国用一大关键”。恰如一个外国人评论的那样：统治大清国的满清皇族，包括了四万名皇亲国戚，如果以欧洲的皇室标准而论，正如查尔斯·狄更斯所形容的一样，这是个巨大的“恐龙家族”。[6]然而，到了20世纪初，大部分八旗子弟丧失了王朝开国时的雄心壮志，竟不知“国语骑射”，甚至“四品宗室及格格额驸名位，求其一饱而不可得”。[7]而支放钱粮的参佐等官又逐层剥扣，八旗兵丁所得无几，贫富日益分化。清军入关后，宫廷由满洲八旗兵保护，但是庚子之变后，满洲士兵无力承担此重任。可以说，八旗子弟的能力越来越差。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起，北洋军开始担任紫禁城周围的巡逻及防卫工作。

善耆曾清查过内务府六库[8]和八旗兵丁钱粮，对清政府积弊多有了解，所以他为清除隐患、振兴清王朝，对举办新政颇为有力。他在奏折中说，“惟宗室八旗子弟风气未开”，希望遴选“八旗子弟年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志趣正大、资质聪明、体气强壮者”,“挑选给资，遣赴各国游学籍资历练而广见闻，用副朝廷图治育才至意”。在善耆看来，“现在振兴庶政，尤应博采所长，出洋游历人员，若能于各国政治、工艺潜心考究，切实讲求，庶几蔚为通才，足备国家任使”,“然风气必自上而开，有表率乃有观感，故欧西各国亲王莫不远游外邦，并多旅居肄业，顾中国体制各有不同，宗室子弟如有愿赴各国游学或游历者，无论已否授职当差，应随时报名，酌量遣往，至自备资斧人员，如果学成归国，……准由本衙门奏请酌给奖叙，以励勤劳，俾知懿亲之贵尚，不惮跋涉风霜，则人人皆当奋勉，现在京师及各学堂甫议开办，收效尚迟，此正可导其先机，将来能得通才”。[9]善耆等人的这项建议既是培养八旗人才的需要，也是维护清王朝根基的需要。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善耆和溥伟等人又拟定宗室任官法，欲为文官者入民政部，为武官者入陆军部，以此缓解八旗子弟的危机。

其二，想用新政来消弭革命。清末，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新政成了笼络人心、消弭革命的重要举措。不断有人搞革命是因为统治者的腐朽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如果清政府通过改革走向开明、民主，革命势力自然会低落。他认为，对付革命党人不能用“酷刑重罚”，否则“决难禁止其谋”,“只宜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利导久了，祸患自可消灭”。[10]酷刑重罚只能治标，难以治本，而且还可能进一步激化人民的不满，通过新政，刷新政治，才是消弭革命的治本之法。清朝统治者是二手并举，善耆则倾向于第二种治本的方式。

其三，举办新政是争回国家权益、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善耆认为，“时艰宏济重赖人才，而人才振兴尤资学问，藉出洋以宏造就”,“不独宗室八旗子弟闻风兴起，实为强弱一转机，盖当此创巨痛深、群知奋勉，果能于各政治、工艺潜心考究，精益求精，今日受制于人，异日或不为人所制”。[11]善耆举办新政真正的目的是“今日受制于人，异日或不为人所制”。要击败强大的对手，必须学习他们的长处。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搞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及众多现代化事物，促使日本迅速崛起。然后，日本又利用国力的充实，和平地废除了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权力，在波谲云诡的时代保持着民族的独立。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强化，日本逐步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并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和沙皇俄国。日本国力日趋强大，令清政府的权贵及众多有识之士羡慕不已，又与中国国情类似，自然成为善耆等人积极效法的对象。

租界在当时可以说是“国中之国”，善耆制定报律亦试图在租界内实行，以实现报章的统一管理，挽回国家的些许权力。他在编订报律时说：“京外报馆由洋商开设者十居六七，即华商所开各报，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间，若编订报律而不预定施行之法，俾各馆一体遵循，诚恐将来办理纷歧，转多窒碍。”[12]其目的可见一斑。

善耆厘定禁烟条例、严禁鸦片是为了禁绝英国向中国输送鸦片，整顿警察是想收回租界内的警察权。清政府设工巡局整顿治安，就是争回权益的努力。他认为，“我国警察现在提前筹办，所有租界警察权限自应交还中国，选派深明警律各高等警察队自行管理，担负保护之责，以谋公益而挽主权”,“以期无论租界内外，得享一律保护之权利，为预备地方自治之起点，以为收回治外法权之先声”。[13]

善耆非常仰慕日本维新志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人，希望中国通过新政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迅速强大起来，从而更好地维护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正如宪立说他“确是一个有魄力的改革者，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他也抱着强烈的关注”[14]。善耆“对犬养毅也是相当尊重和信赖”[15]，试图以此获得日本的支持来推行新政。他说：“将来日本定可成为同我国协力一致来维持东亚大局之国家。”[16]他尝与川岛浪速论“寰海大势”，认为“东瀛之富庶不如中国，中国之智巧亦不如东瀛”,“两国诚能通谋合作，捐不急之务以经武而植实业，庶可有为也”。[17]虽然善耆希望中日两国取长补短，一起维持东亚大局，但是以日本的野心，它不仅没有与中国精诚合作，反而“脱亚入欧”，与西方列强一道欺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