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不保夕者蠢蠢欲动

2001年5月1日，以学生和年轻的社会活动家为主的5000人聚集在米兰市中心，准备举行一场另类的五一劳动节抗议游行。到2005年5月1日，他们的队伍已经壮大到5万多人（据有人估计也可能超过了10万人），而这个被命名为“欧洲五一示威日”（EuroMayDay）的运动也已席卷全欧洲，以年轻人为主的数十万人走上欧陆城市的街头。此起彼伏的示威活动标志着全球朝不保夕者的第一波觉醒。

那些按部就班地组织五一劳动节活动的老一辈工会成员，大概只能对这场新兴的大规模游行感到困惑不解，游行者的诉求是自由移民的权利、全民基本收入，这和传统的工会思想几乎没什么关系。工会认为，解决不稳定劳动的办法是回归劳工主义模式，也就是提供具备长期雇佣安全和配套福利措施的、更稳定的就业岗位。20世纪中期，这个办法曾发挥至关重要的团结作用。但是，许多年轻的示威者则看到他们父母那代人都遵从了福特制的劳动模式，从事着单调的全日制工作，乖乖服从于企业管理和资本支配。尽管目前他们还拿不出统一的替代性方案，但也并不想要复兴劳工主义。

“欧洲五一示威日”先是在西欧萌芽，很快燎原到全世界，日本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策源地。“欧洲五一示威日”始于一场青年运动，参加者主要是一群受过教育、心怀不满的欧洲人，欧盟走的竞争性市场（或曰新自由主义）道路使他们感到生活被异化，促逼着他们过上一种被工作、弹性和更快的经济增长所支配的日子。但他们的视野很快从欧洲放宽到全世界，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多重不安全困境是“环球同此凉热”的。而在朝不保夕者的示威游行中，参加者大部分都是移民。

这场运动还波及了那些有非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一直以来，朝不保夕群体内部存在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有的人把自己看作受害者，他们被主流体制和政策剥夺利益并被妖魔化；有的人则标榜自己是英雄，因为他们用既理性又诉诸感性的反叛行为来共同抵抗既有体制。到2008年时，“欧洲五一示威日”的游行活动已经让同一天举行的传统工会游行相形见绌了。虽然公众和政客还处于后知后觉的状态，但这场运动已取得重大进展。

与此同时，受害者和英雄的双重身份也使朝不保夕群体很难达成一致，这进一步导致他们无法专注于抗争。敌人是谁或是什么？无论怎样，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一个（或几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抗另一个集团，因为后者剥削和压迫了前者。一般来说，大多数斗争都是为了争夺当时生产和分配体系中重要资产的使用权和控制权。尽管朝不保夕者的政治意涵颇为丰富，但他们似乎不太清楚这些重要资产是什么。他们推崇的知识分子包括：明确提出“不稳定性”概念的皮埃尔·布迪厄（1998），还有米歇尔·福柯、尤尔根·哈贝马斯，以及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这两位学者所著的《帝国》（Empire,2000）可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文本，这本书从汉娜·阿伦特（1958）那里汲取了思想养分。此外，1968年社会动荡的阴云也把朝不保夕者和法兰克福学派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1964）这本书。

这是一次思想的解放，是对不安全感的普遍意识。但“革命”不是纸上谈兵。由于尚未锻造出政治议程或策略，朝不保夕者的愤怒并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他们还在寻找象征符号，展开具有辩证色彩的内部争论，这都反映了他们目前缺乏一种纲领式的应对方式，于是内部矛盾依然存在，挥之不去。

“欧洲五一示威日”的抗议领导者们尽了最大努力，试图在他们的视觉图像和海报上掩盖这些裂痕。有些海报强调，移民与非移民之间的利益统一（比如2008年米兰“欧洲五一示威日”的海报上就印着“移民与临时工”），而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利益也并不冲突，比如2006年柏林“欧洲五一示威日”的海报就很有同情心地将两类人并列在了一起（Doerr,2006）。

不过，作为一场左翼自由主义运动，它还没有引起圈外人士的恐惧甚至兴趣。即使是最狂热的核心参与者也得承认，示威活动到目前为止更像是表演（theatre），而不是威胁（threat），顶多是在一种集体的不稳定性（precariousness）经验中主张个人和身份认同。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这种公开表演只关乎成员对不稳定主体性的自豪感。有人为在汉堡举行的“欧洲五一示威日”游行设计了一张海报，以一种反抗性的姿态将四个人物放在了一起：一个清洁工、一个护工、一个难民或移民和一个所谓的“创意”工作者（就像海报设计者自己）。一个手提袋占据了海报最显眼的位置，被当作全球化世界中当代游牧生活（nomadism）的一种标志性象征。

符号的力量不可小觑。它们让彼此陌生的人团结起来，不再是一盘散沙。符号可以形塑一个阶级，构建身份认同，培育共同意识，孕育团结友爱的基础。本书的核心内容正是朝不保夕者如何完成从符号到政治纲领的转变。作为“天堂的政治”能动性的朝不保夕者，必须超越表演性的解放和视觉观念，提出一整套诉求，如此才能引起国家注意，而不只是让它对你感到迷惑和恼怒。

“欧洲五一示威日”游行的特征之一就是狂欢的气氛，萨尔萨音乐(1)、海报与演讲则充满了诙谐幽默感。许多行动都是无政府主义的和胆大妄为的，既不怎么讲策略，也不会产生社会影响力，这当然和它们背后组织的松散有关系。在汉堡，示威活动参与者还被教会了如何在公交车上和电影院里逃票。2006年的一场闹剧更是成了这场运动的一次“神话”事件。当时已近晌午，大约20个年轻人戴上嘉年华面具，自称为“蜘蛛妈妈”（Spider Mum）、“爆肌兄”（Multiflex）、“歌剧仙子”（Operaistorix）、“圣诞格瓦拉”（Santa Guevara），一起打劫了一家美食超市。他们在一辆手推车里装满了昂贵的食品和饮料，摆造型自拍，然后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临走前还递给女收银员一朵花，并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他们创造了财富，却从未享用过。这出“剧”简直就是电影《替天行道三人行》（The Edukators）(2)的情节，他们在用生活临摹艺术。这个自称“罗宾汉帮”（Robin Hood gang）的团伙一直逍遥法外。后来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声明，宣布他们已经把食物分发给了实习生，因为他们觉得实习生是这座城市里最受剥削的不稳定的劳动者。

这类团体的古怪行径基本上也不是要赢得支持者或是影响主流社会，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我们可能正处于朝不保夕者演化过程的某一阶段，当旧日的权利被剥夺，社会契约被撕毁，那些与朝不保夕者核心特征（居住、劳动和工作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不稳定性）相抗争的人，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中的叙述很像。就像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59）的名言所说的，这个世界永远不缺“罗宾汉”。特别是当新兴阶级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政治策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罗宾汉”往往会发展壮大。

那些参加“欧洲五一示威日”游行和世界其他地方类似活动的人，只是朝不保夕群体的冰山一角。生活在恐惧和不安全感之中的人还有很多，大部分人并不认同“欧洲五一示威日”的游行活动，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不属于朝不保夕群体。他们飘浮不定，群龙无首，酝酿着愤怒，在政治上完全有可能转向极右或极左，被民粹主义者利用和煽动心中的恐惧或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