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东弋阳县，共分为九个区。出城北行三十里，即为九区辖地。九区纵七十余里，横四十余里，共有七十余村，以漆工镇为中心地。全区共有四千余户，约二万几千人口。这个地方，在革命前，无论哪方面的情形，都是很黑暗的。在清朝皇帝统治时代，那时，我生世未久，还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孩子，一点事情都不知道，不必说了。就是经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我是渐渐地长大了，据我所知，情形也是愈弄愈糟，没有一点好的现象，因为辛亥革命，只是做到推翻满清，变帝制为共和一些政治上表面的改革，对于侵略中国十分凶恶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但没有动它的毫毛，就连打倒它铲除它的口号，也没有明白的提出来。其次，辛亥革命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注重在清军和会党中活动，在广大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中，就根本没有怎样注意，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下层广大工农群众，对于这次革命，只是袖手旁观，没有广泛的发动起来参加革命。革命方面，没有雄厚的群众力量的帮助，当然是不能有力的完成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肃清封建势力的伟大的革命事业；相反的，南京政府成立不久，革命势力就被反革命势力压倒了，所谓南北议和，实即是革命屈服和妥协于反革命；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也就让位于中国贵族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了。从此，辛亥革命便夭折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依然如旧，不过去掉了一个溥仪，换上另一个统治代表袁世凯而已。
因此，在乡村中，也并没有因这次革命而有过任何新的改革，一切都照旧样，没有什么与前不同的地方。贪官污吏照旧压榨民众，土豪劣绅照旧横行乡里；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吸血鬼们，照旧实行其压迫和剥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照旧过他们痛苦的生活。如果硬要找出革命后与革命前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一般人都剪掉了辫子，变成和尚头（起初还是用警察的强力）；做官的人，不穿马蹄袖的补服，换上了长袍马褂，也不戴拖条毛的顶子，换上了呢大礼帽罢了。乡村中的工农群众，看不出这次革命与本身利益有一点什么关系。
弋阳九区这个地方，在辛亥革命后，直到一九二六年，情形也正是如此。现将这一小块地方的各种黑暗情形，条述于下：
（一）贪官污吏对工农群众的压榨——弋阳县衙门的官吏差役，在一般群众看来，简直是一伙会吃人的豺狼老虎，你只不要碰到他们的手里就好，如果有点什么事碰到他们手里，就算不弄到你家破人亡，也要弄得你妻离子散；衙门就是一只老虎口，吃人不吐骨头的！县衙门官吏千方百计压榨民众的事情，多到数不胜数，暂不去说它。我只谈一谈漆工镇警察所的情形。漆工镇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所内设了一个巡官。照官职说来，这个巡官，本是一个不值置齿的芝麻小官；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什么事都不许有道理讲，这个芝麻小官，居然成了九区一个无上威权的统治者！我记得有一个巡官姓余，他是北方人，他做巡官，不到半年，就赚到赃洋一万余元。这似乎是一种不能令人相信的奇闻，然而这却是中华民国国土内确确实实有的事实。他榨取冤枉钱财的方法，就是他无法无天的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都兼而一手包办之，他成了一个道地无二的独裁魔王。他受理区内的一切民刑诉讼，并派出巡警四处招徕诉讼，像商人招徕生意一样。人民的禀帖，一进了他的公门，不管三七二十一，有钱和钱多的就有理；无钱和钱少的就无理，就得坐拘留所，脱裤子打屁股！一场冤枉官司，原、被告两方出的钱，多可得洋一百元或二百元，少也可得洋几十元。一个月内总有几十场官司，一二千元是靠得住有的。区内的土豪劣绅，早已与他串通一气，协同作恶，民众冤抑无处诉，叫苦连天！
我那时在南昌读书，听到这种事情，不禁一肚子的愤激，马上邀集几个学生，写了张禀帖送到江西警察厅，控告他的劣迹。我们以为余某敢做出这些罪恶，一定是警察厅不知道，如果我们禀帖进去了，厅长知道了，那还不会立即下令去拿办他那混帐的坏物。我们下了课后，常常跑到警察厅的批示处去看看，看我们的禀帖批示了没有。等了十天，批示处贴出一张“据禀悉，候查明办理可也，此批。”官样文章的批词，一点什么实际效力也没有发生。因为这位土皇帝的余巡官，听到有人控告他，他就连忙派人送了一大注赃款来进贿，天大的事，也就化为无事了。后来我知道当时对警察厅的那种认识，只是头脑简单，阅历不深的学生们的稚气，不禁失笑。我只要将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写出来，当时政治上的昏天黑地，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光怪离奇的选举把戏——自辛亥革命挂上共和国的招牌后，也办起什么选举来了。但是，这种选举，却替土豪劣绅增加了一个发财的机会，玩出许多可笑的把戏。例如什么时候，要进行省议会的选举，我们贵区的土劣们，就忙着捏造选民册了；以少报多，增多选票好卖钱。九区只有两万几千人，有选民资格的，至多只有一万人吧！（当时选民资格怎样规定的，我至今还不知道。）但土劣报选名额，就要多报一二万人。选民册捏造好了，于是去和运动买票的土劣讲价钱。票价得到手，大家朋分，大土劣多得些，小土劣少得些，有时分赃不匀，也有打架闹账的。买票人选票买够了，就雇用许多会写字的人替他填票，张张都写上他的名字。票柜打开一数，当然票数一张不少，于是他就成为所谓人民的代表某某议员了。这种把戏，每玩一次，各地的土劣讼棍，都必蚁聚县城一次，吃喝嫖赌，大闹一场；而真正有权投票的民众，简直什么也不知道。
（三）苛捐杂税的重征——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例如田赋加征，附加税超过正税几倍；盐税加重，盐价因而加贵几倍；货物征税，各货也就都涨价了。还有临时各捐：喝酒要酒捐，吸烟要烟捐，杀猪要屠宰捐，讨老婆的婚帖上也要贴八角大洋的印花；军队过境，既要招待费，又要夫子捐。至少厘卡到处设立，到处抽税，其负担仍转嫁于贫苦民众身上。再则公债发行，更是扰民不堪，公债一般的不是劝募，而是硬派；民众出了钱，多不能得票，票都被经手的土劣们吞没了，民众哪敢说半句话！这些捐税，一年比一年加重，如千斤重担，沉沉的压在民众身上。
（四）重租重利的盘剥——在九区地方，佃户向地主租田种，一般都四六分，即是佃户只得收获物的四成，地主坐得六成。仔细算起来，佃户用去的谷种、肥料、人工、牛工，只得收获物四成，不但没有赚账，而且每亩田，都是要亏本的——有的田，甚至要亏本一两块钱的。农民对亏本数的填补，就是自己尽量节衣缩食，拚命苦做。如农民一件棉袄，穿十几年不换，破了就补，补上加补；热天打赤膊种田，情愿让炎热的太阳，晒脱一身皮，去省下一两件单衣。吃的是粗菜糙饭，半饱半饿的度日，猪肉一年还不知能吃几次。秋冬收割已毕，即拚命去挑担推车，用苦力赚些钱来。用上述的方法，才能填补一下佃田的亏蚀数。此外，还有押租和请租饭的恶例，（请租饭，即是佃户每年要请地主吃饭，这餐饭一定要杀鸡，□蹄包，弄店菜，买美酒，办得很体面好吃，否则，地主发了气，就要起田给别人去种。）都是加重无田或少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一般农民群众，因为自己没有土地，哪怕怎样勤劳节俭，终竟不够生活，于是不得不向有钱人借债了。债的利率，起码是周年二分，周年三分五分利率的也是很多——如放干租，放青苗债，放新谷，放十个铜板一月的利等。最重的利，要算是“加一老利”，即是借洋一元，每月要利金一角，在年头借洋一元，到年终要还本和利大洋二元二角。放“加一老利”的，在九区只有一家，即漆工镇的邵鼎丰。他幼时也是一个穷光蛋，到三十九岁时，因放“加一老利”的债发了财，不到十年时光，居然成了拥资十万的大富翁了。人人都知道借他的钱，是等于吃毒药，但当着穷无所出，借贷无门的时候，又只得嬉笑着脸，向他讨鸩止渴了。穷而借债，借债更穷，愈趋愈下，贫穷人只有陷入万丈的痛苦深渊中去了。中国地主是实行三重剥削的；开店铺赚钱，实行商业的剥削。工农劳苦群众，就在这三重剥削下，辗转挣扎，而永无翻身之日。
（五）更严重的就是帝国主义深入农村的侵略——如各种洋货侵入农村，将农村原有的手工业，摧毁无余；洋布输入农村，原有的土机织的布，即逐渐绝迹，以后甚至一针一线之微，都非用洋货不可。茶叶原是九区一大宗出产，后因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惨跌，所有茶山茶地，也都荒芜下去，无人过问；因为茶叶跌价，买茶所得的钱，还不够摘茶的工资。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日深月甚的经济侵略，使农村经济急剧的衰退下去，农民生活更加穷苦不堪。
（六）所以工农群众的痛苦，是日益加深——具体地说，就是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地主的手里，多数农民破产卖了原来就很不够的土地，成为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以至于受饥挨冻，甚至不能生存。最苦的，就是每年一度的旧历年关，地主债主们很凶恶的向穷人逼租逼债，逼到无法可想的时候，卖妻鬻子，吊颈投水一类的悲惨事情，是不断发生。群众的赤贫化，以至于走到饥饿死亡线上，这还能压制他们不心怀怨恨而另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现状吗？
革命前的九区，随笔写来，几成为一幅凄惨黑暗的图画。然而，岂但区区的九区如此，“天下老鸦一般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中国，哪一块地方不是如此呢？比九区更黑暗的地方，还多着呢！我所以详细一点叙述九区的情形，一方面九区是我生世的故乡，另一方面，九区正是中国农村的一幅缩图，说九区等于说全中国的农村。黑暗的九区！黑暗的弋阳！黑暗的中国！
我于一八九九年生于离漆工镇二里许的湖塘村。在这长夜漫漫，天昏地黑的地方，我生活着，我受着压迫和耻辱地生活着；我长大起来了；我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我渴望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奋斗了一生，直到这次被俘入狱，直到被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