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新罗马

君士坦丁大帝在古代拜占庭遗址上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彻底改革宗教政策，容纳基督教，由此开启拜占庭的千年文明。整个4世纪，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Théodose)王朝的统治为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拜占庭帝国奠定了基础，新帝国的首都将是“新罗马”。

君士坦丁堡，东方的伟大首都，诞生于博斯普鲁斯(Bosphore)海峡的战略要地，横跨亚欧大陆，控制着来往黑海的通道。很久以前，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人居住。相传，公元前667年，英雄拜占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建立此城，后成为希腊古城墨伽拉的殖民地。拜占斯当时听从了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要求他面向“盲人之地”建造一座城。由于阿波罗的神谕总是含混不清，英雄感到迷惑，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然而，当拜占斯乘船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看到加尔西顿城时，他明白了什么是“盲人之地”。加尔西顿人在海峡的东侧建立了城市，却没认识到西边欧洲一侧的位置更好。建在这边的港口确实也几乎是无敌的，它将主导古代世界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拜占斯表现出比加尔西顿人更高的智慧。

他在这片海岸上建立了拜占庭：这座城市从其神话起源开始逐渐衰落，在君士坦丁一世的统治下得以重生。新的君士坦丁王朝成立于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当时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斗争激烈，而罗马的最高统治阶层越来越支持一神论的宗教。君士坦丁一世是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Constance Chlore)和基督教徒海伦(Hélène)的儿子，后来被封为圣徒，于306年被推上政治舞台。在他父亲去世后，他的军团宣布他为新皇帝。他被迫对抗前皇帝马克西米安(Maximien)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ce)，后者也在罗马称帝。双方在312年的米尔维乌斯战役中交战。

传说在这场关键战役的前一天，君士坦丁看到了一个基督教的十字架标志，并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有了这个标志，你将获胜。”他确实获胜了。然而，当时两位评论家的说法存在分歧：修辞学家拉克坦提乌斯(Lactance)说这是个幻觉，而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Eusèbe de Césarée)主教认为，这要么是正午时分看到的征兆，要么就是战斗前基督的召唤。无论如何，这一事件是拜占庭帝国与基督教密切关系的起源。这将解释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皇帝为何采用教旗作为军旗，十字架最终取代罗马鹰。

君士坦丁与基督教

在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一年后，君士坦丁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édit de Milan)，赋予公民宗教自由，比他的前任加莱里乌斯给予的自由更多。该敕令保证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享有同样的权利，并承认它与本国兼容。早期迫害基督徒期间被没收的财产、房屋和书籍得以归还。基督教会的法律人格得到承认，其教士享有与异教教士相同的特权和免税待遇。我们甚至可以说米兰敕令的颁布赋予基督教某种优惠待遇，特别是承认了教会法庭，但其裁决必须得到民法的确认。

从那时起，罗马、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城的教堂数量激增，这些城市从此成为基督教的重要活动中心，证明了基督教派的优势，并在国家的保护下逐渐发展，最终成为帝国的官方宗教。然而，不应忘记这些城市的主要人口仍然是异教徒，尽管此后异教的禁令盛行，但争取宗教霸权的斗争仍持续了几个世纪。

在古代文献（见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和佐西姆斯的著作）和现代分析中都对君士坦丁皇帝“皈依”的诚意存有疑问，其中一些人认为这是从新兴宗教中获得政治优势的精明策略。君士坦丁肯定表现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模棱两可，因为不仅帝国的人口仍然以异教徒为主，而且帝国的象征——以及国家的权威——也继续深深根植于以希腊-拉丁语为特征的异教传统世界。

君士坦丁可能是按照罗马皇帝的旧习俗，简单地采用了一个新神，就像以前其他统治者选择狄俄尼索斯或赫拉克勒斯一样。但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基督不是一个异教的神，皇帝声称自己与神相似，将自己置于神的保护之下；基督是一种宗教的代表，这种宗教将彻底改变古代世界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尽管如此，君士坦丁的洗礼——假设这是事实且作为其真诚皈依的标志，却不是发生在战斗之前，也没有发生在米兰敕令之后，而是在皇帝临终前。

帝国的重建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支持预示着他的统治永久。历史还记得这位皇帝的另一项伟大成就：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和帝国的政治首都东移。新首都于330年5月11日（拜占庭时代一直庆祝这一日期）正式落成，新基督教和女神堤喀（财富的化身）都带来了好预兆，两者都出现在新城的硬币上。君士坦丁堡是矛盾的：它既是东方基督教的首都，又是嫉妒第一罗马至高无上地位的新罗马，也是传统古典知识的庇护所。这种矛盾标志着君士坦丁堡的历史和文化未来，后来在查士丁尼大帝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影响下发展，但也参考了罗马模式。也许这种混合最有力的象征是君士坦丁柱，它结合了异教和基督教的遗物。

君士坦丁在建立首都时可能想到了帝国东部的其他城市，例如靠近他出生地的奈苏斯（现为尼什）或他成长时生活过的尼科米底亚(Nicomédie)。他最终选择了拜占庭，因为这里具有显著的战略地位。他当然也意识到要象征性地接近特洛伊，特洛伊是《维吉尔史诗》中罗马的创始人埃涅阿斯离开的城市，根据历史的循环，罗马人民应该回到特洛伊，才能有一个光明的新未来。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和古典传统在新罗马融合，形成了以希腊、基督教和罗马元素为基础的三联体。君士坦丁应该被誉为东罗马帝国权力和辉煌的奠基人。

他的政治改革延续了前任戴克里先的改革，使帝国的两个部分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东罗马帝国采用了希腊化和东方模式。这个时期被称为支配时期。这些带有强烈东方主义色彩的改革，使得新都可以在东境设立，肯定了皇帝的绝对权力，军民两权分立，行政管理更加复杂。

君士坦丁建立的国家官僚组织因《罗马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约430年）而闻名，这是一份最高文职和军队官员的名单，还规定了各自的职责和俸禄。此次改革产生的文武两权分立涉及行政区划、增加行省、设立教区等方面。帝国最高行政长官，即总督府的总督，专门负责民事和行政事务，管辖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部各行省。每个行政区又分为几个教区。帝国总共有十二个教区，由一位教皇领导，各自划分给行省，由省督或总督负责。然而，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行政改革并不适用于君士坦丁堡或罗马。它们由直接隶属皇帝的行政官管理。

命运女神

堤喀(Tyche)出现在最初的拜占庭硬币上，背面是君士坦丁大帝（斯福尔扎古堡博物馆，米兰）。

就军队而言，它与行政领域分离并分成特遣队，以提高其在各个地区的机动性。边境地区允许招募一定数量的罗马化野蛮人，这使得日耳曼人逐渐进入军队。军队的最高长官是统帅(magistri militum)，接下来的军官有些属于步兵(magistri pedum)，另一些属于骑兵(magistri equitum)。朝廷的军事代表和负责边境地区的将军的职能也受到高度重视，他们是未来拜占庭主要军事职能的前身。帝国卫队听命于宰相(Magister offciorum)，事实上宰相在朝廷中拥有很大的权力，因为宰相还负责许多行政事务。

除上述措施外，还必须改革税收和征税的行政管理，从君士坦丁之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开始设立了一种被称为税监(sacrae largitiones)的帝国国库官员。控制帝国财政的高级官员是负责国家预算的帝国财政官(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而宫廷财务官(comes rerum privatarum)管理皇帝的个人财产。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是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的顶端，拥有恺撒和奥古斯都这两个头衔。由戴克里先四帝共治时期（并不是那么完美的组织形式，拥有这两个头衔的在东方和西方各有两人）建立。

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最高的司法权威，是整个制度的订立者。他甚至保留了大教皇领导信徒的宗教特权，直到狄奥多西统治时期。因此，帝国经历了一个特别强烈的官僚化过程，包括在朝廷。

这个经过改革的古代晚期帝国围绕着一位神圣的皇帝，他按照复杂的礼仪生活，位于巨大的官僚、行政和军事金字塔的顶端。这种结构有其优势和不足。事实上，重组只是部分有效，因为官员可能过于官僚化，而军事单位如果不遵守纪律，其增加可能会破坏国家的稳定。古代晚期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和地域流动性下降。一些贵族（honestiores，上等人）变得富有，而被迫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在一块强加的土地上耕种的贫困人口（humiliores，下等人）呈指数级增长。

帝都

君士坦丁堡很快承认了意大利法，这使它成为意大利的领土，并在省督的统治下获得了自治。然后它开始超过它的母国。按照古罗马的模式，这座城市将成为帝国人口最多的领地，特别是在狄奥多西统治之后，它最终被命名为东方的帝国首都。新罗马模仿旧罗马的政治制度，其元老院拥有与罗马元老院几乎相同的特权。帝国权力向东方的转移是基于对新都所在特权领地的战略选择。在古代晚期，以及在希腊中世纪，这个位置被认为是海洋、陆地和通道的完美交汇点。

早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提到罗马的崛起时就指出，将首都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在战略上是明智的，可以更好地控制一个世界性的帝国。罗马东部密集的公路网，位于本都、亚洲和西部之间，穿过这座城市，形成一个重要的交通和贸易中心。尤其是著名的埃格纳蒂亚大道(Via Egnatia)，它是希腊东部的一条动脉，建于公元前130年，从迪拉基乌姆（现在的杜拉斯）经萨洛尼卡前往君士坦丁堡。

直到5世纪，这座城市才被正式称为“新（或第二）罗马”，尽管君士坦丁堡教会历史学家苏格拉底在381年就断言是君士坦丁给它起了这个名字。皇帝因此证明了他卓越的远见和远大的抱负，在历史和地缘政治的特征上与创建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大帝相媲美。这两个城市都受到普遍君主制理想的启发，梦想主宰整个世界。君士坦丁堡的大师们分享了这个古老的古典、希腊化和罗马式的理想。他们已经明白，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宗教团结和精神和谐的重要性。这与“恺撒主义”齐头并进，将导致拜占庭帝国政教合一。这种共生关系也将是帝国显著的特征之一。这将标志着它在君士坦丁统治下的开始，也将是它最终在奥斯曼帝国的攻击下灭亡的决定性因素。当时，许多东方基督徒不得不将自己的宗教身份置于教会联盟之上，以寻求西方拉丁世界的帮助。

帝国与教会

宗教问题逐渐叠加在帝国政策之上，并最终决定了帝国政策。教会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力在三四世纪不断增长。这一时期的标志是圣洁和修道主义的吸引力的上升，圣人的社会声望的上升。基督教所承载的典范，与政治、艺术或军事领域特有的典范一起，在民众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除了在这个“泪谷”中的苦难之外，贫困群众更期待上帝所应许的天国。对于上层阶级来说，基督教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得皈依对于社会和财务上的成功至关重要。第3世纪，尤其是第4世纪，盛行逃离世界的精神运动，通过修道主义和个人宗教信仰与神有特权接触。在这一时期，禁欲主义和贫困的理想导致晚期古代灵性的关键人物的出现，例如圣安东尼、亚历山大的亚他那修、帕乔米乌斯，甚至大主教谢努特。他们参与了一种将自己与社会隔离的运动，过着隐士的生活，在沙漠中建立社区，以及被视为神圣城市的修道院。这场运动围绕着富有魅力的领袖和人群展开，用亚他那修的话来说，他们将“沙漠变成了城市”。

战略位置

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从那时起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它的基础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连接马尔马拉河和黑海、亚洲和欧洲。第一座大教堂矗立在帝国主要建筑集中的大广场上，献给圣索菲亚，君士坦斯二世于360年将其圣化。后来的皇帝对它有过多次修建。大教堂在15世纪被改造成清真寺，后来在1935年被改造成博物馆。

然而，君士坦丁保留了大教皇的古老特权，这使他面临复杂的新问题：基督教内部出现的异端邪说。从第4世纪开始，教会成为神学讨论的中心，有利于反思基督教上帝的本质——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从这些辩论中产生了一些偏离东正教的观点，在皇帝召集的几次会议上争论过。这些争议渗透到后来帝国的社会对话包括日常对话中，在拜占庭时代，东方帝国以其神学辩论而闻名，有许多人参加。

君士坦丁王朝的主要异端可能是阿里乌教义，这是一种诞生于叙利亚并以亚历山大的阿里乌斯命名的教义，它坚持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是被创造而不是被生出来的观点。

很快，阿里乌教派得到了教会显要成员的支持，并将争议提交给了皇帝。君士坦丁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于325年在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大公会议，并亲自主持了会议。阿里乌主义最终受到谴责，“尼西亚信条”得到采用，这是一种信仰告白，承认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不是被创造的，与父具有相同性质”。然而，异教徒与尼西亚人之间的争端并没有结束。

君士坦丁的继任者

当君士坦丁于337年去世时，未来东罗马帝国的面貌开始出现，他的继任者们开创了一个王朝。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君士坦提乌斯(Cons tance)和君士坦斯(Constant)共享帝国的尊荣，但他们互相争夺霸权，直到胜利。君士坦斯以君士坦斯二世的头衔在位至361年。在导致三兄弟产生分歧的原因中，他们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是重要的一个，因为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斯采用了尼西亚信条，而君士坦提乌斯则支持阿里乌教。最终，君士坦提乌斯用阴谋消灭了他的两个兄弟，独据王位。在他的统治期间，迫害异教徒，禁止献祭并给予阿里乌教徒恩惠。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统治的焦点在于跟沙普尔二世领导的萨珊波斯人斗争。

君士坦提乌斯没有留下后代。在将他的堂兄加卢斯封为恺撒后，他又把加卢斯除掉了，因为他怀疑后者密谋夺取王位。因此，他死后唯一的继承人是加卢斯的弟弟朱利安，朱利安在361年成为皇帝，并被称为叛教者。

朱利安留下的大量信件能让我们了解他的个性。朱利安受过洗礼并研读过《圣经》，但他爱上了希腊文学，反对荷马的世界和古代异教，反对帝国的新异教。他受到异教大师的启发，比如杰出的演说家利巴尼奥斯（他也是东方教会四大教父之一约翰·克里索斯托姆的师父），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以弗所的马克西姆。

朱利安被流放，但一系列的机会和不幸的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比如由于他兄长的死，他被君士坦提乌斯封为恺撒。朱利安随后在与阿勒曼尼人的战争中证明了自己，他设法在莱茵河对岸控制了阿勒曼尼人。他的士兵称他为高卢皇帝。不可避免地，他随后与在东方抵抗波斯威胁的君士坦提乌斯发生冲突。但君士坦提乌斯突然去世，朱利安独自统治着帝国。因此，他竭尽全力恢复异教过去的伟大，并致力于传播古典文学和哲学，用修辞法教导基督徒（362年）。朱利安本人撰写了重要的哲学和修辞著作。奇怪的是，他试图重建的异教神职和占卜系统是基于一个与他试图消除的基督教非常相似的结构。

363年夏天，朱利安在与波斯人的战役中受伤，没有看到自己的著作就去世了。他试图回归古典异教，这使他这个人物几乎具有传奇色彩。据说，他死于战场上的伤口感染，或者根据其他说法，他的伤口是由基督教士兵的箭或神圣的惩罚造成的，皇帝惊呼：“你胜利了，加利利人”，这样称呼基督，从此以后，基督将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神。

朱利安的短暂统治是君士坦丁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他的继任者是尼西亚基督徒朱维安(Jovien)（363-364年），原来是朱利安帝国卫队的首领。在朱利安去世后，帝国卫队宣布朱维安为皇帝。按照习俗，以推选的方式被选中成为皇帝。在朱维安突然去世后，君士坦斯麾下一名将军的两个儿子继承了皇位：尼西亚派瓦伦提尼安(Valentinien)（364-375年）统治帝国西部，其弟阿里乌派瓦伦斯(Valens)（364-378年）统治帝国的东部。宗教偏好第一次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并将帝国分为了两半。两位皇帝对异教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瓦伦提尼安更宽容，而瓦伦斯则迫害异教徒。两兄弟的共同之处表现在他们对哥特人对帝国东北部构成的威胁。当时的哥特人已经在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附近定居下来，但一系列错误决策导致瓦伦斯在与哥特人的亚得里亚堡战役（378年）中丧生。亚得里亚堡的失败给同时代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事件标志着古代晚期和拜占庭早期的一个转折点：哥特人的入侵第一次导致了罗马皇帝的死亡。自此，日耳曼民族成为东罗马帝国历史上避无可避的因素，并在后来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叛教者朱利安

弗拉维乌斯·克劳迪斯·朱利安(Flavius Claudius Julien)皇帝身穿哲学家的长袍，头戴可能与异教有关的王冠。人们认为这尊雕像可能是皇帝在世时所刻（卢浮宫，巴黎）。

东正教徒狄奥多西

在西罗马，格拉提安（375-383年）继承了父亲瓦伦提尼安的王位。当瓦伦斯在亚得里亚堡去世时，他封了狄奥多西为奥古斯都。狄奥多西出生于西班牙，后来被称为“大帝”（379-395年），是4世纪的第二个伟大人物。他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朝代，最终确立了基督教为国教，并领导了反对异教的最后一场战斗。他恢复了统一，不仅是政治上的——他是最后一个统治帝国两个部分的人——还恢复了宗教上的统一，通过捍卫尼西亚东正教教义反对阿里乌教。然而，在他的统治下，帝国未来分裂的基础已经奠定。

西罗马瓦伦提尼安的尼西亚派和东罗马瓦伦斯的阿里乌教派之间的宗教分歧使人质疑教会的统一性，以及帝国权力作为宗教权威的调解作用。狄奥多西为统一而努力，但自相矛盾的是，他是第一个放弃最高教皇头衔的皇帝，他的前任曾使用该头衔授予自己解决宗教争端的特权。事实上，狄奥多西在宗教问题上有立法权，但总是依赖教会的建议。通过罗马人民共同体法令，他设定了界限：用尼西亚信条定义国家的正确信仰（东正教），反对异教和异端，如阿里乌主义。因此，异教被官方禁止，追随者受到重罚。由此狄奥多西在法律上确立了尼西亚天主教的首要地位。381年，在他的要求下，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会议，以确认教会在东正教“真正信仰”、尼西亚的象征和三位一体教义等方面的统一。此外，该会议还授予君士坦丁堡牧首特权地位——仅次于罗马教皇。该条款将成为未来东西方教会之间斗争的根源。

走向东正教

在尼西亚大公会议期间，君士坦丁皇帝下令焚烧阿里乌异端教派的书籍。这一页大公会议典章来自9世纪的手稿（教区图书馆，韦尔切利）。

与他的前任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不同（他们在去世前不久才受洗），狄奥多西在加冕后不久的380年生了一场大病后，便接受了洗礼。他的这一姿态，促使皇帝完全融入了信徒群体，而他作为宗教领袖的特权地位也在衰落。

狄奥多西也因与威信很高的米兰主教和尼西亚东正教教派的狂热捍卫者安布罗斯的争执而闻名。390年，在萨洛尼卡竞技场附近，一群尼西亚人用私刑处死了统治这座城市的帝国指挥官，他是哥特人（也是阿里乌教派信徒）。狄奥多西下令惩罚肇事者，但驻军反应过度，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了镇上的居民。以安布罗斯为首的尼西亚主教谴责了大屠杀和皇帝的行为。主教甚至将皇帝逐出教会。在米兰大教堂的弥撒中，狄奥多西和安布罗斯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之后狄奥多西缓和了他的立场。强大的皇帝最终向主教让步，以结束两派之间日益频繁的冲突。安布罗斯明确界定了教会在国家面前的地位，并最终剥夺了皇帝在神学问题上的所有决策权。狄奥多西对异教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在392年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圣殿从事祭祀和崇拜。

有了这些法律的保护，极其狂热的基督徒团体在东罗马，尤其是在埃及，摧毁了神庙和异教神的雕像。此外，在亚历山大城，在牧首狄奥斐卢斯的推动下，情绪激昂的暴徒洗劫了图书馆和礼拜场所，包括著名的塞拉佩姆神庙。随后，在415年对异教徒的第二次大屠杀中，狄奥斐卢斯的侄子西里尔牧首鼓动暗杀哲学家和数学家海帕蒂亚……在帝国的其他地区，从巴勒斯坦到罗马，异教徒的寺庙和古迹都被关闭了，罗马元老院象征性的胜利祭坛也被关闭，尽管伟大的演说家西马库斯要求保存它。即便如此，异教也不会完全消失，在某些情况下，东罗马的一些省份，例如埃及或叙利亚，异教徒一直存在直到6世纪。

东罗马帝国

狄奥多西是统一帝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他的选择最终决定了罗马国家的未来，赋予基督教强有力的地位。他将帝国分给了阿卡狄乌斯和霍诺留斯：阿卡狄乌斯统治东方，霍诺留斯统治西方，统治的时间都很短。476年，西罗马帝国因“野蛮”民族的入侵而灭亡，末代皇帝罗姆鲁斯·奥古斯都在罗马被废黜，同时日耳曼王国在欧洲建立。

从此，东罗马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帝国，它延续着罗马帝国。

阿卡狄乌斯（395-408年）的统治时期在东方出现了一些标志性人物，这些人物既不是贵族成员，也不是皇室官员，有的还是外国血统，但往往影响着政治决策，他们被称为“宠臣”。其中，有高卢血统的执政官鲁芬，还有太监欧特罗普。有的人来自西方，比如著名的斯提利康，他的父亲是汪达尔人，母亲是罗马人。这些享有特权的大臣中有许多是哥特人的后裔。这些日耳曼民族自瓦伦斯时代起定居于帝国边境，狄奥多西时代时定居于罗马领土，逐渐进入巴尔干领土，并渗透到帝国之中。一些日耳曼人渗入帝国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另一些人则对帝国边界施加压力，不断在边界定居甚至使用武力占领帝国。

当时，关于“锉刀”（设防边界）的争端常常以叛逆的哥特人和忠于帝国的人之间的冲突而告终。但这两类人都缺乏雄心壮志。此外，宗教问题继续影响着罗马-日耳曼的关系，因为哥特人主要是阿里乌教徒。在阿卡狄乌斯统治期间，阿拉里克的哥特人入侵东方并到达希腊，然后到达意大利。他们在那里对抗为东罗马效劳的斯提利康。在盖纳斯将军指挥下，哥特人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影响力达到了顶峰。盖纳斯密谋反对皇帝的宠臣欧特罗普，并处决了欧特罗普，随后在东罗马获得阿里乌派哥特人的特权，尽管牧首约翰·克利索斯托姆公开反对。最终，君士坦丁堡爆发了一场反对哥特人的起义，阿卡狄乌斯派了另一个哥特人来对付盖纳斯，最终消灭了盖纳斯。

阿卡狄乌斯于408年去世时，由他年仅7岁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即位。在狄奥多西二世的统治下，东罗马经历了一个小小的黄金时代，而西罗马则加速颓败。狄奥多西二世知道如何聚拢贤臣，信赖于精明的妹妹普尔切丽，还有妻子尤多西娅，一个有教养的女人。文化层面上，在狄奥多西二世漫长的统治期间，君士坦丁堡成立了一所高等学校，与雅典的新柏拉图主义学院相比，它将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中心。雅典的新柏拉图主义学院虽然有一些开明的成员，如异教哲学家普罗克洛斯，但已经衰落。此外，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一部法典汇编《狄奥多西法典》（438年），它在传统法律典籍的基础上汇集了历代基督教皇帝的法律。

在狄奥多西二世统治下，东罗马帝国生活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即使有匈奴入侵阿提拉，也通过割让和进贡平息下去。与东罗马帝国的平静相对，却是西罗马帝国的衰落。410年阿拉里克的洗劫，摧毁了西罗马地区，那里的政治组织逐渐分裂成新的、几乎独立的领土实体，由不同的日耳曼民族统治。哥特人对西罗马的掠夺给圣杰罗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表明西罗马帝国正在崩溃。这些骇人的事件也吓坏了东罗马统治者，他们决定建造坚固的君士坦丁堡城墙。

宗教争议

狄奥多西二世效法他的前任狄奥多西大帝，迫害异教徒，并努力解决教会内部出现的争端。为此，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召集第三次大公会议，以对抗新的异端——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e)。基督神性的哲学问题继续成为神学家的难题。从根本上讲，它是关于理解神性和人性如何在基督的位格中共存。

一种起源于安条克并由君士坦丁堡大牧首聂斯托利(Nestorius)捍卫的教义肯定了基督的两种本性——神性和人性——分别独立存在。这导致一种观点，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人性部分的母亲，而不是神性部分的母亲，因此，她不能再被称为“圣母”(theotokos)。

在以弗所大公会议（431年）上，罗马教皇和亚历山大牧首西里尔(Cyrille)反对这些理论。他们成功地谴责了聂斯托利主义，并驱逐了聂斯托利及其追随者。与此同时，另一种由西里尔本人捍卫的学说蓬勃发展。亚历山大牧首对聂斯托利异端的反对达到了极端，他宣称基督只有一种神圣的本性，这种本性掩盖或吸收了他人性的一面。这就是“一性论”（miaphysisme，希腊语中“mia”意为“一”，physis意为“本性”）。在西里尔之后，亚历山大的教会继续提倡这一教义，但君士坦丁堡牧首和罗马教皇反对。

亚历山大一世西里尔的继任者狄奥斯科鲁斯一世发展了一性论派教义，并最终完全否认了基督的人性，反对罗马的东正教，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东正教思想。另一个学说是由受狄奥多西二世保护的修士尤提齐乌斯(Euthychius)捍卫的单性论（monophysisme，希腊语中“monos”意为“单一”“独一”），坚持认为基督的人性和神性融合为一个单一的新本性。埃及亚历山大的牧首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城市君士坦丁堡牧首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最终，君士坦丁堡牧首弗拉维安和教皇利奥一世谴责一性论。然而狄奥斯科鲁斯采取报复，并说服皇帝在以弗所召开新的大公会议（449年），在此期间，一性论派通过所谓的“以弗所强盗”(Latrocinium)占了上风。一性论者设法使其教义得到认可，从而破坏了教会的团结。

狄奥多西二世于450年去世，没有留下子嗣，狄奥多西王朝与他一同灭亡。然而，东罗马帝国的宗教纷争仍在继续，并继续影响着政治。狄奥多西二世的继任者马西恩在450年登上王位后不久就被迫召开加尔西顿大公会议，以解决一性论问题。这一教义受到谴责，基督和尼西亚信经的双重性质得到了重申。据此，上帝的儿子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有两种本性，一种是人的，一种是神的，在他的身上共存，不会以任何方式融合、改变或分离。这个教条后来被纳入东正教教义。

然而，这一决定并没有得到所有主教认可，这导致了自431年聂斯托利派被定罪以来教会的第一次大分裂。事实上，埃及、叙利亚和其他省份已经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观念，仍然忠于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或安条克的牧首所捍卫的一性论教义，这引发了冲突和对抗。在这些地区，宗教仪式中的希腊语逐渐被当地语言（科普特语或叙利亚语）取代。由此，与帝国首都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分裂，这可能会极大地促进未来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征服与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和政治联系已经减弱的广阔领土。正是加尔西顿大公会议终结了狄奥多西王朝的残留。它还有另一个后果：君士坦丁堡牧首在所有东方教会中的首要地位在会议的第28条教规中得到了陈述，但罗马教皇从未承认过该教规。该教规设定了牧首在其辖区领土上的权力。几个世纪后，这个问题将永远把东方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分离。

文学、艺术和科学

在君士坦丁王朝和狄奥多西王朝时期，帝国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经历了非凡的繁荣，尤其是在伟大的城市，不仅有罗马，还有东罗马帝国的城市：亚历山大、雅典和安条克。然而，应该记住，支持希腊enkyklios payeia或“全面教育”古典传统的知识精英仍然主要是异教徒。天文学或数学流派、新柏拉图哲学流派和不同的修辞流派在古代晚期的文化中心激增。同时，君士坦丁堡、贝里托斯（贝鲁特）、尼科米底亚、萨洛尼卡和以弗所等新中心都在争夺普通或专业研究中心的地位（例如贝里托斯法学院）。

在整个希腊东部，教育首先是由一位语法学家或一位私人教师来完成的，这是启蒙文学教育。然后，在接受诡辩家的高等教育之前，学生被托付给一个语法导师或修辞导师。一些修辞学大师，如异教徒利巴尼奥斯(Libanios)、希米里奥斯(Himérios)或西米斯托斯(Themistios)，在当时享有盛誉。他们聚集了许多追随者，从异教徒到基督教，他们都渴望接受进入帝国政府所需的修辞训练。

在雅典、叙利亚和埃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流派也很突出。像查尔西斯的詹姆布利克(Jamblique de Chalcis)、以弗所的马克西姆(Maxime d'Éphèse)、希罗克勒斯(Hiéroclès)、塞恩(Théon)或亚历山大的海帕提亚(Hypatie d'Ale xandrie)这样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发展了数学、天文学，还有普罗提诺(Plotin)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后由其弟子提尔的波菲利(Porphyre de Tyr)发扬。他们的教育以其巨大的声望吸引了许多好学的人。至于西方，古典人文主义的代表是元老院精英和大城市的贵族，这些城市包括奥顿、阿尔勒、特里尔、里昂或米兰。然而，基督徒在文化世界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将演说艺术、史诗或者历史等经典形式的话语与新兴宗教结合起来，并在公共场合越来越广泛地传播。

文学和艺术创作根植于古典希腊-拉丁传统，但具有新的表现形式。一种不同的审美情感标志着古代晚期的帝国东部，成为拜占庭艺术的前奏。在当时的异教徒作家中，我们发现克劳迪安、马提亚努斯·卡佩拉、帕诺波利斯的诺努斯、辛马库斯和许多其他人，他们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使古代晚期文学大放异彩。他们保持传统的希腊视角，同时适应新的主题和新的形式。历史方面也是如此，诸如整个后君士坦丁时代的编年史家阿米恩·马塞林(Ammien Marcellin)或狂热的异教徒佐西穆斯(Zosimus)等作家都脱颖而出。

基督徒继续采用古典语来传教。福音书是用相当简单的希腊语写成的。很快，教父们就努力发展出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学和修辞学。不少教会也因其用各自国家的语言教授教义而脱颖而出。叙利亚语、哥特语、科普特语、亚美尼亚语、斯拉夫语等语言的文学发展便是在古典语言的修辞模式和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

在文化语言中，诗人和演说家如西尼修斯(Synesios)、普鲁登斯(Prudence)和纳齐安泽的格里高利(Grégoire de Nazianze)，教会历史学家如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和苏格拉底，以及修辞学家如米兰的安布罗斯、希波的奥古斯丁、拉克坦提乌斯、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尼萨的格里高利和凯撒利亚的巴西尔，在文学上可与教育家、哲学家和异教诗人争夺主导权，这使他们的经典遗产适应基督教思想。在一些修道院中，有时会出现不宽容的倾向，人们只专注于阅读和学习《圣经》。然而，出于这些伟人对古典文学的热爱，基督教学校在课程中不仅仅设置古典修辞艺术，还有希腊罗马异教徒的作品。社会的进步和转变减少了修辞者学家的听众，而增加了主教的听众。因此，讲经和教牧布道胜过了其他文学和宣讲体裁。

君士坦丁堡城墙

君士坦丁堡的石墙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仍然可见。君士坦丁建造的防御围墙后来由狄奥多西二世扩建，使这座城市在近一千年里坚不可摧。

这一时期的拜占庭艺术也以基督教的出现为标志。君士坦丁花费巨资来装饰新首都。在他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建造了许多雄伟的教堂，如圣索菲亚教堂和圣使徒教堂，也被称为使徒教堂。圣像画则结合了异教和基督教元素，这在埃及尤为明显。这种混合风格的例子可以在科普特织物、象牙雕刻和陪葬雕像中看到，展示了狄俄尼索斯和基督的交叉影响。后来，在狄奥多西一世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还建造了赛马场和斯图迪翁修道院的圣约翰大教堂，成为当时艺术成就的代表。尽管所有可以追溯到东罗马首都这一时期的作品几乎都已被毁坏，人们依然相信它们强烈地影响了包括罗马（圣玛丽大教堂）和萨洛尼卡的其他教堂的建造。

从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到狄奥多西王朝的终结，这一个世纪成为这一东方文明的起点，奠定了建立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基础。从古典世界到中世纪世界的过渡已经开始，拜占庭伟大历史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