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的影响

迈克尔 · 霍华德

当克劳塞维茨的遗孀在1832年，即她丈夫去世后一年发表《战争论》时，它被人怀着敬意接受下来，而这敬意可能更多的是归因于克劳塞维茨的声誉，亦即伟大的一代普鲁士军事改革者中间的一员、沙恩霍斯特的学生和格奈泽瑙的亲密同事，而非归因于任何对该书内容的深入或广泛的研习。“其晶莹潮水淹过天然金块的河川，”一位圆通乖巧的书评家告诫道，“不是奔流在任何平坦通畅的河床上，却是激湍于一个被巨大的理念围绕的峻岩峡谷中，而在它的入口处凌驾有伟岸非凡的精神，屹立守卫有如持剑的天使，逐回预期以玩弄思想这通常的价钱被接纳进来的一切过客。” [22] 换句话说，他发觉它滞涩难读，而且他显然不是唯一有此感觉的读者。首版的1500本二十年后仍未卖完，其时出版者决定再发行一个新版。这次，原初文本中的许多含糊晦涩之处——如此庞大复杂的著作在作者死后由一位忠实但外行的遗孀发表而或许不可避免的含糊晦涩——由作者的内兄弟弗里德里希·冯·布吕赫尔伯爵的文字修改和校正得到了澄清。此后没有进一步的新版问世，直到1867年为止。那一年，军事著作家威廉·吕斯托在他的概览《19世纪用兵之道》里用了一章写克劳塞维茨，但说他“甚为著名却极少被读”，此乃随时间流逝但准确性全然不减的一个警句。然而，即使那些未曾读过他的人也知道，他的学说体现了沙恩霍斯特的普鲁士军队改革根基处的那种思维自由，那种对个人创造行为的强调和对形式主义的厌憎，他们是沙恩霍斯特的陆军大臣职位后继者赫尔曼·冯·波延在19世纪40年代贫瘠不果的反动时期里试图保持不灭的。军界保守派偏爱冯·维利森将军的学说，其《大战理论》（Theorie des grossen Krieges）（1840年）以约米尼式的教条主义规定了种种绝对的规则和原则。他们此时占据显位要津，其支配性影响可能起了某种作用去阻止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变得比较广为人知。 [23]

然而，克劳塞维茨久未昭彰的基本原因必须到《战争论》本身去寻找。它将受到的种种解释之五花八门亦须如此。克劳塞维茨本人已告诫说，如果他没有活到完成他的著作，他就会将“一大堆远未定形的思想”留在身后，它们会遭到无穷无尽的错误解释，并且“给大为肤浅的批评提供靶子”。它还是这样的一堆东西：由于克劳塞维茨未活着赋予它一个完成的和通体连贯的形态，后来的著作家们就将从它那里挖掘观念和用语，以适合他们自己的理论的需要，连同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需要。如到头来证明的那样，克劳塞维茨有更多的理由去提防他的自称的赞颂者，甚于去害怕他的批评者。

在他1827年写的导言性说明中，克劳塞维茨清楚地表明了立场。他写完了六篇。第七和第八篇仍只是粗稿。在这两篇写完时，他将再次通体审视整个著作，凸显在最终的书里将得到其最终澄清的两大主题。第一大主题是作为一种工具的战争的“双重性质”，它可被用来打倒敌人，也可被用来从敌人榨取有限的让步。第二大主题在于这么一点：“它必须被搞得绝对清晰，亦即战争只是政策的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他告诫说，“如果始终被牢记在心……就将大大便利对这论题的研究，战争整体也将变得比较容易分析”（见原书第69页）。然而，他不得不依靠他的读者将它牢记在心。他自己的修改未进到第一篇第一章以外，在那里他将我们引到他的理论的三项要素：战争的内在本质暴力；在塑造和控制战争方面合理的政策的支配作用；偶然性这极为重要的维度。

上面援引的说明表明，假如克劳塞维茨活着完成这著作，那么将得到最大强调的是上述三项要素中间的第二项：政治目的应当对军事手段行使的支配。然而，照现在的样子，克劳塞维茨就此甚至在论战略的第三篇里也说得很少。他将战略单调地定义成“为了战争的目的而对交战的使用”（见原书第177页）。正是在此，我们见到了将被后来的著作家们那么急切地抓住的信条：“最好的战略是始终保持很强；首先是总的强势，而后是在决定性的点上的强势。”（见原书第204页）战争的两类形态，还有每一类都可能需要按照不同的原则予以操作的可能性，在此仅被最粗略地一笔带过。总的来说，在这篇里被谈论的战略只是——如克劳塞维茨所见——拿破仑的战略，“绝对”战争的战略，绝对的程度有如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动机可以规定它成为的那样。

同样的局限甚至更强烈地施予第四篇“交战”。在此，我们没有找到一个词是说两类战争，或是说政治目标的至高地位的。该篇的中心在于主要战斗（Hauptschlacht）及其后果，在于克劳塞维茨所称的“战争的真正重力中心”。然而，差不多依其定义，“有限战争”是问题在其中并非被带到这么一种大规模决战的冲突。或可辩护说，该书强调一切战争的中心悖论，即暴力作用与理性作用之间的辩证法，而且与精确操控氧乙炔火焰以降低其热度相比，旨在理性控制的政治不可能更多地减轻手段的根本暴烈性质。在第一篇的经过修改的第一章内，克劳塞维茨确实尽力重申这一点，这必须被当作他关于该论题的深思熟虑的见解：“仁慈的人可能认为，有某种巧妙的办法，毋需大流血就解除敌人的武装或使之败北，而且可能想象此乃军事艺术的真正目标。它听来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揭穿的谬误”（见原书第75页）。于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假设，克劳塞维茨将在其修改中放弃在第四篇里表达的任何信念，那是以极为生动的用语陈述的信念，出自他本人在1806年和1812至1815年的可怕经历。然而，或许他可能会更深入地考虑这无情的毁灭火焰怎样能被减小或被控制，以便服务于他认为至高无上的政治目的。

事实上，克劳塞维茨没有活下去做这些修改。在他留于身后的文本里我们见到，在他的理论的三大要素中间，他到头来最重视的政治要素只是在最后一篇和第一篇第一章里得到论说。是其他两大要素，即战争的内在本质暴力和无所不在的偶然性，连同这两者给精神素质施加的要求，在全书的其余部分自始至终被强调——确实除了漫长、丰富和复杂的论防御的第六篇，那亟需修改，如果它的教益要被清晰地提取出来。

这些肯定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最有力地打动后世的诸方面，尤其给伟大的赫尔穆特·冯·毛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于1857年成为普鲁士参谋总长，在使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令其同胞注意上起了头号作用。与《荷马史诗》和《圣经》一起，毛奇将《战争论》援引为规范了他本人思维的真正影响重大的著作之一。 [24] 当克劳塞维茨任陆战学院院长时，他就在该学院，不过由于克劳塞维茨简直不接触学生，因而不可能有直接影响。不仅如此，有如毛奇的最近的传记作者所指出， [25] 我们当下认为特别克劳塞维茨式的、毛奇那么显著地在其战役中实行的种种观念，有许多是皆有拿破仑战争经历的普鲁士年轻军官们中间的老生常谈，包括歼灭敌军主力，将作战努力集中在决定性的点上，精神力量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指挥官要依靠自己，战术方法要机动灵活。像那么多思想家，克劳塞维茨整理和传至后世的思想有许多可能是他的同代人中间广泛共有的，即使是下意识地，而且像毛奇那么聪明和敏感的一名学生会从他处的环境中迅捷地挑取它们。毛奇的思考或许应被看作是加强和显扬了克劳塞维茨观念，而非简单地出自它们。

然而，正是毛奇在1866和1870年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成就，使人们注意到克劳塞维茨著作的经久效力。在毛奇本人的著述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见到呼应克劳塞维茨的言论：“经应用武装力量取得胜利是战争中的决定性要素……将决定战争结果的不是占领一小片领土，或夺取一个要塞，而是摧毁敌方兵力。这摧毁因而构成作战的主要目标。”还有：“战略是一整套权宜。它不只是一门科学，它是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科学……是在最艰苦环境的压力之下行动的艺术。” [26] 还有或许是所有思考中间最富影响力的思考：“在战争中，一个人做什么往往不如一个人怎么做它那么重要。决心强烈，锲而不舍，将一个简单的想法贯彻到底，是达到一个人的目标的最可靠途径。” [27] 此乃最能吸引干实事的军人的一类断言。

然而，人们未见于毛奇的，或的确未见于他的任何门徒和继承者的，是关于克劳塞维茨的坚定主张即军事手段必须从属于政治目的思考。无论是在他的著述里，还是在他作为参谋总长的工作中，他都未表现出任何迹象，表明他理解克劳塞维茨的要求，那就是如果战争要服务于政治目的，它就必须是可变易变的。对毛奇来说，战争更多的是人类必不可免的命运，而不那么是一种政策工具，需要予以禁欲主义般的忍受和高效的操作。无疑，他接受政治权威的至高地位，只要那是国王本人，是他穿其制服和对其宣誓效忠的“战争君主”。然而，它并不延展到国王的政治幕僚，这些人在毛奇看来没有任何权利来干预国王已下放给他的事情。他认为，战争爆发之际，“在动员的那刻，政治幕僚们就应当闭嘴，并且只有在战略家经彻底击败敌人而通知了国王他的任务已被完成的时候，才应重新带头行事” [28] 。

这一切，当然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八篇里提出的关于军事当局与政治当局之间关系的学说完全相悖。这学说设定整个内阁持续指导战役，甚至提出军队司令官应被指定为该实体的一名成员，如此它就能参与关键性的战略决策。 [29] 然而，19世纪末期在德意志帝国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是毛奇而非克劳塞维茨对这问题的看法，尽管正是这些年里克劳塞维茨在得到极广泛的赞誉。1880年，《战争论》第四版问世。克劳塞维茨现今在德国受到的尊敬可以根据下面的话推断出来，那是1883年科尔马尔·冯·德尔·戈尔茨写在其名著《武装的人民》（Das Volk im Waffen）卷首的，它出了许多版，并且以《武装的民族》（The Nation in Arms）为题被译成英文：“在克劳塞维茨之后论说战争的军事著作家冒有风险，即被比作歌德之后想写一部《浮士德》或者莎士比亚之后欲撰一出《哈姆雷特》的诗人。关于战争性质要说的任何要事，都能在那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留下来的著作里铅版刊印无不见到。” [30]

1905年，第五版刊发，载有当时的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写的一篇赞辞作为导言。大战爆发以前后面又跟了三篇，大战本身进行期间跟的不少于五篇。

这个时期里，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策之间关系的学说没有被漠视。事实上，它在他的赞美者中间引起了某种困惑。同代人里最杰出的克劳塞维茨学者冯·克梅雷尔将军提醒人们注意在此问题上克劳塞维茨与毛奇之间的歧异，并且表示他本人确信“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在每个方面都正确。” [31] 可是冯·德尔·戈尔茨表述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拒不接受这一点。他并非漠视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内的政治要素。他认为它不再相干了。他断言，自克劳塞维茨写了往后，形势已经改变。现在，“如果两个欧洲一等强国彼此冲撞，那么它们的全部组织好的兵力将立即被发动起来以了断争执。一切育成同盟战争之半心半意的政治考虑全都完蛋”。战争肯定是一种政策工具，因为战争起自一种政治形势；然而，他接着说：“战争的重要性不会因此有丝毫减小，战争的独立性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只要总司令和主要国务家们一致认为，在任何环境下战争都靠彻底打败敌人而最好地服务于政治目的。留心这个格言，战斗兵力的使用就被允予了最大空间。” [32]

由此，冯·德尔·戈尔茨机智过人地两全其美，将政策的至高地位与司令官的独立性调和起来。鉴于随着军队变得愈益庞大，较不灵活，被铁路运输时间表左右，军事规划便愈益困难，因而所能做的大概莫过于改造克劳塞维茨学说，令其适应威廉时代的军事政策的严苛要求。

20世纪开初，并非只有在德国，克劳塞维茨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才被看作是愈益陈旧过时的。在法国，福煦上校1903年在其《战争原理》中写道：“从现在起，你必须走到极限去找到战争的目标。由于战败方当今在它被剥夺一切补给手段以前决不屈服，你不得不追求的是摧毁这些补给手段本身。” [33] 甚至一位有分寸得多的法国权威科兰上校——他的《战争的转变》至今仍然位居关于大战前夜欧洲军事形势的杰出概述——也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写道：

且不说那将激励大多数交战国的激情，现代战争的物质条件不再允许规避依靠战斗去根本决胜。

两支占领整个战区的大军彼此相向迎头挺进，除了胜利别无结局……因此，一个政府就政治目标应当发给一位将领的指示被降为区区小事。一旦决定要打战争，就绝对必须要让一位将领凭其随机处置权不受妨碍地进行战争，限制只在于如果他几无生气或能力地使用他的随机处置权，就必须解除他的指挥权。 [34]

这就是行将在大战开始时不仅激励德国人，而且激励所有交战强国的基本观念。然而，塑造1914年和随后各可怕年头的经历的不是战略思想家，甚至也不是军事技术的要求。克劳塞维茨本人已写道：“一个交战者采纳的目的和他运用的资源必定由他自身处境的特殊性质支配；然而，它们也会符合时代的精神与其一般特征。” [35]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必须依据这句格言去理解。

如果有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技术、政治和心理的原因，使得克劳塞维茨关于军事手段须从属于政治目的的学说在1914年不再被视为适切，那么就他关于防御是较强的战争方式的观点却几乎完全不能这么说；随1870年往后军事技术的实际上每一项新发展，这些观点已变得更加重要。毛奇本人赞成它们，克梅雷尔也赞成， [36] 然而极少其他德国著作家如此，法国人就更少。冯·德尔·戈尔茨是前者的典型。 [37] “打仗即进攻，”他写道，“命运予其攻击者角色的军人实属有福。”在终结对一场想象中的战役的叙述时，他概括说：“我们在描述一场战役时，已经情不自禁地被引导去写一场进攻战。难道德国军人还能别样行事？”事实上，有一位德国军人已经别样行事，那就是克劳塞维茨本人。他在《战争论》第四篇第二章里就一场战役展示的是一幅折磨人的消耗战（bataille d’usure）图景，在一个小得多的规模上完全无异于1915至1917年间那些在西线展开了的战役。然而，戈尔茨提出，克劳塞维茨本来可能会改变他关于防御优于进攻的观点，假如他有机会仔细修改他原初的文本：一个经常被克劳塞维茨的赞誉者——本作者也不例外——使用的论辩方式，他们发觉他的著作的某些方面并非完全对他们的胃口。

如果说克劳塞维茨关于防御战的观点被漠视，他关于战争与政策之间关系的看法被认为过时，那么他为何在德国军界被如此赞颂？主要是因为，如汉斯·罗特费尔所说， [38] 他的一项成就：在使战略思想从对几何图式关系的机械性关注转向“人和在一切不确定性——此乃战争的固有要素——之中人的行动”方面的成就。克梅雷尔挑出“战争天才”“战争中的摩擦”和“战争中的紧张与休止”这几章，连同第一和第三篇，将它们总的来说当作在教导普鲁士军队方面最有影响的。“它们使我们解脱了战争理论中那一切自摆大架子的人为造作，向我们显示了什么终究是真正重要的。” [39] 在其得到广为阅读的《战略》一书（1884年首版）内，威廉·布卢梅呼应克劳塞维茨，说：“每一种学说，只要试图用僵死的理论绑缚活生生力量的互动行为……，都须予以拒斥，因为它将在实践中造成灾难性结果。” [40] 而且，正是克劳塞维茨学说的这个方面，冯·施里芬1905年在给《战争论》第五版写的导言中提请人们注意。克劳塞维茨，他写道，已教导说“战争中的每件事情都须凭其本身的情况（nach seiner Eigenart）得到考虑和透彻的思考”。“正是为了这认识的确实觉醒，”他说，“普鲁士军队和现在整个德国军队要永远感谢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41]

其次，克劳塞维茨由于他强调战争中精神力的显要意义而被援引。关于指挥官的意志力、关于他需要决心、自信和瞬时直觉的克劳塞维茨式用语从头至尾遍及德国军事著作；虽然或许是因为毛奇而非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人们才强调这些素质不仅在总司令那里，而且在每个指挥层次上都需要。对简单直接而非机智迂回、坚决果断而非精细微妙、大胆主动而非详密谋算的强调，可见于1870至1914年间的每本德国军事教科书； [42] 由于20世纪的战争条件显然使这些素质变得对军事成功来说更为至关紧要，超过在拿破仑时代，因而情况就更是如此。在1900年时的非常庞大的各大军队里，其通讯莫过于依靠脆弱的野外电话，其规模和复杂性使得精致的迂回根本没有可能，总司令只能给其下属颁发最宽泛的指令，依赖后者的智力和主动去详细地贯彻。低级军官很可能发觉自己在环境陌生且有时极难忍受的巨大战场上孤兵独处，别无指望，除了依靠自身的内在力量促使自己坚持下去，依靠自身的经验常识指示自己去干什么。就这些环境而言，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惊人地适切，他的门徒们则卓有成效地予以强调。

这一切坚定果断、这一切经验常识究竟为了什么？克劳塞维茨再次看似提供了一个清晰简单的回答，即为了歼灭敌人，而正是他的学说的这个方面，施里芬在给《战争论》第五版写的导言里予以了强调。是否总是如此和必然如此？是否克劳塞维茨关于两类战争的原理没有蕴含一个正当的替代性目标即消耗敌人？就此，一场学术争论盛行于军事学和历史学期刊三十年之久，集中在军事史家汉斯·德尔布吕克身上，此人早在1881年就提出了一个论点，即假如克劳塞维茨活着修改他的著作，他本将予以这消耗战略（Ermattungsstrategie）远为更多的赞赏和关注，那构成18世纪战法和弗雷德里克大王的战役的杰出特征，与拿破仑特色的歼灭战略（Vernichtungsstrategie）截然相对。 [4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将极凄惨地证实德尔布吕克的观点有理，那就是前一种战略并非不如后一种那么正当；然而，对这观点的呼应进不了1914年以前的德国军事教科书，因而问题依旧是纯理论的。德国军人被教导说，战略的目标是靠战斗摧毁敌方武装力量，战斗规模越大，这目标就能越有效地达到。

当然，这一切都会在克劳塞维茨那里见到。不仅战斗概念对他的战略思想来说有中心意义，而且他以那样的一种活力和生气去写它，使得有关各章就像一波背对着学术灰色背景的鲜红重彩跃出书页那般。 [44] 关于在成功的战斗中血腥杀戮势所必然、在成功的战略中浴血激战必不可免的著名话语，以可怕的趣味被挑出来并被援引，更多的是在冯·德尔·戈尔茨、贝尔恩哈迪和他们在威廉帝国的无数模仿者写的黩武主义流行著作中，甚于在认真的军事教科书内。在大众心目中，克劳塞维茨的姓名变得与激战相关，与鲜血相连。对军事专家来说，作为战略目标的歼灭概念一样占支配地位，即使只是因为在20世纪初期的战争方式条件下，他们无法设想战争，特别是德国进行的两线战争如何能以别种办法打赢。有如施里芬本人写的：“当给数百万战斗者提供的支持高达数十亿马克时，不可能实行消耗战略。” [45] 如果德国不能像她在1870年那么迅速和彻底地摧毁法国军力那样，摧垮其主要敌国中间的这个或那个，她就很可能最终被挤死在它们之间。就此而言，歼灭战略显得不可避免。施里芬与其后继者低估的是这么一项战略计划的局限：它集中于摧垮一个陆上大强国，因而激起了一个海上大强国的敌对。然而，克劳塞维茨本人从未考虑过海权在拿破仑战争中的重大意义。尽管有其全部深度和天才，他的战略思想仍是非常地方性的，事实上囿于一个陆地围闭的普鲁士，在它之内被构思出来。按照他自己的定义，战略关乎陆军的运动。他的门徒中没有哪个去考虑他的学说怎样可以被调整，以至于适合一个有成为世界强国抱负的德意志帝国的需要。

至此，我们仅考虑了克劳塞维茨对德国一国军队的影响。可是，20世纪开始时，德国军队是所有别国军队的楷模，在模仿其训练方法和战术信条时，外国军队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教义，既自觉地，也同等程度不自觉地。然而，法国人颇为自觉地这么做。早在1849年，《战争论》的一个法文译本就已得到出版，四年后圣西尔军校的一位教授发表了对它的一则评论。 [46] 这两项著作看来都没有给法国军队留下强烈的印象，它设定它的司令官有其与生俱来的天才，只要求它的低级军官们服从命令，擅长骑术，并在战火中勇敢坚定毫不畏缩。1870年的事态证明这些不足以应对现代战争职责，然而作为一个结果，大多数法国军事著作家着手研究的不是普鲁士军队为何得胜，而是假如伟大的拿破仑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会做什么。在得到考虑的限度内，克劳塞维茨被认作是真正的拿破仑信条的许多解释者之一，而且是往往曲解了那神圣真理的纯净光芒的一个。 [47] 然而，有一位法国著作家已独自开始探究战争中精神力与物质力的关系，那就是阿尔当·迪·皮克上校，他1870年在梅兹被击毙，其著作《战斗研究》（Etudes sur le Combat）10年后出版时立即赢得赞誉。因而，当战争学院的一位教官吕西安·卡尔多在1884年开设一门论克劳塞维茨的讲授课程时——他如此是由于阅读冯·德尔·戈尔茨而受激励——注意力已经变得集中于士气问题。该课程将影响整个一代法国军官，一代将塑造法军在世纪之交的思维并带领它历经大战的人。 [48]

这些人抓住关于士气、战斗和进攻精神的克劳塞维茨式教诲，以一种甚至超过德国人的热烈竭力鼓吹之。他们的激情被一种民族神话和一种哲学扇烈，前者是关于“法兰西狂怒”（furia francese）的，后者则是亨利·伯格森的当代流行哲学，含有它对“生命力”（l'élan vital）的全部强调。这是一种情绪而非一项信条，在卡尔多的讲授课程听讲军官之一费迪南·福煦那里找到了它的最大鼓吹者。事实上，到该世纪结束时，法国军队已变得彻底浸透了这些被过度简单化的新克劳塞维茨观念，就像它的德国敌人那般。见证1895年“野战规章”：“战斗可以是进攻性的或防御性的，但它的目的总是在于用武力击破敌人的意志，并将我们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只有进攻性战斗才可能获取决定性结果。消极防御注定失败；它须被绝对拒斥。” [49]

而且，这种教诲似乎被强国间的下一场大冲突——1904年日俄战争——证明合理。在其作战中，日本军队显示了克劳塞维茨那么称赞的一切素质：进攻精神、简单直接的战略、每个层次上的主动性，与其俄国敌人的消极被动截然相反。假如日军不是由克劳塞维茨的一位热烈门徒即冯·梅克尔将军训练，那么他们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表现？这是个合乎情理的推测性问题；然而无疑，《战争论》确被译成了日文，而且日本指挥官客气地承认他们因它得惠。 [50]

这恩惠被另一个海岛帝国即英国的军事观察家注意到，他们以特别的兴趣，观察了他们在远东的新盟国的表现。 [51] 在英国陆军1899至1902年对南部非洲的布尔共和国作战的丢脸表现之后，英国国内开始了军事思维的复兴，由一种愈益增进的设想加速，那就是在并非遥远的未来，英国有可能变得卷入对德军的地面战争。出自J.J. 格雷厄姆上校的英译本《战争论》已在1874年面世，但它绝版已久。英国军人一般对克劳塞维茨倨傲无知，这大概很好地由参谋学院最受赞誉的教官G. F. R.亨德森上校概现出来，此人1894年在皇家陆海军学社做了一次题为“前车之鉴”的演讲，其中提到克劳塞维茨时，仅讥讽地和不准确地说：“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最深刻的著作家，说每个人都懂得什么是精神力和它怎样被应用。然而，克劳塞维茨是个天才，而天才和智者有一种令人苦恼的习惯，那就是设定每个人都懂得对他们自己来说完全清楚的事情。” [52]

这种自满自得的反智主义长久以来一直是英国陆军的显要特征，它惯于执迷不悟，喜欢历经磨难地去吸取自己的一切教训。然而在1914年以前的10年里，这反智主义暂时动摇。 [53] 克劳塞维茨开始在坎伯利 [54]  受到注意，其程度差不多等同于与他在欧洲大陆各参谋学院受到的。一种新的、被删节的《战争论》译本在1909年由T. M.马圭尔发表，但与此同时，格雷厄姆上校译本得到重印，分为红皮的三册，带有F. M. 莫德上校写的一篇导言，提请人注意它对一支很可能不得不与德国人交战的军队来说的适切性；经过此书，过去70年里那么多英美读者开始知晓《战争论》。 然而，更重要的是，克劳塞维茨还被英国头号海军史家朱利安·科贝特爵士研习，后者基于自己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授课，写成《海上战略原理》（1911年），其中既指出了克劳塞维茨对种种海战问题的适切性，也给他的有限战争概念增添了一个新的、富有意义的维度。科贝特是极少的这样的思想家之一：不仅为自己那一代人解说克劳塞维茨，还建设性地发展了他的理念。 [55]

克劳塞维茨刚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为人所知，一股对他的强有力逆反就崭露头角。1914年后，英国读者将他——特别是由贝尔恩哈迪和冯·德尔·戈尔茨解说的他——看作是他们已拿起武器与之拼杀的、嗜血的“普鲁士主义”的一名提倡者。大西洋两岸的自由派抓住他关于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经断章取义的片言只句，当作不加掩饰和不知羞耻的黩武主义。克劳塞维茨大战期间在德国名望四播，这足以使他在德国的仇敌那里不得人心。而且，这厌憎将由战后一代继承，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大屠杀之中见到了克劳塞维茨学说的直接结果。他们并不全错。克劳塞维茨几乎全不能因为被扭曲了的进攻观念而受谴责，这进攻在1914和1915年使近百万法国青年命送黄泉。然而，在1916和1917年的绞肉般的消耗战和被用来辩解它们的论辩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追踪到一种克劳塞维茨式的战术观和战略观。怀疑战略迂回；在决定性的点上最大限度地集结兵力，为的是在战斗中击败敌军主力；作战力求给敌人造成尽可能最大量的伤亡，并且迫使他更快地消耗后备兵力，快过己方的后备兵力耗用；顽固地拒绝因伤亡惨重而停止进攻：所有这些为人熟知的克劳塞维茨式原则被英军司令官用来辩解在西线继续进攻，这些司令官差不多自觉地体现了克劳塞维茨那么高度赞扬的素质，即镇静、决绝和坚韧。

因此并不惊奇，英国战后对西线战略的头号抨击者B. H. 利德尔·哈特上尉会将他的谴责延展到包括克劳塞维茨本人及其门徒。利德尔·哈特在其多项著作中承认这些门徒往往误解了克劳塞维茨，因为他的著述“晦涩费解”，然而他自己的评论也往往显露出一种程度不相上下的误解。克劳塞维茨，他写道：“公开颂扬志在战胜为最高美德，武装的全国以无限暴力实施进攻有独特价值，军事行动之力压倒其他一切。” [56] （着重标记系添加）鉴于克劳塞维茨明确和反复地坚持须将军事手段从属于政治目的，这最后的断言令人不解。更不可思议的是，哈特在他的书《拿破仑的幽灵》里诅咒克劳塞维茨，该书1933年在对西线战略逆反最甚的时节出版：“他是‘绝对战争’信条——鏖战到底理论——的始作俑者，始于‘战争只是国家政策的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项论辩，而后以使得政策成为战略的奴隶告终……克劳塞维茨视线所及只是战争的终结，没有越过战争看到随后的和平。” [57]

利德尔·哈特同意说，克劳塞维茨确实认识到“现实中的变形”，教导“政治目标应当决定所做的努力”；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种种保留在书中姗姗来迟，而且以一种令头脑实在、想事具体的普通军人堕入云山雾海的哲学语言去传达”。 [58] 当然，这“种种保留”作为克劳塞维茨的论辩的固有成分并非“姗姗来迟”，而是在头一章里被非常强调地展示出来；然而就这一章，利德尔·哈特将写道：“大概会顺着他的逻辑精妙读下去或在如此的哲学杂耍中间保持真正平衡的读者，百名当中挑不出一名。” [59] 读者将不得不自己来评判这项断言是否对头。

最后，利德尔·哈特在申斥了克劳塞维茨式“绝对战争”概念之后，提议用“有限目的战略”取而代之。他提出，一国政府

可能希望等待，甚或希望永久限制它的陆军努力，同时让经济行动或海军行动决定问题。它可能估算打倒敌方军力这任务肯定超出自己的能力，或者不值得做这努力——估算它的战争政策目标能够通过夺取领土来保障，那是它或可保有、或可用作媾和谈判时讨价还价筹码的领土……有理由探究是否不值得给这“保守的”军事政策在战争操作理论方面的一席之地。 [60]

一个人不需多章多篇地去读克劳塞维茨——确实不需在1827年7月10日的“说明”之后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对于这“有限目的”信条本身的最明确、最流畅的阐述。

在许多方面，利德尔·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批评颇有道理：反复强调战斗，很少关注迂回，“战略”定义除军事手段之外忽视一切，漠视海军因素和经济因素，著作多处的转弯抹角和自相矛盾性质。所有这些都是缺点，它们不管在上下语境中多么可以理解，过去和现在都需要予以指出。然而，利德尔·哈特就克劳塞维茨学说描绘的最终图景实属歪曲、错误和大失公允。而且，由于利德尔·哈特大概是在他那时英语世界里得到最广泛阅读的军事著作家，因而这幅图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被普遍当作是真的接受下来。

可是在德国，克劳塞维茨的盛名丝毫未损。20年代期间，冯·塞克特将军照旧给德国国防军大力灌输施里芬从他那里抽取出来的教益：主动权、精神力、灵活性和自我依靠至关重要，作为行动指南的史例研究至关重要。 [61] 《战争论》第14版在1933年出版，以纪念施里芬百年诞辰，而新的纳粹国防军总司令冯·勃洛姆堡将军宣称：“尽管一切技术样式都已根本转变，但克劳塞维茨的书《战争论》依然永远是战争艺术方面任何合理发展的基底。” [62] 随之而来的是1930年代期间的种种普及版，还有1937年的另一个全本版，连同卡尔·林内巴赫、汉斯·罗特费尔、赫尔伯特·罗辛斯基、瓦尔特·谢林和埃贝尔哈特·克塞尔之类学者的经常见于历史学和军事学期刊的文章。 [63] 由于他既被当作最伟大的战争论说家，也被误认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先驱，因而克劳塞维茨在纳粹的先贤祠里享有大尊敬。

关于他的所有学生就不能这样说了，其中最著名的中间有两位——汉斯·罗特费尔和赫尔伯特·罗辛斯基——不得不寻求在美国逃避纳粹迫害。除了他的《德国军队》（The German Army）一书（1940年）内某些有洞察力的评论外，罗辛斯基对克劳塞维茨的大部分研究仍未发表，但他在大学和军事学院的授课导致各种各样的听众了解他的工作。汉斯·罗特费尔在E.M. 厄尔主编的论文集《现代战略的缔造者》（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43年）里发表了一篇富有启发性的文章，那给新一代人显露了业已那么长久地被德国学者和德国军人研习和赞誉的克劳塞维茨，并且大有益于驱散1914年以来支配了英语世界的那种谬误意象。1943年，出自O.J.马蒂伊的一种新译本在美国出版，澄清了许多在《战争论》格雷厄姆版本内的含糊费解之处。

极少有事实提示两战期间在美国各军校里，克劳塞维茨得到深入的研习。正如伯纳德·布罗迪清楚地展示了的，自美国内战时期往后，约米尼在那里的影响一直近乎不受挑战。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克劳塞维茨思想中那些支配1914年时欧洲战略思维的方面肯定已经横越大西洋。1923年“美国陆军野战规章”称：“一切军事行动的终极目标都在于靠战斗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在战斗中的决定性失败击破敌人的战争意志，迫使他乞求和平。” [64]

无疑是这种看法，导致马歇尔将军在不能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德国而制订计划时那么固执地坚持他的下述方案：将大部分美国兵力集中于欧洲西北部这决定性的地点，那是能够在战斗中击破德国纳粹国防军实力的唯一所在。 [65]

然而，是美国加入其中的下一场大冲突——1950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导致了大西洋两岸克劳塞维茨研究的一番认真复兴。这场战争迫使美国政府与两项难题扭斗，它们跻身于克劳塞维茨极深刻地研究过的种种难题之列：第一，文职权力与军职权力在战争进行期间的关系；第二，一场旨在有限目的、即并非旨在彻底打倒敌人的战争的操作。远东美军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是1914年时激励了欧洲军事思想家们的那种信条的坚定信仰者，并以犹如毛奇本人的方式表述了它：

一位战区司令官（他在被撤职后告诉参议院）并非仅限于驾驭他的部队；他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管辖整个地区。当政治失败、军事接管时，在竞斗的这个阶段上，你必须信任军方……我确实无可置疑地声明，当人们打得不可开交时，不应当有任何顶着政治名义的狡诈行为，那会束缚你自己的人，减小他们的打赢机会，并且增大他们的伤亡。 [66]

这声明和它表达的态度既在美国政府圈内也在大西洋两岸愈益成长的战略思想界引起了深刻的不安。双方原子武器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一种颇大的可能性，即麦克阿瑟将军提倡的那类军事解决可能涉及程度大得很不能接受的互相毁伤，而热核武器的问世很快就会将它提升到一个无法想象的天大地步。设想任何政治目标，为之使用此类武器会是合适的，已变得几乎不可能。为了重新发现“有限战争”概念，几乎不必阅读克劳塞维茨。有如莫里哀笔下的儒尔丹先生，一直没有认识到他每日每时在讲的是散文，在朝鲜的美军及其盟友一直在打却懵然不知的是一场克劳塞维茨式的“有限战争”。

在众多50年代期间写“有限战争”的著作家中间，极少有人需要承认得惠于克劳塞维茨。 [67] 他们独自透彻地思考了这个观念。然而某些人，特别是罗伯特·奥斯古德和伯纳德·布罗迪，在克劳塞维茨那里找到了一种思想模式，而他对他们自身成就的贡献得到了他们的充分承认，通过这些和其他作者的影响，克劳塞维茨开始被重新研究，并被广泛性超过先前任何时候的读者研习。 [68] 此时，他的书不仅由关心进行战争的军人阅读，也由关心维持和平的国际政治学者阅读。如果说19世纪将侧重点放在了克劳塞维茨关于精神力的教诲上，那么20世纪中叶的读者将集中于——或许差不多同样过分——他对政治目的挂帅的强调。

克劳塞维茨的马克思主义门徒无疑一向如此。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起初碰上《战争论》时，最有力地打动他的事实上不是克劳塞维茨著作的这个方面。他要马克思注意的是将战争类比于商业；“将问题哲理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式，”他评论道，“但很好。”马克思表示同样赞成，答道：“这家伙有一种近似智慧的‘常识’。” [69] 然而，列宁在论文《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里聚焦其上的，正是“战争是政治的用另一种（即暴力）手段的继续”这概念。“这句格言”，他写道，“由论战争问题的最深刻的作者之一说出。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正确地将这论点当作理论基础，据此看待任何战争的意义。” [70] 每一场战争，他在这本和随后的一些小册子里解释说，都不可分解地与它从中产生的政治秩序相纠结，与统治阶级实行的政策相关联。它的特征“不是在彼此对立的军队列阵相向的地方决定，［而是由］战争贯彻的是什么政策、什么阶级在进行战争和它在战争进程中追求的是什么目标决定” [71] 。

这慷慨的尊敬使得这位资产阶级哲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眼里合法化了。诚然，斯大林将他贬斥为“手工业时代的代表”，在工业时代没有什么可教的。然而，在苏联军事文献内，他依旧被尊敬地提到，直到新一代人觉得必须将此类异己侵扰清洗出苏联思想。B. 比耶利等人做的一项广泛的研究宣告，通过否认政治的阶级基础，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一种关于政治的谬误的唯心主义观点，那被他称作人格化国家的头脑……［他］完全漠视了一个事实，即政治由植根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种种深刻原因规定。”作为替代，他们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定义：“战争是特定阶级和国家的政治的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72] 经如此修改，克劳塞维茨被允许保留他在共产党的先贤祠里的位子，而且极少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未能至少对他施以口惠。

如此，全然合适的是，《战争论》当今应该既在军事学术机构、也一样程度地在各个大学得到研习。然而决不可忘记：克劳塞维茨是一位军人，主要为军人写作；他预期战争的经久继续，将它当作某种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东西；他的学说意在前后相继一代又一代爱国的德国人为他们的祖国战斗——不是意在世界的国务家们在一个有大量核武器的时代操作国际政治。不应在克劳塞维茨那里读出太多的东西，也不应对他有更多的期盼，超过他意欲给予的。虽然他为之写作的时代早已过去，但他仍能提供那么多洞察给这么一代人：他们的种种难题的性质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一如既往表明了他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