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的经久的适切性

伯纳德 · 布罗迪

在其经典研究《德国军队》里，已故的赫尔伯特·罗辛斯基将《战争论》称作“至今所曾出现过的对战争的最深刻、最全面、最系统的审视”。然而，罗辛斯基也对它的效能怀抱某种担忧，因为他在别处写道：“它高高凌驾在其余陆海军文献之上，穿透到其他军事思想家从未接近过的种种领域之内，这个事实一直是它被误解的原因。” [73]

它确实往往被误解，但罗辛斯基的解释多少不对头。他是克劳塞维茨和战争的一位严密研究者，而且他对《战争论》的描述足够正确，但当该书被误解时，原因不在于就理解其思想而言有任何固有的内在困难。克劳塞维茨的种种思想虽然被紧密坚实地缠结在一起，但总的来说简单，并且大多以不含艰涩行话的语言被清晰地表述出来，即在最初的也在目前的译本里。然而，这些素质可以令马马虎虎的读者上当，以为自己在读纯粹的老生常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位肯定不乏智慧的英国退休高级军官若干年前告诉本作者：“我曾试图阅读克劳塞维茨，但从中一无所得。”假如他碰到了需要多少费力去理解的陌生的新观念——有如某些使用数学、博弈理论等的晚近的战略学论文——那么他本来很可能已做了这种努力，或许还有得到了适当回报的感觉。也许，他还发觉某些思想不很令他喜欢，而不喜欢某些思想是误解它们的一个常有的原因。

一篇导论性文章应当有个目的，以致将它插到读者与其阅读对象之间实属正当。在此限度内，本文的目的大都在于帮助他避免我那杰出的军界熟人的阅读经历。避免它的一个办法自然是避而不读克劳塞维茨，这一直是除了很小一部分以外所有具备文化修养的人选择的办法，其中包括毫不犹豫地引证或引用他的人中间的很大多数。文职人员未读过他的著作，是因为他们一向误以为该领域深奥难懂，或者也许太远离他们的兴趣；军人除了某些特殊的极少数，则一向有别的原因去漠视它。然而，眼下这里手持该书的读者显然有最好的意愿。因此，让他立刻得到保证：他不会受阻于深奥的语言或难解的思想。论说战略的书籍无论如何并不经常如此。它们可能枯燥无味，或可能放纵不经，但很少难读。

诚然，阅读克劳塞维茨有某些问题，对此我们将试图探索，因为直接面对这些问题有助于减小它们。举例来说，该著作的有些大的部分确实过时了，另一些大的部分看似过时，但不那么确实，因为引证来例解它们的史例不可避免地是较旧时代的。还有，《战争论》是一部在其中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著作。它的漫长篇幅本身，由对其种种论点做的无数保留拉长，促成了这一特性，而且它肯定并非从头到尾在同样高的水平上。

在他与他的手稿一起留下的“说明”里，克劳塞维茨表明他计划对著作做的修改将是大幅度的，将“使头六篇弃脱大量多余的资料，填满种种不同的大小缺口，并且提出一些在思想上和形式上更精确的广泛论断”。在表达他对现存手稿的不满时，他是当真的，虽然他的最忠诚的解说者中间有许多人似乎忘了这点。在他认为已被修改和完成得令他满意的一章——著作开头的一章——与其他各章中间的多章之间，反差往往惊人。简言之，我们必须对这么一项著作有思想准备：它未完成，因而总的来说组织得不完善，往往重复，有时甚至散漫凌乱。另一方面，它有时太俭省字句。偶尔一个或更多论点的确实含义模糊不清，不是出于理解上的任何固有困难，而是因为作者没有清晰地写下他的意思。例如，他究竟用他的重要概念“胜利顶点”指什么？当时他似乎并非偶然地不用拿破仑向莫斯科进军作为它的一个例子。实际上，他对此事的排除是个线索，提示他的意思，虽然马马虎虎的读者不会注意到。

尽管我们主张当今值得读克劳塞维茨，因为他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永久有效，然而每个人都是他的时代和文化的产儿，头脑急切地吸取新思想的人将以一种颇为特殊的方式成为如此的。我们已经说过克劳塞维茨的著述中多有过时之处，还将就此说得更多，但我们也碰到一种特殊的个人习惯，不仅是语言的，而且有时还是思想上的。一个19世纪开初时的德意志年轻人（且其生命在该世纪的头三分之一流逝以前就将终结），非常聪明但只受过有限的正规教育，深为敏感、易动激情但活在这么一个时代并且献身于这么一种职业，它们合在一起使他能有一番非同寻常的战争体验，而且他有如我们大家，有一定的个人性格和个人特质：这个人将以一种这样或那样地反映这些的方式去写作。我们在与克劳塞维茨打交道，就是在与一个脱离了躯壳的非凡才智打交道，与我们应对其他伟大的思想家和著作家一样。

假如试图去干那一向冒险的事，也就是将克劳塞维茨表达的某个特殊思想与我们就他的经历所知的联系起来，或者认为我们能够猜出他的特性，那么就会大费篇幅，很可能令人疲倦，而且无论如何超出我们的目的，然而有时这无法避免。例如，许多读者一开始读《战争论》就被抛入云山雾海而困惑莫名，因为作者的“绝对战争”概念（一个在此译本比在其他译本内用得较少的术语），也因为几页之内冒出来的变形，即从集中讲战争的绝对概念或“纯概念”的必要和属性，变到讨论某种实际得多的东西。然而，对这么一位作者来说，有什么能更为自然而然？这位作者生活在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和国度，决心写读者们会认作就战争曾被写过的最穿透也最全面的论著。实际上，克劳塞维茨对这著作只注入了很少一点儿玄学，没有造成任何以相对极少的言辞不能被说明的问题，而且它在这头几页之后就简直消失殆尽。由此而来的最大不幸，一直在于甚至被那些据称很懂得克劳塞维茨的人赋予他的那种名声，即他是一个骨子里哲学性质的人，而“哲学性质“一词是在其玄学意义上。他的同代人兼对手昂图瓦纳·昂里·约米尼已经就他说了这样的话——除了将他的著作称作“过分的和傲慢的”，而且如此的评价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们怀抱着来探索克劳塞维茨的心境必定受影响——受到所有就他及其主要著作历来写过的过头话的影响。我们已援引过的罗辛斯基也有下言：“从沙恩霍斯特的零散和格言似的遗产中，他发展出了系统、紧凑、完全均衡的理论，在其中每一因素、每个方面、每项论辩都有其确定位置，无法被改动而不致命地危及总体的微妙平衡。从深切评价拿破仑在战争艺术方面造就的革命，他进至一种无限更广的理念，在其弹性框架和宏伟天地之内，囊括了每一种可想象的战争形态和战略形态。” [74] 这夸张显然遭到克劳塞维茨本人的否定。一部就海战简直未说片言只语的著作不可能涵盖“每一种可想象的战争形态和战略形态”，即使就它自身的时代而言，何况我们已经指出克劳塞维茨正在规划一番修改，那显然将改动某些“因素”和“论辩”。

一位较早世代的法国学者写了一部关于克劳塞维茨的书，他说克劳塞维茨是“德意志人当中最德意志的……在阅读他时，一个人不断地有置身于玄学迷雾中的感觉” [75] 。这纯属胡说。这样的引语可以被堆高，它们出自熟谙或声称熟谙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的人们，就像罗辛斯基无疑是的那样。就某些场合、特别是宗教场合而言，敬畏可以是一种合适的态度，但它不利于冷静、深切因而审视性的研习。

我们已经就并不全盘喜欢克劳塞维茨式观念的读者说了些话。军人和平民都一向不喜欢其中的某些，往往出于相反的原因。经训练而崇敬进攻精神的军人对防御显然是较强的战争方式这论辩感觉不佳，而且特别讨厌被人告知军事目的总是必须从属于文职领导人规定的政治目标。在平民中间，可能有某些人觉得克劳塞维茨那里有过于残酷无情的浓郁阴暗面，虽然这种看法大概是靠道听途说形成自己意见的非读者所特有的，而非出自那些实际上读了《战争论》的人。克劳塞维茨懂得战争不是一类开心事，而且嘱咐读者一开始就也明白这一点，从而能够一起进至考虑要干的事，即基本理解什么是战争，在它的各个不同的投入层次和暴力层次上。这种理解的目的之一，是增大在这最苛求的努力中获得成功的机会。

到他所处的时代，战争生性邪恶而且往往愚蠢业已是老式观念。他的同胞和较早的同代人伊曼纽尔·康德——他知道并尊敬其著作——写了一篇论著《永久和平》（1795年），在他那个时代的新知识的框架内重申这观念。然而，这种看法当时享有的赞同与它今天享有的相比，少得无法计量，虽然这不是说它现今全系老生常谈。无论如何，在此有这么一个人：12岁时就开始了从军生涯，置身于一支依然被浸透了弗雷德里克大王传统的军队，在一个标志了与大革命法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时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之开端的时刻。不仅如此，从他在他的书信和个人行为里留下的、关于他的精神生活的种种线索看，他似乎有某种情怀，超过要获得承认的寻常心理需要，这承认对他来说，只能经过在他置身的职业内的某种卓越状态而来。因此，对他献身于他那残酷可怕的论题，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惊讶。他对战争的极大代价和极端危险足够敏感，就此他不乏个人体验，以至于高度珍视娴熟操作战争、从而有最大限度获胜可能的才干。还有，难能可贵得多，他给理解其目的赋予不相上下的重要性。

然而，读者可能有另一个且更执拗的关切。他会问，一个半世纪以前写的一部书，而且偏偏是论说战争的书，能否真的配得上他的时代？即使假设核武器从未被发明过，这个问题也会冒出来，但这些武器确实看似令世界全然改观。难道它们真的如此？自从在1945年对日本使用了两枚以来，已有许多不用核武器的战争，包括对某些参战者来说代表了彻底投入的战争。然而，下面一点即使并非确立不移的事实，也起码是一种颇大的可能性，亦即至少在拥有核武器的强国之间，作为解决歧异的一种手段，战争的整个性质已被改得面目全非。那么，为何要读克劳塞维茨？

在我们的拥挤的时代，要论辩一部书有优越的价值是不够的。太多的书如此，我们没有时间去读。立意读一部分量可观的书，像眼前的这部，就是显著地承受经济学家所称的“机会成本”（被摈除了的对象或裨益，那是本来可以为同一些价值单元而获得的）。阅读时间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用物，甚至就最受宠惠者而言亦如此。阅读一部严肃的书因而总是一桩严肃的任务，以下述问题方式得到理性考虑：对我来说，在这时候阅读这部书，是否比我阅读我能用同一时间去读的任何其他著作更值得？ 

我们不将这个问题保持为我们的优先考虑，这很好，否则我们每一次都会那么担忧自己是否做出了最佳选择，以至于不会去读任何东西。尽管如此，除了就某些环境而言，在其中——例如在大学本科课程方面——有人替我们做出选择，我们仍然的确在事实上倾向于将这问题保持为我们心中的某种滞后考虑。我们在书籍中间挑取去读，没有读完就抛下其中许多。我们蜻蜓点水浏览过的书籍中间，通常有经典著作，特别是那些并非纯文学的，因为我们倾向于首先假定不管它们在它们自己的时代有多伟大，它们对我们的时代来说并不特别相关，其次假定不管它们包含无论什么适切于我们时代的智慧，它都无疑已被后来的著作家们吸取和利用了。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不符合其中任一个假定。其他经典著作可能有时值得阅读，因为它们有一种并未被充分地再展示或抓住的独特风格，甚至那些已充分地吸取和优化其思想的后来的著作家也未做到。就此可想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有其他著作。然而，在那些做出了深刻和原创性的洞察但一向未曾在后来的文献里被足够地吸取的很少一些老书中间，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显目昭彰。自然，它只会被那些对它的标题所示对象持有某种强烈兴趣的人阅读，不管这兴趣是专业的还是别的，但对他们来说，它颇为不可或缺。当然在此领域内，除了克劳塞维茨的，还有其他很值得读的书，无疑包括某些谈论当代问题特别是核武器问题的，但没有哪一部在重要性上能与它等量齐观，或在恒久性上能取代它。

例如，与费迪南·福煦在190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仅11年出版的《战争原理》相比，克劳塞维茨的著作远更契合这次大战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对福煦及其追随者来说，克劳塞维茨谈了那么多的、关于政治目的之支配地位的理念干脆不适用于现时代。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司令官的作用浪漫化，并且将进攻尊崇到一种异想天开的地步，那在它被实际效法于行动的限度内同样证明代价异常高昂。福煦对克劳塞维茨施予口惠，声称读了和吸取了后者的著作，而他自己的著述却是完全不同性质的。

克劳塞维茨确实就统军将领的作用和才能谈论多多，但整个比福煦有节制。他非常仔细地掂量了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断定后者是较强的战争方式。如果在他的时代如此，那么在福煦的时代就远更如此，虽然后者持相反看法。对1914至1918年的战争来说，福煦的大有影响力的书可能没有过时，但它错得要命，用了整整一大血海去证明自己。当今阅读福煦全无功用，除了看在这领域的偏颇的极端思维能够有多荒诞，指引各强国的军事政策的口号能够多不明智。还有，当然，阅读它可帮助人去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大得惊人的灾难。

还有一批在那场大战之后写的著作，对特别是美国军队的组织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战役的发动有巨大影响，那就是圭利奥·杜海的，它当今同样是博物馆藏品。通常被汇编在其中最著名的那项——《制空权》（Command of the Air）——名下的若干篇文章才华横溢，但它们也眼界狭窄，教条味重，并且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的，其具体规定统统全错。空权的热衷者尊崇地将杜海称作“空权先知”，因而会拒绝这评价，或许是愤怒地拒绝。然而，他们需做的一切是仔细阅读他，对照他当时在写的“未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去审视他的详细预言。他论辩说，地面上的战线将保持静止，决定性胜利无论如何将由国家的轰炸机在短短几天内赢得。那肯定不是实际发生了的情况。无疑真确的是，他的思想更适合于说核武器，甚于说他心中想的空投炸弹；然而同样真确的是，核时代几乎根本不需要一个杜海来告诉它说这些武器能招致怎样的浩劫和恐怖。无论如何，他的具体规定现在会是过时的。像福煦的书一般，我们在此同样有一批当今全无功用的著作。

下至我们当代，克劳塞维茨大概像大多数专门就核战争写的文献一样适合于我们时代。在后一类著作中间，我们挑取许多有用的技术知识和其他学识，但我们通常也感觉到缺乏那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的显著特征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尤其想念他对如下思想的坚强追求，即战争在其所有各阶段上，都必须合乎理性地由富有意义的政治目的指引。在大多数当代书籍中，这项灼见被严重丢失，其中包括赫尔曼·卡恩的《热核战争论》，一部其标题大胆地招人比拟那早先的经典的书。卡恩不经意地依据当今肯定过时了的技术假设提出他的主要论点，即美国能在一场与其首要敌手的热核战争中生存下来，因而不应太害怕这种战争，不管这些假设在他的书于不那么远的1960年出版时是否实际。还有，卡恩的书不像克劳塞维茨的，没有多少就越南战争而言适切的内容，这场战争自此横生，导致美国那么深省和痛苦，虽然痛苦远不及它宣布要拯救的那个国家承受了的。卡恩可能仍然有益地对克劳塞维茨作了补充，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他才更适时，而且他并未以任何方式促进取代克劳塞维茨。

从这一切，我们推断说，关于战略思维和战略著述，必定有某种东西使之有别于智识努力的其他领域。在大多数其他领域，较老的撰著者的著作易于变得过时，因为它们要么被后来者吸取了，要么被证明不正确。它们有时读来有趣，因为历史缘故，往往也因为各种内在品质，然而它们容易被蜻蜓点水似的飞快掠过而无重要损失。我已经提过达尔文的名字，他代表了（像弗洛伊德在另一个领域那样）伟大的发现，其贡献从未被任何后继者真正赶上过。然而，还有伟大的创新者而非发现者，例如亚当·斯密，他的一生大致与克劳塞维茨的重叠，在一个就若干方面来说显然类似于战略的领域写作，这些方面包括专注于为特定目的而使用资源的效率，专注于起码实用的解决办法，不管它们是否符合种种描述不变的行为方式的法则。

他的伟大的开创性著作《国富论》（1776年）被普遍承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发端，虽然得益于其他某些人，但与此前的重商主义传统截然有别，而且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合格的经济学家会返回重商主义。可是，在出版往后的两个世纪里，这部伟大著作有大量后继者，而且该领域的著作当今仍极为昌盛，很容易吸引数量相应的才智之士。斯密的一切基本贡献全都由后来的、承认得益于他的著作家们充分吸取和发展了。与此相反，克劳塞维茨虽然在才能和创新性上大可与亚当·斯密媲美，但一直没有可比的众多杰出后继者。

因此，在比较引人注目的战略论著中间，有一种在其他领域见不到的间断性，部分地是因为那些领域有密集得多的急切耕耘者，部分地是因为战争本身的间断性。还有，虽然在每个人类努力领域，天才是稀缺价值，但在战略论著领域，它特别稀缺。原因在于，军人难得是学者，平民则难得是战略研习者。克劳塞维茨的天才不可或缺，而且在他的领域独一无二。

我们因而发觉自己有至少两个原因，去解释为何克劳塞维茨依旧值得最仔细的研习：首先，他总是在争取达至他审视的每个问题的根本，从战争本身的根本性质开始，依凭他的伟大才华和极强的工作能力而获得成功；其次，他在他的成就方面简直独一无二。他的书不仅是最伟大的论说战争的书籍，而且是其中唯一伟大的。关于该论题的各自不同的其他作者力图成为分析性而非单纯史述性的，他们在自己的成就方面可能非常值得尊敬，但比起克劳塞维茨，不变的结论只能是他们望尘莫及。

例如，必须这么去评判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著作。马汉当然将自己限于海战方面，其著述大多是史著。他作为思想家的维度和特征反映在这么一点上：他自己承认他大得惠于约米尼，但几乎完全不感谢后者的更伟大的同代人克劳塞维茨。另一位与马汉同代的海军史家和分析家朱利安·S.科贝特的确关注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大有利于他自己的。在我们考虑过时书籍的限度内，我们可能偶尔地注意到，虽然马汉和科贝特在一个根本上现代的蒸汽动力战舰的时代生活和写作，他们的著述——尤其就马汉的而言极有影响力——发展了那几乎只是得自帆船时代的海战的种种信条。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面对过时问题，考虑这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减损了当今阅读克劳塞维茨的有用性。显然，对军事史家来说，它全无减损，却相反会使得阅读这著作有益，甚至必需。例如，倘若他诧异为什么当1815年6月拿破仑前来与之战斗时，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大军散布在那么广阔的地方，那么他会从《战争论》第五篇第十三章得到某种启示，那恰巧是论宿营问题的，其中对这形势的描述富有权威，且明确清晰，因为事实上克劳塞维茨当时与普鲁士军队在一起，参加了随后的两场战役。然而远不止于此，克劳塞维茨本人是个敏锐的军事史家（《战争论》构成他所有最终得以刊印的著述的不到四分之一，其余的有许多是史学性质的），仔细警觉那将他所处的时代与先前时代隔开的种种战法变迁。他对这些事情的精明的观察中间，有许多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写进了我们眼前的这项著作。

自然，军事史学家仅占人类的一个极小比例，而且甚至在他们当中，可能想读克劳塞维茨的也只是小部分。然而，任何对克劳塞维茨的主张足够感兴趣、因而想读他的书的人都肯定不应被一个事实镇住，那就是一个人会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某些洞察，透视在他的时代战争是怎么打的。我们自己一代实属独特，可是独特得可悲，因为产生了一派思想者，他们据称是军事战略内行，而且肯定是军事研究专家，然而对军事史、包括我们最近几场战争的历史简直一无所知，同时看来毫不顾虑自己的无知。他们在系统分析和相关的深奥学科方面的技能无疑极有价值，帮助他们在我们空前复杂的武器系统的形形色色的推销员和提倡者中间闯出他们自己的路。但是，就人们怎样进行战争和在其压力下如何表现，我们仅有的经验资料是我们在过去的作战经历，不管我们因为随后的状况变迁而不得不做多大的调整。

直到这新一派在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里形成为止，不说自明的是倘要理解战争，就必须熟知它的历史。克劳塞维茨虔诚地相信这一点。“无疑，战争艺术的基本知识，”他说（第二篇第六章），“是依据经验的。”还有，“史例令每件事都一清二楚，而且提供经验科学方面的最佳一类证据”。而且，他不满足于如此的笼统断言，却进至一种仔细的和富有特征的犀利深入的分析，分析军事史应当据以被用来建设理论的方法。

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避而不想出于一个事实的种种不足，那就是当本文的这些话被写出来时，克劳塞维茨去世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这个状况以各种不同方式影响到他的著作的当今功用，其中最明显的我们已经讲过。克劳塞维茨本人断言，一项历史例解的功用一般与它的年岁成反比，而且他宣布，他在这著作里将避而不用奥地利继承战争以前的史例，这场战争在1740年的开始正好与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的开始重合，而且更重要的，是与弗雷德里克二世即后来的弗雷德里克“大王”登上普鲁士王位同时。于是，人们在《战争论》全书从头至尾，除略予提及外，几乎见不到对另一个公认的战争天才马尔博罗公爵与其富有才能的同事、萨伏依的尤金亲王的更多谈论，他俩在以布伦海姆大捷告终的那场辉煌的战役里通力协作，时为弗雷德里克登基以前仅36年。

因此，虽然有如彼得·帕雷特指出的，克劳塞维茨还撰写了一项对古斯塔夫·阿多弗斯的研究，但他在《战争论》里除了很少的例外，将自己限于取自滑铁卢战役为止75年的史例，那是他了解的最后一场战役，发生在他去世前16年。他详述了那个时期里战争艺术方面发生的种种异常重大的变化，而且我们禁不住要说，这些变化必须拿来与往后发生了的变化比较，因为有大致在他去世时开始的战争方式上巨大的技术革命。毕竟，弗雷德里克那时使用的武器仅略有别于拿破仑时代使用的，而且对我们来说，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武器方面、更不用说运输或通讯方面发生的变化无足轻重，但实践方面仍能发生非常重大的改变。

无论如何，克劳塞维茨使用的例解性史料对我们来说有两重不利。第一，即使其中最近的也在时间和条件方面离我们那么遥远，以至于克劳塞维茨根据他自己的接受标准也不会予以考虑；第二，大多由于这遥远，他的读者中间只有极少数人会就他说到的许多战役和战斗具备任何预先的知识。一个人假定人人都多少知道拿破仑1812年入侵俄国的情况。关于这，柴可夫斯基写过一首广泛流行的序曲，托尔斯泰写过一部很伟大的长篇小说，而且后一著作已被拍成若干电影和一部电视连续剧。然而，当今除了很少数专家，有谁知道关于弗雷德里克的各场战役的任何事情？或者就此而言，有谁知道拿破仑的大多数别的战役？

幸运的是，在他使用一个史例时，克劳塞维茨往往足够地重现之，给我们一幅适当的途径，是关于发生了什么和它与他正在提出的论点有何相干的。不过，他往往不这么做。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仅从讲解角度看，我们失去了他的分析的许多丰富性，那是它必定在他的同代人那里显现出来的。自然，我们可以采取步骤去改善这缺点，办法是就他使用的历史去学些东西——比起例如为欣赏萨福的诗而学希腊语轻得多的一项负担，然而在净得益表上，我们不得不将这个系数当作借项删去。

确实，这个问题还有其正面。战争，像克劳塞维茨在一处断言的那样，有别于任何其他。因而，无论它本身随时代的改变可以有多大变化，它的本质特征依然分明不同于每一种别的人类事务。同理，我们寻求某些即使有变也变得极少的根本性质并非徒劳无功。我们不是在说约米尼的“不变原则”，而是在说某种更为根本的东西。这个因素从根底上涉及我们为什么去读克劳塞维茨，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接近于给我们揭示这些根本性质，然而它也影响到他的史例问题。

读者自己能从自己可能拥有的历史知识储存和个人经验积累中拿出一个例子，去检验现在讲的这点是否照旧成立，或至少它是否仍适用于一个比克劳塞维茨那时晚得多的时代。因而，当后者——他从弗雷德里克和拿破仑的战役取例——承认有对集中兵力原则的例外（别种情况下他极强烈地拥护这原则）并提出有时一位司令官应当分兵面敌的时候，一个人可以想到罗伯特·李在钱斯洛维尔干得多么辉煌，或者想到威廉·F.海尔赛海军上将在莱特湾多么愚蠢地未能这么做。而且，一经突然见到在《战争论》最后一章蹦出一个观念模式，那必定给著名的施里芬计划的各军事方面提供了概念灵感，那就有发现的大惊喜。一个人还可以想起冯·施里芬伯爵足以是克劳塞维茨的学生，吸取了后者反复重申的、关于不得让政治目的受军事目标支配的基本准则，因为有记录在案，他已用书面极力主张倘若该计划失败，如它当然在1914年失败了那样，德国就应当立即谋求谈判媾和。对德国和对世界不幸的是，施里芬和小毛奇的后继者们摒弃了克劳塞维茨式思想的这极其根本的一条。诚然，施里芬计划有它本身的巨大内在弊端，那根本上是反克劳塞维茨的，即要求入侵比利时（起初还有荷兰），从而必定招致英国参战。

了解某些昔时的难题和它们曾如何得到处理，以便做出调整去适合后来的时代：这对任何战争或政治研习者来说，都是一种永无终止的演练。它不久就成了自动的，因为它确实极少展现出严重的智识困难。某些思想和告诫即刻被认作在当今依然适合，另一些只是在较好地懂得军事史或政治史的情况下才有用。

诚然，与纯粹的史例问题相比，更麻烦的是克劳塞维茨对行军、补给等的方法的颇长篇幅谈论，它们属于一个业已消失的往昔时代。第四篇全文直至第七篇结束并非全都如此，但见于这些篇里的许多内容确是如此。对这些篇幅，一个人的阅读可以趋于多少加快些——或许一点儿预告将有助于成就这加速——但要想全然掠过它们不读，他就必须是很赶时间。在这些段落内，作者与我们分享他关于他所处时代的战役操作的丰富知识，而且他在多少有点费劲地让我们明白某些异于早先时代的变化。种种不同的简缩版删去了这些部分中间的某些，然而无疑，最好让读者替自己断定是否愿意伴随如此伟大的一位大师进入这些领域。在克劳塞维茨的著述中间，已被译成英语刊发的太少，而我们中间极少有人会想要见到他的主要杰作遭到砍削。此外，读者将发觉，甚至在最少可能的书页里，他也会碰到某些典型的克劳塞维茨式的富有睿智、穿透入里的评论，那像适用于他的时代一样，适用于我们自己的时代。

除了陈旧过时问题，还有克劳塞维茨的其他如下特征：它们虽然可能是优点而非弊端，却不利于认识他的天才和成就。这些中间，首要的是他显著地不喜欢提供程式或规则作为行动指针。他往往意在显示此等规则蕴含的危险，而这是将他与约米尼及其差不多所有后继者明显区别开来的首要秉性。为何军人那么经常地对克劳塞维茨感到失望，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训练中，特别惯于顶着被挤满的日程表去学会种种具体的行动规则——一种被反映在他们对“灌输”一语的广泛使用上的惯常做法。克劳塞维茨相反，邀请他的读者与他一起反复思考战争的复杂性质，在其中任何不容例外的规则通常过分明显，不值得做许多论说。

这秉性特别见于他的一种态度，针对诸如已经开始被称作“战争法则”之类观念。虽然他很难避免确立某些广泛的概括，那必不可免地是分析性研究的结果和目的，但他特别抵制和强烈拒绝战争操作能合乎情理地由一小批简练的格言去指引的观念。是约米尼而非克劳塞维茨，历来要对被援引不绝的一句话“方法变但原则不变”负责，而且多半由于这个原因，约米尼对他当时和以后时代的军事思维有大得多的影响，至少在非德国人中间。是约米尼被美国内战双方遥望来提供指南，那场战争他在自己非常漫长的一生里活着见到了结束。还有，如前所述，是约米尼被马汉称作“我的最好的军事朋友”。

只是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种种不同的（起初是美国的）野战手册才开始试图将多个世纪的经验和卷册众多的反思概括进寥寥数条“战争原则”中去，它们用词简约，通常编号，例如“集中兵力原则”“节省兵力原则”“乘敌不备原则”等。虽然各种书籍一些出来去解释和阐发这些原则，但主要强调的一直是使之保持简约整洁：使它们较现成地在一所军事学院的为时数天的课程里被传达，由恰巧为此目的被指派为教官的无论什么人传达，并且较容易地被贯彻到战斗情势中去。克劳塞维茨对这样的企图会大感惊骇，却不会惊异某些以这些“原则”的名义犯下了的可怕错误。在他所处时代的某些人试图搞类似的事，他称之为“体系和纲要的胡说八道”。

克劳塞维茨式的替代是刻苦的反复思考，有时见于被极密集地塞满了犀利洞察的纸页上。要被接纳到其中，代价是决意用心，立志响应。这要求一种不同的阅读，不同于我们通常习惯的。在我们时代，训练课程被开设来加快阅读速度，而且没有谁怀疑就差不多任何专业人士必须读过的大堆东西而言快速阅读的好处。然而，对克劳塞维茨，一个人应当准备驻足停留，经常暂停以作反思。克劳塞维茨关于自己的书的基本意愿，虽然并非谦虚恭让，会奖赏任何这么做的人。

“我的雄心是，”他在一则在他的文件当中被发现的笔记里说，“写一部不会两三年过后被忘记的书，一部可能被那些对这主题有兴趣的人不止一次地拿起来读的书。”

编者按：鉴于我们已在扉页与文本之间插入了足够的评论，我们将“《战争论》导读”放在了书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