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本书的写作缘起

本书以19世纪英文期刊中的儒学议题为中心，展开儒学译介与国际传播的研究，源于19世纪英文期刊中儒学议题实际面相的触动，亦得益于既有研究成果及其留白的启发，更离不开笔者在中华文化国际推广一线工作近二十年的思考。

中国儒学早在秦汉时期便向东南亚、东北亚辐射，形成“儒学文化圈”。儒学西传则始于明清之际入华传教士，较早认识到儒学在东亚地区传教活动中重要性的是传教士沙勿略[1]（S.Franciscus Xaverius，1506—1562），最早译介儒学经典的是高母羡（Joan Cobo，1546—1592），高氏于1592年将大众儒学读物《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认为《明心宝鉴》是最早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古代典籍。[2]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确立“援儒”政策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华的首要任务就是研习儒学。入华后，他们穿儒服、行秀才礼，对中国礼仪和儒家经典分别给予世俗伦理和基督化的解释，并宣扬儒耶相合思想。著书译介、研究与阐释儒学既是他们布道的方式，也是向中国朝廷进贡上书与士大夫论道、进呈教皇、与传教同道交流、论争的主要话题。可以说，耶稣会士以译介著书、通信为主要方式西传的中国文化正是以儒学为核心的，这也是当时欧洲构建中国知识体系与形象的基础与核心。中西“礼仪之争”则加强和凸显了利玛窦构建的中国知识体系与形象，为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创造了思想革命的有利条件[3]。19世纪入华的新教传教士也同样对儒学十分重视，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曾经谈及，孔子的论著与希腊罗马哲人的哲言相比，总的旨趣良好，并且对于所处社会的实用价值方面优于西方哲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也曾说，过去孔子是中国人心中的神圣，现在又以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了人类最美的理想。19世纪传教士、汉学家在书信、讲座、专著、报刊等各种媒介中都给予了儒学持续的关注：或用为传教的媒介，或为探讨中国与近代文明失之交臂的话题，或视为未来人类的出路，或为解析中国精神与社会运作的密码。可以说，中国儒学在西方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这种开放性在19世纪新教传教士、汉学家创办的英文期刊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欧洲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在华新闻事业开拓者及运营主事者在期刊中围绕中国儒学人物、派别、谱系、核心观念等展开了跨越世纪的阐释、讨论和争辩。儒学议题因为刊物生产发行的开放性而在传播面相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覆盖性、高时效性以及作者与读者、专著与报刊、中与西之间的多层互动性，客观上塑造出迥异于16—18世纪以专著为主的传播、接受与影响的面貌，并将儒学西传由单一的汉学家的专业认知演变为与普通大众的社会认知并轨的文化输出，进而成为和合中西文化、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依据。在文化交流日益繁荣的今天，此类文献的构成、书志信息的面貌呈现、传播的机制与形态及其在西方的阅读与接受面相无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限于种种原因，在16—19世纪西人热议中国儒学的漫长时段里，国人或浑然不知，或无暇顾及，整体呈现出传播主体缺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和汉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厘清西人眼里中国形象的重要性凸显。与此同时，其与国人认知的冲突亦是在所难免，而这不仅关乎西人如何看待中国这一问题本身，更是我们认识自我和向世界传播中国形象的“异域之眼”。正因如此，相关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便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21世纪我国将发掘和整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存在和影响确定为文化战略后，有关此话题的讨论持续升温，展现了其“穿越时空”的强劲生命力。但已见儒学西传研究成果明显呈现重“两端”轻“中段”、详“书”略“刊”、多“译介”少“传播”的局面[4]。即时间上聚焦于16—18世纪和20世纪，材料来源上以书籍居多，很少征引期刊，视角上多从具体典籍的译介展开，鲜有在传播学视域下的考察。

有鉴于此，本书拟结合儒学西传的整体历程，对19世纪中国相关英文期刊中儒学人物、学派、核心概念的译介研究与传播展开点、线、面的考察，以钩沉儒学西传主题逐渐突破及由隐而显、由渐到快、由专业认知趋向专业与大众认知并轨的历史轨迹，进而在弥补儒学西传研究之重要缺环的同时，对当今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这一宏大话题予以现实关照和回应。为便于后文讨论，兹先统计分析并描述各刊儒学议题设置的具体情况。

一、期刊儒学议题设置情况

19世纪西方汉学家、传教士、商人创办了一系列中外文报刊，数量多达两百多种，这些报刊或偏宗教性或偏商业性，或宗教性与世俗性兼顾，具体情况详见本章第三节“期刊选取”部分内容。这里选择儒学译介与传播关系最为密切的六种展开。

《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1817—1822），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43）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主编，发行于马六甲，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南洋创办的第一份英文季刊。其与英华书院、《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同属“恒河外方传道团”的事业，都是马礼逊和米怜共同主持下伦敦会在中国和亚洲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同时，也是19世纪前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5]。该刊内容以中国为主，兼及邻近国家日本、朝鲜、印度及南洋等其他地区，发行主要面向中国、印度、英国等。刊中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包括马礼逊和米怜在华活动与见闻；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动态的报道；对中国文史哲的介绍评述和翻译。刊物内容设置上宗教性与世俗性兼具，因为不是纯粹宗教性，伦敦海外传教差会不给予经费支持，马礼逊和米怜合资支撑了5年，发行了3卷，共计20号，1001页正文。因成本高于销售额，在米怜去世的1822年6月停刊。

关于《印中搜闻》译介传播儒学的初衷，1817年米怜所言可见一斑：“我们听过许多关于三万万中国人的事情，……但没有人努力研究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在政府，国立学院，还是私人机构，都没有学习中文的人。如果有人讲述关于中国的有趣故事，人们会听，但既没有赞助人，也没有学生，会制定什么计划、采取任何行动。而这却恰恰是了解关于人类这个非常庞大部分之情形的先导。”[6]

《印中搜闻》刊发儒学主题文章14篇，大部分见于“中国书目”“新书介绍”和“译文”三个栏目。从内容来看：关于儒经圣王议题有三篇，其中二篇见于“新书介绍”栏目，介绍美国学者伍德沃德所著《世界科学体系》一书对中国“三才”的解释，他认为中国的“三才”指“天地人”，并将其与柏拉图的神学、物理学、数学三分法，亚里士多德理解、想象与意志三分法，洛克的物理的、实践的、符号的三分法等等[7]置于平行阐述，伍氏该书因此而谈及《三才图会》；另一篇见于“汉学书目”栏目，是前揭二篇的续篇，它转述《世界科学体系》中指出《三才图会》被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8]。该刊关于原始儒学主题方面刊文有7篇，或论儒家信仰、或儒耶对比、或评西方对儒家典籍的翻译、或在介绍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大学》《孟子》时介绍儒家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与子思。刊中关于朱子的译介比较多，全刊引用朱子著述片段或援用其观点、注解作为论据之用的地方凡20余处，专门论及朱子及朱子学的文章共有7篇，经笔者考证是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译介、研究与传播。关于“理”的译释，马礼逊和米怜二人共有三例。

全刊共介绍中国作品14部，有儒学典籍《明心宝鉴》《三字经》和《三才图会》《论语》《中庸》《大学》《孟子》。刊文提到马礼逊1812年翻译《三字经》给外国人作汉语教材，并于1817年重版等信息，此外还介绍宗教类的《西方公据》《天然和尚同住训格》《功过格》，音韵词典《高厚蒙求》和《佩文韵府》等，皇家文献《圣谕广训》和《御制律历渊源》均与儒学相关。就对后续西方汉学与儒学译介研究的整体影响来看，《印中搜闻》在文献、主题和方法上都均有肇始地位。比如说《中国丛报》中的儒经圣王系列刊文大量取材《三才图会》；《中国丛报》与《中国评论》对于朱子学与“理”概念的系统译释基本循此而续；刊中为寻找“God”和“Deity”的中文对译词进而展开“译名之争”的议题，更是贯穿《教务杂志》和《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始终。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本书注释中简称CR），系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呼吁发起，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eman，1801—1861）创办，裨治文兄弟和卫三畏共同编辑，是传教士在广州发行的第一份英文月刊，共发行20卷232期，各类文章1378篇，创刊主旨是为了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其中有关中国的文章514篇。1851年，丛报的经济支撑人奥立芬（D.W.C.Olyphant，1789—1851）从中国返美途中去世，年底卫三畏宣布停刊。刊行期间以销售和赠阅结合的方式，主要面向欧美等国政府、商业团体、在华西方人士、南洋等地的布道士发行。从1835年5月后，该刊的印刷量从400册增加到1000册，到1844年以后订户减少[9]。西方著名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和《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印刷量大概3000册）常转载和引用丛报中内容，并凭借其印刷量与发行面扩大了丛报的影响。丛报创办前，1829年裨治文来华前夕美部会要求：“在你的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向我们报告这个民族的性格、习俗、礼仪——特别是他们的宗教如何影响了这些方面。”该刊创刊时宣称：“单单世俗的知识不足以思考人类目前的精神状况和永恒命运，知识就是力量。”[10]明显可见是传教士为宣教而创刊，但其宗教性内容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重点转向报道中国国情，实际上是以传教士见闻的方式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20年中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对汉学而言，该刊一直保留“书评”、“文艺通告”等栏目，用以介绍中国典籍及西方介绍与评论中国的新旧出版物。

《中国丛报》刊发儒学主题文章200多篇，内容涵盖儒家典籍、各阶段儒学体系、儒家人物和核心概念的译介与研究。刊文有对《百家姓》《书经》《易经》《孝经》等书籍及《孔子崇拜》《谏迎佛骨表》等篇章的翻译，也有关于孔子、朱子等生平与作品的介绍。关于儒经圣王主题集中在《三皇纪》、“三皇五帝”始祖系列画像、上古帝王世系年谱和《书经》中的天文学，主要有12篇。原始儒学主题集中于原始儒家孔子、孟子及其精神与文化特质、中国人的信仰、孔子崇拜、祭孔文化以及《孟子》译本的评介，主要有7篇。儒学概念主题刊文集中在“理”、“仁”与“孝”等核心词汇的译介与讨论。儒学主题文章基本出自该刊撰稿主力，比如关于上古儒学的稿件主要出自该刊主要撰稿人裨治文；关于朱子学和“理”相关译介争论的篇章，除了裨治文以外，还有麦都斯（W.H. Medhurst，1796—1857）、湛约翰（J.Chalmers，1825—1899）、麦丽芝（T. M'Clatchie，1813—1885）等，均为其主要撰稿人，同时还担任刊物相关策划、运营主事者。儒学主题刊文呈现主题集中、观点鲜明、路径丰富多样、译介主体的学术自觉意识明显等特点，整体上具有承接《印中搜闻》到《中国评论》的特点与功用。学者评论为“世界上第一种重要的汉学期刊”[11]。

《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or，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1872—1901）（本书简称CRNQ），共出版发行25卷150期。主编先后是丹尼斯（N.B.Dennys，1840—1900）、欧德理（E.J.Eitel，1838—1908）、霍近拿（Alexander Falconer，1847—1888）和波乃耶（James D.Ball，1847—1919）。刊物内容专注于中国研究，旁及日本，还有少量涉及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因为刊物用英文刊行，出版地是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作者群体以当时“亚洲地中海”地区从事外交、传教和殖民管理等工作的业余汉学家为主，另有一些欧洲本土和美国学院派汉学家积极参与。整体上看，《中国评论》是英国汉学或日英美汉学的代表刊物，是19世纪最后30年欧美国家汉学研究最重要的阵地。其对中国的语言、文学、科学艺术、民族、历史、地理、法律等重要领域均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讨，学术上着力建设一种严肃的研究规范，并对汉学研究中的一些方法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因而被学界公认为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

《中国评论》刊发儒学主题文章约240篇，其中上古儒学主题围绕《书经》之《尧典》与《舜典》作儒家典籍、人物、碑铭以及上古天文学的讨论，撰文主力是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还有欧德理、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庄延龄（E.H.Parker，l849—1926）等成果丰富的研究个体。刊文内容既接续《中国丛报》围绕“三皇五帝”和《书经》之《尧典》与《舜典》的基调，又有更深广的拓展，比如凸显上古帝王神话，设置了连载系列。原始儒学议题主要有孔孟著述译介、孔孟形象描述，往往上升到论儒家人物与典籍的形象、内在特质等。特点之一是，该刊的议题设置及撰文主体的态度与评价都直接受到当时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之《儒学汇纂》《孟子思想》和理雅各之《中国经典》的影响，但并不拘泥而是以之为基点作拓展性评论与阐释。如论儒学之谬误的主题与基调就直接源于花之安《儒学汇纂》，但同时也阐明撰文者自己反对将儒耶经典作简单粗暴对比的观点。刊文中也常见以新书通报这一栏目形式与文体形态展开评论，以1882年7月新书通告栏目介绍赫真信对花之安《孟子思想》一书英文摘要缩写本的情况为例[12]，撰文者通过对各个版本的对比，指出德文原版的《孟子思想》比赫氏英译版更能清晰传达孟子的思想，并批评赫氏英译版在未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删减德文版或拼凑原本没有的内容，以至于失真，对于花之安备受瞩目与尊重的《孟子思想》遭遇如此英译深表愤慨[13]。该刊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儒学议题展开中的具体内容在不断丰富并不断贴近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本义，以“理”相关条目的译介与阐释主题来看，无论是湛约翰、麦丽芝，还是理雅阁，阐释与争论中彼此的观点都越来越鲜明，且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中不断贴近其在中国体系中的本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评论》中有关儒家及中国哲学的整体评述不少，但少有对宋代及以后的研究。不过，就整体而言，该刊中已经可见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首次出现在英文世界的精细化儒学译介、研究和传播潮流。如欧德理言：对于汉学研究的自大的、天才式空想的普遍时代正在画上句号，“更好的时代”即将来临，也就是汉学家有明确的分工、专门的研究领域，注重谨慎研究细节、满足公众对准确可靠信息渴望的汉学研究时代[14]。这是欧德理刊于《中国评论》中《孔子学说》一文的开篇语，借由评论花之安德文版《儒学汇纂》而揭明当时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儒学的研究趋势。

《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或译为《中国纪事》《中国纪事报》，共出版发行了72卷，是在华基督教会办刊时间最长的英文期刊。其渊源可上溯到前述《印中搜闻》和《中国丛报》，宗教性与世俗性兼具的风格与趋向也源于二刊。刊物创办之初定名为《传教士纪事》（The Missionary Recorder：A Repository of Intelligence from Easter Mission，and a Medium of General Information），明显是作为传教士“机关报”、旨在为沟通差会之间信息而创。此刊刊行期间刊名几度调整，编辑办刊方针几经变化，编辑与作者群体超宗教派性，办刊地点初创于福州，后迁至上海，承印出版机构也从福州美华印书局改为上海美华书局，但办刊整体上保持了连续性，不懈“传递全体教士的消息，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并讨论共通的问题”。整体发行量在1000到3000份之间，影响范围除了中国的口岸城市、邻近国家外，主要还有英美等国。有学者对其在传教士汉学知识传播方面的特征评价为：在全球期刊传播的网络上，由边缘地域向中心地域靠拢的趋向，逐渐让渡于边缘地域的自我中心化[15]。

关于儒学议题，《教务杂志》约略有95篇刊文[16]。作者群体主要有花之安、季理裴（D.MacGillivray，1862—1931）、德孝骞（H.H.Dubs，1892—1969）和赫真信（A.B.Hutchinson，1841—1919）。该刊主题明显承《印中搜闻》《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比如在寻找“God”的汉语对译词的议程设置下，展开对“天”概念的译介阐释与争论；主要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文本讨论儒家的人性“善”“恶”论；另外，分期刊载花之安《孝经》译本、赫真信《孔子家语》英译本之节选的设置也与《中国评论》大致同步。该刊办刊时间长，儒学议题从1870年到1935年一直有持续，几乎贯穿刊物刊印的全过程，所以，可以之为视点，窥见西方译介传播儒学的视域从儒耶对立到走向融合的过程。

《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58—1948），系裨治文、艾约瑟、卫三畏、汉璧礼（Sir Thomas Hanbury，1832—1907）等来华欧美人士商议推动成立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的（以下简称“亚洲文会”）会刊。关于刊物创办宗旨与内容设置旨趣，与前述米怜在《印中搜闻》中谈及要改变欧洲对于中国了解太少的情况类似。曾任亚洲文会秘书长的艾约瑟在会刊1903—1904年卷的前言中说：“我们学会是基于亚洲文会香港支会创建者的理念建立的，那就是对这个国家进行研究的强烈愿望——欧洲对于亚洲这个大的帝国知之甚少”。刊物践行学会“调查中华帝国及其周围国家”的工作宗旨，出版发行中虽经“两次易名、三度中断”，但内容编纂始终坚持“必须是关于中国及周围国家之知识”、“要涉猎各项课题”、“要有一定的实用性、又大众化可读性强”的方针。比如论及哲学，宗旨在于掌握中国政治运作过程[17]。通览全刊所载儒学主题刊文最明显的特征有二，一是与《印中搜闻》《中国丛报》《中国评论》议题基本相同，如原始儒学方面，艾约瑟刊于1860年的《孔子生平》一文，与卫三畏1842年刊于《中国丛报》的一篇标题完全相同；1868年麦华陀（也译作麦都思）撰写的《大禹碑》一篇则与1874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嘉托玛《大禹碑》一文同题；金斯密（T.W.Ksmill，1837—1910）刊于1871—1872年卷的《〈书经〉中关于周朝神秘起源的记载》，与他本人刊于1875年《中国评论》中的《〈禹贡〉或〈大禹碑〉释义》，以及艾约瑟刊于1887年《中国评论》中的《〈尧典〉与〈舜典〉》都出于《书经》主题；金斯密刊于1878年卷中的《舜帝的传说》，则与匿名通讯员1893年刊于《中国评论》中的《舜帝的预感或黎明前的预兆》类似。再参看会刊中阿查理刊于（Chaloner Alabaster，1838—1898）1886年的《孔子是虚构的吗？》也有过类似篇目。二是，注重实用性与大众性，马林刊于1900年的《孟子及其他中国改革者》，任修本刊于1924年的《朱熹是唯物论者吗？》，胡适刊于1929年的《汉代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Lu，Yen-Ying刊于1931年的《儒家思想、民主政体与民族主义》，薄玉珍的《前孔子时代中国人的战争与和平观》等篇目，从儒学命题出发阐释与引导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政治运作的实用性，同时又兼顾投合大众的设置倾向很明显。另外，中国学者也刊发署名文章，这是较之前述各刊的新趋向。

前述各刊中儒学议题蕴含或触发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译介、阐释和外推的诸多信息，与本人在中国传统文化国际推广的长期实践中关于这个议题的思考有不少契合。

二、实践中的思考

从事中国文化国际推广的教学、管理和研究近二十年，我们面对的是来自亚非欧美不同年龄段、不同中国文化底蕴和背景、不同学习诉求的群体。他们背景多样，从大中小学生到成人，从系统的本科硕士博士学历学习到速成即用学习，从汉语桥营员观摩团到青年汉学家研习营等。针对群体的这种多样性，我们策划实践过各种学科设置，传授的内容十分丰富，诸如香辣诱人的青椒炒肉、精致华美的绫罗绸缎、美轮美奂的瓷器、典雅辉煌的古建筑、笔墨难摹的书法与绘画、吉祥喜庆的中国结、特殊的风水文化、玄妙的道家、全体大用面相多维的儒学，无不激起域外人士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向往、留恋甚至奇思妙想。如果说青椒炒肉、西红柿炒蛋是从舌尖唤起域外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热爱的话，道学、儒学则是从精神深处激发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持续的好奇、向往、接受或者排拒。是接受还是排拒？具体程度如何？则往往既取决于学习对象来到中国所见实际，也取决于这些议题在他们成长环境中留有的印记及其所造成的影响，用伽达默尔阐释学中“前见”（prejudice）的原则来看，则包括对他们自身所属文明体系、性质的前见和他已经获得的这些议题的前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来说，本人深感在较高水平的文化外推实践中儒学是最有生长性的话题之一。比如说，孔子学院以“孔子”命名，即表明了孔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和孔子对世界的影响。纵观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既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又是中国文化被世界了解和接受的最重要内容。以《论语》的传播来看，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分别于1579、1582年以拉丁文译《论语》，开启其西译之旅，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拉丁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于1687出版，出版不久就有其他语种的转译本，英译本就有8个，即翟林奈译本、理雅各译本、林语堂节译本、庞德译本、苏慧廉译本、韦利译本和魏鲁男译本、陈荣捷译本等，对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在欧洲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711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ais N·el，1651—1729）在布拉格出版《中华帝国六经》，该书是当时西方学者撰写的最长的一部孔子传记，后世西方许多学者均征引此书。为了更好地传教，19世纪新教传教士同样对孔子及《论语》感兴趣，也尝试翻译《论语》。首次直接从汉语翻译为英语的就是新教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他的英译本于1809年出版，被誉为是理雅阁英译《中国经典》的先驱。理雅阁的《论语》翻译始于1841年，1861年完成并出版。作为《中国经典》中的第一卷，理氏之《论语》是西方汉学界和中国经典外译必读的经典，也是中国文化西传的丰碑。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则在继承并超越理雅阁的翻译方法与原则的基础上，于1904完成的《论语》德译本，直到21世纪依旧是德语世界的标准之作。尽管每个版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但可以见出，在西方世界，《论语》被当作近似基督教伦理箴言的文本为人们阅读。现在，全世界研究孔子及其学说的汉学家队伍阵容依然庞大，既有职业的汉学家，也有普通的中国文化爱好者。现代西方管理学中常常借鉴“中庸”的观念，从复杂变化的情势中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长期以来，西方关于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观点与方法的争论贯穿在其对中国的观察、思考中。孔子、孟子的名字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说，都具有最深切的亲近感和认同感[18]。孔子、孟子、庄子、礼、理、仁、太极等概念和《论语》《易经》等经典既是实现可持续外推的生长点，也是满足、拉动和制造当今世界中国文化爱好者实现深层次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

如果说从报刊文献出发，历史本身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那么结合实践探寻作现实思考则生动得多。这也是写作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思考将在余论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