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跨文本视阈的生成

——新时期《西游记》研究之检讨

作为传世经典的《西游记》，进入21世纪后，其研究热度仍旧不减，论文数量更是呈井喷状态。据统计，自1950年至2000年的50年时间里，研究《西游记》的论文有800余篇，专著（包含港澳台）80余部[1]。时至今日，在中国知网以“西游记”为关键词，检索自2001年至2020年的论文（包含硕博士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得到的结果是12976条，即便考虑到其中的“重复劳动”，将结果打对折，数量也是惊人的。这足以说明《西游记》作为名著的魅力历久不衰，也反映出当代“西游学”的蓬勃发展势头。就这20余年相关研究的总体态势而言，在众多学人的努力下有突破，有进展，甚至不乏亮点，但我们又不得不看到，相较于上个世纪的研究，总体进展有限，突破性成果极少，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进入了瓶颈期，停滞不前。如何打破旧有研究僵局，突破思维定势，完成跨文本视阈的转换，推动《西游记》研究的深化，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曾有学者对既往《西游记》研究作了回顾与总结，将百年《西游记》研究热点概括为“作者之争”“祖本之争”“孙悟空原型之争”“主题之争”等，与之相伴的是文本研究、文献研究、文化研究，进而指出：“今后的《西游记》文献学研究，要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实现重心转移。”[2]如其所言，进入新世纪，不断有学者对《西游记》研究进行总结、梳理[3]，还出现了如《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竺洪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样的学术史专著。但令人稍觉遗憾的是，意识到问题症结所在与解决问题，完全是两回事——目前相关研究依旧是“踌躇而雁行”，致力于学术转向的实践成果还不多。

所谓“踌躇而雁行”，指的是相比于20世纪，新时期研究者的关注热点其实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依旧围绕着作者身份、版本之辨、主题之争等问题展开。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西游记》作者之争，成为一时话题，自章培恒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4]一文，对吴承恩的著作权加以质疑，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按吴著说、非吴说，分成两大阵营，聚讼不断。进入新世纪，仍有大批学者就此问题纠结不已，且不乏“新见”，唐新庵、唐鹤征（唐顺之）、胡棲诸说纷出，一时倒也颇为热闹，只可惜这些“新见”的学理性不强，难以令人信服。倒是陈大康《〈西游记〉非吴承恩作别解》[5]一文，从吴承恩父亲吴锐的赘婿身份入手，论证《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别具新意。

当然还有就作者籍贯、孙悟空籍贯而展开的讨论，这其实是上一话题的延展。如杜贵晨认为《西游记》作者是山东泰安人，连发多篇文章[6]，颇富启发意义；齐裕焜等曾就福建顺昌通天大圣、齐天大圣信仰发表系列论文[7]。惜这一看似仅关乎故事发源地域之争，实则牵扯研究全局的问题，最终没能深入展开。

再者，旧有的宗教问题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深化、细化。关于《西游记》的宗教问题，尤其与“全真教”之关系，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曾主张存在过一个“全真本”的《西游记》[8]，引起不小争议。进入新世纪，陈洪先后撰写《〈西游记〉“全真之缘”新证三则》（《新世纪图书馆》2012年第3期）、《从孙悟空的名号看〈西游记〉成书的“全真化”环节》（《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西游记〉与全真教之缘新证》（《文学遗产》2015年第5期）；陈宏则发表《何道全与〈西游记〉——浅析孙悟空形象的心性学渊源》（《明清小说研究》2019年第2期）、《葛藤语与荆棘岭——小议全真教观念对〈西游记〉文本的影响》（《文学与文化》2019年第4期）。二人或宏观着眼，或微观剖析，对《西游记》文本中与“全真教”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沉淀痕迹”加以深入发掘，令人不得不信服“《西游记》在其世代累积成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全真化’的环节”[9]。而赵益《通俗文学的作者属性及其文学意义——以〈西游记〉与全真教、内丹道的关系为中心》，谈及作者属性的内涵及意义，从通俗小说世俗性和商品性的本质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见——《西游记》作者不可能是全真道士[10]。让我们惊愕于原本属于宗教问题的探讨，却成为作者之争的变相延续，衍生出两大块面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结。

比起众说纷纭的作者问题，此期版本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一批成果相继问世。如日本学者矶部彰的《闽斋堂刊〈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の版本》[11]、胡胜的《闽斋堂本〈西游记〉渊源初探》（《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李小龙的《从回目的比勘试探〈西游记〉版本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1期）、上原究一的《世德堂刊本〈西游记〉传本考述》（《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潘建国的《新见巴黎藏明刊〈新刻全像批评西游记〉考》（《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等。上述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西游记》百回繁本，尤其是世德堂本和李评本的版本系统乃至其传播链条加以考辨，对进一步厘清《西游记》的版本谱系起了推动作用。此外关于《西游证道书》[12]《西游原旨》[13]《西游真诠》[14]《西游记评注》[15]《西游记记》[16]等清代的评点本也都受到了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曹炳建出版了专著《〈西游记〉版本源流考》（人民出版社，2012年）。可以说在版本研究方面较之上世纪有所进展。

成书问题方面，相关研究多是由对旧有文献的梳理、勘别、考辨入手，甚而引起争鸣，启人深思。如程毅中的《心经与“心猿”》（《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认为含有丹道术语的回目应是写定时后加的，祖本回目未必如此。石昌渝《〈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形成史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认为《朴通事谚解》对《西游记》平话的叙述可能经过明清人的改动、增益。潘建国《〈朴通事谚解〉及其所引〈西游记〉新探》（《古代小说版本探考》，商务印书馆，2020年），则“确认旧本《西游记》的存在”。杜治伟《〈永乐大典〉所引〈西游记〉试探》（《明清小说研究》2020年第1期），认为“‘大典’本《西游记》在‘谚解’本《西游记》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从而在整体架构和历难模式上进一步向百回本趋同，成为百回本最直接的祖本”。蔡铁鹰的专著《〈西游记〉的诞生》（中华书局，2007年）是梳理“成书史”的探索性尝试。赵毓龙《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尝试以“故事”的演化、传播为线索，阐释小说、戏曲、说唱不同文本系统在“重述”“西游故事”过程中的不同规律和个性特征。以上研究的共同点是因循出新，即在旧有文献的爬梳、考辨基础上老干新枝，自出机杼。

续书研究方面，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考索了董说的生平、交游及著述活动，全面评价其诗文及学术著作在明末清初的地位与价值，对《西游补》有全新阐释。傅承洲《关于〈西游补〉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对《西游补》的成书时间、刊本、作者问题，分别加以考辨，重申作者为董说之父董斯张。张怡薇出版了《情关西游——从〈西游记〉到〈西游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和《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如果说前者是才人之笔，“微”言大义，后者则是用纯学术眼光审视《西游补》《续西游记》《后西游记》，“提出既有‘续书研究’视域所不及的文本价值。”[17]赵兴勤《关于〈后西游记〉研究的几点思考》（《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谈及成书时间及现实寓意。

在《西游记》的空间（地域、民族、国别）传播方面，蓝勇的《〈西游记〉中的南北丝路历史地域原型研究——兼论中国古代景观附会中的“地域泛化”与文本叙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一文，通过玄奘取经历史的个案演绎，发现中国古代的景观附会呈现“地域泛化”和“情节神化”两个特征，其中“地域泛化”对中国古代文本叙事、景观附会的影响很大。徐晓望《论〈西游记〉传播源流的南北系统——兼答蔡铁鹰先生》（《东南学术》2007年第5期），作为争鸣之作，认为南方《西游记》故事系统的贡献在于塑造了孙悟空的形象，构建了《西游记》故事的基本内容。王晓云《西藏文化与〈西游记〉关系纵深研究预测》（《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第2期），从民族的视角去审视藏地文化与《西游记》的关系。何卯平、宁强《孙悟空形象与西夏民族渊源初探》（《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4期），认为从猴行者到孙悟空形象的构成元素，有许多来自西夏民族。蔡铁鹰《猴行者与古羌人的氏族图腾及祖先传说——孙悟空形象探源之四》（《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认为猴行者“猴”的身份特征，有可能来源于西北地区古羌人（含藏、纳西、羌、彝等次生民族）氏族图腾及祖先传说与玄奘事迹的附会。张同胜的《〈西游记〉与大西域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是西游向“西”的“寻根”之旅。赵毓龙的《中华文学版图中的“西游故事”演化》（《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则放眼整个中华文学版图内的多民族“西游故事”动态的发生、演化机制，对西游故事、人物原型演化的多民族之争，呈高屋建瓴之势。

域外传播方面，除了关注传统的英译本（余国藩、詹纳尔等译本）之外，法[18]、德[19]、蒙[20]，乃至东（南）亚[21]的文本流播、文化互动研究已蔚然成风。

二

新时期值得称道的是新材料、新文献的发现与整理。文献的发掘、整理，是深度研究的前提。前述版本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进，即仰赖于新版本资料的面世。北京大学的潘建国教授主持出版了“海外所藏《西游记》珍稀本丛刊”，包括日本广岛市立中央图书馆、浅野文库藏《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广岛市立中央图书馆、浅野文库藏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数种庋藏海外的珍本得以影印出版，这是可媲美上世纪《古本小说集成》《古本小说丛刊》《明清小说善本丛刊》中“西游专辑”的大手笔。除此之外，他还主持出版了“河图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众所周知，上世纪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李评本。但遗憾的是，“河图本、历博本又因中州书画社的影印问题，版本面貌长期以来未获客观认知，其学术文献功能也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22]。此次出版最大限度恢复了河图本原貌，使“李乙本”版本信息得以客观呈现，对《西游记》版本研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在整理、出版《西游记》资料方面，日本学者矶部彰贡献颇多，他先后带给中国同行影印出版的《西游记雍正刊本与绘画》[23]、《闽斋堂本西游记》[24]、《上海图书馆所藏〈江流记〉原典と解题》、《〈进瓜记〉原典と解题》[25]、《〈西游记〉画三种の原典と解题》[26]、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升平宝筏》[27]。这些珍稀资料的交流，使中国同行眼界大开。

中国台湾谢明勋的《西游记考论：从域外文献到文本诠释》（里仁书局，2015年）提及现存韩国之元代佛教石塔（敬天寺）“西游”故事浮雕。郝稷《新见美国伍斯特艺术博物馆所藏宋代雕像及其与西游取经故事关系考》，对美国伍斯特艺术博物馆所藏“观音”雕像（包括一名僧人及其猴形随从）考察，发现“它不仅表明观音有可能在宋代已成为西游故事中取经人的保护神，而且突出强化了早期西游取经故事呈现中常见的类型”[28]。难免让我们对域外文物、文献又添遐想。

综合文献资料汇编方面，有蔡铁鹰主编的《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0年），在上世纪朱一玄《西游记资料汇编》和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基础上做了大幅增删，可视为新时期《西游记》资料整理的小结。专题文献资料汇编方面，胡胜、赵毓龙先后校注《西游戏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西游说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王富恩校注莆仙戏《西游记》（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整理《目连簿·三藏取经》（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朱万曙校点《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黄山书社，2005年），姜燕编著《香火戏考》（广陵书社，2007年），朱恒夫、黄文虎搜集整理《江淮神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刘琳硕士论文《独山布依族民间信仰与汉文宗教典籍研究》（贵州师范大学，2008年）采录了《佛说取经道场》，杨彦泠硕士学位论文《客家释教丧葬仪式“取经”科仪研究》（台湾“中央大学”，2017年）涉及“取经科仪”。此外，一些私藏“秘本”的披露引人瞩目，如侯冲整理的《受生经》《受生宝卷》[29]以及《佛门取经科》（12种）[30]，谢健所藏《枉府西游》[31]，许蔚所藏《大圣真经》[32]，都是罕见的流落民间的珍稀资料。

伴随这些新材料的发现，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得到拓展，不仅在原有块面持续延展，也出现“旁移”与“下移”。所谓“旁移”与“下移”，是相对于原来几成定势的研究焦点（作者、成书、版本）而言的，即连类而及的文本，如西游戏曲、西游说唱、西游图像等。

戏曲方面，既有如张净秋《清代西游戏考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对“清代西游戏”的版本状况与源流、生成，尤其对宫廷大戏《升平宝筏》的分析研究，也有如赵毓龙对晚清、民国诸多西游戏的梳理研究[33]。对目连戏与《西游记》关系的关注也成一景。苗怀明的《两套西游故事的扭结——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的一个侧面考察》（《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1期）、谢健《仪式·文学·戏剧——〈西游记〉故事与目连救母渊源新证》（《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杨森《世德堂本〈西游记〉与〈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互文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胡胜《〈西游记〉与“目连戏”渊源辨》（《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7期）等，对目连戏与《西游记》的纠结，做了梳理、考辨，进而对西游故事早期形态做出判断。

近年宝卷研究有渐热的趋势，但对西游宝卷的研究略显滞后。陈毓罴《新发现的两种〈西游宝卷〉考辨》（《中国文化》1996年第1期）是上世纪屈指可数对西游宝卷精研的力作，其后直到本世纪，才有万晴川、赵玫发表《西游故事在明清秘密宗教中的解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从宗教宣传、宗教阐释、宗教理想三个方面描述民间秘密宗教对西游故事的接受和解读。陈宏《〈二郎宝卷〉与小说〈西游记〉关系考》（《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对《二郎宝卷》作者、刊行年代等进行考辨，谈及其和《西游记》小说的关系。侯冲的《〈佛门请经科〉：〈西游记〉研究的新资料》（《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一次提出，“将《西游记》研究放在斋供仪式的背景下展开，可以开辟《西游记》研究的新天地。”可谓灼识。左怡兵《〈真经宝卷〉取经故事探考》（《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等文对宝卷取经故事的关注，为讨论《西游记》版本流变增添了对照文本。赵毓龙《〈销释显性宝卷〉：描述“前世本”〈西游记〉形象的关键参照系》（《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指出，《销释显性宝卷》是用以描述“前世本”《西游记》形象的一个可靠文本。车瑞的《西游宝卷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是第一本专题研究之作。

西游图像近年来也颇受关注。其中，考察小说插图与文本的互文叙事又是一个重点，如乔光辉《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设有专章（《插图之于小说戏曲之传播——以〈西游记〉为例》），再如杨森《明清刊本〈西游记〉“语—图”互文性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于硕的博士论文《唐僧取经图像研究——以寺窟图像为中心》则是从美术史、宗教史视角研究取经图像。

其实，对西游图像的关注，上个世纪即已开始，李时人、张锦池在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产生年代时就有涉及[34]。惜乎后来学者的研究多胶柱于图像产生年代与百回本小说之先后，典型者如对张掖大佛寺《西游记》壁画的研究[35]，其他西游壁画相关研究亦可一例观之。思维明显陷入单一化误区。

上述研究是伴随着新材料发现而来的，有突破旧有研究框架的趋势，表现为研究对象的选择，不再局限于百回本小说文本，既有纵向延伸，也有横向开拓。但稍觉遗憾的是，没能挣脱旧有的研究格局，很大程度上囿于固有的思维定势，在“成书—影响”这个流线型的链条上打转。即便专题性研究，也多是自发的，而非自为的，与真正的跨文本研究还有相当之距离。

总结起来，自上世纪现代“西游学”发轫，研究框架即以百回本为研究中心，由内而外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对百回本的审美阐释与文化解读；一是作者、版本考证；一是成书、影响研究。就这20余年的研究来看，如前所述，前两个层次的研究瓶颈已日益突出，可堪腾挪的空间日益狭隘，倒逼学界聚焦点外移，以戏曲、说唱、图像等资料为中心发力。但搜罗戏曲、说唱、图像资料的逻辑前提是什么？如果仅是用以补充百回本《西游记》“成书—影响”的线性轨迹，只需在胡适、鲁迅等前辈学者开辟的框架上添砖加瓦即可。这一阶段大部分研究即是如此。仅围绕作者、版本、成书努力挖掘新材料，成绩终是有限，即便伴随新材料的出现，视野开始投向百回本小说之外，但最终仍是形成辐辏于百回本中心的向心力，服务的还是百回本“成书—影响”的逻辑前提。

然而，今天看来，该逻辑前提是存在问题的：它脱离了“西游故事”演化传播的根本语境，预设并过度放大了百回本《西游记》的能动作用。千余年的《西游记》形成与传播史，归根到底是“西游故事”的演化与传播史。无论小说，还是戏曲、说唱、图像，都只不过是参与重述、再现故事的文本系统。在小说系统中，横空出世的百回本《西游记》具有绝高的艺术品位，以及无限的文化阐释空间，它的“干预能力”也确实超出了小说文本系统，甚至不限于文学艺术领域。但归根到底，它也只是故事演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坐标（尽管是最关键的坐标）。更进一步说，各种“西游”戏曲、说唱、图像资料有属于自身文本系统的艺术传统和媒介成规，也有其特定的传播时空。而在广义的通俗文化语境内，它们分享素材，分享渠道，并进行着频繁而密切的艺术经验交流。应该承认：不是所有的艺术经验都必然指向百回本小说，也不是所有的艺术经验都必然从百回本小说流出[36]。

三

只有当我们将研究原点拉回到“故事”[37]，在跨文本视野内考察“故事的变身”情形，西游戏曲、西游说唱、西游图像等文本（系统）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新的言说语境联络、会通，更多以往被遮蔽的文艺现象才能被“发现”，形成非线性的“坐标点阵”，而在这一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坐标点阵”中，传统的作者、版本、主题研究，也可能获得新的增长点。

在建立、考察新“坐标点阵”时，有几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回归各类“西游”文本系统的本体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本体研究”与“专题研究”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后者依然可能将研究对象视作百回本的“注脚”。所谓“回归”，是要回归戏曲、说唱、图像等文本系统的叙述传统与表现成规。

以往，学界对相关戏曲、说唱、图像文本的考察，倾向于将繁复多样的文艺实践，建构成一个“沙漏”。沙漏的腰部即百回本《西游记》这部“终极文本”；腰部以上——所有文艺实践看上去都是为了趋向于（或曰服务于）“终极文本”的形成；腰部以下——所有文艺实践看上去都是对“终极文本”的继承与发展。诚然，必需承认百回本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影响力，但不可回避另一个事实：戏曲、说唱、图像是不同的艺术样式，其生产、传播基于特定媒介形态和符号系统，这直接影响相应艺术样式的表现成规。即便自觉以百回本为蓝本，亦步亦趋敷演原著者，也必须首先遵循表现成规。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相同、相近表现成规的艺术样式之间更容易因循借鉴。比如“鬼子母揭钵故事”宋元时期已与“取经故事”聚合，却未被百回本吸纳、改造，但从阙名南戏《鬼子母揭钵记》到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再到张照《升平宝筏》，曲文因袭的轨迹十分清晰；再如“狐狸思春”故事，百回本中只是虚笔，到戏曲舞台上却成为重要“关目”，子弟书《狐狸思春》又从《升平宝筏》相关段落直接因袭唱词。这些与百回本的案头叙事经验都没有直接关系。更不用说长年“深耕”于民间腹地的地方戏，受百回本叙事经验的影响更少，原创活力更强。比如流传于福建莆田、仙游一带的莆仙戏《西游记》，仅根据“遇怪—斗怪—降怪”的简单模式敷演单元故事，却尽意添加风情戏谑的内容，以追求场上“热闹好看”的效果，生成诸如《双蝶出洞》《八戒投胎》[38]等特色剧目。这些剧目固然旨趣不高，想象稚拙，艺术品位也有限，但它们恰恰是当时“刍荛狂夫”直观消费的《西游记》，是其文化教养和知识结构中的“真正的《西游记》”。明清时期市民、乡民在称引《西游记》人物、情节时，多与百回本原著不合[39]，其所据“原典”显然不是百回本，而更可能是这些自成系统的戏曲、说唱本子。

如此看来，与其将这些文艺经验建构成一个“沙漏”，不如承认其带状分布的事实，进而在带状艺术传统中重新审视文本，发现其叙述故事的素材来源、经验来源和传播渠道。

当然，艺术传统只是叙述传统的一个层面，带状分布的不仅是文艺经验，还有可能是故事传播的实用主义路径。所以才有早期西游故事与民间佛道科仪的“合体”。民间宗教借重“西游”，目的明确——劝化众生，弘教、弘法，不会因为百回本《西游记》小说的梓行而改变自己的固有辙轨。所以才会有百回本《西游记》流行之后，戏曲、说唱乃至图像中的西游故事依然故我的状态。

二是打通壁垒，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跨文本研究。这既是研究思路上的，也是研究方法上的。

跨文本研究的真正实现，不仅需要我们调整研究思路，也要更多借鉴其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不再局限于文学层面，借助宗教学、民俗学、艺术学，举凡能为我所用者，皆可罗致。

以图像研究为例，既往研究中文学与艺术作为不同学科，是各自为战的，搞艺术史的注重的是图像、造型在艺术史上的年代、意义，文学研究则偏重于文学意义本身，尤其与百回本小说的关联度，甚至不免预设前提：作为“副文本”的插图为文字叙述服务。只有摆脱固有的界限，突破思维定势，才能看到不同艺术形式中西游故事所承载的不同使命，于是我们看到了山西稷山青龙寺壁画中的西游水陆画[40]，看到了西游画册中的西游吊偈画[41]，看到了《目连簿》中的傀儡戏《西游记》。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才会有更多的发现。

再以泉州傀儡戏《目连簿》中的《三藏取经》为例，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它是与目连戏同台演出的民间戏曲，和前者一样具有超度功能，这和傀儡戏的本质功能是吻合的，剧本情节也多处包含祭仪的因素[42]。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剧中人物与民众民间信仰的契合，如玄奘与宾头卢、与罗汉信仰的变迁[43]。同时，也应关注这一人物与泉州开元寺东西塔上同名雕塑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全方位、多侧面解读这出特殊的传统戏曲，如果只局限于它与百回本之间的先后关系，无疑压缩了研究的意义。相反，在充分利用宗教学、民俗学、图像学多个学科视角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西游故事”，在“南系”《西游记》故事板块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4]。

三是在跨文本的基础上，还原“西游故事”演化传播的历史空间。

跨文本研究不是镂空凿虚，需要“落到实处”，这“实处”一方面固然是扎实的文献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更符合“中华文学史观”的历史空间。必须承认，千余年来的“西游故事”演化，是在中华文学版图内，在多民族平等对话和有机融合的动态机制中发生的[45]。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还原故事在中华文学版图内的演化、传播系统。原本研究者视野中的《西游记》因玄奘的西行路线和西北有关，因吴承恩的假设和江淮有关。即便有学者提出设想，认为和东南沿海的福建有关[46]，也被轻易否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他——研究者为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思维方式所禁锢。从作者的籍贯、人物原型、风物传说等出发，将作者、作品坐实为乡邦人物、风物，似乎成了许多研究者自觉担负的使命。其实大可不必，一切以文献为证，拿福建来说，是最值得考量的西游故事发源地之一，不论是顺昌的齐天大圣、通天大圣信仰，还是莆田、仙游大量的西游戏遗留，乃至泉州开元寺的东西双塔的文物参照（学界习惯上承认带刀猴行者是泉州西游标志物，殊不知塔上还有大量的西游人物[47]），加上一部已呈完整状态的傀儡戏《三藏取经》，福建无疑是西游故事的发祥地之一，有待于更多关注、更深入开掘相关研究。联系江淮一带关于西游的风物传说同样较多，文献存量较大，一套江淮神书（“十三部半巫书”）就使人无法否认它与西游故事的特殊情缘。以“江流故事”为例，全国南北多地的同题故事，不论怎样变化，某些细节上都打着江淮印痕，应是以此为源点流传出去的[48]。西北一路同样如此，多不胜数的西游壁画就是西游故事区域流行的最好证明。

如果我们抛开成见，将相关地域连接，从原有的西北一线、淮海一线南移，将福建一线尤其是泉州、顺昌、莆仙几个点连接起来，考察、对比不同地域的西游故事，对其地域性特色做深入探讨，相信《西游记》的南北体系能够圆满对接。

如果能将地域空间衔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不同历史空间的故事形态是怎样传播的？地域重述如何进行？同样的“李翠莲施钗（刘全进瓜）”故事，在江淮神书和东北萨满神书[49]中皆有存在，划出了怎样的传播路径？经历了怎样的地域信仰融合？

总之，跳出百回本成书固有的程式化思维禁锢，借助跨文本视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迥异于以往熟知的西游世界，它们和百回本系统的故事遥相呼应，但又自成体系，它们可能负载于壁画（水陆画）、可能承载于仪式剧的文本，至今不绝如缕，在各地流传，成为隐秘的民间传承。西游故事就是这样，一方面是百回本故事光芒万丈，魅力无限，在主流文化中传承不息；一方面是另一类看似不起眼的西游故事，它们可能静静伫立于某一石壁，附着于某一帛面，同样在讲述自己的西游故事，它们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经典生成过程中的多元变化，并不是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有进入核心聚光灯下的机会，它们默默承担着自己的使命。借用跨文本视阈、跨学科交融，使用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跨越地域局限，我们对西游故事的生成会有更深的领悟。

（原载《文学遗产》2022年第4期，有改动）

---

[1] 参见苗怀明：《二十世纪〈西游记〉文献研究述略》，《学术交流》2004年第1期。

[2] 崔小敬、梅新林：《〈西游记〉文献学百年巡视》，《文献》2003年第3期。

[3] 如苗怀明：《二十世纪〈西游记〉文献研究述略》，《学术交流》2004年第1期；郭健：《建国以来〈西游记〉主题研究述评》，《江淮论坛》2004年第2期；李蕊芹、许勇强：《近三十年“西游故事”传播研究述评》，《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3期；杜贵晨、王艳：《四百年〈西游记〉作者问题论争综述》，《泰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黄毅、许建平：《百年〈西游记〉作者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等。

[4] 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5] 陈大康：《〈西游记〉非吴承恩作别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6] 如《〈西游记〉与泰山关系考论》（《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从“钹”之意象看〈西游记〉作者为泰安或久寓泰安之人》（《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等较具代表性。

[7] 如《〈西游记〉成书过程探讨——从福建顺昌宝山的“双圣神位”谈起》，《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8] 参见《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19—1382页。

[9] 陈洪：《从孙悟空的名号看〈西游记〉成书的“全真化”环节》，《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10] 赵益：《通俗文学的作者属性及其文学意义——以〈西游记〉与全真教、内丹道的关系为中心》，《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

[11] 〔日〕矶部彰：《闽斋堂刊〈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の版本》，载矶部彰编《庆应义塾图书馆所藏闽斋堂刊〈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の研究と资料》（上），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ソタ一丛书，第19号，2006年。

[12] 王裕明：《〈西游证道书〉成书年代考》，《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4期；曹炳建：《〈西游证道书〉评点文字探考》（上）（下），《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2期。

[13] 梁淑芳：《〈西游原旨〉内丹思想初探》，《全真道研究》2016年00期。

[14] 吴圣燮：《清刻〈西游真诠〉版本研考——〈西游记〉版本史之一》，《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4期。

[15] 郭健：《〈西游记评注〉：被忽视的清代评注本收官之作》，《文学遗产》2021年第1期。

[16] 郭健：《清稿本〈西游记记〉作者、批语及价值考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7] 张怡薇：《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53页。

[18] 邬晗来：《法国知识空间中的〈西游记〉：从耶稣会士到泰奥多尔·帕威》，载《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0年第3期。

[19] 王燕：《德译〈中国童话〉与〈西游记〉学术探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20] 荣荣、聚宝：《蒙古国所藏四种蒙古文〈西游记〉考论》，《民族翻译》2020年第3期。

[21] 如木村淳哉：《中国明代四大小说在日本的传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中文系，2009年；宋贞和：《〈西游记〉与东亚大众文化》，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中文系，2010年；黎亭卿：《中国古代小说在越南——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13年；谢冰玉：《神猴：印度“哈奴曼”和中国“孙悟空”的故事在泰国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刘清涛：《〈西游记〉的朝鲜传入与文人评价》，《明清小说研究》2020年第1期。

[22]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序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5页。

[23] “东北アジア研究”第5号拔刷，2001年，第197—226页。

[24] 〔日〕矶部彰：《闽斋堂刊〈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の版本》，载《庆应义塾图书馆所藏闽斋堂刊〈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の研究と资料》（上），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ソタ一丛书，第19号，2006年。

[25] 〔日〕矶部彰编著：《〈进瓜记〉原典と解题》，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ソタ一，2011年。

[26] 〔日〕矶部彰编著：《〈西游记〉画三种の原典と解题》，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ソタ一，2012年。

[27] 〔日〕矶部彰编著：《升平宝筏》，东北大学出版会，2013年。

[28] 《明清小说研究》2018年第2期。

[29] 见侯冲整理：《佛说受生经》，《佛说受生宝卷》，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二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30] 侯冲、王见川主编：《西游记新论及其他——来自佛教仪式、习俗与文本的视角》，台湾博扬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20年。

[31] 《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

[32] 侯冲、王见川主编：《西游记新论及其他——来自佛教仪式、习俗与文本的视角》，台湾博扬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20年。

[33] 《论后百回本时代“西游故事”的场上传播——以清代“牛魔王家族故事”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舞台蝶变：清宫大戏〈升平宝筏〉对〈西游记〉案头叙事的因与革》，《艺术广角》2019年第5期；《〈西游记〉在清代的文人重写与场上传播——以金兆燕〈婴儿幻〉传奇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34] 参见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张锦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年代考论》，《学术交流》1990年第4期。

[35] 如蔡铁鹰：《张掖大佛寺取经壁画应是〈西游记〉的衍生物》，《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周建：《张掖大佛寺取经壁画创作年代再探》，《文物鉴定与鉴赏》2010年第12期；于硕：《大佛寺西游记壁画内容与绘制时间推证》，《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

[36] 参见胡胜、赵毓龙辑校：《西游说唱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2页。

[37] 参见赵毓龙：《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38] 王富恩校注：第十四卷《剧本》，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莆田市委员会、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编：《莆仙戏传统剧目丛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

[39] 赵毓龙：《称引：〈西游记〉经典化的通俗文学路径》，《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40] 苏金成：《信仰与规范——明清水陆画图像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84页。

[41] 吴灿、胡彬彬：《新见〈西游记〉故事画》，湖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149页。

[42] 胡胜：《重估“南系”〈西游记〉：以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为切入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43] 胡胜：《叠加的影像——从宾头卢看玄奘在“西游”世界的变身》，《文学遗产》2020年第5期。

[44] 胡胜：《重估“南系”〈西游记〉：以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为切入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45] 赵毓龙：《中华文学版图中的“西游故事”演化》，《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46] 参见〔日〕中野美代子著，王秀文等译：《孙悟空的诞生》，《西游记的秘密》（外二种），中华书局，2002年，第410—420页。

[47] 胡胜：《小议“和合二仙”寒山、拾得与〈西游记〉的渊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48] 胡胜：《民俗话语中“西游”故事的衍变——以常熟地区“唐僧出身”宝卷为例》，《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49] 胡胜、赵毓龙辑校：《西游说唱集》，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