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朝鮮時代官方注杜研究
——以《纂注分類杜詩》爲主

引論

杜詩最晚在十一世紀八十年代就傳入朝鮮半島，此後，高麗朝（918—1392）文人作文贊頌杜甫，詩中化用杜詩，在詩話中評論杜詩藝術成就者衆多，李奎報（1168—1241）有次杜詩3題16首，鄭樞（1333—1382）有次杜詩7題11首。(1)李穡（1328—1396）以杜甫爲詩家正宗，認爲學詩必學少陵。(2)李仁老（1152—1220）肯定了“自雅缺風亡，詩人皆推杜子美爲獨步”(3)的現象，崔滋（1188—1260）認爲“言詩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4)略舉數例，足見杜詩在高麗朝已漸漸成爲學習的典範與衡量詩歌創作水準的尺度。但由李穡“遺芳賸馥大雅堂”，(5)李仁老以杜甫之偉大“在一飯未嘗忘君”之忠義，崔滋“言詩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等論述，又可看出高麗文人對杜甫及杜詩的評價明顯受到蘇軾、黄庭堅及宋人詩話的影響，(6)較少創見。

朝鮮朝（1392—1910）推行“排佛崇儒”的國策，杜甫“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7)他自稱“儒生”、“老儒”、“腐儒”，以儒者自居，其忠君憂國、濟世愛民、己飢己溺的精神正是儒家思想的踐行，因此，尊奉儒學的朝鮮君臣都很推崇杜甫，大力倡導杜詩，爲杜詩在朝鮮朝的進一步傳播與發展創造了條件，具體表現有以下兩點：

首先是刊印已有的杜詩集，如世宗十三年（1431），刊印《杜工部草堂詩箋》，尹祥（1373—1455）跋云：

惟子美詩，上薄風雅，下該聲律，而其愛君憂國之念，忠憤激厲之詞，未嘗不本於性情，中於音節，而關於世教也。……歲庚戌（世宗十二年，1430）冬，總制曹公致受觀風之任於是道，慨然有興詩教之志，旁求杜詩善本，得《會箋》一部於星州教授韓卷，欲繡梓而廣其傳。越明年秋，聚材鳩工，囑於密陽府使柳君之禮監督。自八月始事，至十一月而斷手焉。(8)

尹祥跋文提及三人：曹致、韓卷、柳之禮。據《世宗實録》記載，曹致於世宗十二年九月任中軍總制，十二月又兼任慶尚道監司，星州、密陽爲慶尚道所轄地區，韓卷時任星州教授，柳之禮時任密陽府使。(9)曹致從韓卷處求得《草堂詩箋》，有感於杜詩愛君憂國、有關世教，欲將其刻印傳播，並讓柳之禮監督執行。文中三人都是朝廷官員、地方政要，他們的引導推動，必然會提升《草堂詩箋》的地位，並刺激它的進一步流傳。

此後，除《杜工部草堂詩箋》外，朝鮮朝還先後刊刻過《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詩史補遺》《杜詩范德機批選》《虞注杜律》、單復《讀杜詩愚得》《趙注杜律》《須溪先生批點杜工部排律》《須溪先生批點杜工部七言律詩》等中國的杜詩版本，有的還多次重印。(10)早在中宗朝（1506—1544），在討論是否要將從中國收集購買的書籍印頒時，金安國（1478—1543）就認爲“杜詩注解四册。我國多有印本，不必印出”。(11)雖不知此處的杜詩注解是何版本，金安國認爲此書印本甚多不需重複刊印則很明確。除了來自中國的杜詩版本，還有朝鮮人自己注、譯、選的杜詩版本，如《纂注分類杜詩》《分類杜工部詩諺解》《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杜陸分韻》《二家全律》《杜陸千選》等，據沈慶昊列表統計，朝鮮時代刊刻各種杜詩版本達五十八次之多。(12)

其次是透過王室之力，對杜詩進行編纂、注釋、翻譯等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世宗二十五年（1443），據《世宗實録》記載，是年四月：

命購杜詩諸家注於中外。時令集賢殿參校杜詩諸家注釋，會粹爲一，故求購之。(13)

命檜巖住持僧卍雨移住興天寺，仍賜衣，令禮賓供三品之廪。卍雨及見李穡、李崇仁，得聞論詩，稍知詩學，今注杜詩，欲以質疑也。(14)

世宗令集賢殿諸臣及當時杜詩學者編纂、注解杜詩，並於次年完成《纂注分類杜詩》，這是東國的第一部杜詩注解本，影響深遠，問世後曾九次重印，(15)也成爲在東國流傳最廣的杜詩集之一。

第二次是成宗十二年（1481），成宗又命柳允謙（1420—？）等用諺文翻譯注解杜詩，形成《分類杜工部詩諺解》。金訢（1448—1492）《翻譯杜詩序》云：

惟上之十二年月日，召侍臣，若曰：“詩發於性情，關於風教，其善與惡皆足以勸懲人。大哉，詩之教也！三百以降，惟唐最盛，而杜子美之作爲首，上薄風雅，下該沈、宋，集諸家之所長而大成焉。詩至於子美，可謂至矣，而詞嚴義密，世之學者患不能通。夫不能通其辭，而能通其訣者，未之有也。其譯以諺語，開發藴奥，使人得而知之。”於是臣某等受命，分門類聚，一依舊本，雜采先儒之語，逐句略疏，間亦附以己意。又以諺字譯其辭，俚語解其義。向之疑者釋，窒者通，子美之詩至是無餘藴矣。(16)

曹偉（1454—1503）亦云：

成化辛丑（1481）秋，上命弘文館典翰臣柳允謙等，若曰：“杜詩，諸家之注詳矣，然《會箋》繁而失之謬，須溪簡而失之略。衆説紛紜，互相牴牾，不可不研覈而一，爾其纂之。”於是，廣摭諸注，芟繁釐枉，地里、人物、字義之難解者，逐節略疏，以便考閲。又以諺語譯其意旨，向之所謂艱澀者，一覽瞭然。(17)

成宗認爲通行的杜詩各家注過於蕪雜，或太繁或太簡，且錯謬甚多，於是令金訢、柳允謙等文臣綜合各家注本，將杜詩分門别類，並用諺文翻譯梳理，使杜詩更易理解接受。用諺文翻譯杜詩，進一步擴大了杜詩的影響以及在朝鮮社會的傳播。

第三次是正祖（1777—1800在位）時期，他將杜甫、陸游合爲一體，經其“御定”者有《杜律分韻》五卷、《陸律分韻》三十九卷（合稱《杜陸分韻》，刊本）、《二家全律》十五卷（寫本）、《杜陸千選》（刊本）八卷。前兩種完成於正祖二十二年（1798），《千選》完成於次年。正祖《杜陸千選》序云：

夫子（指朱熹）又嘗曰：“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夫子，亞聖也，於人物臧否一言重於九鼎，而其稱道杜工部乃如此者，豈非讀其詩而知其人也歟？如陸務觀，與夫子同時，而夫子尚許之以和平粹美，有中原昇平氣象，則當今之時，等古之世，教其民而化其俗，捨杜、陸奚以哉？(18)

對杜甫、陸游的人品及詩作評價都很高。由於君王的大力倡導，杜詩的經典地位也就被“欽定”了。

以上數種杜詩注本、譯本及選本都是在君王的主導下完成的，但在杜詩史上的意義並不相同。《分類杜工部詩諺解》用諺文翻譯杜詩，對杜詩的普及推廣有一定作用。但朝鮮知識階層對諺文一般比較輕視，認爲這是下層民衆及女性用的文字，許多男性知識人根本就不學（至少是宣稱不學）諺文。金長生（1548—1631）是朝鮮大儒，當有人拿著《家禮諺解》向他請教時，他因爲“昧諺文”，根本無從指導。(19)理學家宋浚吉（1606—1672）發現《家禮諺解》一書中有很多錯誤，想向父親求教，但他的父親“未習諺字，不能一一看過”。(20)另一理學家朴世采（1631—1695）説自己“不識諺字”，(21)漢文學造詣極高的文人朴趾源（1737—1805）公然宣稱：“吾之平生，不識一個諺字。”(22)所以諺解杜詩在朝鮮士人中影響並不大，甚至有人認爲諺解是對杜詩的極大破壞，如李德懋（1741—1793）云：“韓退之集注家五百，蘇子瞻集注家九十六，囂囂汩汩，不勝其瑣，反有失於本旨者，亦季叔之事也。至東國《杜詩諺解》而其弊極矣。”(23)據沈慶昊統計，此書在問世後只重刻過兩次。另外三種杜詩集《杜陸分韻》《二家全律》《杜陸千選》，爲正祖“御定”，問世比較遲，加上正祖在三書完成後的不久1800年即去世，未能對三書加以推廣，所以三書的影響也比較有限（詳見第六章）。綜合而論，由朝鮮王室主導注釋、翻譯、編選的數種杜詩集，《纂注分類杜詩》作爲朝鮮的第一部杜詩注本，對杜詩在朝鮮朝的傳播與影響有著更爲深遠的意義，有必要進行深入研究。

關於《纂注分類杜詩》（以下簡稱《纂杜》，韓國以會文化社1992年刊本）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如：一、當時有哪些人參加了纂注杜詩的工作；二、“杜詩諸家注”有哪些；三、朝鮮文人在纂注杜詩的過程中做了哪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