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复出独家见闻录

1978年，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参与了《十月》杂志的创办（刚开始称“丛书”）。编辑部的人们都积极四出组稿。那时我对曾经挨过整、遭过难的文坛前辈，不仅确实同情，还总愿意为他们做点什么。在我的组稿对象里，他们是重要的对象。

那时候听说丁玲也回到了北京，住在友谊宾馆，为自己政治上翻身努力活动。从后来她自己及相关人士的回忆文章可以知道，她的平反历程并不那么顺遂，不是一步到位。我找到友谊宾馆丁玲住处，跟她说我是《十月》编辑，是来向她求教，跟她约稿的。她怀疑地望着我说：“我的东西你们能发表吗？恐怕落伍了吧？”我说：“哪能呀？《十月》的读者如果见到您的作品，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呢！”她就说：“我倒是有现成的一篇。不过，给人家看过，人家不愿意就这么发表。”我说：“怎么会不愿意呢？您拿给我们去发吧。”她犹豫了一下，打开书桌抽屉，拿出一篇稿件来，却没有马上递给我，仍然说：“我怕你们年轻编辑看了，觉得我这种东西老旧。”停了停她又说：“人家说结尾写得不好，让改呢。”我说：“就给我们拿去发吧。”于是她把那篇稿子递给了我。回到家，我展读。那篇散文叫《杜晚香》，写一位北大荒的女劳动模范。从题材和叙事方法上看，它确实属于“文革”前看惯了的那类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但丁玲毕竟是丁玲，她的文稿有着并非刻意而是自然流露的个人风格。以前的这类作品往往以激情洋溢取胜，她这篇却非常冷静，似乎拙朴，却颇隽永，其结尾我不但没觉得不好，反而觉得是水到渠成。于是当晚我就在家里斗室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看了《杜晚香》的感受，认为这样的作品在《十月》上刊登是非常合适的，读者也早就期待着她的复出。第二天，我到了编辑部就跟“领导小组”其他成员汇报了情况，大家都很高兴。几个人看过以后，都认为不必修改，我就立即编发。过两天我再附一封短信，寄出了那晚给丁玲写的长信。那一期（应该是《十月》的第二辑）的稿件基本上审定，即将送往印厂付印。

就在这关口，出现了戏剧性的情况。一天晚上，我当时所住的那个小院门口忽然开来一辆小轿车，里面下来一个人，进院就问：“刘心武住在哪屋？”邻居指给他看的同时，我也闻声迎了出去。来的是刚刚恢复活动的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葛洛。此前我已经认识了他，他那时也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主编由于张光年调去当中国作协一把手，已经换成李季）。他怎么大老晚的跑我家来了？葛洛来不及进屋就问我：“丁玲的《杜晚香》在你手里吗？”我说：“我已经编发了。稿件现在在编辑部。”他气喘吁吁地说：“那就快领我们去你们编辑部。”我莫名惊诧：“编辑部早没人了呀。恐怕整个北京人民出版社除了传达室看门的，全走光了。什么事这么急？明天再去不行吗？”葛洛严肃地说：“明天就晚了，必须今天，现在！走，你坐上我的车，咱们边走边说。”就这样，我跟他上了那辆小汽车。我告诉司机怎么往编辑部所在的崇文门外东兴隆街开。车子行驶中，葛洛告诉我，几个小时前，中央给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说已决定给丁玲平反，书面通知随后会到，但现在必须立即安排丁玲复出的事宜，就是火速在即将出版的一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她的作品。而丁玲本人表示，她现成的作品就是《杜晚香》，而《杜晚香》前两天被《十月》的刘心武拿走了，还收到刘心武的信说已安排在《十月》上刊发。葛洛说，丁玲复出的首发作品，必须由《人民文学》来发，这是中央的指示。他连连叹息，说其实他们杂志的一位编辑在我之前去过丁玲那里，丁玲把《杜晚香》给了她，没想到她很快退稿，说质量不够，要丁玲有了质量高的作品再给《人民文学》。“你看，把事情弄成了这样！”葛洛的口气很懊丧。我说，丁玲复出的首发作品由《人民文学》刊登，这我理解。但这事光跟我说不行啊，需要通知《十月》的“总头头”甚至出版社的“总头头”才行啊。我一个人怎么能把编好待发的《杜晚香》抽出来交给你们呢？他说你今天的任务就是让我们拿到《杜晚香》，其他的事情我们自然会跟你们出版社领导乃至北京市协调，肯定不会给你个人造成任何麻烦。车子开到出版社门口，发现还有车子等候在那里，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严文井也来了。他怎么也来了？原来他也得到通知，中央决定为丁玲平反，他们出版社也要赶编赶印丁玲的书，书里也要收入《杜晚香》。我就领他们进入出版社楼里，拿我平日用的钥匙打开编辑部的门，取出了已经过技术处理的《杜晚香》原稿，葛洛与严文井如获至宝。至于他们在那个年代如何去复印分享，我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不待我汇报，出版社的诸领导都说已经知悉来龙去脉，“没什么好说的，丁玲复出国际关注，自然轮不到《十月》首发”。此事可谓当年中国大陆作家作品与政治交融的一大例证，可回味处甚多，但我现在回忆此事想特别强调的是，尽管后来丁玲与中国作家协会几位主要领导发生了许多摩擦，而我后来被调往中国作协担任了《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丁玲在风向对中国作协不利、我的处境不妙的情况下，仍在一次文学界的公开活动中感念那时被《人民文学》退改的《杜晚香》得到我的真诚肯定。她说：“我现在还保留着青年作家刘心武给我的信，或许有一天我会公布出来。”丁玲已去世多年，估计我写给她的那封信，仍可在她遗物里找到。

2009年3月19日

［附记：我当年给丁玲的两封信在其去世后已由其家属交现代文学馆保存，并已有研究者引用。我得以从引用者文章中转录下自己当年所写的这两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