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尚书·洪范》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篇核心经典文献，而“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洪范》或作《鸿范》。从字面看，“洪范”即大法之义，“洪范九畴”即治理天下的大法九类。本书分为“洪范大义”和“忠恕之道”两篇。上篇包括六章，即第一至六章，篇幅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三。下篇包括四章，即第七至十章，篇幅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二。自2012年至今，从写作、修改到文字润色，本书上篇断断续续经历了十一个年头。本书下篇原是一篇长文，写于2006至2007年。今年1至2月，笔者将其分解为四章，并作了一定的文字修改和润色。简言之，本书是围绕《洪范》大义及其治理哲学以及“忠”观念来展开论述的。
一
《尚书》，或称《书》《书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经典。在先秦古籍中，“《诗》《书》”或“《诗》《书》《礼》《乐》”常连言；“《诗》《书》《礼》《乐》《易》《春秋》”连言，亦见于郭店简《六德》《语丛一》和《庄子·天运》《天下》篇。《尚书》是六艺和五经之一。“六艺”本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者，是古代贵族修身和培养个人才能的六种科目；而经学意义上的“六艺”则指孔子所编述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典籍，汉代以此六学教人，故汉人称之为“六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反映了此一情况，《汉书·艺文志》的“艺”字即指此六艺。六艺有经传之分，去其一而立于学官，并为博士所职，即为五经。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是为经学元年。据《史记·儒林列传》，武帝所置五经为《诗》《书》《礼》《易》《春秋》。不过随着经学的开展，五经的次序有陟降。据《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其次序为《易》《书》《诗》《礼》《春秋》。《易》居五经之首，而《诗》降居次三，时当元成之世。
据《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艺文志》《儒林传》，西汉《尚书》已有今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出自伏生壁藏，至汉宣帝时，“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出自孔壁，与伏生所藏相较“得多十六篇”；孔安国献之于朝廷，但是没有列于学官。经永嘉之乱，《尚书》丧亡。今所见《尚书》五十八篇（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蔡沈撰《书集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乃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梅赜《古文尚书》系伪书，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已力证之。但所幸，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已收入梅本中。
《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别是《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以上为《虞夏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以上为《商书》；《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以上为《周书》。需要指出，伪《古文尚书》将《尧典》分出《舜典》，将《皋陶谟》分出《益稷》，将《顾命》分出《康王之诰》，将《盘庚》分为三篇，即将《今文尚书》的二十八篇析成三十三篇。
《洪范》本属《商书》，1司马迁即抄入《史记·宋微子世家》，今本《尚书》则编入《周书》。《洪范》编入《周书》，也有一定根据。据《洪范》序论，此篇《尚书》文献本是对箕子回答武王“彝伦所以攸叙”问题的记录，故《洪范》是周人治理天下的思想大纲和蓝图。《洪范》的文本结构可分为三个部分，自“惟王十有三祀”至“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为《洪范》序论，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极”为洪范九畴总叙，自“一五行”至“六曰弱”为洪范九畴分叙。
“尚书学”概念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尚书学，是从学术研究来说的，其对象包括对于今古文《尚书》所有篇目及相关出土文献的研究。狭义的尚书学则是从经学来说的。从《尚书》经学的建立及其诠释史来看，狭义的尚书学只包括洪范学和禹谟学。其中，洪范学更重要，贯通于整个尚书学史；而禹谟学则以所谓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心传，是宋儒开出来的新尚书学传统。不过，由于《大禹谟》本身是伪书，经阎若璩证伪以后，其经学价值和意义即大大降低。所以严格说来，狭义的尚书学只有洪范学。尚书洪范学影响中国思想两千余年。目前，学界往往将学术层面上的“尚书学”与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学”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学”与“艺”不分，“艺”与“经”不分，致使经书成为了十足的史料，前一义的尚书学大行其道，这是令人深感痛惜的。王阳明曰：“经，常道也。”（《尊经阁记》）戴震曰：“经之至者，道也。”（《与是仲明论学书》）《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曰：“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这些说法，与古说相合。《说文·糸部》：“经，织〖从丝〗也。”“经”本指织布机上的纵丝，引申之，“经”有“常”“道”“法”“理”诸义，2经书的“经”字即用此义。所谓经，从形式看有其辞文，从内容看有其至理至道，很显然常道、常法、常理是“经”的骨干和灵魂。在《尚书》经学史中，只有《洪范》和伪书《大禹谟》可以作为常理、常道和原理（principles）来看。或者说，洪范九畴和所谓十六字心传是原理和至道，它们是《尚书》之所以为经学的全部奥妙所在。此外，《周书》所宣扬的“敬德以延命永命”说也具有一定的常理、常道意义，但因为散见于诸篇，且“敬德”为儒学通说，故从《尚书》学史来看，其专属的经学意义不及前两者。
本书即从此原理义的“经”概念出发，力图揭明《洪范》所包含的常理至道，阐明其大义。故本书首先是基于经学家的立场来进行写作的。
二
笔者研习《尚书》经历了三个阶段。1998年上半年为第一阶段。当时，笔者花费了三四个月时间研读了《尚书》文本，并读过一些相关研究著作。原本打算以《尚书》思想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但因为郭店简的出版，在导师的建议下，笔者迅速改作郭店简的思想研究。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为第二阶段。2012年上半年，笔者收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发来的“《书经》与中国政治哲学起源”会议的邀请函，随后于下半年撰写了一篇关于《洪范》著作时代的考证文章（见本书第一章）。2013年上半年，笔者又写作了一篇长文，约七万字，梳理和论述了《洪范》的文本问题及其思想。2015年至今，笔者再对这篇约七万字的长文作了修改和扩充，推衍为五章（见本书第二至第六章）。相较于2012、2013年的稿子，笔者研究《洪范》的文字（前六章）增加了一倍多。
本书上篇第一章为《〈洪范〉的作者及其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第二章为《〈洪范〉大义与汉宋诠释》，第三章为《〈洪范〉的政治哲学：以五行畴和皇极畴为中心》，第四章为《儒家修身哲学之源：〈洪范〉五事畴的修身思想及其发展与诠释》，第五章为《论〈洪范〉福殛畴：手段、目的及其相关问题》，第六章为《〈洪范〉八政等五畴略论》。其中，第一章发表于《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第二章发表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三章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五章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需要指出，上述已发表论文的标题与本书章题略有差异，敬请读者注意。
《洪范》属于治理哲学，在性质上与西周流行的革命说不同。《洪范》是殷周治理天下国家的大纲大法，是当时治理经验和政治智慧的高度总结，是中国治理哲学之源和王道之祖。本书上篇第一章重新考证了《洪范》的著作时代，提供了大量新证据；第二至第六章深入发掘和阐述了洪范九畴的大义，特别研究了五行畴、五事畴、皇极畴、福殛畴的文本、思想及其相关问题，并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梳理了汉宋洪范学。与类似著作相较，本书在观点和论证上取得了两点突破：一是提供了大量新证据，更有力地论证和维护了《洪范》为周初著作的观点；二是以经学（原理）为本位，研究和发掘了《洪范》本身的思想内涵及其相关问题。本书全面超越了以往的《洪范》研究成果。与以往集中于《洪范》诠释学史或历史性的研究不同，本书意在探讨和揭明洪范九畴本身的思想。通过本书上篇，特别是第二至第六章的研究，笔者同时意识到，经学的研究和对经学的研究这两者应当分别开来。所谓经学的研究，即持经学家或哲学家的研究立场；所谓对经学的研究，即持史学家、文献学家或语言学家的立场。前者是对于经书大义或其所蕴含之“道”的发掘和阐明，而后者则是将经书作为史料、语料或某种材料来对待，然后研究某个边缘性甚至外在性的问题。本书第二至第六章的研究即主要基于前一种立场，笔者试图在当代学界树立起研究经学的另外一种样态，即“经”之所以为经的新样态。
经书及其注疏、解释，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同时还存在其写作的时代背景等问题，故研究它们，存在多种方法，如经学方法、小学方法和考据方法。现在，经学方法也可以叫作哲学方法，小学方法也可以叫作语文学方法，考据方法也可以叫作历史学方法。《尔雅》配经而行，是训诂经书文字的，属于小学方法。阎若璩《疏证》考证《古文尚书》的真伪，刘节《疏证》考证《洪范》的著作时代，这两种论著使用的都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洪范五行传》力图推明洪范五行大义，所以夏侯始昌使用的是经学方法。“传”对“经”而言，从方法上来看，其体例即要求它是对于经书大义的揭示和推阐。笔者所谓经学方法，是将经作为经来看待的方法，是发明和推阐其大义、常道的方法。从本质上看，经学即明道和传道之学。经书及其注疏的语文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是对于经书及其注疏的经学研究的辅助。不懂得用经学方法来看待和研究经书经学，即不懂得经之所以为经者。本书即重在阐明《洪范》的大义，将其作为尚书学的一种诠释原理来看待。
由于经书文本简约，辞意幽微、深奥，故本书亦适当采用寻流探源法，以彰显《洪范》大义。源与流是相对关系。本书对于汉宋相关诠释的梳理在较大程度上即是为了彰显和确定《洪范》本身的经义。
三
“忠”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重要政治伦理观念和德行伦理观念。上文已指出，本书下篇原为一篇长文。初稿的前半写于2006年8月，后半写于2007年2月和5月，总计约十一万字。当初，为何写作此文？对此问题，笔者现在已经想不起其具体原因了，可能因为那时本人对“忠”“孝”一类观念颇感兴趣吧！这篇长文写成后，经过简单修改，即以“春秋战国时期‘忠’观念的演进——以儒家文献为主线兼论忠孝、忠信与忠恕观念”为题发表在《学鉴》第2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上。2014年7月27日，笔者在贵阳孔学堂作“中国古代的‘忠’观念及当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的讲座，及2016年5月14至15日在深圳大学作“国学运动与现代中国人身份的认同”的会议发言，都参考了这篇文章。最近，笔者将小文裁划为四章（即本书第七至第十章），花费了大约二十天时间作了文字润色和修改。
本书下篇第七章为《春秋时期的“忠”观念》，第八章为《战国儒家的“忠”观念》，第九章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忠”观念》，第十章为《结语：春秋战国时期“忠”观念的开展》。通过此四章的梳理和叙述，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诸子的“忠”观念，揭示和阐明了其内涵的发展和变化，并着意讨论了“忠信”“忠恕”和“忠孝”这三对观念。本书很重视“忠”观念的出现、变化及其提升的问题，以及重视“忠”“孝”二者的历史张力问题。本书第二部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如对于郭店简“忠”观念及对于先秦诸子“忠”观念的研究，这是他人未曾做过或者很少尝试的。另外，需要指出，将“忠”作为政治伦理和德行伦理的一个重要美德观念来看待，这是笔者写作后四章的一个基调。
本书属于清华大学文科振兴基金基础研究后期资助专项“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课题编号：2021THZWHQ06）的成果。博硕士生季磊、王政杰、赵乾男、丁亮皓、胡晓晓、马兵、赵卓凡和周心仪承担了本书引文校对的任务。特此感谢！
是为序。
丁四新
壬寅年惊蛰于北京学清苑
1 《左传·文公五年》：“《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同书《成公六年》：“《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同书《襄公三年》：“《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说文·卜部》
字：“《商书》曰：‘〖曰〗贞曰。’”同书《歺部》殬字：“《商书》曰：‘彝伦攸殬。’”同书《林部》
字：“《商书》曰：‘庶艸
。’”同书《女部》
字：“《商书》曰：‘无有作。’”
2 参见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40—17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