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洪范》的著作时代

与作者问题相较，民国以还，学界对于《洪范》著作时代问题的讨论兴趣明显浓厚得多。因为后一问题对于这篇文献的史料价值影响更大、更关键。不过，几经辩驳，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逐渐形成了非常一致的意见，重新肯定和论证了《洪范》是周初著作。而这一点，又在较大程度上即意味着箕子是此篇经典文献的作者。

一、从归类的角度来看

通观近半个世纪以来学者对于《洪范》著作时代的考证，可知其相关叙述是递相因袭、大同小异的。2002至2012年又形成了研究此篇著作的一个小高潮，这就是豳公盨铭文的释读和研究，以及多篇相关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9纵观这些研究成果，笔者不得不指出，徐复观和刘起釪两位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起了关键作用，并且前者的贡献超过了后者。现以最近发表的张华博士学位论文《〈洪范〉与先秦思想》和已出版的黄忠慎《〈尚书·洪范〉考辨与解释》一书为基础，10再做简要复述，以见其大体。

张、黄二人在其著作中都对民国以来的各种相关观点，按照诸氏所断定《洪范》之著作时代的先后作了详细的梳理和分别。张华分别出六类：（1）夏商说，见于张怀通的论述。11（2）商代说，见于刘起釪、曹松罗的论述。12（3）西周说，王国维首先肯定周初说，其后陈蒲清对周初说作了系统论证；李军靖则认为作于西周中期，李行之认为作于西周后期。13（4）春秋时代说，刘起釪又认为《洪范》经过后来的“层累地加工”，不过其“至迟不晚于春秋前期”；杜勇则认为《洪范》“成书于春秋中叶”。14（5）战国时代说，童书业主张战国初期说，张西堂主张战国中世说，刘节主张战国末季说。15（6）汉初说，这是汪震的主张，他认为“《洪范》大约是伏生伪造的”。16

黄忠慎则别作四类：（1）“有谓作于西周之初者”，西汉至民前儒者均同于此说。（2）“有谓作于康王之后，战国之前，或春秋时代，孔子之世者”，李泰棻主张此说。17（3）“有谓作于战国初年者”，屈万里主张此说。18（4）“有谓作于秦统一以前，战国以后者”，刘节主张此说。19（5）“有谓战国末年晚出者”，钱穆、于省吾主张此说。20在分类梳理和叙述的过程中，张、黄二氏随文作了批评，其中黄忠慎的批评篇幅更大。黄氏同意徐复观先生的意见，而张氏则认为它是周初史官所作。21

比较起来，张华虽然比较全面地梳理了中国大陆（内地）的相关观点，但是他对于台港地区的成果无一述及（李军靖的综述也是如此）。黄氏则正好相反，他虽然综述了台港地区的学人成果，但是对于近三十余年中国大陆（内地）的相关成果却无一提及。张、黄二氏的缺欠，皆因未能勤查图书之故。需要指出，黄书的写作时间较早，22但在正式出版时他似乎未作补充。

综合起来看，分类综述固然条理清晰，但是这样做容易导致叙述的平均化，在不同程度上掩盖了学者论证的重点和争论的焦点，因此分类综述难以揭示出近九十年《洪范》的考证线索来。

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学者对于《洪范》著作时代的考证，在近八九十年中是不断发展的。通过阅读相关文献，笔者确定，《洪范》篇的现代考证运动，是以刘节于1928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洪范疏证》一文为起点和支点的。23因此刘节的这篇文章应当成为叙述的重点或关键点。刘节论证的要点包括：（1）否定《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的叙述，并说箕子不可能于一岁之中往返于朝鲜和周京之间，因此武王不可能在十三祀那年“访于箕子”；（2）据梁启超有关阴阳五行说的论述，在断定《洪范》包含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刘氏认为“《洪范》与《五行传》本出一派人之手”，并据《荀子·非十二子》的思孟五行说，认为“此非荀子以前无《洪范》，即荀氏此语失所依据”；（3）认为肃、乂、哲、谋、圣五义皆有所本，“出于《诗·小雅·小旻》”；（4）认为“八政之目盖隐括《王制》之义”；（5）“王省惟岁”一段文本与《诗经》用韵不合，“师尹”在周为三公之官，而《洪范》“置之卿士之下”；（6）“王道荡荡”数句，墨子称引为《周诗》，“且其词与《小雅·大东篇》略同”；（7）“皇”训为君为王者，其义非古，“在春秋以前，皇决无训王，训君之说”，“亦可证《洪范》非春秋战国以前之作矣”；（8）《左传》著作之时代无定，且其“引《书》之句亦未必旧在《洪范》”。依照这些所谓论据和论证，刘节最后认为《洪范》的著作时代“当在秦统一中国以前，战国之末”，又说“当在《王制》既出，《吕氏春秋》未成之际”，更说“《洪范》为秦统一中国之前，战国以后阴阳五行家托古之说”。24刘文当时即得到了梁任公的高度肯定和大力表彰，25立刻引起轰动，并对此后延绵不断的《洪范》考证施加了持久的影响。

刘节《洪范疏证》一文的重要学术史意义，在于其基本论点和论证构成了此后《洪范》考证运动的焦点。对于《洪范》的考证焦点，张华有很好的概括：“第一，主要思想是神治为主还是德治为主，抑或是兼而有之。第二， 五行内容，是原始五行还是受阴阳五行家影响下的五行。第三，与《诗经》里《小旻》《大东》等篇的因袭关系。第四，语言文字符合哪一时期的特点。第五，卜筮方法体现的时代特点。第六，先秦文献对《洪范》的称引所反映出的断代讯息。”26除第一点外，张氏所述焦点皆为刘文首先所设难和提出。

纵观近八九十年的《洪范》考证史，笔者认为，刘节以下、1960年以前为一大阶段。在此一阶段，学者的考证既受到刘文的激励，又明显地受其左右。不论是战国早期说（如童书业、屈万里），还是战国中期说（如张西堂），虽然对刘说有所批评，但是都呈现出一种折中、调和的态势，实质上是配合或支持刘节说的。1961年，徐复观写成《阴阳五行观念之演变及若干有关文献的成立时代与解释的问题》一篇长文，27将学术批评的矛头对准梁启超、刘节和屈万里三人，完全突破了他们的限囿，对三氏的相关观点和论证作了全面、彻底的批驳。28应当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式标志着《洪范》著作时代问题的考证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徐复观说：“它（指《洪范》——引者）经过了箕子及周室的两重整理。又其次是由于传承的学者所作的小整理。”29这肯定了《洪范》基本上为周初之作。现在看来，徐复观先生的批评绝大多数是有效的。

大约二十年后，顾颉刚的高弟、尚书学专家刘起釪先生写成了《〈洪范〉成书时代考》一文。30刘起釪这篇长文无疑也是针对刘节观点的，批驳可谓甚力，完全否定了后者的观点。他的结论是这样的：“现在所见到的《洪范》，正是经过层累地加工，经过周代史官粉饰过的，所以其中有他们加工润饰时顺手带进去的东西。不过大都是西周或东周初期所加，至迟不晚于春秋前期。”31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刘起釪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了其师顾颉刚“层累地加工”说的影响。此后，大陆学者还发表了许多相关考证文章（参看“中国知网”），但是成绩均未能超过此文。总之，自徐复观、刘起釪二篇长文发表后，关于《尚书·洪范》篇的作者及著作时代，汉语学界逐步回归理性及传统说法。32自刘文在1980年发表后，大陆学者似乎再也无人敢著文说《洪范》是战国著作了。

通过徐复观、刘起釪等人的考论，如下成果是特别重要的：（1）作为证明《洪范》早出的《诗·小雅·小旻》的相关文句及《左传·文公五年》《成公六年》两条引“《商书》曰”的有效性，重新得到了有力的肯定；（2）此外，伪孔《传》、孔《疏》、蔡《传》以《吕刑》之“三德”（“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为《洪范》之“三德”，33这个注解在中国大陆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

三、对刘节观点的具体批驳

既然《洪范》著作时代的问题完全是由刘节《洪范疏证》一文挑起的，那么除了上文的综述外，笔者认为颇有必要再就此文观点及其论证作出简明扼要的直接批驳，以便让读者更直接地看到其错误所在。（下文的批驳，综合了徐复观、刘起釪等人的论述，但为了行文简洁起见，笔者一般不再详加引证，列明出处。）

其一，刘节否定《洪范》“惟十有（又）三祀，王访于箕子”的说法，这其实是由他对《史记·殷本纪》《周本纪》和《宋微子世家》相关材料故作误解所造成的。《史记·宋微子世家》曰：“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同书《殷本纪》曰：“周武王伐纣，释箕子之囚。”同书《周本纪》曰：“（文王受命之十二年二月）命召公释箕子囚。”第一条材料没有指明武王“访问箕子”的具体时间，第二、三两条材料说明了武王在克殷的当年即命令召公“释箕子囚”，由此推断，武王册封箕子亦当在此年。可是刘节却将第一条和第二、三条材料搅合起来，于是得出了所谓“武王访问箕子正当克殷之年，其时正当十二祀之二月也”的说法。《史记·周本纪》又曰：“武王既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刘节认为此所谓“后二年”指“十四祀”，而非《洪范》所谓“十三祀”。其实，此“既克殷后二年”乃就武王克殷之当年而言之，正指“十三祀”。在以上误解的基础上，刘节又认为箕子封于朝鲜，去京城数千里，“能于一岁之中往而返，来朝于周，此说之必不可通者也”。34这种说法其实是他的穿凿，司马迁哪里说过箕子受封之后随即前往封地朝鲜呢？

其二，刘节认为“《洪范》与《五行传》本出一派人之手”35，这其实是滥用梁启超观点的结果。梁启超认为阴阳五行说起于战国以后，大体说来是不错的。可是刘节先认为《洪范》的五行说即为此种阴阳五行说，然后据梁说，又结合《荀子·非十二子》篇，进而断定“荀子以前无《洪范》”。36然而问题正在于，《洪范》的五行说真的即是战国兴起的那种阴阳五行说吗？其实，刘节对于《洪范》五行说之性质的判断是错误的。《洪范》的五行说尚处于初步阶段，即处于所谓五材说或五实说的阶段。春秋至战国时期逐步丰富、发展起来的那些五行说内容，不但从《洪范》本文看不出来，而且在殷末至西周时期是不存在的。

其三，刘节认为肃、乂、哲、谋、圣五义“出于《诗·小雅·小旻》”，进而认定《洪范》晚出。他说：“肃、乂、哲、谋、圣，五义亦有所本，盖出于《诗·小雅·小旻》。其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此所言，并无时雨休征之义。且《诗》义有六，此节其五，其为袭《诗》，显然有据。”37《洪范》五事畴与《诗·小旻》的关系，毛《传》、郑《笺》、孔《疏》已发其覆，宋人朱熹、王应麟等都肯定《诗·小旻》为《洪范》之学。38刘节的意见正相反。由于受到维新闻人梁启超的高度肯定，刘说遂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39其实，刘节的论证十分简陋、脆弱，等同于武断地宣称其观点。而刘说的不可信，学者已反复驳正之。40总之，应当是《诗·小旻》因袭了《洪范》肃、乂、哲、谋、圣“五义”。41

其四，刘节又据《墨子·兼爱下》引皇极畴作“《周诗》曰”，推断《洪范》晚出。《墨子·兼爱下》云：“《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前四句，见于《洪范》皇极畴，42但不见于《诗经》；后四句，见于《诗·小雅·大东》篇。43刘节即据此评论道：“惟《墨子·兼爱篇》称引‘王道荡荡’等四句曰‘《周诗》’，显见此数语为春秋战国间颇流行之诗。墨子于《书》最熟，且所引皆历举篇名，如言《泰誓》《禹誓》《汤说》之类。假使此数语确在《洪范》，墨子决不名之为诗。且其词与《小雅·大东》篇略同……其为古诗，当无疑义也。”44进而，他否定《洪范》早出。现在看来，刘节的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因为孙诒让早已指出，“古《诗》《书》亦多互称”（《墨子间诂·兼爱下》），“古书《诗》《书》多互称”（《墨子间诂·尚同中》），“古者《诗》《书》多互称”（《墨子间诂·明鬼下》）。45另外，在笔者看来，《墨子·兼爱下》引《周诗》的前四句与后四句，不当归之于同篇（刘节认为此八句都属于《诗·大东》篇），因为二者不同韵，文意也有别。

其五，刘节否定《左传》引述《洪范》文本的证明效力，但其论证无疑沾染上了浓重的“莫须有”色彩。《左传》三引《洪范》，一曰：“（宁嬴曰）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文公五年》）二曰：“（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成公六年》）三曰：“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襄公三年》）前两条，为史官所记；宁嬴、或人引《商书》，分别在公元前622年和公元前585年。后一条，出现在“君子曰”的评论中。通常认为，《左传》的“君子曰”“君子谓”等为后人编入，代表了作者本人的意见，不是当时史记的实录或再编。根据前两条所引“《商书》曰”，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洪范》应作于春秋中期以前。但是，刘节却说：“《左传》著作时代既无定说，且引《书》之句亦未必旧在《洪范》。”46以此莫须有的理由来否定《洪范》出于春秋之前，足见刘节的论证不够高明，不够实诚。春秋时期，各国皆有史记（多称《春秋》），《左传》即出于鲁《春秋》旧史，且其编定下限，距离汲冢竹书《师春》的抄写当有一段较长时间。汲冢竹书大概是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稍后的墓葬品，而《师春》乃“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47据此，刘节将《洪范》判定为战国末季的著作，是十分荒唐的。

此外，刘节说“王省惟岁”一段文本与《诗经》用韵不合。48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他其实不通《诗经》的韵例。刘氏还说“皇”在春秋、战国以前“决无训王，训君之说”49。这个意见也是不对的，他大概没有遍检《诗》《书》故训。刘氏又说“八政之目盖隐括《王制》之义”50。他的这个说法几近信口雌黄，并无证据和证明，只是单凭一己之臆度，预先颠倒经典文本的先后著作时间罢了。另外，刘氏说《洪范》所谓卜之五法与钻灼之法不同，并据此认为它们大概是“战国时阴阳五行家附会”的结果。51他的这个说法其实也是无稽之谈，所谓“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乃指五种兆象，而兆象是钻灼卜骨的结果。两者不是类比关系，而是因果关系。

根据以上批评可知，刘节否定箕子作《洪范》的传统看法，而强行将其著作时代拉至战国末季的做法，除了迎合当时的疑古思潮，而故作惊世骇俗的异论外，实际上并没有提供什么真实可靠的证据、论证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