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自1997年英国工党政府最早提出“创意产业”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来，创意产业引起许多国家的重视，文化产业领域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如今20多年过去了，各国关于文化产业的规制都已纷纷出台，相关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英国提出的“创意产业”概念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引发了不同的响应，“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都被提出，甚至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官方和业界都有不同的指称，还有一些国家如日本、美国以“内容产业”“版权产业”等概念来替换。关于文化产业的行业分类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联合国、英国、韩国、中国对文化产业的分类各有不同，各有理据。可以看出，文化产业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实践先行”的特征非常明显。

文化产业是交叉融合的新兴领域，有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带来多元化的研究框架和思路。文化产业研究学者戴维·赫斯蒙德夫在其名著《文化产业》中对这些研究框架和思路做了概括，包括文化经济学、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文化社会学、激进的媒介社会学/媒介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等。这些研究帮助我们跳出一般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的羁绊，借助历史的、政治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美学的等更为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文化产业的变迁及其与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关联，发现隐藏在社会生活内部更为生动、立体、系统的文化产业景观。

戴维·赫斯蒙德夫比较倾向于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透视文化产业。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是作为解释权力、名望和利益不平等的基本论据，而被消费和生产的”，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产业的主要贡献，“是将文化产业在多大程度上为权贵者利益服务这一论争纳入学术的论辩范围”，他认为，文化产业的所有权和控制力一直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中心主题。

当然，文化产业因其经济导向也被学者称为“文化经济”。廖世璋教授指出，“从研究领域来说，文化经济学开始是经济学的分支，以古典经济学方向讨论文化、艺术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后来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影响了文化经济学的思考”。所以，文化经济的研究取向至少有二：一是“经济学的文化经济学”研究取向，二是“社会学的文化经济学”研究取向。

由此可知，文化产业不同于普通的产业，其背后体现了“权力”“道德”“规范”等问题，涉及社会的公平和善良等基本问题；同时，由于文化产业被看作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甚至被以支柱产业为期许，其经济取向作用的发挥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上述问题处理得好，则可达到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双丰收；处理得不好，则是两败俱伤，消极影响深远。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阿多诺、霍克海姆等对“文化工业”的批评，到鲍德里亚等后现代思想家对流行文化的刻画，我们都能发现对于文化产业的上述反思。在当今社会，文化产业仍然是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选项，而且对其所开展的引导和监管工作都会特别加以重视。

“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比较早就在澳门一些社团中引发反响，并且政府也随即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推动，望德堂区创意产业园在2000年的规划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性案例。不过，政府真正系统地思考发展文化产业始于2007年。当年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第一次指出“澳门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使我们有条件考虑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要“提出符合澳门实际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文化产业政策大致包括出台政策法规、设置专门机构及进行资金补助三个方面。2007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澳门特区政府在这三个方面有计划地开展工作。2010年文化局内部设立“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厅”，随后特区政府成立了“文化产业委员会”，2013年底设立“文化产业基金”，2014年出台《澳门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框架》，至此，澳门完成了文化产业政策工具的全面布局。

在政府主导之下，澳门文化产业的产值、企业、从业人数逐年增加。不过由于人才、市场、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限制，目前澳门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澳门作为一个微型经济体，其产业的发展不可局限于本地，充分结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定位，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拓展市场，引进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根本途径。

2019年6月，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举办“澳门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下的澳门文化产业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澳门城市研究》2019年第1期“文化产业专刊”是以上述会议的优秀论文为主编辑而成。根据论文主旨，我们将其分别归入“国家战略与澳门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及“文化产业理论与新业态”三个栏目。论文作者来自内地和港澳知名大学，他们对澳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竞争力、文化金融以及文化产业新业态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所做的深入分析，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解和认知，对澳门相关政府部门和文化企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愿广大读者开卷有益。

澳门城市大学

《澳门城市研究》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