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晋初秃发树机能的反晋斗争

曹魏甘露元年至景元四年（256～263）之间，邓艾迁数万鲜卑于雍、凉两州，其中秃发鲜卑主要分布在河西（泛指黄河以西之地）。其居地，据《晋书·秃发乌孤载记》所记，大致是“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按《水经注》卷二《河水》记：“河水东北流，径安定祖厉县故城西北……又东北祖厉川水注之。水出祖厉南山，北流径祖厉县，而西北流注于河水。河水又东北径麦田城西，又北与麦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祖厉川即今甘肃靖远县南之祖厉河，此河入黄河后，黄河又东北流，即至麦田城，则地当在今靖远北、宁夏中卫县南。牵屯山，同书记：高平川（今宁夏苦水河）“又北径三水县（今甘肃平凉东北）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县西北二百里牵条山西”。按牵条山即牵屯山，又曰笄头山，地当在高平县（今甘肃平凉）西北二百里之地。湿罗，又作“汁罗”，据《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三年（422）正月条记：“秦征西将军孔子等大破契汗秃真，获男女二万口，牛羊五十余万头。秃真帅骑数千西走，其别部树奚帅户五千降秦。”同年四月条又记：“秦王炽磐以折冲将军乞伏是辰为西胡校尉，筑列浑城于汁罗以镇之。”下胡注：“汁罗盖即罗川之地。”《读史方舆纪要》卷六〇河州（治今甘肃临夏）条云：“列浑城，在州西南百八十里。”即今临夏西南百八十里。按罗川系契汗部所居，此部与居于青海湖北的鲜卑乙弗部相近，[14]《读史方舆纪要》所记不确，罗川应在今青海湖东。至于浇河，即今青海贵德；大漠，当指凉、雍二州北面的沙碛和草原，即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根据以上分析，知秃发鲜卑自迁入河西后，其主要游牧地区大致在东起今甘肃平凉西北的牵屯山、靖远北的麦田城，西至今青海湖东，南到今青海贵德，北接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秃发鲜卑自迁入上述河西一带之后，曹魏及晋初统治者是怎样统治他们的呢？史籍没有记载。但从《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等记汉、魏以来，对入居内地的匈奴等各部落的管理情况，可以大略推知。内云：汉代对入居内地的匈奴，“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至建安（196～220）中，曹操曾将入居山西北部一带的匈奴分成五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到晋初，还有一部分入居关中的氐、羌、卢水胡等，由晋朝设置“护军”进行管理，基本上保存了他们原部落的组织。[15]

曹魏及晋朝统治者对居于河西的羌、胡，则设“护羌校尉”加以领护，而羌、胡各部仍自有部帅。《三国志·魏书》卷二七《徐邈传》记：邈在正始元年（240）以前任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部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至于魏末迁入河西的秃发鲜卑部，统治者对其的统治，大致同于凉州的羌、胡。

到晋武帝泰始六年（270），以河西秃发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为首的西北各族，掀起了反对晋朝的斗争。树机能系匹孤曾孙，祖寿阗死后，即统率部众，史称其“壮果多谋略”[16]。树机能等为什么要反对晋朝统治者呢？原来自曹魏甘露元年（256）司马炎夺魏政权，建立晋朝后，加重了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比如，晋初对一般农民的剥削较曹魏初更为繁重。据《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记，曹操初定邺都（今河北临漳），“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匹而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到晋初泰始三年（267），则“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17]，田租增加近一倍，户调增加二分之一。晋初以来，兵役、徭役之征也日益繁重。泰始初傅玄上疏中就说：“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18]咸宁元年（275）傅玄子咸上言亦说：“然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可胜计。”所以，他大声疾呼：“以为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19]。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一遇有灾荒饥馑，农民必然起来反抗。

同时，晋初统治者对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使国内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魏、晋统治者对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的政策：一是加以利用，使之屯田或服兵役、劳役，有时甚至剥夺他们的牲畜和财物；二是歧视压迫，视之为野蛮人，处处加以防范，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前引《晋书·傅玄传》记泰始四年玄上疏中就说：“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事实真如傅玄所说的那样，迁入河西的鲜卑“必为害之势也”吗？《晋书》卷五二《阮种传》回答了这个问题。阮种说：

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障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

从阮种这番议论，知曹魏以来，北方和东北一些少数民族迁入内地，是“鲜有桀悍侵渔之患”，即与当地汉族相处得较好，很少有恃其强悍而侵夺他族、反叛朝廷之事。故傅玄所谓“胡夷兽心，不与华同”“必为害之势也”之类的话，不过是汉族统治阶级的歧视和污蔑之词。而河西秃发部之所以起来反抗晋朝，主要原因正如阮种所说，是边疆官吏（所谓“受方任者”）“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的结果。

事实正是如此。泰始四年至五年，时“颇有水旱之灾”，“比年不登”，引起河西、陇右地区羌、胡（包括鲜卑）的骚乱。[20]晋朝统治者如能采取一些赈济和安抚的措施，是完全可以安定局势的。可是，晋朝统治者却采取了高压的政策，激化了河陇一带羌、胡等少数民族与统治阶级的矛盾，终于酿成了长达十年、以秃发树机能为首的西北各族反晋战争。

泰始五年二月，晋朝统治阶级从河陇少数民族“必为害之势”的前提出发，为了镇压因灾荒而引起的骚动，采取了一些措施：即以雍州的陇右五郡（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及凉州的金城（治今甘肃兰州西）、梁州之阴平（治今甘肃文县）置秦州（治冀县，今甘肃甘谷东），以胡烈为秦州刺史。[21]其目的正如《资治通鉴》卷七九所说，是害怕河陇鲜卑各部“久而为患”，“以烈素著名于西方，故使镇抚之”。胡烈，字武玄，曾为魏锺会护军，参加伐蜀之役，[22]后为晋之荆州刺史，多年征战，是一个“勇而无谋，强于自用”的武夫，上任后即“失羌戎之和”[23]。也就是说，胡烈上任后采取高压手段，“妄加讨戮”，终于激发了以树机能为首的西北各族的反晋斗争。

泰始六年六月，胡烈率军攻秃发树机能部于万斛堆（今甘肃祖厉河支流北河河口），兵败被杀。[24]时任都督雍、凉州诸军事的扶风王司马亮，遣将军刘旗救之，旗观望不进。后晋武帝一怒之下，贬亮为平西将军，将斩旗，因亮讲情，才免死。[25]晋朝改派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杜预代胡烈为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率军镇压树机能。时树机能击杀胡烈，势转盛，石鉴命杜预出兵击之，预以为“虏（指树机能等）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鉴本与杜预有私怨，于是借此遣御史用槛车送杜预于廷尉。后因杜预尚主，故“以侯赎论”[26]。石鉴后也为树机能所击败，因“坐论功虚伪，免官”[27]。七月，晋廷一方面以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另一方面免陇右五郡所谓“遇寇害者”租赋，以收买人心。[28]

树机能先后击败了胡烈和石鉴，影响所及，陇右、河西其他各族也纷纷响应。据《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四月记：

北地胡[29]寇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之。群虏内叛，围弘于青山，弘军败，死之。

所谓“北地胡”，乃是从汉代以来入居当时北地郡的匈奴、屠各、卢水胡和羯胡等，到晋时形成了一些部落集团。泰始七年，北地胡响应树机能的起兵，进攻金城郡。其首领，据《宋书》卷三三《五行志》所记：为“药兰泥、白虎文”。晋凉州刺史牵弘率军镇压，被围于青山（今甘肃环县西）。牵弘与胡烈一样，是一个专事武力，“失羌、戎之和”的武夫，[30]于是引起“群虏内叛”，“群虏”中当包括秃发鲜卑部。[31]弘最后战败而死。

秦、凉二州刺史的败亡，震动了晋王朝，晋武帝在同年七月“乃下诏曰：‘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每虑斯难，忘寝与食’”。可见，晋朝统治者对以树机能为首的反晋斗争是十分头疼的。诏令接着说：“侍中、守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雅量弘高，达见明远……其以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发兵击树机能。[32]贾充害怕出征，计无所从，并深恨推荐他出征的侍中任恺。十一月，贾充女与太子订婚，又京师大雪，军不得发，遂未西行，留居本职。[33]

从秃发树机能与胡烈、牵弘的交战地区来看，当时秃发部主要集中在金城郡的西北一带。至泰始十年（274）底至咸宁元年（275）初，秃发部鲜卑的势力开始向凉州、金城以西发展。[34]《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八月云：“凉州虏寇金城诸郡，镇西将军、汝阴王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内云之“凉州虏”，当指秃发鲜卑部。又同书卷三八《扶风王骏传》亦记：“咸宁初，羌虏树机能等叛，遣众讨之，斩三千余级。”此记与上述《武帝纪》所记似为一事，但时间相差数月，且云树机能为“羌虏”，误。《扶风王骏传》接着又记：武帝又令骏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树机能、侯弹勃等欲先劫佃兵，骏命平虏护军文俶督凉、秦、雍诸军各进屯以威之。机能乃遣所领二十部及弹勃面缚军门，各遣入质子。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关于树机能送质请降，《晋书·武帝纪》记于咸宁元年二月；《资治通鉴》卷八〇“文俶”作“文鸯”[35]，且记此事于咸宁三年（277）三月。按以上三处记载，《武帝纪》记载较确，即咸宁元年二月树机能见文俶等军云集，遂降。不久又反晋，故至咸宁三年三月，又有“平虏将军文俶讨叛树机能等，并破之”的记载，与《资治通鉴》所记相合。而《扶风王骏传》将以上事均记于“咸宁初”之下，引起混乱，但内记归降的二十万口中有“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则可补上述记载之阙。

除此而外，在咸宁元年至二年间，远在河西之西，靠近晋西域戊己校尉治所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以东，也有一些鲜卑部落反抗晋朝统治。如咸宁元年六月，晋“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次年七月，“鲜卑阿罗多等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36]。这部分鲜卑可能是公元2世纪中漠北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西部的一支。[37]总之，自咸宁三年后，河陇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表面上趋于平息，实际是在酝酿着更大的风暴。

果然，咸宁四年（278）六月，树机能之党若罗拔能在武威起事，与晋凉州刺史杨欣展开了激战，杨欣战败，死于丹岭（今甘肃武威西）。[38]晋廷大震，仆射李憙请发兵“征讨”，朝廷其他官员以“出兵不易，虏未足为患，竟不从之”[39]。次年正月，树机能就攻陷凉州，尽取凉州之地。所谓取凉州之地，仅是取凉州的主要城镇，阻断了晋与河西的交通。河西汉族官吏、豪门则多拥兵于坞堡，与树机能等对抗。据《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记：“艾在西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泰始中，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内云“羌虏”即指树机能等，艾时所筑坞堡，由豪门、官吏督部曲、民众拒守，树机能等一时是难以攻破的。尽管如此，这对晋朝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晋武帝即筹咨将帅，李憙主张借自魏以来迁居于今山西的匈奴五部之众，假其首领刘元海（刘渊）以将军之号，令其率众入河西，击树机能。这是封建统治者一贯采用的“以夷制夷”的方针。可是，当即遭到另一名大臣孔恂的反对，恂对武帝说：“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40]武帝才打消了用匈奴刘元海击树机能的念头。但是，河西的断绝，使武帝焦忧不安，无计可施，只好“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乎？’朝臣莫对”。只有司马督马隆应声说，只要武帝能听任他选募武士三千人，即可击灭树机能，收复凉州。武帝即任马隆为“讨虏护军，武威太守”，精选武士三千五百人，给三军军资，令其西进。

同年十一月，马隆率军渡温水（即温圉水，在今甘肃武威东）。树机能即遣众数万，“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马隆做偏箱车，转战而前；或夹道累磁石，树机能军披铁铠甲，过时为磁石所吸，不得前；而隆军披犀甲，无所留碍，树机能军以为神助。这样，隆军且战且进，转战千余里，杀伤数千人，至武威。[41]又《太平御览》卷三〇一引王隐《晋书》亦云：“马隆击凉州，恶虏断道，隆作八阵图，车营并追，狭则木屋施轮并前，智谋纵横，出其不意，故能成功。”

马隆军至武威后，树机能部猝跋韩、且万能等率众万余落归降，马隆“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十二月，隆遣归降的率善戎、没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树机能兵败被杀。[42]至此，以树机能为首的反晋斗争终于失败，凉州复为晋所有。

以秃发树机能为首的反晋斗争从泰始六年起，至咸宁五年失败，前后共十年。从树机能反晋的起因看，他们的斗争性质最初是反抗晋朝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随着树机能实力的增强，逐渐控制了河西后，反晋斗争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变为秃发鲜卑贵族割据一方，与晋朝对立的性质。

树机能等的反晋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首先，它冲击了晋朝在秦、凉地区的统治，迫使统治者减轻了对秦、凉地区各族人民的压榨，注意选派良吏镇守该地区等。如晋朝在镇压树机能等的期间，先后于泰始六年七月、八年四月两次减免陇右五郡或四郡“遇寇害者”田租。[43]收复凉州后，晋朝于太康初（280）以马隆为平虏护军、西平太守，屯据西平。马隆在西平十余年“威信震于陇右”[44]。特别应提出的是，晋在击平树机能后，令“诸为奴婢亦皆复籍”[45]，即解放奴婢为一般百姓。这一措施，固然是晋武帝依汉魏成规而行，目的是增加给国家交纳租赋的编民，但对河西地区经济的恢复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反晋斗争的失败使原来入居河西、陇右等地的鲜卑各部，势力衰弱，分处于河西各地，与当地汉、羌人民的接触、交往更为频繁，有利于各部鲜卑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到4世纪90年代秃发鲜卑建立南凉，多吸收汉族豪门及俊杰之士为羽翼，统治者基本采取汉族的礼仪制度等，均与其长期与当地汉族杂居、交往日益频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