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一 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讨论，首先，我们看到男孩偏好在我国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并且依然影响着人们的生育决策，而独生子女政策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有动机和能力对胎儿进行性别筛选。出生性别比失衡使得未来婚姻市场中的适龄男女的相对供给不平衡，产生男性婚姻挤压问题，进而导致大量农村大龄男性处于未婚状态。由此产生的“光棍”危机又会引发一系列的人口、社会和安全问题。其次，我们也发现城市“剩女”现象与农村“光棍”危机共存。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嫁高娶低”的男女婚配观念和梯度婚配模式所产生的婚姻市场错配最终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职业女性也面临婚姻挤压现象，即很难把自己嫁出去。最后，我们也看到，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个人的择偶偏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总体来说，婚姻形式逐渐从包办婚姻过渡到以自由恋爱为基础的婚姻。另外，后天自致性因素在决定个体择偶偏好和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家庭先赋性因素的重要性则是先下降后上升。

这些观察促使本书将研究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利用队列要素法和婚配性别比法，预测我国2011～2030年的人口数量，同时，运用修正后的婚配性别比法，测算我国初婚市场的婚姻挤压度，分析我国是否存在婚姻挤压现象。

二是，若存在婚姻挤压现象，婚姻挤压的水平有多高？从队列和时期两个视角，测量婚姻挤压水平。在队列因素视角下，测算某出生队列理论男婴富余比，从队列的角度反映未来婚姻市场中男性婚姻挤压趋势。在时期的视角下，仍选用修正后的婚配性别比法，测算初婚人口婚姻挤压水平。是不是理论男婴富余比越高，未来婚姻挤压的程度就越大，对应的婚配性别比值就越大？

三是，在个体层次，利用微观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家庭先赋性因素和后天自致性因素如何影响适婚男女初婚风险。这里的初婚风险指的是个体进入初婚市场后在适婚时期内每一时间点发生结婚行为的可能性，即在每个时间点上从单身状态过渡到初婚状态的瞬时概率。比如，我们想知道，受教育水平是否对男性和女性初婚风险有不同的影响？在不同社会时期或者不同个体年龄段，教育对个体初婚风险的影响是否不同？城乡户口差别会不会影响个体初婚风险？等等。

二 研究意义

适龄人口的婚配情况不仅反映了一个社会婚姻与家庭的变迁，而且对国家人口再生产有巨大的影响，因此从宏观层面探究我国初婚市场婚姻挤压情况和从微观层面探究我国适婚人口初婚风险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研究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弄清楚了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大小，也就理解了初婚时间选择（初婚年龄）的决定机制。其次，无论是针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少研究均表明初婚年龄对生育率、离婚率、婚姻满意度、子女健康和教育等有重要影响（Bartle-Haring et al.，2017；Booth and Edwards，1985；Bumpass，1969；Chari et al.，2017；Hertrich，2017；Lampard，2013）。也就是说，通过初婚风险来分析初婚年龄也是理解家庭结构、性别关系等与家庭相关议题的重要渠道。最后，初婚年龄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Nobles and Buttenheim，2008；Raymo，2003；Yabiku，2004）。因此，了解婚姻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变迁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变化。

相对于国外，国内关于初婚风险的研究还比较少，更不用说系统性地分析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的目的正是在这方面做些尝试，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与国外研究的差距。同样重要的是，探讨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国初婚市场中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什么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帮助我们了解更深层次的社会变迁过程。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如下。

第一，本研究改进了婚配性别比法，立足于人口学视角，分析我国是否存在婚姻挤压以及婚姻挤压的水平。改进后的婚配性别比法具有更强的可行性，综合性更强，同时测算也相对简单。另外，在测量婚姻挤压水平时，我们选用队列和时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已有研究通常不考虑队列效应。这部分工作已经公开发表，详见孙炜红和谭远发（2015）、孙炜红和张俊良（2016）。

第二，本研究借鉴并修正了Blau和Duncan（1967）的度量指标，丰富了基于中国国情之下的研究内容。本研究将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家庭先赋性因素和后天自致性因素两类，结合我国婚姻市场的独有特征，增加或者修正了这两类因素的度量指标，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系统地分析它们对适婚人口初婚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与国外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相比，至今还没有一项研究系统地考察过中国国情下初婚风险与家庭先赋性因素和后天自致性因素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本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分析我国初婚市场是否存在婚姻挤压现象及挤压水平的高低，能够帮助我们从宏观上理解和把握我国适婚人口整体的婚姻匹配演化路径和现状，为更深入地探究婚姻和家庭问题提供参考。

第二，基于微观追踪调查数据，探究我国适婚人口的初婚风险及其影响因素，能够帮助我们从微观个体层次理解城市“剩女”现象和农村“光棍”危机。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两种现象的预防措施和治理对策，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毕竟，农村“光棍”危机和城市“剩女”问题不仅事关个人发展、家庭幸福，更可能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比如，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常见诸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