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研究表明，早在商代蜀商就已经往来于“蜀身毒道”上。西汉时期，蜀地外贸主要输出蜀锦、茶叶、漆器、铁器等产品，当时卖到身毒、大夏的物品不不止邛竹杖、蜀布，只是张骞只看到了这两种罢了。而蜀商对外贸易的成功也无疑极大鼓舞了汉武帝和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决心，并影响了中国和世界2000多年。巴蜀大地在人们印象中，那可是闭塞，交通不便的代名词，以至于唐朝大诗人李白那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家喻户晓。既然是交通不便，蜀商是怎么将商品运出蜀地，从而做出这么大的成就？这不仅让人好奇心倍增，其实这是有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我们就来看蜀商是如何做到在商业领域独步天下，成功致富的。蜀商在商界的成功以及将商业贸易扩张到国内外广大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巴蜀地区远离战火硝烟，独特的地理环境，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蜀商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巴蜀地区位于西南腹地，地形易守难攻，利于防御和自身生存。自从公元前 316年巴蜀地区纳入秦国版图之后，作为秦国的后勤基地，蜀地一直处于相对和平安宁的政治环境之中，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反观其它地方，不仅经历了战国七雄争霸和秦国统一战争，在短暂的喘息后又发生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战火四起、满目疮痍。西汉统一天下后，由于战争的摧残，各地商业贸易恢复也非常缓慢。而巴蜀地区，受战争的直接冲击小，社会经济保持了稳定，社会经济和工商业均得到较好的保护，商业发展一枝独秀。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下》:“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从夏商开始，蜀地农业便持续发展，至西周时期蜀地己经成为重要的富庶农业经济区。除农业外，丰富的自然资源还为冶铁、、盐业、纺织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优良的自然条件，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相互促进，使得人们衣食富足，产生了极大的商品交换需求，为蜀商经商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2、历史上蜀道的不断拓展也为蜀商与外界交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便利条件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但四川盆地封闭式的地理环境，令其对外交通十分不便，道路难行，但地理的不便和封闭却挡不住古蜀人对外开放交往的决心和意志。早在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与北方的汉中、关中地区，西北甘肃、青海地区，南面的云南地区，东面的湖湘、江浙地区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开辟出无数条通往外界的曲折道路，许多陆路也由人行马驮的小道拓展为走马行车的大道。据考证，当时蜀地通往外界的道路有嘉陵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剑阁道、阴平道、米仓道、越雟道、僰道、南方丝绸之路(今称)和长江上游的水路等十余条，这些都为蜀商与外界商业贸易提供的非常便利的条件。蜀地陆路相对难行，但水路交通却非常发达，发达的水路离不开那些优秀的中华先祖。大禹在川西高原岷山地区及川东重庆地区治水;春秋时期，开明帝鳌灵凿玉垒山，分引岷江水入沱江，减轻了岷江对成都平原的危害;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治理岷江，修筑都江堰工程，将岷江分为内、外二江，内江流经成都城外，东流而下，在嘉州与青衣江汇合，至今宜宾与金沙江相汇，因而古代成都的水上交通十分便利，成都平原更是沃野千里。正是由于古代先民对于岷江的开发和利用，令航运极为便利，沿岷江而下即可东入长江，经三峡，出夔门，可直达吴楚。巴蜀大地在人们印象中，那可是闭塞，交通不便的代名词，以至于唐朝大诗人李白那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家喻户晓。既然是交通不便，蜀商是怎么将商品运出蜀地，从而做出这么大的成就？这不仅让人好奇心倍增，其实这是有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我们就来看蜀商是如何做到在商业领域独步天下，成功致富的。
3、秦汉两朝持续对巴蜀地区进行开发和建设，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为蜀地经济和商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蜀商也为之崛起。
秦惠文王灭巴蜀之后，为巩固统治和开发巴蜀开始大量移民。《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輙徙其豪杰於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秦国以及其它六国大量的贵族、工匠、豪强地主、富商巨贾，纷沓而至蜀地，他们很多人从事工商业，从而发家致富，前面提到的卓氏和程郑就是优秀的代表。另外秦汉时期国家的鼓励政策使得商业发展得以兴盛。秦始皇曾对以畜牧及贩卖织物致富的乌氏倮和开采丹砂的巴寡妇清倍加赞赏。《史记·货殖列传》有如下记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羊。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之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也?这里的意思是说乌氏倮和巴寡妇清，因为有经商头脑、懂得致富受到秦始皇的赞赏。到了西汉时期，汉惠帝、吕后、汉文帝都出台了很多吸引移民，发展商业的优惠政策。其中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对巴蜀商业的发展最为利好，文帝赐宠臣蜀郡南安人邓通拥有严道铜山，可以私自铸钱，于是邓氏钱布天下。蜀商掌握先进冶铸技术与汉初朝廷对私营盐铁的宽松政策相互作用，让蜀地冶铁业迅速发展成为蜀地的龙头产业，并推动了农业、手工业、交通建设、商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商人地位在法律上虽然不高，但实际获利却最好，“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成为真实写照。汉武帝时期，政治上在西南夷、南越统一置郡，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政策，抑制了私营工商业;另外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北方丝绸之路”取代“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蜀商的发展势头，但蜀地仍然依靠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和丰富的物产资源持续推动蜀地的商业贸易发展。秦汉两朝持续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和建设，给蜀商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为蜀商做大做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蜀商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开拓冒险精神也是其能富甲天下的重要原因
商人都是非常头脑的，蜀商更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代表，他们会发现地理区位优势，利用巴蜀丰富的矿产获取利润。就如蜀卓氏看中了临邛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就迁移到那里，除了铁矿资源，他还了解到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和良好的商业氛围，不久他就富甲天下，成了西汉前期首富。冒险精神也是蜀商的优秀品质，为了追求丰厚利润，蜀商跋山涉水，飘洋过海将他们的商品带到西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他们敢于开辟新的贸易商道，与尽可能多的人进行商业往来，有时为了取得高额利润也敢以身犯险从事走私贸易。巴蜀地区经济繁荣，物产资源丰富，而蜀地南面的西南夷、南越则经济相对落后，对巴蜀地区的铜、铁、竹木、纺织品等需求很大，于是蜀商就将铁器、蜀布等商品贩至西南夷，以交换西南夷的马和牦牛等，双方各取所需。秦朝时曾管理西南夷一些地区，秦朝在这些地方设置官吏管理，当时的西南夷与巴、蜀、关中之间商业往来很多。但汉朝建立之后，汉武帝之前西南夷、岭南等地区并未完全并入中国版图，加之北方匈奴边患严重，汉朝专门应对匈奴，就关闭了蜀地与西南夷的要塞通道。当汉朝关闭了这些要塞通道后，蜀商为了获取利润，有的冒险犯法向这些地区出口被汉朝法律所禁止出口的粮食、武器等;一些蜀商越境贸易或进行边境市场贸易也未持有汉朝政府颁发的‘符’、‘传’、或‘过所’等，对此行为汉朝廷是采取严厉打击态度的，汉武帝时期就一次就处决了长安城里涉嫌有走私行为的500多个商人，但在丰厚利润诱使下，蜀商仍然以身犯险。《史记·西南夷列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窃出商贾就是指蜀商从事走私活动。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从秦惠文王灭巴蜀到汉武帝平定西南夷、南越，将它们纳入郡县管理之前，蜀商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冒险开拓精神利用巴蜀地区独特的地理交通优势，以丰富的资源为基础，在秦汉王朝政策的扶持下迅猛发展，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前就将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和丰厚利润。秦汉两朝持续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和建设，给蜀商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为蜀商做大做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三星堆时期开始，蜀商便通过三峡水道及蜀道出川，揭开了蜀商时代的序幕。在千年蜀商发展史中，蜀商的脚步走遍全球，部分蜀商更是将业务核心迁移至川外地区，将蜀商的文明传到世界各国。在蜀商发展初始，勤劳能干的蜀商凭借着自身本土农业发达等自然资源，将蜀布与邛杖等商品经云南送至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古代连往周边各国的通商孔道更是说明蜀商迁徙经商的历史悠久，经久不衰。
关于蜀商迁徙最早的古籍记载于司马迁所著《史记·西南夷列传》：“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可见，在战国及秦朝战乱时代过后，蜀商的经商才能在和平鼎盛的西汉中得以彰显，并以郡都边界作为关塞，偷偷以蜀地的农业产物换取筰国（现四川省汉源县东北）的马、僰国（现四川南部地区）的僮仆与牦牛，并以此致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这世界本没有路，但走的人多了，就有了道路。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蜀商发展初期。西汉时期，蜀商与僰国交易频密，因此僰道亦因此而生，随着蜀商的商业运作系统逐渐成熟，商品流转的地域亦逐渐增多，渐渐形成了由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的五尺道，形成了南方丝绸之路的雏形；西汉武帝时期，西南地区的开发得到了政策上的扶持，蜀商群体渐渐壮大，开发了成都经由云南、缅甸等通往西南亚国家的商道。
东汉时期，政府国力鼎盛，国境外的部落及小国均先后向汉王朝称臣纳贡，正因如此，南方丝绸之路的商品流通频密，颇具规模。从南方丝绸之路的路径可对当时蜀商的迁徙情况窥见一二。南方丝绸之路总体可分为西南路段、正南路段以及东南路段三大方向。西南路段又称“蜀身毒道”，从成都平原经由缅甸直通印度、巴基斯坦等中亚偏西区域国家，当时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对丝绸衣服情有独钟，因而载满布匹的马帮成了沿途最耀眼的风景。正南路段则从成都平原南行沿叶榆（今大理地域）通往缅甸密支那，跨入外域，一方面与“蜀身毒道”汇合，另一方面直入缅甸南部。缅甸是连接中国与印度的主要中转站，当时大部分蜀商都长期驻在缅甸。另外，由于正南路段途经云南，因此亦有大批蜀商通过该路段与边境居民进行绢马、茶马等交易。东南路段主要以海上运输为主，其分为红河道与牂牁道两大河道。红河道从四川经由云南直通越南，牂牁道则从蜀经夜郎通往番禺。东南路段不仅仅使蜀商能够以水上运输的方式进行货物运输，同时也打通了我国的西南地区通往亚洲东南沿海地区的贸易往来。
自唐宋时代起，茶马古道因当时茶马互市的开展而变得兴盛，蜀商与滇商之间的贸易变得频密起来。北宋初年，宋政府在成都当地设置了运转司锦院，用于蜀地锦棉的销售与运转，主要用于换购茶叶与战马。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为了更方便蜀商能够与云南少数民族区域商家换取战马，政府在成都当地加设了茶马司锦院，并在四川多地设置工厂，按战马的需求量织造蜀锦。直到 1168年，运转司锦院与茶马司锦院合并，蜀商与西南地域的商家合作更为频密，茶马古道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辉煌。至明清时期，蜀商与缅甸、印度等中南亚地区国家的交易依然络绎不绝。当时由于蜀地前往全国各地的人数很多，为了能够集中蜀商的力量，方便联络乡谊，约束行内行为以及抵抗外帮的欺凌，蜀商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四蜀商会，其中聚集了本土大多的四蜀商人，用于议事，后被称为“蜀商会”。显而易见，蜀商从建立初期直到如今，其贸易迁徙路线主要以南偏西南方向为主，其中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与蜀商的贸易关系更是源远流长。蜀商经营的酒产品、农业产品当时均主要通过云南运往中国南部各地及中南亚国家，并深得中南亚各国人们喜爱。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为何在近代乃至于当代四川的商品较少通往我国北方或是亚洲北方区域国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