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14年之前——象征主义的余晖——保罗·瓦莱里[1]的声名[2]

致保罗·瓦莱里

欢笑着又或许如此冒失地戴上

牧神前来敬奉的青春之冕

岩间仙女的灵魂（即便我未能画下

至少曾在某片蓝色的森林边缘撞见）。

乘着梦中历险的金舟

——谁为你留存希望？何处得你生活的信念？——

碧空清爽，低语的光芒

持续的升腾映于眼眸……

——并非她招手邀约的乐园

裸衣之白令她狂喜

不曾受现实奴役：

黎明轻抚，塑像预感到骚动，

苏醒，大胆地供认，不装羞耻，

无声的祷告亦贞洁纯真。

（《当铺》[3]，1913年）

在什么时候，安德烈·布勒东，一种昭示着超现实主义的全新感性在您身上初露端倪？跟随哪些事件？

我的天啊……要知道，追溯一个人自身感性的进程十分困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成为什么，有哪些事件在生命进程中留下了印记，而那些始终躲躲藏藏、半遮半掩的东西，恰恰是这些事件的催化剂，正是“这种东西”让精神生活呈现出这样那样的情态。就像一些神秘学家指出的，光或火对于某些化学操作而言必不可少，而公式在对这些操作进行解释说明时，却对这种火、这种光避而不谈，但缺少了它们，什么也实现不了。这显然是一种空缺。对于感性，我想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不过，是什么东西让您易于接受新的潮流？从一开始，是什么引领您首先去写作，后来又让您把自己定义为超现实主义者呢？

或许，只有通过精神分析对我的童年深度挖掘，才能对此做出解释。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对自己的回顾不得不从更晚的时刻开始，也就是青春期结束的时候，那时我已经了解自己对某些东西的兴趣与抵触了。这个时间点可以定在1913年。

1913年……您已经十七岁了。我想您当时在学物理、化学和博物（就是现在的物理、化学、生物），正在打算投身医师行业吧？

是的，但不得不说，这是纯粹的托词。其实，我的兴趣在别处。我的身体出现在阶梯教室的长椅上或实验室桌边，根本不意味着我的精神同样在场。不过，那时附在我身上的守护神绝非“文学”的守护神：我并没有因为写作的欲望而燃烧自己，也不是因为渴望让自己像人们说的那样“以文字成名”。在那个年纪，我感受到一种四处弥漫的召唤，在学校的围墙里，我对外面发生的一切存在一种模糊的欲念，那是我受到约束无法前去之所，但我内心深信，在那里，在任意某条街道上，真正与我相关的东西，涉及我本人的东西，同我的命运深度关联的东西，正受到召唤，即将上演。这解释起来并不容易。

让我们强调一下。这样的禀性在我看来构成了一种感知和行为方式，它不但属于您，还扎根于后来的超现实主义，鉴于此，诸如此类的智识态度，我敢说，就具有一种历史价值……

1913年，关于兰波[4]，我只知道诗选中的个别片段。我还不知道他关于拒不接受的著名口号：“执笔之手等于扶犁之手。好一个属于手的时代！我永远没有我的手。”我像他一样，体会到一种对所有“职业”一视同仁的抵触，包括专职作家在内。兰波曾经强调，“厌恶一切行业”[5]……

当时什么东西博得过您的好感？

诗歌和艺术所能制造的最罕见之物（一年前：马拉美[6]、于斯曼[7]、居斯塔夫·莫罗[8]）。你没法知道，我曾经一心想要接近那些在当时延续这一传统的人。我最先认识的是让·鲁瓦耶[9]。“我的诗歌，”他告诉我，“晦涩得像一朵百合。”事实上，这隐晦至绝妙的诗歌至今仍在我内心回响。让·鲁瓦耶当时正在主编一份美妙的杂志《方阵》，在其中发表了我最早的诗作，特别是致保罗·瓦莱里的一首十四行诗和献给弗朗西斯·维埃莱—格里芬[10]的一篇颂词。

我们知道，超现实主义从不趋向于象征主义，这就让您刚才的声明变得更加有意思了，您就这样亲手烧掉了您曾经热爱的东西！

不完全是这样。我认为，当时，文学的良知远没有堕落得像今天这么低。至少还有一些保留地，在那里，对语言表达的崇拜可以说得到了毫不含糊的呈现。当时，像保罗·福尔[11]主编的《诗与散文》这样的杂志，就可以将其发刊词毫不夸张地写成：“用散文和诗歌来捍卫并发扬高雅文学与抒情风格。”大众当然进不来，但重要的是诺言得到了遵守。

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对象征主义十分不公。你跟我说超现实主义没有把赋予象征主义价值视为自身的任务：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超现实主义不可避免地对立于象征主义，但批评不必亦步亦趋。它要找回两者间的传送带，使其复归原位。

这些正值壮年的诗人和作家有何典范之处？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在二十五年前就相识于马拉美的星期二聚会[12]，相识于他位于罗马街的小沙龙里。

回首再看，我觉得那正是其格调所在。他们再一次把语言表达的品质与高贵置于无上的地位。当然，他们所尊崇的美不同于我们，在我所处的时代，那种美已开始让人想起一位蒙着面纱的女子，正在朝着远方渐渐消失。不过，多亏了他们，一整套本质的价值得以保存，免遭玷污。今天这仍值得我们向其脱帽致敬（但没有人再戴帽子了……）。

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远不如后面的时代来得尖锐。但新一代已经在驱赶象征主义者，因为立体派和未来派已在之前的四年里喧然登场，而像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3]的《烧酒集》这样重要的作品也恰好在同一年，也就是1913年面世。您当时对此已经有所“警觉”了吗？

十分含糊吧：在他们周围的阴影愈发浓厚，但他们乐在其中，而且悠然自得，在这样的阴影里，对于这些逝去时代的伟大见证者，我保留着我的“敬意”，这个词并不过分，他们拒不接受任何让步，直视官方批评为其准备的可笑位置，心中没有一丝苦涩。他们真可谓超越了这一切。就我而言，我始终着迷于他们的那些诗句或文章，如果他们恰好封笔多年，那么怎么说呢，他们的沉默在我看来就和他们的声音一样宝贵。今天把这一点说出来很有必要，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被不断催逼着去走得更远，去“干涉”一切话题，导致他们并不感激前辈，理由是前辈中的某些人已经干涉得够多，显然不如交给年轻人来做了。

也许是因为，您觉得如此宝贵的沉默品质，我们已经不太了解了……

也许吧。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些人身上的某种腔调感动过我，让我永远沉浸其中，他们给了我一份无价的礼物。在我眼里，令他们永远与众不同的原因就是，在一个让我觉得异常贫困的世界里，唯有他们给过我一份礼物，而且他们与我素不相识。如果我渴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别的什么，那顶多是一个生命的信号，以回信或答应见面请求的形式传达给我个人。在某些日子里，没有什么比我收到维埃莱—格里芬、勒内·吉尔[14]、圣波尔—鲁[15]以及瓦莱里的回信或应答更加重要了：就好像他们把一部分秘密分给了我一样。秘密不会因此减少，恰恰相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再用他们的语调写信了，哪怕试着这么写，也会有所克制。一种矜持由此产生：今天，在信中悄悄塞入一丝永恒的气息，哪怕稍稍倾向于雅致的表述，都会像电话里一样显得不合时宜……

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接触这些诗人，而不是其他具有相同趋向的人？

事实上，我自己有过深思熟虑的选择。维埃莱—格里芬如今被十分不公地遗忘了，但在象征主义和后象征主义的小圈子里，他曾经被当成一位大师。对我而言，他是一个曾把一部诗集题献给“法兰西精美言说”的人。他的诗句是那个时期最明朗也最流畅的。像《耶尔迪骑行记》[16]这样广阔的画卷，就重拾并更新了维克多·雨果《海上冒险家之歌》[17]的主题，使之转向了内在世界（当我第一次去帕西河畔的豪华套房拜访维埃莱—格里芬时，我极为惊讶地发现，他的书桌上放着维克多·雨果的半身像）。像《启程》这样的诗集，由二十三首诗作组成，向生命美好的一面告别，堪称情感流露又有所节制的杰作。还有呢？在[18]的两三位伟大领跑者中，维埃莱—格里芬是一个坚持躲避荣誉、远离尘嚣的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亨利·德·雷尼耶[19]的解毒剂。

那勒内·吉尔呢？

我以一种我自认最为颠覆，也最为疏远的方式爱着他。他作品的标题叫作《言血》《言最好之物》，等等，这种命名方式如此怪异，阅读起来眼睛常常会严重忽略其哪怕零碎的意义（而考虑到作者的某些伪科学成见，这样也许更好），它们把我抛入一种言与词的黑夜，用各种罕见的火花加以强化，令我既气恼又着迷。如果“晦涩”“玄奥”这些词能够有效地适用于一种语言，那么肯定非常适用于他的语言。不过，当吉尔的诗篇在一间剧院里展开时（在当时举办的一次“诗歌日场”[20]期间），其音乐性的声量就主宰了其他一切。吉尔，或许还包括我后来才认识的圣波尔—鲁，是当时最受贬低的象征主义诗人。虽然批评家一如既往地对他投以嘲讽和辱骂，但我发现，令人心碎的一点是，他不顾一切地坚守着，用他的话说，他对“艰难又神圣的艺术”之“意志”。

1913这一年差不多标志着一个边缘的尽头，那是十九世纪的金字塔投射在二十世纪的金字塔上的影子的边缘，而后者才刚开始建造。的确，我们将从下一年开始目睹后者之美[21]！但在此期间，探索的领地似乎是开放的（四十二年的和平[22]、相对的繁盛、对于进步的持久幻觉）。

不过，在智识层面，后来的证据倾向于表明，一切都一团糟……

我想知道，对您而言，在一个世纪向另一个世纪的过渡中，是否至少存在一个人，能够确保其连接？

是的，当然有，他就叫保罗·瓦莱里，并且他是独一无二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谜。关于他，《与泰斯特先生共度的夜晚》[23]我几乎倒背如流，它在1896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发表于他参与创办的《半人马》杂志。

我一直把这部作品放在很高的位置，以至于某些时候，我觉得泰斯特先生的形象从他的书籍边框——瓦莱里的小说——中走了出来，来到我耳边念叨他严厉的抱怨。直至今日，我还能在不少情境下听到这个人物以其独有的方式嘀咕，他仍是那个我认为有理的人。对我来说，瓦莱里已然在这部作品中抵达了至高的表述：由他创造的一个角色（至少我这么认为）真的动了，前来与我相遇。

您对他过去的那些诗也有感觉吗？

总体来说，是以另一种方式。但它们很可能对我的心灵使用了和陷阱一样的省略法。这些诗散布于年代久远的杂志，当时并不好收集。不过，每当一首诗到手，我都没办法穷尽其中的神秘或纷乱。它们涉及梦幻的光滑斜坡，往往还是色欲的梦幻。我想起自己第一次读《安娜》这样的诗作，甚至后来再读也还是这种感觉：

安娜与苍白的被单混为一体，

将沉睡的秀发抛在微睁的双目前，

凝视她远远弯曲的慵懒手臂

放在她裸露的腹部无色的肌肤上……

由于对瓦莱里的频繁阅读，我无疑从精神上养成了某种淫秽的趣味。

对您来说，他长久保持的沉默[24]还增添了他的魅力吗？

回过头来看，这是他让我觉得最为迷人的地方……在付出了那么多后，他似乎真的给他的文学生涯永远放假了。十五年来，他什么都没发表过。据说他置身世外，全然醉心于思辨，而数学很可能占了其中一大部分。我忍不住从泰斯特先生的命令出发，做些或好或坏的猜想——这是十分有趣的题外话。我想，在瓦莱里身上，泰斯特先生已永远取代了诗人，甚至取代了“诗歌爱好者”（就像他不久前喜欢给自己定义的那样）。在我看来，瓦莱里的做法从一个神话的固有声誉中获益了。这个神话，我们已经看到它围绕兰波[25]建立起来——一个人某天转身背对其作品，仿佛一抵达巅峰，作品就以某种方式“赶走”了它的创造者。兰波此举赋予了那些巅峰一种无法逾越、某种意义上令人眩晕的特点，并且，我还要说，允许它们施展一种魅力。兰波在哈勒尔[26]的历险（它所引发的疑问）赢得了，并将继续赢得，绝大部分我们对他充满激情的兴趣。瓦莱里，在我看来，也处在同样的光芒下，此后的马塞尔·杜尚[27]也是如此，而且仅他一人。

您能回忆一下您同保罗·瓦莱里的相遇吗？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入他家的场景，是在维勒居斯特街40号，我几乎没有料到有朝一日这条街会以他的名字命名[28]。漂亮的印象派画作被尽其所能地塞进了家里，挡住了镜子。这个人——除了他没有别人——极其优雅地接待了我，上楼梯时，我很难看清他的脸，而他如落潮海面般透明的美丽蓝眼睛，在略显专断的眼睑下凝视着我。我记得他一开始就让我很窘迫，因为他夸赞我曾经有幸住在庞坦[29]，那里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巴黎街头的香水工厂：他说，他羡慕我“在风尘女的裙丛”中长大。他或许保留了于斯曼的精神转向，但恋物的风格完全是他自己的。其谈话魅力与非凡才智从那时起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赞扬。但最动人的或许是从他“极度毁灭性的——甚至虚无主义的”精神中透露的东西，而这种精神恰好打动了T.S.艾略特[30]。

这无疑让他成了一座通往超现实主义的桥梁，不过这桥梁不是在1921年前后产生了裂缝，并在数年后断裂[31]了吗？

没错，不过瓦莱里仍教给了我许多东西。多年来，他以恒久的耐心回复我所有的问题。他让我对自己严格要求——他为此承担了一切必要的辛劳。我之所以长久专注于某些高度的纪律性，也要归功于他。只要达到某些根本要求，他也会给予我全部的行动自由。他告诉我：“我根本不是一个焦虑于如何把思想分享出去的人。劝人皈依的做法与我截然相反。每个人都见其所见……”

……然而，我之前提到的那个神话应该是最强大的。没有什么顶得住失望，顶得住幻灭：眼看他突然就与自己的态度背道而驰，发表新的诗篇，修改旧作（而且是笨拙地改），试图让泰斯特先生复活，却无济于事。我就不细说他的这个惊人的演变阶段了。我选择在他入选法兰西学院的日子[32]脱手卖掉他的信件，一位书商对此觊觎已久。我的确有保留复本的癖好，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珍藏着原稿，像对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

岁月流逝。我想有不少相互的影响已经产生……

是的，象征主义的圣殿彻底坍塌了。其他或多或少值得注意、或多或少一夜成名的过客，也有登场之日，其中几位，甚至还有分量丝毫不轻的谢幕之时。

总体上，他们带来了一个命令迥异的讯息，要求立刻进行检视，并且本质上是要朝前进而不再是向后走。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已经是意味深长的爆炸。战争则是完全不同的爆炸。而骑在将二者绑在一起的时间之马上的（如他喜欢的那样），则是我眼中至为重要的诗人形象：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好的，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第二次广播将展现您自身的情况，也就是1914年至1919年的进程。

注释

[1]《当铺》是布勒东出版于1919年的一部诗集，收录了他1913年至1919年期间创作的诗歌作品。这首无题诗是布勒东最早发表的诗歌作品之一，发表于1914年3月的《方阵》杂志。该诗创作于布勒东与瓦莱里相识前后，被布勒东题赠给瓦莱里。根据该诗的一份手稿，这首作品应该作于1914年2月。

[2]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著名诗人。布勒东十八岁时便开始与瓦莱里通信，后者一度成为青年布勒东的思想导师与诗学引路人，并在生活上给予过布勒东不少帮助。但后来布勒东觉得瓦莱里背弃了自己的人生理念，加之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二人的关系逐渐疏远。

[3]1951年，时年27岁的法国记者安德烈·帕里诺（André Parinaud）作为提问者与时年55岁的布勒东录制了16期访谈节目，该节目于1952年2月到6月间在法国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中播出。（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4]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著名诗人，受到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的推崇。1914年布勒东阅读了兰波的《地狱一季》，真正发现了这位诗人，在此之前，他仅仅通过一些诗选阅读过兰波的零星诗篇。

[5]兰波的两句引文均出自《地狱一季》。

[6]斯特凡·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诗人，布勒东心中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布勒东青年时代的诗风深受马拉美影响，尤其在对词语的使用方面。他曾亲口承认马拉美对他产生过“最大的影响”。

[7]乔里—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法国作家，布勒东引用最频繁的小说家之一，其小说《夫妻》《放弃》及《彼方》尤为受布勒东喜爱。

[8]居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1826—1898）：法国象征派画家。布勒东在青年时代通过于斯曼的小说及艺术评论发现了莫罗的绘画艺术，并且经常前往莫罗博物馆观摩其作品，尤其欣赏其笔下悲剧性的神秘女性形象，并将莫罗称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

[9]让·鲁瓦耶（Jean Royère，1871—1956）：法国诗人，1906年创立《方阵》杂志，宣传象征派艺术。

[10]弗朗西斯·维埃莱—格里芬（Francis Vielé-Griffin，1864—1937）：法国象征派诗人。

[11]保罗·福尔（Paul Fort，1872—1960）：法国象征派诗人。1905年创办《诗与散文》杂志。

[12]马拉美在其位于巴黎罗马街的寓所中每周二举办沙龙活动，邀请年轻的诗人一起谈诗论艺，于是便形成了法国文学史中著名的“星期二聚会”。这些参加聚会的青年诗人后来成为法国象征派的主体。

[13]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二十世纪最有创造力的法国诗人之一，引领了多个新诗运动。创造了“超现实”一词，被布勒东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在去世前与布勒东交往频繁，被后者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

[14]勒内·吉尔（René Ghil，1862—1925）：法国象征派诗人，象征主义的理论奠基人之一，提出过“词语乐器”理论，对布勒东影响深远。

[15]圣波尔—鲁（Saint-Pol-Roux，1861—1940）：法国象征派诗人，被布勒东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布勒东曾把自己1923年出版的诗集《大地之光》题献给圣波尔—鲁：“献给大诗人圣波尔—鲁，献给那些像他一样享受着无闻于世之绝妙快乐的人。”

[16]《耶尔迪骑行记》是维埃莱—格里芬出版于1893年的一部诗集，布勒东的藏书中保存着该书的首印版。

[17]《海上冒险家之歌》出自其1859年出版的诗集《世纪传说》。

[18]1885年前后法国象征派诗歌群体正式登上法国文坛。

[19]亨利·德·雷尼耶（Henri de Régnier，1864—1936）：法国象征派诗人。热衷名利，1911年当选为法兰西院士。

[20]“诗歌日场”是1913年在巴黎老鸽棚剧院举办的诗歌朗诵活动。

[21]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22]即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到1913年。

[23]《与泰斯特先生共度的夜晚》是瓦莱里的一篇小说，1896年首次发表。

[24]从1898年开始，瓦莱里停止了诗歌创作，直到1917年发表《年轻的命运女神》，才打破了他在文坛二十年的沉默。这一沉默期成为瓦莱里的人生谜团之一。

[25]兰波在二十岁出头时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文学创作，之后彻底抛弃文学，在全世界旅行、经商，余生没有写下一行与文学相关的文字，这一经历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神话”。

[26]哈勒尔位于埃塞俄比亚，兰波曾经在当地经商。

[27]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法国艺术家，二十世纪最具颠覆性的艺术家之一，布勒东的好友。在其人生中曾一度放弃艺术创作，转而下了多年国际象棋。

[28]维勒居斯特街1946年改名为保罗·瓦莱里街。

[29]庞坦是巴黎北部市镇。布勒东在此地度过了童年。于斯曼在小说中曾描述过庞坦城中香水厂的气味，布勒东和瓦莱里对此都十分熟悉。

[30]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诗人，出生于美国，1927年加入英国籍。在1946年马赛出版的《南方手记》杂志中，艾略特发表了《瓦莱里的教导》一文，其中写道：“我相信，他的精神是极度毁灭性的——甚至虚无主义的。”

[31]由于美学品位方面的巨大差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瓦莱里与布勒东逐渐疏远。

[32]925年瓦莱里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