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理论”的前史及其兴起

阅读材料：

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和保罗·利科的著作片段。

首先我要谈谈我们这门课的名称，因为其中包含几个大词：“理论”和“文学”当然要讲，“导论”这个词也值得说说。

“理论”这个词有很复杂的词源学历史，我不想对此多说，只想指出它的意思为什么令人感到困惑。在某些时期，这个词的用法使它有我们现在称为“实践”的意思。而在另一些时期，它又完全没有实践的意思，而是一个实践可以诉诸的概念。理论的后一种含义现在很流行，但我们接受这个含义也许有些过于不假思索了。然而，对我们来说，理论和实践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但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区别却没有那么明显。是的，将方法论称为“应用理论”可能很有道理，但这使它听起来好像是我刚才所谓的实践（经过规划的实践）的意思。另一方面，理论并不总是立即就实用的。理论可以纯粹是推测性的行为。它是关于某种事情的假设，这种事情的真正本质不需要一定是可见的，因为理论可以将之呈现出来。无论理论的对象是什么，如果真有一个的话，由于人们的思想存在局限性，理论自身更紧迫的需求都是严格的内部一致性，而不是在一个既定领域得以应用。

当然，理论大多数情况下无疑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通常，咱们这种课程都有某种检验文本，比如 《利西达斯》（Lycidas）、《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一部短篇小说。每过一段时间，课堂讲解都会停下来，作品被拿出来，然后用最近讲到的理论来分析这部作品。这样，你将会听到对《古舟子咏》的后殖民主义解读，或者创伤理论的解读，等等，这将会贯穿这门课的始终。顺便说一句，曾经有过很多很好的解读。

我不愿意说理论总是应该有用的，尽管我知道情况通常是这样的，但我也不会偏离这个常规。我会对此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至少使它时不时地看上去像是在小题大做。我们的文本是一本儿童故事书《拖车托尼》（Tony the Tow Truck）。这是一本由硬纸板做成的小书，每一页的下面有一行文字。每一页上还画有带着不同表情的拖车，背景是带有表示赞同或反对表情的一排房子。我们暂时不会回到这个文本，但是庆幸的是，这个文本很短，以后我们会用它说明不少问题。当别人回到《利西达斯》的时候，我们将回到《拖车托尼》来介绍如何运用理论。

我的这个选择没有任何贬低理论的意思，也不含有任何对文学作品的歧视。这更多的是想提醒大家，假如你能用理论分析《拖车托尼》，你就能够用理论分析任何文本。同时，我也是要提醒大家，阅读—阅读任何东西—毕竟是一种复杂、几乎具有无限潜能的行为。

理论探讨根本性的问题，而且有时会建构体系。在这一点上，理论与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可能很像。这就是说，理论旨在对可以被思考的对象进行总体描述，这与哲学很相似，或者说足以与哲学匹敌。但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哲学都不同，因为它带有的怀疑态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文学理论中，对我们进行思考的基础似乎有着各种各样的普遍怀疑，这种怀疑正是现代文学理论史的特征。我们在这门课上读到的理论并不都是怀疑性的。文学理论中最有力、最深刻的一些思考在其意图和观点上都是建设性的，但是无论你高兴与否，更多的时候你将面对这样的事实：你将发现这门课的阅读材料大部分都是由这种持久的怀疑支撑的，或者我应该说是被它损害的。理论的怀疑论是极其重要的，我将不断地提到这点，但现在我只是顺带提一下，以便唤起理论的氛围。

回到“文学”这个词。这门课不是关于相对论、音乐或者政府的理论的。这门课是关于文学的理论的，而文学的理论与其他种种理论一样，需要进行定义。对我来说，理论提出的最基本，也许最吸引人的问题可能就是“什么是文学？”我们课上的大多数阅读材料都回应了这个问题，轮番为我们提供了种种有趣而奇妙的定义。有些定义是以形式为基础的：循环性、对称性、精简的形式、不够精简的形式、重复。有的定义以摹仿为基础：对“自然”、心理状态或者社会政治状况的摹仿，这些定义诉诸摹仿的复杂性、平衡、和谐，或者有时是不平衡、不和谐。有些定义专注于文学与其他话语类型之间在认识论上的差异：大部分话语致力于真实反映世上事物的实际状态，而这种观点认为文学话语没有这样的责任，应该被认为是虚构的，它编造事物而不指涉事物。

所有这些定义都曾流行过。我们会重温它们，当我们更多地了解它们后，我们会发现它们各自的优点。但同时，正当我一口气说出所有这些可能的定义时，你们也许在想，你们可以轻易找出所有这些定义的反例。嗯，不错，你们这么说有道理，但同时，你们这种强硬态度会引起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不是吗？），文学可能根本什么都不是！换句话说，文学也许是无法被定义的，无法由一个定义说明，而只是你觉得是文学的任何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你所在的解读群体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东西。但是，即使你得出了这个结论，文学的定义似乎也不会无效。只要你们知道特定群体对文学有着特定的观念，这些观念自身就值得研究。毕竟，你们自己也完全知道，实际上也认同在你们大家中间什么被当作文学。我刚刚描述的是所谓的新实用主义者对文学和定义的大体看法，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免于限定研究对象的任务。定义对我们而言很重要，即使它是临时的，在这门课上我们当然不会一笔带过。

除了给文学下定义，文学理论还提出了一些多少能打开这个领域的问题。什么产生了文学？文学的效果是什么？对起源问题我们会问：什么是作者？文学权威的本质是什么？同样地，如果文学有效果，那它一定作用在某个人身上，这就产生了另一个有趣而令人烦恼的问题：什么是读者？文学理论主要涉及这种类型的问题，我们这门课的结构就是按照这些问题组织起来的。从课程内容上你会注意到，我们的课程从文学由语言形成的想法转向文学由人的心理形成的想法，再转到文学由社会、经济、历史的力量形成的想法。就文学具有什么样的效果而言，这些想法必然会有相应的推论，我们的课程就按照同样的顺序介绍这些推论。

最后，文学理论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转向形式、心理和社会之前，我们先从这个问题开始。它不是一个“什么是读者”这类的问题，而是“阅读是怎样完成的”。这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能够充分地解读某个事物，或对正在进行的阅读有某种依据，我们—任何人—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阅读经验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直面文本？文本在很多方面与我们相距遥远，我们应该如何与之发生联系？这些都是所谓的阐释学（hermeneutics）提出的问题，我们很快会讨论这个难解的术语。它来自希腊神祇赫尔墨斯（Hermes）的名字，这位神祇将语言教给了人类，他有许多头衔，其中之一是信使之神。

关于文学和它在理论中的语境，我们就谈到这里。现在让我赶紧讲讲“导论”这个词。我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开始教这门课，那时文学理论绝对是时髦的东西。我的一位同事曾经半开玩笑地说，他希望他的门口也有黑皮的特许证。理论那时既热又酷，带来的结果就是，它不是一个人有自己主张的问题，而是要有非常强烈的主张。所以，许多人认为你无法教一门理论“导论”。他们的意思是，你无法教一门概论课程，比如说：“如果今天是星期二，那就讲福柯。如果今天是星期四，那就讲拉康。”这种做法是对理论的背叛。人们认为，需要做的是去努力抓住所有可能的理论的基础。你是一位女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保罗·德·曼的学生，如果你打算教概论课程这种东西的话，你必须从你的基本信念中推导出其他的部分。

这就是人们那时觉得教理论应有的方法。教一门导论课很尴尬。那时我教的这门课叫“文学Y”，像现在一样，是我们文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保罗·德·曼教的是“文学Z”，他把它上成了一门阐释技艺的课。那门课确实使其他各种形式的理论黯然失色，非常严格而有趣0，但那不是一门概论课。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要从一个基本思想中推导出来。但他们就没有稍微假设一下这种可能：许多认为自己是基本理论的一系列思想，竞相吸引人们的注意，可以令人愉快地以折中方式兼收并蓄—这或许就是我们在这门导论课上时不时要做的。

我怀念那时的酷和热吗？既怀念也不怀念。华兹华斯说过：“能活在那样的黎明中是何等幸福。”我希望能够说服你们，现在“进入理论”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我们仍然有见解，我们需要有，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有。我们仍然需要承认，我们的思考都来源于理论原则，而文学新闻大体上不需要。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所为、所说，和在论文与文章中写的内容都是以一些理论为前提的。假如我们不接受这些理论，那我们就不过是天真地复制，完全不清楚我们是怎么利用它们的和它们怎么利用我们。因此，和以前一样，理解理论是至关重要的。

认识到理论的声望已经衰落、曾经的热闹已经过去，也是有好处的。（我在这里说的不是方法论，人们现在仍像以前一样还在热切争论方法论。）我们处在现在可以被我们称为历史的有利位置。我们将要学习的理论中的一些，实际上是大部分，不再被视为当今各种方法论的本质基础。我们要学的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繁荣的时刻，而且作为一种范式，仍然对其他范式的形成产生间接影响，但其中的大多数不再是人们仍在热议不休的议题了—这给了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进行观察的机会。因此，在不时地解释某些理论议题和思想为什么在特定历史时刻声名鹊起时，我将会有合理的自信。有了这个增加的维度后，导论就不仅仅对那些想了解理论高峰的人有价值。它的价值还在于为我们展示了理论现在如何一方面成了一个历史话题，而在另一方面，是我们全身心投入并致力于研究的对象。所有这些就是教一门文学理论导论课程的理由。

文学理论是如何与批评史联系在一起的？批评史也是一门我喜欢教的课。通常，这门课的内容包括从柏拉图到 T. S. 艾略特或者从柏拉图到I. A. 理查兹或其他某个20世纪早期的重要人物。这门课与文学理论课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和理论一样，文学批评持久地关注文学的定义问题。在讨论文学的定义时，我提出的许多问题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同样相关。但是，我们仅凭本能就能知道，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事业。首先，有一样东西在文学批评中是理所当然的，而在文学理论中却不是。文学理论不关注评价。文学理论将评价或者鉴赏视为任何读者反应经验中的必然组成部分，它更倾向于在描述、分析和推测等问题上进行讨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特定读者在特定环境下如何和为何评价文学，或者没有或拒绝这样做，这就是文学理论的课题，或者至少是理论引起的方法论的课题。但是，我们为什么应该或不应该评价文学或者某部作品，只属于批评的领域。然而，我应该有资格说，理论有时暗含了价值，即使它没有如此公开宣称。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曾说“诗歌不肯定任何事，所以从来不说谎”，这既属于理论又属于批评。 保罗·德·曼很可能完全同意这个说法。

这是理论中缺失的东西。但什么是理论有而批评没有的呢？在这节课剩下的时间里，我将主要讲一下这个问题。理论中出现的新元素是怀疑主义，这是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所不具备的，文学批评总是在坚持某种原则。文学理论对其主题的基础保持怀疑，大多数情况下，对自己的论点的基础也保持怀疑。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尤其是在20世纪及以后，人们为什么对确认为真的阐释的可能性有如此普遍的怀疑呢？

这个答案存在于人类思想史中。我认为，这种怀疑主义的种子是在我们经常称作“现代性”的时期种下的。我们不应该混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后者是20世纪早期的现象。现代性指的是现代思想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它追溯到笛卡尔、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现代早期”时代。注意一下这些人物：在《第一个沉思》中，笛卡尔想知道他怎样才能确定自己没有疯，或者他的头脑是否被一个邪恶的天才所占据；莎士比亚关注哈姆雷特这样的角色，后者可能是个疯子也可能不是；塞万提斯把他的主人公写成一个疯子—或者至少我们很确定这一点，而堂吉诃德不这么认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理性、有条理的思想者。同样，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但是塞万提斯使我们好奇，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样的歇斯底里的妄想狂。

所有这些对理性思维基础的怀疑都产生于17世纪。那么，我们为何在那时对“我知道什么”和“我如何知道”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神经质呢？我认为在《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s）接下来所说的内容里，笛卡尔至少部分地描述了这个问题。笛卡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自己是存在的呢？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异己的存在并不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存在着。笛卡尔给出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回答：“我思，故我在。”随之而来的推论是，因此所有我思考的事物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存在着的。

这个“笛卡尔革命”为之后150年间我们称为启蒙运动的时期建立了一个中心前提。从那以后，人们认为心灵与心灵所思之物有一定的距离。一开始，人们觉得幸好有这样一个距离。毕竟，如果你站得太近或太远看一张照片，你都无法看清楚，它会失焦。但是如果你和它之间的距离正合适，它就聚焦了。这种科学客观性思想的基础就是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保持客观的中间距离，在它的激发下，法国启蒙主义者编撰了《百科全书》。但是渐渐地，这段距离既不太大也不太小的假定开始受到侵蚀。尽管许多严肃的康德研究者没有把康德归在怀疑主义者一边，但他在1796年确实说过和笛卡尔的“我思”一样著名，却更加令人不安的话：“我们无法认识物自体。”确切地说，康德在物自体周围竖起了一座巨大的脚手架—尽管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但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测量它，间接地去认识它—以至于将他归在怀疑主义者一边似乎很无礼。但同时，从主客体之间距离产生的危机感开始在这种思维中出现。

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中说，在近代历史和最近的意识发展过程中，某种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有了“苦恼意识”，这种精神的异化状态驱使我们远离我们观看的事物。我们不再确定我们看到了什么，因此意识感到被异化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思想史的主流是怎样一步步向怀疑主义敞开了大门的。但是，至关重要的转折还没有到来，因为在所有这些论说中，甚至包括黑格尔的，都还没有质疑意识思考所思之物的权威。意识可能并不能清晰地思考对象，但它仍然是产生自己思想的根源，尽管这些思想可能是不确定的。但是接着又出现了三位伟大的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但这三个被认为是奠基性的人物—他们开始提出问题，使整个有关意识的议题复杂化了。他们的论点是，意识不仅无法清楚地理解它所观之物，因此与它异化了，而且与自身的基础也异化了。与自己所观之物相比，它对自身从何而来的认识并不更多。换句话说，意识不仅与世界异化，而且抹除了自身思考的根源。

在《资本论》里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论述中，马克思描述了我们通过人类劳动创造产品并将其转化为商品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我们认为商品有客观价值，但没有生产它的劳动价值。他将商品拜物教与宗教做了比较：上帝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产品，我们将其对象化，然后假设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有着永恒不变的商品价值。马克思的观点的一个方面，是认为意识（也就是我们相信事物的方式）被蒙蔽了，因为它是由它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的：社会、历史和经济的因素塑造了那些我们认为是真实的思想，创造出了被马克思称作意识形态的东西。

所以到了19世纪中期，意识面临着双重的挑战：它不仅要与自己和所观之物之间的非真实关系（被意识形态扭曲）做斗争，还要与自己和自身基础之间的非真实关系做斗争，这种基础是“真实的存在条件”，塑造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使之看起来是普遍的。这个论点与尼采的是一致的，但是尼采变换了攻击的理由。对尼采而言，造成意识运作机制不真实的是语言的本质。当我们认为我们在讲述真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使用一些陈腐的修辞。“那么什么是真理呢？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现在不被当作硬币而只被当作金属的硬币。”“现在”这个词很有意思，那些曾经想把尼采征召进反对语言中的真理主张的队伍中的人，并不是总能注意到这一点。尼采似乎设想语言或许一度也能命名现实，那时语言领域的货币还具有真实的交换价值。他认为语言现在遭受了陈腐修辞的征服性入侵，这些陈腐修辞支配着我们相信什么是真的。我们用一种修辞手法来说天地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会相信存在一个天神。我们不明智地使用了无法被—或者不再能被—证实的修辞，从言语滑向信仰。

最终，弗洛伊德赞同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关系。意识是我认为我每时每刻在思考、在说的东西，而决定意识的是无意识，也就是每时每刻不断扰乱我们的思考和言说的东西。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中，弗洛伊德提醒我们，弗洛伊德口误并不只是偶尔发生的，即兴演讲者对这一点最有体会，它随时都在发生。弗洛伊德口误是人们隐约意识到的意识在无意识的影响下产生的失误。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它代表了理性永恒地、无法逃避地臣服于欲望。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是阐释学传统中的现代哲学家。他并不完全相信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在附录Ⅰ里第1章的第三段中，他反驳说，这些现代思想的伟大先驱，尤其是现代文学理论的伟大先驱一起统治着一个“怀疑学派”（school of suspicion）。就像“怀疑主义”一样，“怀疑”这个词也能被理解为否定。也就是说，在我们看到的东西中，我们观察到的任何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事物，都会被这种思维用反直觉的否定破坏掉。由于它是辩证的，是所设定的反面，否定不仅仅认可那些我们觉得自己确定知道的东西（任何人都会同意，社会经济力量、语言和无意识对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同时也在破坏它。将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当作强否定的思想家来接受，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当我们下节课阅读福柯的《什么是作者？》时，我们会回到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是如何被接受的问题上，以及从福柯的观点出发如何理解这一点。福柯认为，相信作者存在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会马上把他们转化为权威。但是，如果因为这个原因而说相信作者存在是危险的，那我们怎么对待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这些福柯本人的伟大先驱呢？我们会看到，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一文中直面了这个问题，并以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转折做出回应。对我们来说，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段落以及他们三位作者全部作品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我们的主题—我们学习的文学理论现象—进行的说明。换句话说，由于这些人物产生的影响，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怀疑的阐释学，是一种被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承认的否定的练习，尽管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在我刚开始教这门课的那段时间，谩骂攻击文学理论的著作可以塞满足有6英尺高的书架，许多是为普通读者写的，有些含有学术分量。今天，你可以选修文学理论这门课或者退掉它，不必大惊小怪。但当时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抗议，说明它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对许多人来说，文学理论与我们所知道的文明的终结有些关系，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一段时间内还写了书。人们认为基础知识——似乎激发了许多在文学理论中至今仍然存在的东西——遭到破坏严重威胁了学术散发出来的理性，由于这个理由，文学理论在无数激烈的辩论中遭到了攻击。文学理论受到镇压，部分是因为理论所具有的独特的怀疑主义。我想现在最好强调一下这一点，因为人文学科今天仍然受到攻击，但是重点不同。攻击人文学科的主旨不再是它的否定性，而是它的无用，这有时是一个必然包含的结论。

我认为，在利科的否定性万神庙中，还遗漏了一种影响，那就是达尔文的影响。我们可以期待这种影响对文学理论和21世纪的其他理论会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达尔文看作第四个怀疑的阐释家。他自己对怀疑并不感兴趣，在自然选择理论中也看不到对广为接受的宗教的真正威胁。但是，他确实是一种有关意识的思考方法的奠基人，这种方法将意识视为是由他物决定的，或者是由社会生物地决定的，或者是在认知科学领域那样认为被决定的，或者是像人工智能那样被决定的，等等。所有这样的思考都传承自达尔文，而且将在21世纪越来越有影响力。我认为，能够改变20世纪文学理论的认知和研究形态的，将是越来越多地强调用认知科学和社会生物学途径去研究文学和阐释过程。它们源自达尔文，正如同20世纪诸多思想潮流来源于我们刚才讨论过的那三位人物。

但是，怀疑的阐释学首先引起的是像空气中的不安这样的东西，这也是由巨大的历史变化造成的；这终于使我能够简要说明一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903年的《使节》（The Ambassadors）和契诃夫1904年的《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中的片段。我在努力提醒你们，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在两本书中，主人公都提出意识—也就是对活着的感知以及存在于世界中的感知—不再具有能动性：开始感到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不过像傀儡一样是被操控的，我们能做的事极其有限。《使节》中的斯特瑞塞和《樱桃园》中的叶彼霍多夫所说的观点极其悲观和忧郁，与天气相应和，还能惊人地预知被更加系统阐释的文本内容。下一节课我想从詹姆斯和契诃夫的片段开始，然后再进入“什么是作者？”这个问题。